两会代表意见集锦
将健康管理纳入卫生部职能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健康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目前卫生部职能主要为卫生和医疗服务管理，公民健康管理并未完全正式纳入卫生部职能范围。但医改重点就是推进健康管理，这有利于追踪传染性疾病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亚健康问题。
公民健康管理主要包括：从公民出生开始，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对其健康状况密切跟踪，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实行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提供治疗、管理方案，更好地指导公民养成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等。
现在，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生产条件、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等使人的健康问题凸显出来，生存环境恶化、精神压力加大、身体亚健康状态等，成为健康的潜在威胁。随着人类疾病谱由感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慢性病、老年病等生活习惯疾病为主，卫生系统的职能建设及工作方式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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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国家卫生部门若仍然仅侧重于卫生医疗方面的管理，就不能满足全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健康要求。
在西方，健康管理的理论、实践都已非常发达。在美国，很多人都在接受专业健康管理公司的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始实施国家健康战略。
面向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人类提出的健康口号是：“健康新地平线，从理想到实践。”要求卫生工作由传统的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以人类发展为中心上来，其核心概念是维护健康和促进健康。
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积极倡导全民健康管理。建议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及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和普及健康理念和基本理论知识，使健康管理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要建立公民健康档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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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议卫生部更名为“卫生医疗与健康管理部”。卫生部门的理念应从治疗疾病为主转到预防为主，不仅“治已病”，更要“治未病”。国家卫生部门应该扩大职能范围，在原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健康管理职能，下设独立的健康管理司，制定全民健康管理战略计划并指导实施。▲
办公环境差带来新职业病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副主任简少玉
提到职业病，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化工、开采等特殊行业环境引发的身体伤害，以及因职业习惯导致的疾病，如电脑一族的颈椎病等。但现在，旧的没解决，新的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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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现代化的办公环境，特别是写字楼里密封过严、通风差、湿度、光照及清洁程度都不足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给很多就业者的健康埋下了隐患。很多白领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烦恼、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浑身痛、头晕、耳鸣、眼睛疲劳、思维迟钝等，都是健康受损的典型表现。有的办公室装修不合格，甲醛超标，还有引发老年痴呆等严重问题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上述问题正成为城市新职业病的主流。
我建议，将此类职业病的防治纳入城市年度考核标准，或列入各级政府管理考核指标，并对未达标者予以处罚问责。此外，对于用人单位，应该强制他们重视、宣传职业病，并为员工的健康负责，从立法的角度来保障从业者的权益。▲
慢性病药物改用大包装（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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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大魁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药品包装过小，我们都习惯一拿药就是一大堆。特别是慢性病患者，开一个月的药得用大兜子装回去。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医院来说，一个又一个的盒子，也占据了药房的巨大空间，增加了管理和安置难度。对病人来说，则不仅是占地方，有时候还会因为小盒子太多、太相似而吃错了药，埋下安全隐患。
过多药盒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废弃物的增加都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我曾经咨询过相关的专家，将一瓶100片的药物，分装在10片或20片的小盒中，会使成本增加2-3倍。再从流水线的工艺上来说，水泡眼盒装的成本、工时也要比瓶装的昂贵许多。
此外，废物回收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像现在装药最常见的水泡眼铝塑板，是很难被回收的，这无疑会增加潜在的碳排放，成为一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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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慢性病药物通常都是大包装，病人开一次药，只需要一个大瓶就可以了，经济实惠。因此，我建议，国家对于药品的包装量应该予以规定限制，对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最好能仿照国外的做法，按月量包装。此外，为了保证这一措施落到实处，还可以在医疗报销上对不同包装的药物进行限制。
这一做法不仅能方便医生开药、病人拿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减少了包装成本，以及大体积带来的运输成本，对于解决一直被人们诟病的药价过贵问题，也是一种贡献。
尤其是针对当前的患病状况来看，我国拥有人数巨大的慢性病患者。单就糖尿病而言，我国就至少有3000万病人，其中90%是2型糖尿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其用药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如果能将慢性病药物的小包装换成大包装，给国家和个人节省的经济浪费将是极为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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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脚病单独设个科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侨联主席饶曼妮
长期以来，人们从不把足部疾病当作疾病看待，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歧视从事足病治疗行业的人，将其等同于洗浴保健。
足病治疗在我国中医治疗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足病治疗，则涉及医学多个专业，包括中医足部六经辨证的内科，足畸形、足骨病、足运动外伤的骨科，足癣、甲癣的皮肤科，以及糖尿病足、痛风、脉管炎等足部护理专业。足疗涉及的技术手段，包括扦针、扦脚刀疗法、足部手术、足部刮痧、足部按摩等。从事足病治疗的人，必须系统学习有关人体解剖、足病学、足踝外科学、针灸学、中医学等，没有一个良好的医学基础是无法胜任的。
发达国家的足病治疗技术很成熟，规范也较严格，其中以德国为最。德国的足病治疗分足科医师、现代医学足护理师和修脚师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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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足病治疗有了较快发展，但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社会上对足病治疗仍存在很多偏见，很多人认为，足病不是“病”。从事足病治疗的人员则多未经过系统学习，不具备专业资质。另外，足病治疗的行业门槛偏低，一般的足病保健按摩行业打着足病治疗的旗号，误导了民众。
因此，成立足病科并纳入医院常设科室，非常必要。▲
心理咨询应有行业协会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宁夏区委会主委安纯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有接受专业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需要。但我国自2005年迅猛发展起来的心理咨询行业却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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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心理咨询的从业人员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有证的、没证的，真证的、假证的，还漫天要价，起点从每小时200元到1000元不等，甚至有的按疗程收费，一收就是2000元以上。所以我建议，应尽快组建心理咨询行业协会，规范从业人员资质，加强监管，并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状况，配合政府指导，出台相应的定价标准。
此外，我认为，我国今后的心理咨询行业应该三条腿走路：一为面向学生、弱势群体的义务心理辅导员；二为价格较贵的私人心理诊所；三为政府主导、面对百姓的心理咨询处。现在看来，“第三条腿”显然还瘸着。而这种缺失，无疑是将大多数工薪阶层划在了心理咨询的行列之外，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杜绝药物换“马甲”（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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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徐秀玉
我前一段时间去药店调研，发现原先几毛钱一瓶的感冒药，价格涨了好几倍，但不过就是换了个包装和名称，实质内容一点没变。每次政府调低药价，降价药很快就会从市场上消失，不久后换了一个包装和名称，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价格却比以前高出很多。这种周而复始的降价、消失、“新药”上市，让药商牟了不少利，老百姓却吃了大亏。
导致药品频繁换“马甲”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企业间非正常竞争十分激烈，当降价药品无利可图或利润小时，药企宁愿让它“消失”；另一方面，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新药审批等方面存在监管漏洞，一些成分相同的所谓“新药”堂而皇之地获得了许可。
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对患者需要的廉价药品给予适当补助，对生产供应基本药物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其次要统一药品名称和价格，规范药品价格市场，方便群众识别。同时，还要建立信息跟踪和反馈机制，在药品审批、审评环节把好关，不让药品换“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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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缺“养老人才”（代表呼声）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毛宗福
和世界相比，中国老龄化进程有一些“特别之处”，即“未富先老、突如其来、基数庞大”。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前两年，我们一直在理论层面探讨老龄化问题，但突然之间，老龄化就来到我们面前。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在体制上并没有做好准备。
我国专业型的养老人才严重不足，包括高等院校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在一线的护理人员。近年来，我国各类养老机构蓬勃发展，但和老龄化速度相比，增长不够，且这些机构鱼目混珠，无法实现优质的“老有所养”。同时，养老必须要考虑钱。我国养老基本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和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都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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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解决我国的养老难问题，一定要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当务之急就是要将“养老规划”纳入“十二五发展纲要”中。政府应该加快学科建设、培养“养老人才”。高等院校应该开设和老龄化有关的研究课程，护理机构应该组织短期养老培训，提高看护、护理能力。我们可以参照香港，由政府出资、在社区设置一个“养老护工”的职位，由具备医学和社会学相关知识的人担任。
此外，要让政府为全部的养老金“埋单”，是不现实的。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的体系，即在政府承担一部分养老金的同时，建立一个养老“基金”。▲
给特效药报销开绿灯（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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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教授李森恺
虽然我是整形医院的医生，但在工作中，也曾碰到不少前来寻求整形帮助的病人，因为患有血友病而没法达成目的。血友病病人要想进行外科手术，就必须先将血友病控制好。但现在治疗这种病，实在太贵，个人很难负担得起。
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医疗保险的报销上给予一定的考虑。因为血友病不是无法治，只要用药物控制住病情，有部分血友病患者还是可以像健康人一样，过上幸福生活的。
其实，不仅仅是血友病，其他还有很多疑难杂症，都有自己的特效药，但患者如今面临的最大障碍却是用不起这些药。这是值得更多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能扩大一点医保报销范围，提高一点报销额度，给特效药有限制地开一盏绿灯，就能使很多人获益。
事实上，不仅患者获益，选择特效药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能节约有病乱投医的成本，从长远来看，也是对国家医疗资源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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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强调的是，特效药报销确实需要更加慎重，不能医生说开就开，而应该经过权威专家认定、权威医院证明后，再由医保部门确认。▲
打造中药业航母（代表呼声）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
目前，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多亿元，占据医药行业总产值的30%，中药产品出口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中药出口额目前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5%左右，整个中药行业的现状是大部分原料和半成品出口，供韩、日、美、德等国加工附加值较高的成品药，再高价返销我国。据了解，日本将我国中成药“六神丸”改造成的“清心丹”，一年销售额高达数亿美元，一个产品的销售额大致相当于我国中药的总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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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中药产业进入门槛低，处于多、小、散的状态，缺乏竞争力。2008年，中药工业收入1972亿元，销售收入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占67%，没有一家企业占到1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招标过程中，我们没有贯彻执行“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导致“大企业竞争不过小企业，小企业竞争不过不规范企业，知名品牌产品竞争不过一般产品，劣品驱除良品”，不仅使药品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也使优秀企业没有动力提高质量标准。中药产业是我国最具有国际优势的产业，我们再不发展，下一代就只能吃外国人的中药了!
在此，我建议通过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建立制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制度，结合科研实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综合评价，重点支持规模大、质量优、科研实力强的优势企业。同时要使用政策杠杆，尽快出台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提升行业准入门槛。应该鼓励产业整合，推进小型企业转型或被优秀大企业重组，组建中药行业航母，与国际医药企业抗衡。
其次，要优先完善和修订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品种，制定标准时，对多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要“就高不就低”。还要实施大品种战略，出台政策支持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打造单品种销售额超10亿元以上的现代中药“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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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不能再浪费了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
无数未曾成熟、药效物质还没有长成的中药材被硬性采摘；大量未经充分利用、还含有不少药用成分的中药材被生生丢弃；煎药机把尚未煎出的有效物质随药渣倒掉……眼睁睁地看着我国已经不再丰裕的中药资源，就这样被无情浪费，因此，在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议案，呼吁大家“保护中药材资源、防止中药资源浪费”。
中药资源的保护不仅关系到一个产业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人民切身的健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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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保护中药资源可以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用药的需求。中医药在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药材资源减少将严重影响人民医疗保健用药的需要。
其次，中药资源保护可以保障中药材品质，促进产业持续快速增长。许多名贵或具有特色的药材资源枯竭，如麝香、黄精、冬虫夏草等，导致一些经典名方因严重的资源短缺而不能应用于临床，中药“代用品”中掺杂使假现象屡禁不止、药材盲目引种、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问题，都在严重影响中药材品质，使中药产业发展受到直接影响。
再次，要实现中药现代化，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护、合理利用中药资源。
为此，我建议通过如下几方面，对我国的中药资源加以保护。
首先，加大保护中药资源的宣传，加强法律监管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无限度采挖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严重后果，强调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有关法规和条例，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并切实贯彻执行，对违法行为应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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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中药资源自然保护区，发展试验研究基地。我国已建立众多各类自然保护区，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对珍稀、濒危和遭受严重破坏的中药资源区域，建立绝对保护区，严格禁止采挖；对重点保护的中药资源，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生产与保护并重的保护区；同时还应建立综合性、实验性的保护区，选择中药资源丰富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地区，建立保护区，保护天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药用种质资源。
再次，对中药现有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并大力发展人工种植、养殖，加快中药GAP基地建设。
最后，我们应该合理开发利用中药材，务必做到物尽其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果失去了中药资源这一源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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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德何能”（记者手记）
像很多人一样，在两会期间，我曾抱怨过频繁的交通管制，议论过委员、代表的种种特权。而这次参会，尽管因为有证件，我自己少了种种限制，但听到街头巷尾、公共场所，时不时飘来的一句句抱怨，还是恨不得赶紧附和一下。毕竟，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侵害时，这都是人之常情。
但前两天一次旁听小组会，一位委员的一句话，却深深触动了我。他说，从开会以来，看到周围有太多人为自己辛勤服务：早上起床，先有叫早铃；上电梯，有专人候着，给按楼层；出门专车，还要行人都避让；赶上个节日，晚上回到酒店，还会在床上看到一朵鲜花。“尽管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暖融融的，但我又觉得很惭愧。一个委员身后，要安排多少人在服务啊？我们何德何能？就为了传达几句来自民间的声音，发出一些建议吗？”这位委员说，对于这无微不至的照顾，实在让他有种在浪费纳税人钱的感觉。
说这席话时，他很激动；作为听众的我，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溢到心头。是啊，人们多半会在看待别人享有的特权时，带着挑剔与谴责的眼光；在看待自己已经享受到的权利时，却无法自省。这位委员，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良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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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他在会上说，这种惭愧让他不想再当政协委员了。可我特别想告诉他的是，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最适合，因为只有有着良心和责任的人，才能为大众带来真正的权益。▲ (本报赴会记者 张 芳)
在小学开门“父母教育”课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
曾有这样一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啃老族”的生活状态：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有“啃老”或变相“啃老”的经历。所谓“变相”，即想方设法不定期从父母或爷爷奶奶那里要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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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导致“啃老”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都强调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荣誉教育，却忽略了教育孩子先要“爱父母”；过分强调要孩子将来赚大钱、为社会做贡献，却没有告诉他们自力更生、不给他人添负担也是一种贡献；关注子女身体是否高大健壮，远远超过其人格是否成熟健康，以至于抚养子女的重点就是衣着是否避寒保暖，膳食是否可口营养，而孩子在精神上是否独立、人格是否成熟，却向来少有关心。因此，很多年轻人找工作挑三拣四，钱少了不干，太累了不干。而父母长期溺爱孩子，也看不得他们受一点委屈，心甘情愿地被孩子“啃”。殊不知，“啃老”时间久了，子女的社会价值感不断下降，更会慢慢脱离主流社会。
要逆转“啃老”观念，首先，家长一定要改变教育方法，建议在小学加设“父母教育”课程，教父母如何培养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孩子。“父母不仅要参加家长会，检查孩子的作业，还要培养其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品德。并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要让孩子意识到，工作能让人有被需要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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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条刻度腰带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
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或许你从未在意过，但却为你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而国内外大量调查研究也已经证实，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罪魁祸首。
有数据显示，如今国人盐、食用油、脂肪类食物摄入量过多，蔬菜水果吃得不够，吸烟，运动少，精神压力过大，导致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也使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不断增加。而这些，都给国人的健康敲响了警钟。
面对这一现状，我建议，要将“全民健康管理”列为国策；开展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科普月，在全国开展“管住嘴、迈开腿、不吸烟、心灵美”的健康生活方式，推广印有刻度的腰带，让每个人都能时刻关注自己的腰围，以达到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的健康标准。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除了每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还要设立城市月健身日(每月1天)，单位周健身日(每周1天)，个人日健身日(每天1小时)。此外，国家还应出资为儿童、老人、农民等群体进行免费体检，并通过立法形式要求企事业单位出资为职工体检，在职工年度考核中要增设健康指标，比如腰围、体重指数、血压、血脂、血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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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环保代表要做榜样（记者手记）
低碳、环保，是今年两会的“热词”。并且“环保”主题也贯穿在两会之中。比如代表驻地准备了专用毛巾及洗漱用品，且在会议期间不再更换；会议现场用的都是可降解的“石头纸”；每个政协委员都领到了一个用特殊环保材料制成的布袋。但记者在采访期间，也发现了一些做得不是很到位的细节。
3月5日，人大开幕。记者来到人民大会堂，看到一层的休息处早已布置一新，不少人或站或坐，热烈地交谈着。为了卫生考虑，大会休息处提供的都是一次性纸杯，很多人喝完就随手把杯子扔了，还有不少人仅仅是喝了两口。不一会儿，几个垃圾桶就堆满了废弃的杯子，其中不少还盛着大半杯水，看着让人好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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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记者在驻地参加小组会时，几乎在每个饭店大堂里，都能看到抽烟的人，尤其是下午会议开始前和吃晚饭前后。在国谊宾馆，中午时，大堂休息处烟雾缭绕。记者邻座的两位代表兴致盎然地一根接一根抽着，他们的身后侧就是“禁止吸烟”的标志。
旁听两会，记者深深体会到，低碳、环保任重而道远。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参政议政机构的两会代表、委员，更应该以身作则，真正为全国人民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本报赴会记者 徐李燕)
手术输血提倡自体血回输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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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及血液制品日趋紧张的今天，应当大力提倡在手术时采用自体血回输。这也是我今年“两会”要提出的建议。
所谓“自体血回输”，就是将患者术中、术后出血或体腔积血，经回收、过滤、离心、洗涤后，再回输给患者。它适用于多种手术，如心脏、脊椎、神经等，只要自身没有传染病或风险，都可采用这一方法。目前这方法在发达国家用得非常普遍。
如今，虽然很多老百姓都踊跃献血，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遇到血液荒。而自体血回输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本来要被丢弃的自身血液，避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其费用和异体供血差不多，在大量输血时，价格甚至更低。以我们骨科为例，每年平均要做5000多例手术，目前60%—70%的手术采用了自体血回输，节省了2/3的供血量。
但目前有很多医院、医生，对这么好的方法不了解，这也造成了自体血回输在临床上推广受限。因此，我认为，卫生管理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条例或建议，在管理上积极推进自体血回输，并且鼓励医生多尝试。另外，在衡量医院技术方面，可以将它作为加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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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医”必须主动上门
全国人大代表王天佑 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今年最热的话题。北京友谊医院胸心血管外科教授王天佑的议案是，充分发挥社区医疗的作用，多鼓励社区医生“走出去”。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在发展社区医疗，但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仍人满为患。“就拿北京来说，几家大医院门口永远是交通拥堵路段。患者都往大医院挤，结果就是每个人只能得到一两分钟的诊治，而医生中午吃不上饭，晚上六七点仍然下不了班。”王天佑说。
, 百拇医药 因此，应该鼓励病人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一方面，需要按照地区分布，理清当地医疗机构的状况，鼓励这些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组成“联盟”。一般疾病患者，应鼓励其去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大医院则集中精力攻克疑难杂症。
王天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来保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并建立灵活的工作制，鼓励他们“走出去”。比如，患者较少的时候，社区医生可以上午主动到社区居民家中宣传健康知识、提供医疗服务。到了下午，他们可以去大医院参加业务培训，或和上级医疗机构的医生一起讨论病例，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基层医疗水平上来了，患者也会更愿意就近就医。
“提高社区‘片医’的技术水平，必须有大医院医生的参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建议，大医院应该形成一种制度，定期对社区医生进行培训、定期去社区医院查房、定期选拔社区医生进修深造，来提高基层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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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电话应该统一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医学会会长、鞍山市卫生局局长巴福荣
今年两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医疗改革、医疗服务得到了重点关注。医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近年来，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医疗急救系统发展迅猛，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但目前看来还存在诸多欠缺。比如，我国有很多法律法规都涉及医疗急救，如国务院曾公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各省市都有自己的“社会急救医疗管理规定”或“条例”等。此外，在各个城市，医疗急救机构、急救电话也纷繁复杂，比如在不少城市，急救电话有120和999两个。还有些当地医院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急救电话。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在提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制定国家《医疗急救法》，将涉及医疗急救的各项内容都统一起来，急救电话可以合为一个，由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这样能使急救有章可循，提高医疗急救服务的质量，老百姓也能最快地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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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看病定个“打包价”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陈鑫
国家要奔小康、求发展，健康是第一位的。教育、文化都有时段性，只有医疗民生工程和每个人的一生都密切相关。
我是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每天都在和病人打交道，也在全国三四十家医院讲学、会诊，对医疗改革有着自己的认识。今年，我就准备提交一个建议，希望能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推进商业医疗保险。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若要求政府全面投入、给予财政支持，是不现实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根据某一地区的大小、人口，设立、核定公立医院的数量，允许一部分公立医院改制为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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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公立医院总量少了，分配到每个医院的财政投入相应就会增加，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更能得到保证，基本医疗能得到进一步保障，可以使没钱看病的现象不断减少。而且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并存，可以有效控制医疗成本。但要形成良性竞争，我觉得要加强几个方面的配套建设。
首先，政策上应该保证私立医疗机构享受和公立医院一样的待遇，如能加入医保、参加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这样可以吸引一部分老百姓去私立医疗机构看病。
其次，要推行“商业医疗保险”。现在已有的如意外伤害险和单病种商业医疗保险，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业医保。有了医疗商业保险后，人们上医院就医，通过保险公司支付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自己支付的比例少了，人们也会更愿意上私立医院，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最后，按照卫生部要求，从1月1日起，全国50家试点医院推行“临床路径”，对112种常见疾病进行标准化治疗。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逐步推进单病种限价，或称“打包价”。比如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时，设立一个价格高限，超过部分只能医院自己“埋单”。如果有了“打包价”，在不违反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各医院就会尽量控制阑尾炎治疗的总费用，能最大限度降低医疗支出，也能鼓励医院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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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实习没保证百姓看病也悬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迟宝荣
教育是未来的保障，医学教育更是如此。但如今，医学本科生实习时间不够、医学研究生过分关注研究论文的问题，让委员们深感忧虑。迟宝荣甚至提出：“如果医学教育不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我们以后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是看病悬!”
迟宝荣认为，对医学院的本科生而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践时间和内容远远不能保障。每年到了毕业前夕，学生们不是忙着找工作，就是忙着考研，一下子就会占去近半年的时间，荒废了临床实习。而这种严重缺乏临床经验的影响，是极为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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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孙丰源则表示，很多医学研究生同样存在临床技术水平不够的问题。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研究生要顺利毕业，就必须在指定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足够数量的文章，而这一要求就导致学生们将相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纯医学研究中，进而忽略了临床技术上的钻研、锻炼和经验的学习。
因此，委员建议：首先，医学院应当设立相关制度保障，比如统一安排就业招聘时间，以避免学生把过多精力花在找工作上，甚至可以为了保证实习，延长毕业时间；或也可将更多的实习机会安排在学期中。其次，研究生毕业应设立两套标准，一是以发表研究性论文为主，二是设立临床技术类考核标准。这样就能鼓励一部分人将重心转移到临床实践上，更能适应未来医院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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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应有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关彦斌
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就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出台如此高层次的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6月，首届“国医大师”评审结果揭晓，30名国医大师受到表彰。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新中国以来亦属首次。多年来，中医药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在国内的发展却不尽人意。
先说“医”。建国以来，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中医医生仅仅增加6.1万人，占医生总数的比重由当年的76.03%下降到16.5%。刚刚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的93岁邓铁涛先生统计过，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 http://www.100md.com 再说“药”。目前我国共有中成药品种5000多个，但绝大多数是传统配方、工艺和剂型，科技含量很低。中药的配方和加工技术已成为全世界的免费大餐，无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优势无从谈起。
近二十年来，全世界中药国际贸易额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日本垄断了80%的份额，韩国占据了10%，泱泱中药大国的中国却只抢到了不足4%。而且绝大部分还是原药、药材、提取物等初级产品和蜂王浆之类的保健品。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在世界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中医药事业的现状不仅与其辉煌历史极不相称，而且还与世界潮流极不协调。其原因究其根本在于体制层面。
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知识体系，其特点和情况都决定了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明确、调节和保护其地位和关系。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在1982年宪法第二十一条中有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一般性说法外，尚无关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综合性专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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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从立法入手，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是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首先，当务之急是制定《中医药法》，明确中医药事业的法律地位，与中医药事业和活动有关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责任、义务及相互关系，明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规范与中医药事业和活动有关的行为。
其次，在《中医药法》的指导下，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法规、规章。如制定独立的《执业中医师法》、《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将关于中医药的内容从综合性法律规章中拆分出来，以体现中医药的特殊性质。
除法律有力保障外，还必须有全社会世代相传的努力。在韩国，由于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好，受人尊重，韩医成了年轻人竞相追逐的职业，想学韩医的人比想学西医的还多。我国也应将中医药基本知识纳入基础教育，将“中西医并重”的理念从小就植入国民心中。▲
(2、3版文章由本报赴会记者徐李燕、张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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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得一碗水端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为所有退休者提供一个充足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除了保证绝大多数人退休后消费水平不明显下降，还要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
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碎片化制度。基于这一现状，我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建立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分别建立企业、事业、机关各自的补充养老保险。我称之为“联动方案”。通过这一方案，希望能实现养老金公平、合理分配，不能某一类性质的单位收入特别高；也能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制度的可行性。同时，又都能享受老有所养，让退休职工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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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方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建立起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即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相同，从而确保所有退休人员都能享受同等的退休待遇；第二，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制度，保证不同单位退休职工的收入差距不会逐步拉大。
此外，应该完善相关法律。《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规章，应尽快颁布或完善，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逐步走向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每个社区都要有“片医”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施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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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很多城市，社区居民能像找“片警”一样，方便地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老百姓亲热地称呼他们“片医”。
在国外，每个社区都会有两三个“片医”，他们主要是全科医生，职责包括管理社区居民的健康，如为其建立健康档案，早期发现疾病，对慢病患者进行随访，进行健康知识宣传等。如今，全社会都在提倡“社区养老”，而培养一批全科医生，推广、普及“片医”制度，对于健康养老至关重要。我今年的两会提案就有一条，关于医疗人才、全科医生的培养。
步入老年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有了“片医”以后，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接受基础医疗服务，能节省其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能节省医疗和相关支出。这也有助于全科医生掌握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从2008年10月开始，福建省已陆续在全省部分社区推广“片医”制度。“片医”需要定期上门，为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等提供各式医疗服务，如测血压、根据慢性病调配药物、打针、讲解治病防病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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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片医”的培养不同于专科医生，他应该知识面广，基础知识扎实，能进行健康宣传，了解公共卫生服务。就福建省来看，我们目前要求医学生必须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教育，并接受规范的全科业务培训。▲
让人们无忧地老去（代表呼声）
让孩子轻松地成长（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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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赣州市章贡区教育局副局长、文清路小学校长刘艳琼
特长不能沦为敲门砖
如今的学生负担过重，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学生们还需要赶赴一个又一个“课外辅导班”、“特长培训班”。这些辅导班之所以这么吃香，一方面是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想利用“兴趣”这个捷径顺利升学，特别是小学升初中，不少城市都在实行体育和艺术类特长生推荐升学的办法。
刘艳琼告诉记者，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辅导班、特长班是对学校教育资源的补充，确实能让孩子学到很多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性化施教。但现在各式辅导班太多了，父母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未来发展”，盲目地要求孩子必须上。不论是否做“特长生”，让孩子成才，都应当“兴趣为先”。如果家长把让孩子学有所长变成择校的“敲门砖”，学习就成为了一种手段，而这种因果倒置的学习必然是被动的，收到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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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觉得很多父母给孩子报辅导班，是为了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有地方去。现代的孩子独生子女多，若呆在家里，不看电视就上网。上了辅导班，一方面孩子有人管，父母可以放心；另一方面，孩子多少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刘艳琼说，建议有关部门多建一些可供孩子寓教于乐的场所，给父母多一些选择。最后，为了不让辅导班“变质”，应明确禁止特长和学校招生挂钩。▲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主任冯世良
体育成绩也要高考
身体，本是革命的本钱。可到了青少年这儿，却成了成绩的牺牲品。
据中国人口协会对外公布的资料，从1979年开始，我国青少年“豆芽菜”的体型虽得到了改善，但体质却明显下降。从1985年开始，中国进行了4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调查显示，近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在持续下降。最近的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报告表明，学生肥胖率在过去5年内迅速增加，1/4城市中的男生是胖墩，学生近视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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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良说，他曾到某高中进行过调查，发现学生们在千米跑中的成绩居然全不达标；而在另一所中学，他竟看到升旗手在升国旗时突然昏倒，原因是太累了。“不得不说，我国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我们很早就在强调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但现在看来，我们的教育过于注重智育，而淡化了德育、体育等其他方面。不仅学校有意减少了体育课时，学生也由于过大的文化课压力，不愿花时间去锻炼，如此一来，体质不下降才怪。
要改变这一现状，冯世良认为，应该从立法、执法、监督三方面同时进行。首先要立法，以确保体育课的课时，建议将体育成绩记入高考；其次是执法，即学校有义务配备一定比例的体育老师和体育器材；最后还需要特定的机构进行监督，比如器材是否到位、使用情况如何等。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转变，比如，在温家宝总理2009年签署公布的《全民健身条例》中就有专门针对青少年体质问题提出的要求：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的体育活动，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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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要只培养出一大批的近视眼。”冯世良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
送礼成风受伤的是孩子
在中国人的惯有观念里，找人办事就得送礼，成人的社会如此，孩子的世界也没能幸免。
“我确实听说过，小学就有送礼问题。有些是老师比较隐讳地提出来，有些则是家长更主动一些。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应孤立地去看待，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盛连喜说，中国文化里，求人的时候有点表示是正常的，比如节假日亲手制作一张贺卡送给老师，表达自己的一片心意完全可以。但如果送礼在学校成为一种泛滥、攀比的风气，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盛连喜认为，学校要与社会接轨，但同时又要保持纯净性，避免消极的东西，这才是最该解决的问题。而小学生送礼，只能说是其导致的不良影响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要求规范老师言行、校方采取一定措施，给学校筑起一道防护墙。但这都不是靠学校改善就能扭转的，杜绝社会送礼之风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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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
学校亟须心理辅导员
若在几十年前，提到哪个人有心理问题，肯定会被别人侧目；但谁又能想到，如今心理的问题，已经从成人蔓延到了孩子。
现在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被父母宠惯了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常常是对人不感激、对事不努力、对物不珍惜、对己不克制。究其原因，郗杰英认为，这与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密切相关。
比如，家长生活、工作中的压力会通过自己的教育、行为转嫁给孩子，再加上孩子本身的课业压力，很容易令他们变得脆弱而内向，整日埋头学习，没有和伙伴们交往、游戏的机会，天天紧皱眉头；有的孩子为了逃避这种压力，就沉浸于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而网络游戏、各种不良信息等“灰色文化”，就会慢慢侵蚀孩子本应纯净的心灵，让他们成熟过早，从而引起耽误学业、与家长难沟通、抗压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严重者还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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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郗杰英指出，要解决这些心理问题，首先要“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家长要从约束自身做起，社会要创造一个好的氛围，最重要是要给孩子合理、健康的空间，让他们快乐地放松；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更多在社区，应就近加大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如公园、体育场、书店等。此外，学校也应开设心理课程，并配备心理辅导员，以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郗杰英最后告诉记者，今年政协共青团界特别集中提出的一项提案就是，如何管理规范互联网，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希望能够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学校校长王元成
择校和落户无关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不难发现，很多孩子的上学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中走过的。一提起孩子上学，家长就焦虑、紧张，想尽了各种办法，只是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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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开始陆续推广公办小学和初中“就近免试入学”政策，其初衷是为缓解日益严重的择校风。但如今看来，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竞争方式——在好学校周围买房，给孩子落户，成了通往成功的必要途径。
而在这次两会上，王元成的提案就指出，这种根据“户籍”而享受的“就近入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户籍制度的原本功能是确定公民身份和人口信息统计，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户籍制度附加了太多的社会福利，如婚姻登记、社会保险、医疗住房、招生就业等。因此，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户籍上附加的诸多功能。
另外，政府出台的严禁择校、就近入学的政策，在中小学办学质量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面前也会失效，因此真正有效的措施是政府部门应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同时，家长们也要更新观念，不要盲目追逐名校，“圈养式”教育对孩子并没有好处。▲
(2、3版文章由本报赴会记者张芳、徐李燕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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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好坏要看“软实力”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田伏洲
近年国内医院的硬件设施都在“鸟枪换炮”，楼越建越多，栋栋造价不菲，仪器设备也都不断更新升级。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患者的医疗费也由此水涨船高了。
各地医院购买过多高级硬件设备的现状，是目前我国医疗改革必须重视和改变的一个问题。在我国，医疗支出和其他消费一样，都非常超前，有些地市级的中小型医院，为了打响品牌，争先恐后地购买设备。和软件的进步相比，硬件的更新更容易看到成绩。很多中小医院的负责人甚至认为，拥有高级设备，病人就不会流失了；且由于大型设备检查费用高，投入的资金能较快得到回报。结果造成医护人员基本医疗技能差，过于依赖医疗设备，触摸、听诊等基本功都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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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国外一些大中城市，全市也不过只有一两台CT，或是一个影像中心，当地最好的大型诊断设备集中在这里，全市的患者都去该中心检查。这样，各医院就可以把购买医疗设备的钱省下来，投到对医院来说更重要的方面，比如治疗水平、服务态度等，来提高医院的“软实力”。
否则，楼盖得再漂亮、设备再高级，也算不上好医院，充其量，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宾馆。▲
必须先救人后要钱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
一直以来，医疗欠费是医院最头痛的问题。特别是急诊，先救人吧，医生怕救过来以后病人跑了，自己承担损失；不救吧，有违当初立下的神圣誓言。在新医改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活动时，很多人提出，可以试行“大病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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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一些整形美容医院已经采用医疗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我所在医院的科室也有类似的做法。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一次性支付医疗费的患者，就让他们和院方签订还款合同，来分期支付医疗费。但这些都是无奈之举。
有些医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将医疗欠费和医生收入挂钩，如果催不回账，就要扣医生的工资。这一举措会进一步损坏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我认为，医院就该先救人后要钱。如今，在浙江杭州等地区，都设立了绿色通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患者来了，都先治疗。这是医生的天职。
不过，要想彻底解决医疗欠费的问题，首先，政府要加大医保投入，降低老百姓自付医疗费的比例，保证老百姓不会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其次，我国要完善商业保险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最后，政府和社会应该设立一些疾病基金，资助那些确实贫困的患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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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是赚钱机器（代表呼声）
编者按：春节刚过，欢乐喜庆的气氛还未结束，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将召开。因为和民生息息相关，今年的“两会”和往年一样备受瞩目。从本期起，《生命时报》将连续4期推出两会专题报道，内容聚焦医改、环保、食品安全、养老等读者关心的话题。本报赴会记者还将现场采访“两会”代表，为您带来最鲜活的报道，敬请关注。
良心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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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矛盾也是这个道理。要解开这个死结，医患双方应重树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医患矛盾”，既然“医”排在前，应该先从医生完善自身开始。不可否认，医生现在的形象和地位确实不如以前了，这跟整个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模糊有关，也与医生自身修养不够有关。不管医患矛盾如今被渲染得有多严重，毕竟有相当一批德高望重的好医生受到了患者的尊敬。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至少应该做到三点：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过硬的技术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其中，职业道德是其中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要有良心、有良知；而所谓过硬的技术，就是应该保证能治好的病一定要治好；此外，沟通能力高低也格外重要。其实这一点并不难做到。我的经验就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想一想，讲解的时候尽量多说一点，态度客气一点，多用用“请坐”、“您好”这样的文明用语，能让患者真切地感觉受到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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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院得有名医坐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顾晋
2009年发改委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社会公共服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1.1%的被调查者不会去社区医院看小病。据说在广州，只有15%的人有病先进社区医院。
把庙建起来了，最主要的是还得要有菩萨。没有好的医疗服务，社区医院再漂亮，也是门可罗雀。
要有效引导病人流向，应该建立就医分层报销及“守门人”制度，即除了在社区医院看病报销比例高于大医院，还要有高水平的医生“坐镇”。
如何提高社区医院的服务水平？关键是制定国家社区医疗人才长期发展计划，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如今，北京等地的大医院建立了医疗联合体，即大医院、社区和农村医疗服务机构捆绑在一起，大医院的医生必须到下级医疗机构轮转。下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也可以到大医院接受培训和学习。此外，政府应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有助于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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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方”不该一刀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
近日，卫生部组织制定了22个专业1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在全国遴选了14个省、市，共73家医院作为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医院。所谓“临床路径”，就是针对某一个病种，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让单病种治疗有了“标准流程图”，实现“同病同治”。比如一个扁桃体切除手术，“临床路径”需要规范诊断依据、治疗方案的选择、标准住院日期、术前检查项目及出院标准等项目。据了解，此举旨在遏制医生“大处方”和“滥检查”。
杜绝“大处方”对于缓和医患矛盾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要。比如，医保规定，医生在给患者开处方时，慢性病患者最多可以拿7天的药，其他疾病最多就3天。但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让他一周上医院开一次药，不但增加了医院就诊量，挂号、候诊等也会让患者本人疲惫不堪。同时，医保还限制了每个病人每周药费的最高额。如此一来，医生得是个会计，一方面要算开的药够不够用、效果好不好，另一方面还要算会不会超出医保额度。这些都会妨碍医生专心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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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开大处方的医生其实是少数，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政府限制药费，不应该控制开多久的药，而是开什么药。老百姓觉得医药费高，其实还和很多医疗项目不能报销、要自己埋单有关。比如说，很多糖尿病药物能入医保，但注射费就不能报。同是医疗行为收费，竟然还要分离，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要教百姓垃圾分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而达说
大街上，我们总能看到几个并排的垃圾桶摆在一起，有绿的、有黄的；小区里，我们也总能见到不同颜色的垃圾回收大桶。但有多少人能准确进行垃圾分类，又有多少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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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中华环保基金会等相关机构和媒体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中，一道选择哪些是“可回收物品”的题目，难住了大部分人。有63.5%的市民认为纸巾可回收，而实际上，纸巾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35.2%的人认为灯泡不可回收，但事实是，灯泡属于玻璃系列，可被回收。一个全国范围的数据调查也显示，仅有58.6%的人知道生活垃圾如何分类。
林而达表示，要想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先让老百姓学会对垃圾进行初步分类最重要。教会他们废旧物品应进回收站；菜叶子等生活饮食垃圾分入有机物回收处，发酵后可作肥料；硬塑料等属于可燃烧的无机物，可焚烧产生能源；至于石头等建筑装修垃圾，要单独分类，进行填埋。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宣传。国外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垃圾桶上标上宣传画，指明这里应回收哪类垃圾，这样就很直观。
此外，林而达认为，目前大部分城市垃圾收集、处理系统还不健全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在废旧物品回收站，一些收益较小的垃圾就会被忽略，收的不愿收，卖的懒得卖，于是混入销毁填埋系统，被白白浪费。因此，林而达呼吁，政府应对此重视起来，实行有效的政策贴补，鼓励老百姓将哪怕是很小的废旧物品，都送到专门的回收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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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天津天士力集团董事长闫希军
随着社会发展，公民健康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社会问题。目前卫生部职能主要为卫生和医疗服务管理，公民健康管理并未完全正式纳入卫生部职能范围。但医改重点就是推进健康管理，这有利于追踪传染性疾病和现代生活方式带来的亚健康问题。
公民健康管理主要包括：从公民出生开始，为其建立健康档案，对其健康状况密切跟踪，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实行分类管理，有针对性地提供治疗、管理方案，更好地指导公民养成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等。
现在，我国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生产条件、生活方式不断改变，城市化、工业化、老龄化等使人的健康问题凸显出来，生存环境恶化、精神压力加大、身体亚健康状态等，成为健康的潜在威胁。随着人类疾病谱由感染性疾病为主转向以慢性病、老年病等生活习惯疾病为主，卫生系统的职能建设及工作方式也应该做出相应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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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国家卫生部门若仍然仅侧重于卫生医疗方面的管理，就不能满足全社会和公民个人的健康要求。
在西方，健康管理的理论、实践都已非常发达。在美国，很多人都在接受专业健康管理公司的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已成为一个重要产业。部分发达国家已开始实施国家健康战略。
面向21世纪，世界卫生组织对全人类提出的健康口号是：“健康新地平线，从理想到实践。”要求卫生工作由传统的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移到以人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以人类发展为中心上来，其核心概念是维护健康和促进健康。
我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积极倡导全民健康管理。建议卫生部门、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及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和普及健康理念和基本理论知识，使健康管理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要建立公民健康档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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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建议卫生部更名为“卫生医疗与健康管理部”。卫生部门的理念应从治疗疾病为主转到预防为主，不仅“治已病”，更要“治未病”。国家卫生部门应该扩大职能范围，在原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健康管理职能，下设独立的健康管理司，制定全民健康管理战略计划并指导实施。▲
办公环境差带来新职业病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南平市人大副主任简少玉
提到职业病，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化工、开采等特殊行业环境引发的身体伤害，以及因职业习惯导致的疾病，如电脑一族的颈椎病等。但现在，旧的没解决，新的又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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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调查显示，现代化的办公环境，特别是写字楼里密封过严、通风差、湿度、光照及清洁程度都不足的情况非常严重，已给很多就业者的健康埋下了隐患。很多白领经常感到莫名其妙的烦恼、烦躁、注意力不集中、浑身痛、头晕、耳鸣、眼睛疲劳、思维迟钝等，都是健康受损的典型表现。有的办公室装修不合格，甲醛超标，还有引发老年痴呆等严重问题的危险。更重要的是，上述问题正成为城市新职业病的主流。
我建议，将此类职业病的防治纳入城市年度考核标准，或列入各级政府管理考核指标，并对未达标者予以处罚问责。此外，对于用人单位，应该强制他们重视、宣传职业病，并为员工的健康负责，从立法的角度来保障从业者的权益。▲
慢性病药物改用大包装（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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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大魁
很长时间以来，由于药品包装过小，我们都习惯一拿药就是一大堆。特别是慢性病患者，开一个月的药得用大兜子装回去。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对医院来说，一个又一个的盒子，也占据了药房的巨大空间，增加了管理和安置难度。对病人来说，则不仅是占地方，有时候还会因为小盒子太多、太相似而吃错了药，埋下安全隐患。
过多药盒所带来的成本增加，以及废弃物的增加都是我们不得不重视的问题。我曾经咨询过相关的专家，将一瓶100片的药物，分装在10片或20片的小盒中，会使成本增加2-3倍。再从流水线的工艺上来说，水泡眼盒装的成本、工时也要比瓶装的昂贵许多。
此外，废物回收方面的专家告诉我，像现在装药最常见的水泡眼铝塑板，是很难被回收的，这无疑会增加潜在的碳排放，成为一种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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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慢性病药物通常都是大包装，病人开一次药，只需要一个大瓶就可以了，经济实惠。因此，我建议，国家对于药品的包装量应该予以规定限制，对于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最好能仿照国外的做法，按月量包装。此外，为了保证这一措施落到实处，还可以在医疗报销上对不同包装的药物进行限制。
这一做法不仅能方便医生开药、病人拿药，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也减少了包装成本，以及大体积带来的运输成本，对于解决一直被人们诟病的药价过贵问题，也是一种贡献。
尤其是针对当前的患病状况来看，我国拥有人数巨大的慢性病患者。单就糖尿病而言，我国就至少有3000万病人，其中90%是2型糖尿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需要长期口服降糖药，其用药量之大，可想而知。所以，如果能将慢性病药物的小包装换成大包装，给国家和个人节省的经济浪费将是极为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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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脚病单独设个科
全国政协委员、山东省侨联主席饶曼妮
长期以来，人们从不把足部疾病当作疾病看待，甚至存在一些误解，歧视从事足病治疗行业的人，将其等同于洗浴保健。
足病治疗在我国中医治疗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现代足病治疗，则涉及医学多个专业，包括中医足部六经辨证的内科，足畸形、足骨病、足运动外伤的骨科，足癣、甲癣的皮肤科，以及糖尿病足、痛风、脉管炎等足部护理专业。足疗涉及的技术手段，包括扦针、扦脚刀疗法、足部手术、足部刮痧、足部按摩等。从事足病治疗的人，必须系统学习有关人体解剖、足病学、足踝外科学、针灸学、中医学等，没有一个良好的医学基础是无法胜任的。
发达国家的足病治疗技术很成熟，规范也较严格，其中以德国为最。德国的足病治疗分足科医师、现代医学足护理师和修脚师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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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足病治疗有了较快发展，但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社会上对足病治疗仍存在很多偏见，很多人认为，足病不是“病”。从事足病治疗的人员则多未经过系统学习，不具备专业资质。另外，足病治疗的行业门槛偏低，一般的足病保健按摩行业打着足病治疗的旗号，误导了民众。
因此，成立足病科并纳入医院常设科室，非常必要。▲
心理咨询应有行业协会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宁夏区委会主委安纯人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中国大概有1.9亿人在一生中有接受专业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的需要。但我国自2005年迅猛发展起来的心理咨询行业却差强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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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心理咨询的从业人员可以说是鱼龙混杂，有证的、没证的，真证的、假证的，还漫天要价，起点从每小时200元到1000元不等，甚至有的按疗程收费，一收就是2000元以上。所以我建议，应尽快组建心理咨询行业协会，规范从业人员资质，加强监管，并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状况，配合政府指导，出台相应的定价标准。
此外，我认为，我国今后的心理咨询行业应该三条腿走路：一为面向学生、弱势群体的义务心理辅导员；二为价格较贵的私人心理诊所；三为政府主导、面对百姓的心理咨询处。现在看来，“第三条腿”显然还瘸着。而这种缺失，无疑是将大多数工薪阶层划在了心理咨询的行列之外，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杜绝药物换“马甲”（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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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徐秀玉
我前一段时间去药店调研，发现原先几毛钱一瓶的感冒药，价格涨了好几倍，但不过就是换了个包装和名称，实质内容一点没变。每次政府调低药价，降价药很快就会从市场上消失，不久后换了一个包装和名称，改头换面重新登场，价格却比以前高出很多。这种周而复始的降价、消失、“新药”上市，让药商牟了不少利，老百姓却吃了大亏。
导致药品频繁换“马甲”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企业间非正常竞争十分激烈，当降价药品无利可图或利润小时，药企宁愿让它“消失”；另一方面，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新药审批等方面存在监管漏洞，一些成分相同的所谓“新药”堂而皇之地获得了许可。
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对患者需要的廉价药品给予适当补助，对生产供应基本药物的企业给予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其次要统一药品名称和价格，规范药品价格市场，方便群众识别。同时，还要建立信息跟踪和反馈机制，在药品审批、审评环节把好关，不让药品换“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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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缺“养老人才”（代表呼声）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毛宗福
和世界相比，中国老龄化进程有一些“特别之处”，即“未富先老、突如其来、基数庞大”。预计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4亿。前两年，我们一直在理论层面探讨老龄化问题，但突然之间，老龄化就来到我们面前。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在体制上并没有做好准备。
我国专业型的养老人才严重不足，包括高等院校研究老龄化问题的专家、在一线的护理人员。近年来，我国各类养老机构蓬勃发展，但和老龄化速度相比，增长不够，且这些机构鱼目混珠，无法实现优质的“老有所养”。同时，养老必须要考虑钱。我国养老基本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和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都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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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要解决我国的养老难问题，一定要建立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当务之急就是要将“养老规划”纳入“十二五发展纲要”中。政府应该加快学科建设、培养“养老人才”。高等院校应该开设和老龄化有关的研究课程，护理机构应该组织短期养老培训，提高看护、护理能力。我们可以参照香港，由政府出资、在社区设置一个“养老护工”的职位，由具备医学和社会学相关知识的人担任。
此外，要让政府为全部的养老金“埋单”，是不现实的。我觉得可以借鉴美国的体系，即在政府承担一部分养老金的同时，建立一个养老“基金”。▲
给特效药报销开绿灯（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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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医院教授李森恺
虽然我是整形医院的医生，但在工作中，也曾碰到不少前来寻求整形帮助的病人，因为患有血友病而没法达成目的。血友病病人要想进行外科手术，就必须先将血友病控制好。但现在治疗这种病，实在太贵，个人很难负担得起。
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医疗保险的报销上给予一定的考虑。因为血友病不是无法治，只要用药物控制住病情，有部分血友病患者还是可以像健康人一样，过上幸福生活的。
其实，不仅仅是血友病，其他还有很多疑难杂症，都有自己的特效药，但患者如今面临的最大障碍却是用不起这些药。这是值得更多考虑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能扩大一点医保报销范围，提高一点报销额度，给特效药有限制地开一盏绿灯，就能使很多人获益。
事实上，不仅患者获益，选择特效药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还能节约有病乱投医的成本，从长远来看，也是对国家医疗资源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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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需要强调的是，特效药报销确实需要更加慎重，不能医生说开就开，而应该经过权威专家认定、权威医院证明后，再由医保部门确认。▲
打造中药业航母（代表呼声）
全国人大代表、神威药业董事长李振江
目前，我国中药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多亿元，占据医药行业总产值的30%，中药产品出口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与此相对照的是：我国中药出口额目前仅占世界中药市场的5%左右，整个中药行业的现状是大部分原料和半成品出口，供韩、日、美、德等国加工附加值较高的成品药，再高价返销我国。据了解，日本将我国中成药“六神丸”改造成的“清心丹”，一年销售额高达数亿美元，一个产品的销售额大致相当于我国中药的总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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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产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目前中药产业进入门槛低，处于多、小、散的状态，缺乏竞争力。2008年，中药工业收入1972亿元，销售收入低于5000万元的企业占67%，没有一家企业占到1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招标过程中，我们没有贯彻执行“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导致“大企业竞争不过小企业，小企业竞争不过不规范企业，知名品牌产品竞争不过一般产品，劣品驱除良品”，不仅使药品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也使优秀企业没有动力提高质量标准。中药产业是我国最具有国际优势的产业，我们再不发展，下一代就只能吃外国人的中药了!
在此，我建议通过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建立制药企业信用等级评价制度，结合科研实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综合评价，重点支持规模大、质量优、科研实力强的优势企业。同时要使用政策杠杆，尽快出台新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提升行业准入门槛。应该鼓励产业整合，推进小型企业转型或被优秀大企业重组，组建中药行业航母，与国际医药企业抗衡。
其次，要优先完善和修订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国家医疗保险目录》的药品品种，制定标准时，对多企业生产的同一品种，要“就高不就低”。还要实施大品种战略，出台政策支持中药大品种进行二次开发，打造单品种销售额超10亿元以上的现代中药“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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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不能再浪费了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集团董事长赵步长
无数未曾成熟、药效物质还没有长成的中药材被硬性采摘；大量未经充分利用、还含有不少药用成分的中药材被生生丢弃；煎药机把尚未煎出的有效物质随药渣倒掉……眼睁睁地看着我国已经不再丰裕的中药资源，就这样被无情浪费，因此，在两会期间，我提交了一份议案，呼吁大家“保护中药材资源、防止中药资源浪费”。
中药资源的保护不仅关系到一个产业的振兴与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人民切身的健康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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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保护中药资源可以满足人民医疗保健用药的需求。中医药在我国的医疗保健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药材资源减少将严重影响人民医疗保健用药的需要。
其次，中药资源保护可以保障中药材品质，促进产业持续快速增长。许多名贵或具有特色的药材资源枯竭，如麝香、黄精、冬虫夏草等，导致一些经典名方因严重的资源短缺而不能应用于临床，中药“代用品”中掺杂使假现象屡禁不止、药材盲目引种、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等问题，都在严重影响中药材品质，使中药产业发展受到直接影响。
再次，要实现中药现代化，也要求我们必须保护、合理利用中药资源。
为此，我建议通过如下几方面，对我国的中药资源加以保护。
首先，加大保护中药资源的宣传，加强法律监管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无限度采挖野生药用植物资源的严重后果，强调保护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有关法规和条例，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并切实贯彻执行，对违法行为应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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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中药资源自然保护区，发展试验研究基地。我国已建立众多各类自然保护区，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应对珍稀、濒危和遭受严重破坏的中药资源区域，建立绝对保护区，严格禁止采挖；对重点保护的中药资源，应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生产与保护并重的保护区；同时还应建立综合性、实验性的保护区，选择中药资源丰富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地区，建立保护区，保护天然生态系统和丰富的药用种质资源。
再次，对中药现有资源进行深入研究，并大力发展人工种植、养殖，加快中药GAP基地建设。
最后，我们应该合理开发利用中药材，务必做到物尽其用。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严峻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如果失去了中药资源这一源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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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何德何能”（记者手记）
像很多人一样，在两会期间，我曾抱怨过频繁的交通管制，议论过委员、代表的种种特权。而这次参会，尽管因为有证件，我自己少了种种限制，但听到街头巷尾、公共场所，时不时飘来的一句句抱怨，还是恨不得赶紧附和一下。毕竟，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某种程度的侵害时，这都是人之常情。
但前两天一次旁听小组会，一位委员的一句话，却深深触动了我。他说，从开会以来，看到周围有太多人为自己辛勤服务：早上起床，先有叫早铃；上电梯，有专人候着，给按楼层；出门专车，还要行人都避让；赶上个节日，晚上回到酒店，还会在床上看到一朵鲜花。“尽管所有这些都让人觉得暖融融的，但我又觉得很惭愧。一个委员身后，要安排多少人在服务啊？我们何德何能？就为了传达几句来自民间的声音，发出一些建议吗？”这位委员说，对于这无微不至的照顾，实在让他有种在浪费纳税人钱的感觉。
说这席话时，他很激动；作为听众的我，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情绪溢到心头。是啊，人们多半会在看待别人享有的特权时，带着挑剔与谴责的眼光；在看待自己已经享受到的权利时，却无法自省。这位委员，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良心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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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他在会上说，这种惭愧让他不想再当政协委员了。可我特别想告诉他的是，只有他这样的人，才最适合，因为只有有着良心和责任的人，才能为大众带来真正的权益。▲ (本报赴会记者 张 芳)
在小学开门“父母教育”课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天慧
曾有这样一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啃老族”的生活状态：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据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公布的一组调查数据，我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有“啃老”或变相“啃老”的经历。所谓“变相”，即想方设法不定期从父母或爷爷奶奶那里要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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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导致“啃老”现象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都强调爱国、爱党、爱民族的荣誉教育，却忽略了教育孩子先要“爱父母”；过分强调要孩子将来赚大钱、为社会做贡献，却没有告诉他们自力更生、不给他人添负担也是一种贡献；关注子女身体是否高大健壮，远远超过其人格是否成熟健康，以至于抚养子女的重点就是衣着是否避寒保暖，膳食是否可口营养，而孩子在精神上是否独立、人格是否成熟，却向来少有关心。因此，很多年轻人找工作挑三拣四，钱少了不干，太累了不干。而父母长期溺爱孩子，也看不得他们受一点委屈，心甘情愿地被孩子“啃”。殊不知，“啃老”时间久了，子女的社会价值感不断下降，更会慢慢脱离主流社会。
要逆转“啃老”观念，首先，家长一定要改变教育方法，建议在小学加设“父母教育”课程，教父母如何培养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孩子。“父母不仅要参加家长会，检查孩子的作业，还要培养其吃苦耐劳、自力更生的品德。并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同时要让孩子意识到，工作能让人有被需要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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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发条刻度腰带
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市卫生局局长金大鹏
生活中的一些习惯，或许你从未在意过，但却为你的健康埋下了隐患。而国内外大量调查研究也已经证实，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罪魁祸首。
有数据显示，如今国人盐、食用油、脂肪类食物摄入量过多，蔬菜水果吃得不够，吸烟，运动少，精神压力过大，导致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也使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患病人数不断增加。而这些，都给国人的健康敲响了警钟。
面对这一现状，我建议，要将“全民健康管理”列为国策；开展国民健康生活方式科普月，在全国开展“管住嘴、迈开腿、不吸烟、心灵美”的健康生活方式，推广印有刻度的腰带，让每个人都能时刻关注自己的腰围，以达到男性小于90厘米，女性小于85厘米的健康标准。开展全民健身运动，除了每年8月8日的全民健身日，还要设立城市月健身日(每月1天)，单位周健身日(每周1天)，个人日健身日(每天1小时)。此外，国家还应出资为儿童、老人、农民等群体进行免费体检，并通过立法形式要求企事业单位出资为职工体检，在职工年度考核中要增设健康指标，比如腰围、体重指数、血压、血脂、血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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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环保代表要做榜样（记者手记）
低碳、环保，是今年两会的“热词”。并且“环保”主题也贯穿在两会之中。比如代表驻地准备了专用毛巾及洗漱用品，且在会议期间不再更换；会议现场用的都是可降解的“石头纸”；每个政协委员都领到了一个用特殊环保材料制成的布袋。但记者在采访期间，也发现了一些做得不是很到位的细节。
3月5日，人大开幕。记者来到人民大会堂，看到一层的休息处早已布置一新，不少人或站或坐，热烈地交谈着。为了卫生考虑，大会休息处提供的都是一次性纸杯，很多人喝完就随手把杯子扔了，还有不少人仅仅是喝了两口。不一会儿，几个垃圾桶就堆满了废弃的杯子，其中不少还盛着大半杯水，看着让人好不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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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记者在驻地参加小组会时，几乎在每个饭店大堂里，都能看到抽烟的人，尤其是下午会议开始前和吃晚饭前后。在国谊宾馆，中午时，大堂休息处烟雾缭绕。记者邻座的两位代表兴致盎然地一根接一根抽着，他们的身后侧就是“禁止吸烟”的标志。
旁听两会，记者深深体会到，低碳、环保任重而道远。作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最高参政议政机构的两会代表、委员，更应该以身作则，真正为全国人民起到模范表率作用。▲ (本报赴会记者 徐李燕)
手术输血提倡自体血回输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刘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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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及血液制品日趋紧张的今天，应当大力提倡在手术时采用自体血回输。这也是我今年“两会”要提出的建议。
所谓“自体血回输”，就是将患者术中、术后出血或体腔积血，经回收、过滤、离心、洗涤后，再回输给患者。它适用于多种手术，如心脏、脊椎、神经等，只要自身没有传染病或风险，都可采用这一方法。目前这方法在发达国家用得非常普遍。
如今，虽然很多老百姓都踊跃献血，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遇到血液荒。而自体血回输一方面充分利用了本来要被丢弃的自身血液，避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另一方面，其费用和异体供血差不多，在大量输血时，价格甚至更低。以我们骨科为例，每年平均要做5000多例手术，目前60%—70%的手术采用了自体血回输，节省了2/3的供血量。
但目前有很多医院、医生，对这么好的方法不了解，这也造成了自体血回输在临床上推广受限。因此，我认为，卫生管理部门应该出台相关的条例或建议，在管理上积极推进自体血回输，并且鼓励医生多尝试。另外，在衡量医院技术方面，可以将它作为加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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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医”必须主动上门
全国人大代表王天佑 全国政协委员高春芳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是今年最热的话题。北京友谊医院胸心血管外科教授王天佑的议案是，充分发挥社区医疗的作用，多鼓励社区医生“走出去”。
虽然近年来，全国各省市都在发展社区医疗，但大型三级甲等医院仍人满为患。“就拿北京来说，几家大医院门口永远是交通拥堵路段。患者都往大医院挤，结果就是每个人只能得到一两分钟的诊治，而医生中午吃不上饭，晚上六七点仍然下不了班。”王天佑说。
, 百拇医药 因此，应该鼓励病人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一方面，需要按照地区分布，理清当地医疗机构的状况，鼓励这些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组成“联盟”。一般疾病患者，应鼓励其去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大医院则集中精力攻克疑难杂症。
王天佑认为，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来保证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并建立灵活的工作制，鼓励他们“走出去”。比如，患者较少的时候，社区医生可以上午主动到社区居民家中宣传健康知识、提供医疗服务。到了下午，他们可以去大医院参加业务培训，或和上级医疗机构的医生一起讨论病例，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基层医疗水平上来了，患者也会更愿意就近就医。
“提高社区‘片医’的技术水平，必须有大医院医生的参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150医院院长高春芳建议，大医院应该形成一种制度，定期对社区医生进行培训、定期去社区医院查房、定期选拔社区医生进修深造，来提高基层医疗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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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电话应该统一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医学会会长、鞍山市卫生局局长巴福荣
今年两会，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医疗改革、医疗服务得到了重点关注。医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但是我们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近年来，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我国医疗急救系统发展迅猛，并取得了多方面进展，但目前看来还存在诸多欠缺。比如，我国有很多法律法规都涉及医疗急救，如国务院曾公布《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各省市都有自己的“社会急救医疗管理规定”或“条例”等。此外，在各个城市，医疗急救机构、急救电话也纷繁复杂，比如在不少城市，急救电话有120和999两个。还有些当地医院向社会公开了自己的急救电话。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提高，群众对于医疗服务的要求也在提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制定国家《医疗急救法》，将涉及医疗急救的各项内容都统一起来，急救电话可以合为一个，由统一的部门进行管理。这样能使急救有章可循，提高医疗急救服务的质量，老百姓也能最快地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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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看病定个“打包价”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南京市第一医院、南京市心血管病医院副院长陈鑫
国家要奔小康、求发展，健康是第一位的。教育、文化都有时段性，只有医疗民生工程和每个人的一生都密切相关。
我是临床一线的医务人员，每天都在和病人打交道，也在全国三四十家医院讲学、会诊，对医疗改革有着自己的认识。今年，我就准备提交一个建议，希望能加快形成多元化办医格局、推进商业医疗保险。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是公立医院，若要求政府全面投入、给予财政支持，是不现实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根据某一地区的大小、人口，设立、核定公立医院的数量，允许一部分公立医院改制为私立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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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如果公立医院总量少了，分配到每个医院的财政投入相应就会增加，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更能得到保证，基本医疗能得到进一步保障，可以使没钱看病的现象不断减少。而且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并存，可以有效控制医疗成本。但要形成良性竞争，我觉得要加强几个方面的配套建设。
首先，政策上应该保证私立医疗机构享受和公立医院一样的待遇，如能加入医保、参加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等，这样可以吸引一部分老百姓去私立医疗机构看病。
其次，要推行“商业医疗保险”。现在已有的如意外伤害险和单病种商业医疗保险，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商业医保。有了医疗商业保险后，人们上医院就医，通过保险公司支付大部分的医疗费用，自己支付的比例少了，人们也会更愿意上私立医院，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最后，按照卫生部要求，从1月1日起，全国50家试点医院推行“临床路径”，对112种常见疾病进行标准化治疗。我认为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逐步推进单病种限价，或称“打包价”。比如治疗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时，设立一个价格高限，超过部分只能医院自己“埋单”。如果有了“打包价”，在不违反治疗原则的基础上，各医院就会尽量控制阑尾炎治疗的总费用，能最大限度降低医疗支出，也能鼓励医院节省有限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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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生实习没保证百姓看病也悬
全国政协委员、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教授迟宝荣
教育是未来的保障，医学教育更是如此。但如今，医学本科生实习时间不够、医学研究生过分关注研究论文的问题，让委员们深感忧虑。迟宝荣甚至提出：“如果医学教育不进行必要的改革，那么，我们以后面临的就不仅仅是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是看病悬!”
迟宝荣认为，对医学院的本科生而言，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实践时间和内容远远不能保障。每年到了毕业前夕，学生们不是忙着找工作，就是忙着考研，一下子就会占去近半年的时间，荒废了临床实习。而这种严重缺乏临床经验的影响，是极为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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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副院长孙丰源则表示，很多医学研究生同样存在临床技术水平不够的问题。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研究生要顺利毕业，就必须在指定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足够数量的文章，而这一要求就导致学生们将相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纯医学研究中，进而忽略了临床技术上的钻研、锻炼和经验的学习。
因此，委员建议：首先，医学院应当设立相关制度保障，比如统一安排就业招聘时间，以避免学生把过多精力花在找工作上，甚至可以为了保证实习，延长毕业时间；或也可将更多的实习机会安排在学期中。其次，研究生毕业应设立两套标准，一是以发表研究性论文为主，二是设立临床技术类考核标准。这样就能鼓励一部分人将重心转移到临床实践上，更能适应未来医院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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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发展，应有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葵花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总裁关彦斌
2009年4月2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家就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出台如此高层次的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尚属首次。6月，首届“国医大师”评审结果揭晓，30名国医大师受到表彰。由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国家级中医大师，新中国以来亦属首次。多年来，中医药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日益扩大，但在国内的发展却不尽人意。
先说“医”。建国以来，全国医疗卫生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中医医生仅仅增加6.1万人，占医生总数的比重由当年的76.03%下降到16.5%。刚刚获得“国医大师”称号的93岁邓铁涛先生统计过，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 http://www.100md.com 再说“药”。目前我国共有中成药品种5000多个，但绝大多数是传统配方、工艺和剂型，科技含量很低。中药的配方和加工技术已成为全世界的免费大餐，无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优势无从谈起。
近二十年来，全世界中药国际贸易额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其中日本垄断了80%的份额，韩国占据了10%，泱泱中药大国的中国却只抢到了不足4%。而且绝大部分还是原药、药材、提取物等初级产品和蜂王浆之类的保健品。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在世界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中医药事业的现状不仅与其辉煌历史极不相称，而且还与世界潮流极不协调。其原因究其根本在于体制层面。
中医药是我国独有的知识体系，其特点和情况都决定了需要有专门的法律明确、调节和保护其地位和关系。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在1982年宪法第二十一条中有关于“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一般性说法外，尚无关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事业的综合性专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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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从立法入手，营造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是振兴中医药事业的根本。首先，当务之急是制定《中医药法》，明确中医药事业的法律地位，与中医药事业和活动有关的部门、单位和个人的权利、责任、义务及相互关系，明确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责任，规范与中医药事业和活动有关的行为。
其次，在《中医药法》的指导下，国务院、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还应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法规、规章。如制定独立的《执业中医师法》、《中医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中医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等，将关于中医药的内容从综合性法律规章中拆分出来，以体现中医药的特殊性质。
除法律有力保障外，还必须有全社会世代相传的努力。在韩国，由于社会地位高，经济收入好，受人尊重，韩医成了年轻人竞相追逐的职业，想学韩医的人比想学西医的还多。我国也应将中医药基本知识纳入基础教育，将“中西医并重”的理念从小就植入国民心中。▲
(2、3版文章由本报赴会记者徐李燕、张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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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得一碗水端平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程恩富
根据世界银行的观点，养老保险制度的首要目标，就是为所有退休者提供一个充足的养老金待遇水平，除了保证绝大多数人退休后消费水平不明显下降，还要防止老年人陷入贫困。
我国现有养老保险制度是一种碎片化制度。基于这一现状，我在今年的提案中建议，建立统一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然后分别建立企业、事业、机关各自的补充养老保险。我称之为“联动方案”。通过这一方案，希望能实现养老金公平、合理分配，不能某一类性质的单位收入特别高；也能减轻政府负担，提高制度的可行性。同时，又都能享受老有所养，让退休职工有尊严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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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方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按照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原则，建立起统一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即机关、事业和企业人员的退休养老金占工资的比例相同，从而确保所有退休人员都能享受同等的退休待遇；第二，在基本养老保险基础上，建立机关、事业单位补充制度，保证不同单位退休职工的收入差距不会逐步拉大。
此外，应该完善相关法律。《社会保险法》、《养老保险条例》及与之相配套的政策规章，应尽快颁布或完善，使社会保障制度的运作逐步走向正规化、法制化的轨道。▲
每个社区都要有“片医”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院长施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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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中国很多城市，社区居民能像找“片警”一样，方便地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老百姓亲热地称呼他们“片医”。
在国外，每个社区都会有两三个“片医”，他们主要是全科医生，职责包括管理社区居民的健康，如为其建立健康档案，早期发现疾病，对慢病患者进行随访，进行健康知识宣传等。如今，全社会都在提倡“社区养老”，而培养一批全科医生，推广、普及“片医”制度，对于健康养老至关重要。我今年的两会提案就有一条，关于医疗人才、全科医生的培养。
步入老年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有了“片医”以后，老年人不出社区，就能接受基础医疗服务，能节省其很多时间和精力，还能节省医疗和相关支出。这也有助于全科医生掌握老年人的整体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问题。
从2008年10月开始，福建省已陆续在全省部分社区推广“片医”制度。“片医”需要定期上门，为老百姓，尤其是老人、妇女、儿童等提供各式医疗服务，如测血压、根据慢性病调配药物、打针、讲解治病防病知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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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片医”的培养不同于专科医生，他应该知识面广，基础知识扎实，能进行健康宣传，了解公共卫生服务。就福建省来看，我们目前要求医学生必须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教育，并接受规范的全科业务培训。▲
让人们无忧地老去（代表呼声）
让孩子轻松地成长（代表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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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赣州市章贡区教育局副局长、文清路小学校长刘艳琼
特长不能沦为敲门砖
如今的学生负担过重，是世人皆知的事实。放学后、周末和寒暑假，学生们还需要赶赴一个又一个“课外辅导班”、“特长培训班”。这些辅导班之所以这么吃香，一方面是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想利用“兴趣”这个捷径顺利升学，特别是小学升初中，不少城市都在实行体育和艺术类特长生推荐升学的办法。
刘艳琼告诉记者，从教育资源的分配来看，辅导班、特长班是对学校教育资源的补充，确实能让孩子学到很多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性化施教。但现在各式辅导班太多了，父母不能为了自己的面子和所谓的“未来发展”，盲目地要求孩子必须上。不论是否做“特长生”，让孩子成才，都应当“兴趣为先”。如果家长把让孩子学有所长变成择校的“敲门砖”，学习就成为了一种手段，而这种因果倒置的学习必然是被动的，收到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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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觉得很多父母给孩子报辅导班，是为了让他们在课余时间有地方去。现代的孩子独生子女多，若呆在家里，不看电视就上网。上了辅导班，一方面孩子有人管，父母可以放心；另一方面，孩子多少都能学到一些东西。”刘艳琼说，建议有关部门多建一些可供孩子寓教于乐的场所，给父母多一些选择。最后，为了不让辅导班“变质”，应明确禁止特长和学校招生挂钩。▲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糖尿病治疗中心主任冯世良
体育成绩也要高考
身体，本是革命的本钱。可到了青少年这儿，却成了成绩的牺牲品。
据中国人口协会对外公布的资料，从1979年开始，我国青少年“豆芽菜”的体型虽得到了改善，但体质却明显下降。从1985年开始，中国进行了4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调查显示，近二十年里，中国青少年的体质在持续下降。最近的一次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调查报告表明，学生肥胖率在过去5年内迅速增加，1/4城市中的男生是胖墩，学生近视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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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世良说，他曾到某高中进行过调查，发现学生们在千米跑中的成绩居然全不达标；而在另一所中学，他竟看到升旗手在升国旗时突然昏倒，原因是太累了。“不得不说，我国青少年的体质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我们很早就在强调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但现在看来，我们的教育过于注重智育，而淡化了德育、体育等其他方面。不仅学校有意减少了体育课时，学生也由于过大的文化课压力，不愿花时间去锻炼，如此一来，体质不下降才怪。
要改变这一现状，冯世良认为，应该从立法、执法、监督三方面同时进行。首先要立法，以确保体育课的课时，建议将体育成绩记入高考；其次是执法，即学校有义务配备一定比例的体育老师和体育器材；最后还需要特定的机构进行监督，比如器材是否到位、使用情况如何等。
当然，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转变，比如，在温家宝总理2009年签署公布的《全民健身条例》中就有专门针对青少年体质问题提出的要求：学校应当保证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1小时的体育活动，每学年至少举办一次全校性的运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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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后我们的学校不要只培养出一大批的近视眼。”冯世良最后说。▲
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盛连喜
送礼成风受伤的是孩子
在中国人的惯有观念里，找人办事就得送礼，成人的社会如此，孩子的世界也没能幸免。
“我确实听说过，小学就有送礼问题。有些是老师比较隐讳地提出来，有些则是家长更主动一些。不管是哪种情况，都不应孤立地去看待，这是一个社会化的问题。”盛连喜说，中国文化里，求人的时候有点表示是正常的，比如节假日亲手制作一张贺卡送给老师，表达自己的一片心意完全可以。但如果送礼在学校成为一种泛滥、攀比的风气，就需要引起重视了。
盛连喜认为，学校要与社会接轨，但同时又要保持纯净性，避免消极的东西，这才是最该解决的问题。而小学生送礼，只能说是其导致的不良影响之一。因此，我们可以要求规范老师言行、校方采取一定措施，给学校筑起一道防护墙。但这都不是靠学校改善就能扭转的，杜绝社会送礼之风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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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
学校亟须心理辅导员
若在几十年前，提到哪个人有心理问题，肯定会被别人侧目；但谁又能想到，如今心理的问题，已经从成人蔓延到了孩子。
现在的孩子，特别是生活在城市里被父母宠惯了的“小皇帝”、“小公主”们，常常是对人不感激、对事不努力、对物不珍惜、对己不克制。究其原因，郗杰英认为，这与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压力密切相关。
比如，家长生活、工作中的压力会通过自己的教育、行为转嫁给孩子，再加上孩子本身的课业压力，很容易令他们变得脆弱而内向，整日埋头学习，没有和伙伴们交往、游戏的机会，天天紧皱眉头；有的孩子为了逃避这种压力，就沉浸于网络这个虚拟世界中，而网络游戏、各种不良信息等“灰色文化”，就会慢慢侵蚀孩子本应纯净的心灵，让他们成熟过早，从而引起耽误学业、与家长难沟通、抗压能力差等一系列问题，严重者还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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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郗杰英指出，要解决这些心理问题，首先要“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家长要从约束自身做起，社会要创造一个好的氛围，最重要是要给孩子合理、健康的空间，让他们快乐地放松；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更多在社区，应就近加大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如公园、体育场、书店等。此外，学校也应开设心理课程，并配备心理辅导员，以解决学生心理问题。
郗杰英最后告诉记者，今年政协共青团界特别集中提出的一项提案就是，如何管理规范互联网，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希望能够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泰安市进城务工青年学校校长王元成
择校和落户无关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些大城市，不难发现，很多孩子的上学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中走过的。一提起孩子上学，家长就焦虑、紧张，想尽了各种办法，只是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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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全国各地开始陆续推广公办小学和初中“就近免试入学”政策，其初衷是为缓解日益严重的择校风。但如今看来，这只不过是换了一种竞争方式——在好学校周围买房，给孩子落户，成了通往成功的必要途径。
而在这次两会上，王元成的提案就指出，这种根据“户籍”而享受的“就近入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户籍制度的原本功能是确定公民身份和人口信息统计，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户籍制度附加了太多的社会福利，如婚姻登记、社会保险、医疗住房、招生就业等。因此，应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户籍上附加的诸多功能。
另外，政府出台的严禁择校、就近入学的政策，在中小学办学质量存在巨大差异的现实面前也会失效，因此真正有效的措施是政府部门应推进教育资源的均衡化。同时，家长们也要更新观念，不要盲目追逐名校，“圈养式”教育对孩子并没有好处。▲
(2、3版文章由本报赴会记者张芳、徐李燕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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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好坏要看“软实力”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普通外科主任田伏洲
近年国内医院的硬件设施都在“鸟枪换炮”，楼越建越多，栋栋造价不菲，仪器设备也都不断更新升级。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患者的医疗费也由此水涨船高了。
各地医院购买过多高级硬件设备的现状，是目前我国医疗改革必须重视和改变的一个问题。在我国，医疗支出和其他消费一样，都非常超前，有些地市级的中小型医院，为了打响品牌，争先恐后地购买设备。和软件的进步相比，硬件的更新更容易看到成绩。很多中小医院的负责人甚至认为，拥有高级设备，病人就不会流失了；且由于大型设备检查费用高，投入的资金能较快得到回报。结果造成医护人员基本医疗技能差，过于依赖医疗设备，触摸、听诊等基本功都跟不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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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国外一些大中城市，全市也不过只有一两台CT，或是一个影像中心，当地最好的大型诊断设备集中在这里，全市的患者都去该中心检查。这样，各医院就可以把购买医疗设备的钱省下来，投到对医院来说更重要的方面，比如治疗水平、服务态度等，来提高医院的“软实力”。
否则，楼盖得再漂亮、设备再高级，也算不上好医院，充其量，就相当于一个高级宾馆。▲
必须先救人后要钱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王鸣
一直以来，医疗欠费是医院最头痛的问题。特别是急诊，先救人吧，医生怕救过来以后病人跑了，自己承担损失；不救吧，有违当初立下的神圣誓言。在新医改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活动时，很多人提出，可以试行“大病分期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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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一些整形美容医院已经采用医疗分期付款的结算方式。我所在医院的科室也有类似的做法。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无法一次性支付医疗费的患者，就让他们和院方签订还款合同，来分期支付医疗费。但这些都是无奈之举。
有些医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将医疗欠费和医生收入挂钩，如果催不回账，就要扣医生的工资。这一举措会进一步损坏医生形象，恶化医患关系。我认为，医院就该先救人后要钱。如今，在浙江杭州等地区，都设立了绿色通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患者来了，都先治疗。这是医生的天职。
不过，要想彻底解决医疗欠费的问题，首先，政府要加大医保投入，降低老百姓自付医疗费的比例，保证老百姓不会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其次，我国要完善商业保险体系，使之成为社会医疗保险的有效补充，减轻老百姓的医疗负担。最后，政府和社会应该设立一些疾病基金，资助那些确实贫困的患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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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不是赚钱机器（代表呼声）
编者按：春节刚过，欢乐喜庆的气氛还未结束，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又将召开。因为和民生息息相关，今年的“两会”和往年一样备受瞩目。从本期起，《生命时报》将连续4期推出两会专题报道，内容聚焦医改、环保、食品安全、养老等读者关心的话题。本报赴会记者还将现场采访“两会”代表，为您带来最鲜活的报道，敬请关注。
良心解决医患矛盾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杨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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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巴掌拍不响，医患矛盾也是这个道理。要解开这个死结，医患双方应重树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形象。
“医患矛盾”，既然“医”排在前，应该先从医生完善自身开始。不可否认，医生现在的形象和地位确实不如以前了，这跟整个社会信仰和价值观的模糊有关，也与医生自身修养不够有关。不管医患矛盾如今被渲染得有多严重，毕竟有相当一批德高望重的好医生受到了患者的尊敬。
我认为，一个合格的医生至少应该做到三点：救死扶伤的职业道德、过硬的技术以及良好的沟通能力。其中，职业道德是其中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要有良心、有良知；而所谓过硬的技术，就是应该保证能治好的病一定要治好；此外，沟通能力高低也格外重要。其实这一点并不难做到。我的经验就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想一想，讲解的时候尽量多说一点，态度客气一点，多用用“请坐”、“您好”这样的文明用语，能让患者真切地感觉受到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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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医院得有名医坐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副院长顾晋
2009年发改委公布的北京市居民社会公共服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41.1%的被调查者不会去社区医院看小病。据说在广州，只有15%的人有病先进社区医院。
把庙建起来了，最主要的是还得要有菩萨。没有好的医疗服务，社区医院再漂亮，也是门可罗雀。
要有效引导病人流向，应该建立就医分层报销及“守门人”制度，即除了在社区医院看病报销比例高于大医院，还要有高水平的医生“坐镇”。
如何提高社区医院的服务水平？关键是制定国家社区医疗人才长期发展计划，重视全科医生的培养。如今，北京等地的大医院建立了医疗联合体，即大医院、社区和农村医疗服务机构捆绑在一起，大医院的医生必须到下级医疗机构轮转。下级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也可以到大医院接受培训和学习。此外，政府应该鼓励医生多点执业，有助于充分利用现有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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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处方”不该一刀切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
近日，卫生部组织制定了22个专业1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在全国遴选了14个省、市，共73家医院作为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医院。所谓“临床路径”，就是针对某一个病种，建立一套标准化的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让单病种治疗有了“标准流程图”，实现“同病同治”。比如一个扁桃体切除手术，“临床路径”需要规范诊断依据、治疗方案的选择、标准住院日期、术前检查项目及出院标准等项目。据了解，此举旨在遏制医生“大处方”和“滥检查”。
杜绝“大处方”对于缓和医患矛盾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实际需要。比如，医保规定，医生在给患者开处方时，慢性病患者最多可以拿7天的药，其他疾病最多就3天。但对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让他一周上医院开一次药，不但增加了医院就诊量，挂号、候诊等也会让患者本人疲惫不堪。同时，医保还限制了每个病人每周药费的最高额。如此一来，医生得是个会计，一方面要算开的药够不够用、效果好不好，另一方面还要算会不会超出医保额度。这些都会妨碍医生专心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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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开大处方的医生其实是少数，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政府限制药费，不应该控制开多久的药，而是开什么药。老百姓觉得医药费高，其实还和很多医疗项目不能报销、要自己埋单有关。比如说，很多糖尿病药物能入医保，但注射费就不能报。同是医疗行为收费，竟然还要分离，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要教百姓垃圾分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而达说
大街上，我们总能看到几个并排的垃圾桶摆在一起，有绿的、有黄的；小区里，我们也总能见到不同颜色的垃圾回收大桶。但有多少人能准确进行垃圾分类，又有多少分类垃圾桶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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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由中华环保基金会等相关机构和媒体进行的一项网上调查中，一道选择哪些是“可回收物品”的题目，难住了大部分人。有63.5%的市民认为纸巾可回收，而实际上，纸巾由于水溶性太强不可回收；35.2%的人认为灯泡不可回收，但事实是，灯泡属于玻璃系列，可被回收。一个全国范围的数据调查也显示，仅有58.6%的人知道生活垃圾如何分类。
林而达表示，要想提高垃圾的回收利用，先让老百姓学会对垃圾进行初步分类最重要。教会他们废旧物品应进回收站；菜叶子等生活饮食垃圾分入有机物回收处，发酵后可作肥料；硬塑料等属于可燃烧的无机物，可焚烧产生能源；至于石头等建筑装修垃圾，要单独分类，进行填埋。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宣传。国外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在垃圾桶上标上宣传画，指明这里应回收哪类垃圾，这样就很直观。
此外，林而达认为，目前大部分城市垃圾收集、处理系统还不健全也是原因之一。比如在废旧物品回收站，一些收益较小的垃圾就会被忽略，收的不愿收，卖的懒得卖，于是混入销毁填埋系统，被白白浪费。因此，林而达呼吁，政府应对此重视起来，实行有效的政策贴补，鼓励老百姓将哪怕是很小的废旧物品，都送到专门的回收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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