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育家和临床家何任
为中医教育事业尽心尽力
中医传统的教学是以师带徒方式进行的，这对多培养中医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是不够的。早在1947年，何任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平时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函授教材，初步积累了办中医教育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在主持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浙江中医学院教学工作期间，率先开展中医函授教学，于1957年6月在学校内设立函授教学部，招收在职内科中医师等函授学员400名，采用自学、小组讨论、大组座谈，印发学习资料和巡回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对全国中医界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医函授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是在实践中摸索、逐渐建立起来的。50年代虽然各地相继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院，但对怎样搞好高等中医教育仍无较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从教育计划到教材编写，从教学方法到学生临床见习，实习的安排，都处在摸索中。何任在担任了浙江中医学院的领导职务以后，亲临教学第一线，给学生讲课，批改作业，带学生临床实习。前后讲授的课程就有《中医诊断学》、《中医各家学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多门。他每上一堂课都认真备课，并十分讲究授课艺术，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受学生的好评。何任还非常注意按照中医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教学，并善于从实践中找出规律，加以总结提高。他认为，中医学院与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学相比有它自身的特点。因为中医不少理论常常是取类比象，还有不少问题难以口授，需在实践中体会，掌握。例如脉象往往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所以学生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就应该注意早临床、多临床。1956年、1964年他分别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研究中医教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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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在教学中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对青年学生很有帮助。1962年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了《谈治学》一文，发表于《浙医校刊》第206期上。该文在全院师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教师以教好学生为己任，学生为学好专业知识而努力，全院治学蔚然成风。
30多年来，何任一心扑在中医教育事业上。从筹备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到建立浙江中医学院；从浙江中医学院办学初期单一的本科生教学层次，到1983年发展成7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包括各种进修班在内多层次的教育格局，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办学之路，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中医人才。
治病善用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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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学验俱丰，从医近50年，始终坚持医疗工作，临床以内科、妇科为主，悉心诊治，务求疗效确凿。
对内科杂病，何任常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经方，尤以《金匮要略》方取效。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组方有法，配伍有制，运用恰当，疗效确凿。例如用麻杏薏甘汤治疗表湿，用小青龙汤治疗喘息，用风引汤治疗癫痫，用下瘀血汤治产后瘀闭，用当归芍药散、温经汤治妇科病，用金匮肾气丸治肾炎，用桂枝获苓丸治子宫肌瘤，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风疹，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喘，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用赤小豆当归散治疗便血，用半夏厚朴汤治疗梅核气，用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证等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曾有一中年妇女患者，西医诊为“脑萎缩”，神情呆滞，步履困难，经何任投四逆散加味14剂，步履自主，言语对答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之纯熟。
何任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于湿温研究尤深。湿温是时病中的大证。他在“谨守病机，细心体察，随证施治”原则指导下，常常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一湿温患者，初则根据表湿的症状投以豆卷、豆鼓等解表化湿之剂；继则根据身热、胸部红疹、神昏，投以三仁汤、竹叶石膏汤、安宫牛黄丸；尔后又针对突然大量便血，四肢厥冷，脉细如线，而急投别直参、黄连阿胶汤合犀角地黄汤，使患者便血止而神志转清，最后以益阴和胃之剂善后治愈。他认为治湿温病要胆大心细，初则芳化表散，次则清化，终则滋养。此是常法，临证却要注意通常达变。他治急证亦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误食野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情况下，他以玉枢丹为主药，单纯用中药治愈了这一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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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的“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引起的脘腹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已被浙江中医学院制剂室制成“脘腹宁”膏剂，试用于临床，颇受欢迎。1987年他还根据自己临床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具有和胃、醒酒、消胀、助消化作用的“舒胃宝”，已正式投产，为中医药事业增添了光彩。
对妇科病，何任则继承家学，多采用傅青主方，以取其“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对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老妇下血用安老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对治崩漏、他采历代女科之长，本“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宋代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对久崩不愈者，则采用通补奇经法为治，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何任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强调脾肾之重要。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对白血病、糖尿病、癌症等，分清邪正盛衰之程度，重视从培本论治。何任曾治疗一位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经许多医院治疗无效的患者，他用“疸久不愈当补脾”的培本法，很快得到治愈。在方药的选择方面，他崇尚少而精，重在药证相对。对慢性疾病则倡导“验不变法，效不更方”，反对轻率改法变方。他还善于辨证与辨病结合，选用单方、单药治疗疑难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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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于《金匮要略》的研究
《金匮要略》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最早的内科杂病方书，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但因年代久远，文辞晦涩，错讹颇多，亟待整理研究。有感于此，40余年来，何任从理论到临床，孜孜不倦地对该著作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50年代，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尚且不多，195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任的第一部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金匮要略通俗讲话》。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金匮要略归纳表》。前者将深奥的《金匮要略》原文，用浅显的白话表达，使其通俗易懂；后者则是他从事《金匮要略》教学的经验体会，将丰富且又琐碎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这两部书的出版，对中医界学习和继承《金匮要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自1958年问世后，前后印刷5次，印数达20万册。《金匮要略归纳表》则广为《金匮要略》教学所使用。1981年、1983年他又在上述基础上，将多年临床应用《金匮要略》方剂的经验、体会加以补充、发挥，分别出版了《金匮要略新解》和《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鉴于何任研究《金匮要略》的造诣，1983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卫生部科研项目——“《金匮要略》整理研究”，并承担全国《金匮要略》函授教材的编写。在从事“《金匮要略》整理研究”这一科研工作中，何任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孤本——元·邓珍刊本为校勘的底本，悉心校勘，补缺正误，剖析疑难，历时4年，三易其稿编成《金匮要略校注》一书，1988年9月通过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审定。专家们称之为当今《金匮要略》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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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研究《金匮要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早在1981年10月北京“日中《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上，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藤平健就曾赞扬何任的有关《金匮要略》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1985年12月他应日本东京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日本东京作《张仲景方之应用》的讲演，并同时为东洋学术出版社作“《金匮要略》之认识”的学术讲座，深得好评。东京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医学博士桑木崇秀先生称何任为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者”。
除《金匮要略》外，何任对《伤寒论》等其他古典医著亦有广泛而深刻的研究。40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有15种，撰写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数十年来，何任在中医药园地里辛勤耕耘，成绩斐然，深受中医界的同道和师生们的好评。1978年他出席了第六次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代表大会。1981年10月8日《浙江日报》第四版以“献身于洁白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何任的事迹。现在他虽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不知疲倦地奋战在中医教育、医疗、科研战线上。“老年明知夕阳短，无待扬鞭自奋蹄”，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外宾接待室所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何若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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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1921年1月11日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 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1947年 创办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50—1953年 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
1955—1959年 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9—1979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1978—1983年 任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
1979—1984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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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传统的教学是以师带徒方式进行的，这对多培养中医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是不够的。早在1947年，何任就创办了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将平时读书、临证心得，整理成《实用中医学》、《医摘便览》等函授教材，初步积累了办中医教育的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何任在主持浙江中医进修学校、浙江中医学院教学工作期间，率先开展中医函授教学，于1957年6月在学校内设立函授教学部，招收在职内科中医师等函授学员400名，采用自学、小组讨论、大组座谈，印发学习资料和巡回辅导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对全国中医界有较大的影响，对中医函授教学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我国的高等中医教育是在实践中摸索、逐渐建立起来的。50年代虽然各地相继建立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院，但对怎样搞好高等中医教育仍无较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从教育计划到教材编写，从教学方法到学生临床见习，实习的安排，都处在摸索中。何任在担任了浙江中医学院的领导职务以后，亲临教学第一线，给学生讲课，批改作业，带学生临床实习。前后讲授的课程就有《中医诊断学》、《中医各家学说》、《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等多门。他每上一堂课都认真备课，并十分讲究授课艺术，深入浅出，语言生动活泼，条理清楚，说理透彻，深受学生的好评。何任还非常注意按照中医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教学，并善于从实践中找出规律，加以总结提高。他认为，中医学院与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学相比有它自身的特点。因为中医不少理论常常是取类比象，还有不少问题难以口授，需在实践中体会，掌握。例如脉象往往是“心中了了，指下难明”。所以学生在掌握中医基本理论之后就应该注意早临床、多临床。1956年、1964年他分别在《浙江中医杂志》上发表了《我对中医进修教学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医学院教学工作初探》两篇研究中医教学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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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在教学中十分注意传授学习方法。他提出治学应“五宜三忌”，一宜坚实基础，二宜博采精思，三宜熟读背诵，四宜兼及他学，五宜珍惜寸阴；一忌道听途说，二忌浅尝辄止，三忌贪多务得，对青年学生很有帮助。1962年他总结了自己的治学经验，撰写了《谈治学》一文，发表于《浙医校刊》第206期上。该文在全院师生中引起很大的反响，教师以教好学生为己任，学生为学好专业知识而努力，全院治学蔚然成风。
30多年来，何任一心扑在中医教育事业上。从筹备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到建立浙江中医学院；从浙江中医学院办学初期单一的本科生教学层次，到1983年发展成7个专业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包括各种进修班在内多层次的教育格局，走过了一条艰苦创业办学之路，为国家输送了数千名中医人才。
治病善用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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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学验俱丰，从医近50年，始终坚持医疗工作，临床以内科、妇科为主，悉心诊治，务求疗效确凿。
对内科杂病，何任常用《伤寒论》、《金匮要略》之经方，尤以《金匮要略》方取效。他认为，仲景之经方，组方有法，配伍有制，运用恰当，疗效确凿。例如用麻杏薏甘汤治疗表湿，用小青龙汤治疗喘息，用风引汤治疗癫痫，用下瘀血汤治产后瘀闭，用当归芍药散、温经汤治妇科病，用金匮肾气丸治肾炎，用桂枝获苓丸治子宫肌瘤，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治疗风疹，用苓桂术甘汤治疗痰喘，用甘草泻心汤治疗狐惑病，用赤小豆当归散治疗便血，用半夏厚朴汤治疗梅核气，用甘麦大枣汤治疗脏躁证等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曾有一中年妇女患者，西医诊为“脑萎缩”，神情呆滞，步履困难，经何任投四逆散加味14剂，步履自主，言语对答清晰，足见其运用经方之纯熟。
何任治疗时病、急证有胆有识，于湿温研究尤深。湿温是时病中的大证。他在“谨守病机，细心体察，随证施治”原则指导下，常常收到较好的疗效。如治一湿温患者，初则根据表湿的症状投以豆卷、豆鼓等解表化湿之剂；继则根据身热、胸部红疹、神昏，投以三仁汤、竹叶石膏汤、安宫牛黄丸；尔后又针对突然大量便血，四肢厥冷，脉细如线，而急投别直参、黄连阿胶汤合犀角地黄汤，使患者便血止而神志转清，最后以益阴和胃之剂善后治愈。他认为治湿温病要胆大心细，初则芳化表散，次则清化，终则滋养。此是常法，临证却要注意通常达变。他治急证亦有明确的针对性，如治一误食野蘑菇中毒患者，在没有现代医疗设备情况下，他以玉枢丹为主药，单纯用中药治愈了这一重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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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他根据金铃子散、芍药甘草汤化裁创制的“和胃止痛散”，对溃疡病、胆囊炎、肠炎引起的脘腹疼痛，止痛迅速，疗效显著，已被浙江中医学院制剂室制成“脘腹宁”膏剂，试用于临床，颇受欢迎。1987年他还根据自己临床积累的经验，研制了具有和胃、醒酒、消胀、助消化作用的“舒胃宝”，已正式投产，为中医药事业增添了光彩。
对妇科病，何任则继承家学，多采用傅青主方，以取其“论极精详，方皆平易”之长。如对月经不调，常采用定经汤，初产诸疾常不离生化汤，老妇下血用安老汤以及妇科培本之安奠二天汤。对治崩漏、他采历代女科之长，本“血崩当辨虚实，实者清热凉血，兼补血药；虚者升阳补阴，兼凉血药”的原则，常以宋代陈素庵黑蒲黄散取效。对久崩不愈者，则采用通补奇经法为治，常收到满意的效果。
何任治病常着眼于扶正培本，强调脾肾之重要。认为“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遽生，是补后天之脾，正所以补先天之肾也。脾肾可不均补乎”？对白血病、糖尿病、癌症等，分清邪正盛衰之程度，重视从培本论治。何任曾治疗一位黄疸半年以上不退、经许多医院治疗无效的患者，他用“疸久不愈当补脾”的培本法，很快得到治愈。在方药的选择方面，他崇尚少而精，重在药证相对。对慢性疾病则倡导“验不变法，效不更方”，反对轻率改法变方。他还善于辨证与辨病结合，选用单方、单药治疗疑难重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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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于《金匮要略》的研究
《金匮要略》为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是最早的内科杂病方书，具有很高的临床实用价值。但因年代久远，文辞晦涩，错讹颇多，亟待整理研究。有感于此，40余年来，何任从理论到临床，孜孜不倦地对该著作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研究《金匮要略》的知名专家。50年代，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尚且不多，195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何任的第一部研究《金匮要略》的专著——《金匮要略通俗讲话》。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金匮要略归纳表》。前者将深奥的《金匮要略》原文，用浅显的白话表达，使其通俗易懂；后者则是他从事《金匮要略》教学的经验体会，将丰富且又琐碎的内容，提纲挈领地加以归纳。这两部书的出版，对中医界学习和继承《金匮要略》起到了较好的作用。《金匮要略通俗讲话》自1958年问世后，前后印刷5次，印数达20万册。《金匮要略归纳表》则广为《金匮要略》教学所使用。1981年、1983年他又在上述基础上，将多年临床应用《金匮要略》方剂的经验、体会加以补充、发挥，分别出版了《金匮要略新解》和《金匮要略提要便读》。鉴于何任研究《金匮要略》的造诣，1983年，卫生部委托他主持卫生部科研项目——“《金匮要略》整理研究”，并承担全国《金匮要略》函授教材的编写。在从事“《金匮要略》整理研究”这一科研工作中，何任选择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孤本——元·邓珍刊本为校勘的底本，悉心校勘，补缺正误，剖析疑难，历时4年，三易其稿编成《金匮要略校注》一书，1988年9月通过了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专家审定。专家们称之为当今《金匮要略》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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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任研究《金匮要略》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在国外也有较大的影响。早在1981年10月北京“日中《伤寒论》学术交流会”上，日本访中团团长、医学博士藤平健就曾赞扬何任的有关《金匮要略》专著是“中医学杰出著作”。1985年12月他应日本东京医药专门学校的邀请，去日本东京作《张仲景方之应用》的讲演，并同时为东洋学术出版社作“《金匮要略》之认识”的学术讲座，深得好评。东京医药专门学校校长、医学博士桑木崇秀先生称何任为研究《金匮要略》的“第一人者”。
除《金匮要略》外，何任对《伤寒论》等其他古典医著亦有广泛而深刻的研究。40多年来，出版的著作有15种，撰写的学术论文近百篇。 数十年来，何任在中医药园地里辛勤耕耘，成绩斐然，深受中医界的同道和师生们的好评。1978年他出席了第六次中国共产党浙江省代表大会。1981年10月8日《浙江日报》第四版以“献身于洁白事业的人”为题，报道了何任的事迹。现在他虽年逾古稀，仍壮心不已，不知疲倦地奋战在中医教育、医疗、科研战线上。“老年明知夕阳短，无待扬鞭自奋蹄”，是他为浙江中医学院外宾接待室所写的条幅，也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作者：何若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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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11日 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1940年 毕业于上海新中国医学院。
1947年 创办杭州中国医学函授社。
1950—1953年 任杭州市中医协会主任委员。
1955—1959年 任浙江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
1959—1979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副院长。
1978—1983年 任浙江中医学会副会长。
1979—1984年 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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