傣医发展史：傣医药学的四大发展时期
傣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国云南的西部和南部，大部分居住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以及思茅地区的景谷、江城、勐连、澜沧，临沧地区的耿马、双江、沧源，金沙江沿岸的华坪、大姚、永仁、武定、禄劝，红河沿岸的文山、新平、元江、金平、元阳等38个县的热带、亚热带地域，大约有103万人口。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老挝、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傣族人口约有200多万。古往今来，我国傣族与他们在语言、文字、医药文化方面有着密切的交往，尤其在传统医药理论方面多为相同，有共同的源流。
傣医四塔学说
傣族是西南边陲--云南西双版纳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族源于"百越"的一支，汉称为"掸"，唐称"金齿"。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史记》中即有"滇越"、"乘象国"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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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傣族的族源众多的中外史学家已经作过追溯，在此无需重谈。就傣医学术思想发展史貌来看，大体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
(1)橄榄时期
这个时期被称作“滇腊撒哈”，是傣族历史划分的第一个阶段。此时的傣族社会“莫米召，莫米洼，莫米淌”，即没有官家，没有佛寺，没有剥削。据傣族叙事长诗《山神树的故事》说：“远古的傣族是巢居野处的。荒远的古代，洪水泛滥成灾，人类纷纷逃难。有五百家傣族相率巢居于一棵大树上，共同分食野果，猎取野兽。”“……由老人主持把鹿茸、熊胆、鹿腿祭献给山神树。这些祭品后就由主持的老人专享。”
从这一历史的遗迹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傣族先民在荒远原始的古代，为了繁衍生存，已经开始在生活实践积累产生了医药常识。经过千百年的艰苦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特别是通过食用草根树皮，野生植物的叶、花、果、实。这种“神农尝百草”的艰难实践，认识了自然，了解了各种植物种类的不同，果实味道的差异以及食用后给身体所带来的不同作用(产生种种生理现象的变化)，从而获得了植物药的知识，这是人类最初阶段所进行的基本活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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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通过“人与兽相随”，猎取各种动物，分食各种动物的肉、骨、血和脏腑组织器官，认识了不同的动物和动物不同器官的价值与作用，从而获得了动物学的知识；矿物药和保健药的产生与发展，同样源于产生在这个远古的时代。傣族先民为了保全其自身，寻找出了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手段，他们历经沧桑烽火。依据于不同的季节、气候环境变化，常把一些御寒、解暑，可以预防疾病的各种植物有针对性地采食和做茶饮用，以求获取繁衍生息的权利，从而世世代代地延续下来，伴随着岁月的更替不断向前发展。
(2)食米时期
这个时期亦称“波腊撒哈”。此时的傣族社会“米召、米洼、莫米淌”，即有了官家，有了佛寺，没有剥削，此时的傣族社会仍然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虽然他们把早先时期已经认识了的医药常识传授延续下来了，但由于没有文字，只好靠口传心授，且医药思想是建立在“万物有灵，灵灵相通”的原始宗教基础之上，“神药两解”的现象亦十分突出。随着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在原始宗教末期傣族医药的发展已经得到明显的升华，且传播很广。据《阿皮踏麻基干比》，《罗格牙坦》(坦乃罗)，《档哈雅聋》等傣族医学文献记述说：相传在3000多年前傣族民间就有八位名医，他们各自都创立了的“阿巴”，亦称“巴雅”，“平岛”(即药物，处方之意)。此外，在当时傣族部落的首领曾以珍贵的药材犀角、鹿茸、象牙等物向最高首领奉贡“入贡于汤”，便可证明那时的医药文化已经实实在在的植根于民间。为当时的组方活动和后来的文字记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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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米腊撒哈时期
这个时期的傣族社会：“米召、米洼、米淌。”即有了官家，有了佛寺，有了剥削。这个阶段由于巴利文字的创造出现，当“南传上座部佛教”。第四次集聚在斯里兰卡的阿努拉达普举行活动时，首次将"南传三藏经"用巴利文字记录成册。此时许多口传的医学理论知识也得到了相应的集中整理而被记载于佛经之中。据傣族天文历法书《五腊》记述说：大约在公元前202年巴利文书写的佛经开始传入西双版纳，约在公元166年，又创造傣仂文(西双版纳老傣文)字母，形成了巴利语梵文与傣仂文混合使用的结构现象。由于傣仂文字的创造出现，对傣医药学的传播普及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大大地加速了傣民族医学的应用与发展，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傣医药知识理论被集中整理记录成册最为兴盛的“黄金时代”。
傣医为民解除病痛
其记录的版本较多，最早的版本为“竹刻本”，后为“贝叶本”(又称“贝叶经”)，造纸术发明生产后又出现了“纸版本”(亦称“纸板经”)。在“贝叶经”中又分为“南传三藏经”和“藏外实用经”、“科幻经”3种，都记载了人体病理生理与零星的医药常识。当时记述成册的文献有《阿皮踏麻基干比》、《嘎牙桑哈雅》、《萨打依玛拉》、《嘎牙维腊底》、《档哈雅聋》、《巴腊麻他坦》、《帷苏提麻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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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收藏的版本多为“贝叶经”和“纸版经”，大多是从原始版本中抄译的西双版纳老傣文音译注释本，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医药混杂不分的现象十分突出，多以某味药，某个方可以治什么病的直观模式出现，书中往往同时记录了一些天文、地理、宗教故事及其各种社会现象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医药知识较为集中全面的专著，如著名的《档哈雅聋》(大医药书)，书中记录了早先时期会萃植根于民间各方面的医药常识，是一套反映傣族传统医学的综合性的巨著，是傣医认识自然，了解自然，认识自我，诊断疾病，识药采药，加工炮灸、用药、立法配方的指南。
可惜原始版本已于20年前已经流失在国外。又如《巴腊麻他坦》、《帷苏提麻嘎》、《嘎牙桑哈雅》、《刚比迪沙嫡巴妮》等文献都比较集中地叙述了人体的结构，生理病理，辨证论治方面的内容。这个时期由于傣族文字的普及使用，把傣医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纪元。随着年代的推进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傣医药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发展提高，临床实践民有了新的突破。
这以后的医药传播记录方式不单是用难懂的巴利语梵文，也不只是依靠师徒、父子之间的口头传授，而是应用老傣文音译加以注释后转抄的方法，进行传播医药知识，这样能学到医药学的人也就不单是佛寺里的僧人了，加之和尚出家入寺大多数可以还俗，之后全心全意把民间流传的医学知识作进一步的收集整理记录成册，并在书中加上自己的新经验，新知识以及新认识的药，以供后人传抄，学习应用。只要具有一定的老傣文基础就可以掌握傣药治病，从而形成了历史上的傣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都有傣医治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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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掌握医药知识的人较多，加上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因此在医药方面得到了相应的补充完善，流传民间的医药书籍种类增多。这些书籍的名称一般被称作《档哈雅》或《档哈雅囡》，意即“药典”，“小医药书”。但内容繁简有别，各有特点，大都是摘抄于原始的“贝叶经”刻写精装本《档哈雅童》及《腕纳巴维特》(医经)等文献，书中有丰富的方药、病理、生理、疾病症状，对各种炎症记述比较细致，分为破裂性炎症(外伤)、疮痒肿毒性炎症、五官肿痛炎症、妇女经血炎症、各种不同的热风症、冷风症、杂风症等。
又说：“谷子黄，病倒床，十人患病八必中瘴而身亡”。为了自下而上，适应这一特殊的环境，繁衍和发展后代，不断地同自然和疾病作斗争，傣族先民和其他民族一样，“诊病靠医，治病靠药”，在历史上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奇方良药，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药材资源防病治病，赢得了生息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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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中国成立后对傣医学的拯救发展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民族医学的发展，号召“继承祖国医学遗产，并努力发掘提高”，“发展民族医药，拯抢民族医药遗产”。50--60年代国家鼓励集体举办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组织，把一些有较高学识水平的傣医组织起来，利用传统的傣药为群众治病，很受群众欢迎。但是由于当时没有专门的医学研究机构，所以未对其进行科学、系统地发掘整理研究。
傣医教材
文革后，经过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1979年4月成立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1988年又成立了全国独有的西双版纳州傣医院，辖区3县医院也相继成立了民族医药科室；1990年11月，在西双版纳州允景洪召开了“云南省傣医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会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傣医药的发展情况、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讨论了今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促进了傣医药学术水平的提高。随着边疆民族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傣医药学将日益充实完善，进一步发展提高。2000年在西双版纳批准成立西双版纳傣医药研究所，专门从事傣医药科研开发，在各科研、临床医疗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使西双版纳傣医药科研、临床研究得到广泛开展，许多老傣医积极献计、献策、献方、献书，随后应用科学的方法逐步对傣医学进行翻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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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被国家把傣族医学正式列入全国"四大民族"(蒙、藏、维、傣)医药学之一，使傣医学真正进入振兴时期。先后用傣汉两种文字编写出版了《民族医药简记》、《西双版纳医药》、《档哈雅》、《傣药志》1--4集、《西双版纳古傣医验方注释》、《雅呼鲁》专辑、《傣医中专班临床课试用教材》、《傣族药物故事》、《嘎牙山哈雅》，论述人体生理解剖、病理变化的《傣医四塔五蕴的理论研究》等著作，还将陆续出版《傣族传统医药方剂的研究》、《傣医诊断学的翻译整理研究》、《傣医常用名词术语选释》等傣医著作，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傣族医学的拯救发展工作，傣族医药学将在祖国医学的百花园中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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