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与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初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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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5月1日
摘 要：广州城市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广州城市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十三行直接或间接地促成广州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基地和中心，西方医学最初以十三行为依托之地，以传人牛痘术为突破，以引进现代医疗体制为发展，在广州扎根并逐步向中国各地发展，西方医学进入广州后，在医疗机构及队伍建设、医疗管理、医疗救济等方面为广州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疗保障，使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初建并不断发展，为近代广州城市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十三行；广州；城市发展，医疗卫生；清代中后期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84-07
一、清朝中期广州医疗卫生的背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与地理环境有关，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瘟疫高发区，古有“瘴疠之乡”之称，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中，则以霍乱、鼠疫和天花为主。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又是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居住之集中，人员流动之频繁。远甚于岭南其它各县或府治，从而更具备引发瘟疫流行的诱因。无论从疫情总数，疫情集中时段、疫情分布来看，广州都是岭南地区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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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人口拥挤、街道不洁是造成瘟疫流行的重大诱因。广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达平均每平方公里306人之多。城区人口拥挤稠密，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极易引发瘟疫流行。1893年天花在广州流行，《申报》指出，“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疠疫0C”。郑观应在其《劝广州城厢内外街道粪草秽物公启》中也认为广州“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0L”。
清朝中期以后，大量城郊及农村人口涌人城区谋生，卫生意识淡薄，缺乏疾病预防观念，“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0L”。一旦疾病流行，极易成为疾疫袭击的对象。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指出：“广州最关紧要者，即系瘟疫。闻有人云，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申报》也曾撰文指出这些群体“食则饥饱不匀，睡则枕褥污秽”，“凡于卫生一切事宜，不特全不讲求，且事事与其相反，而欲不促其年寿，呜呼，盖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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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广州传统医疗体系和社会医疗资源则处于单兵作战的游离分散状态。中国传统医疗单位是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医疗与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馆。或应请上门施诊，缺乏专业分工、集体协作”’，医疗效率非常低下，尤其在外科、眼科、产科等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无论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上，都无法满足当时社会需要。
清朝中期广州的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引发了广州人民对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内在渴求，也为西方传教士利用医疗卫生手段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二、十三行与西方医学进入广州的关系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云集十三行发售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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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康熙帝还要求“西洋新来之人具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10J。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代表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由于清雍正帝的禁教令(1724年)和罗马教皇克莱孟十四下令取缔耶稣会(1773年)而中断。19世纪初，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教士开始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无论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还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都以医学为其先导。东印度公司英国医生郭雷枢呼吁教会多派传教士医生来华的建议书提出：“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门，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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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牧师马礼逊(Rev，Robert Morrison)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服务期间(1807—1834)：极力提倡利用西方医学改善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他提出：“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
郭雷枢、马礼逊的主张得西方教会的积极响应，深刻影响了来华传教的方式。英美基督教会来华传教皆以医药事业作为传教媒介，所派遣教士多为取得医学专业医生，而广州成为他们登岸中国大陆并生根的最早口岸城市。十三行商馆区，作为外国人在广州活动的主要区域”“，自然成为他们进行医学活动的依托之地，尤为关键的是，其医学活动获得了十三行商贾的认同和推动，由此，广州成为西医输入中国大陆的肇始地并向其他地区发散的中心，催生了与传统中医体系迥然不同的新式医疗体系，亦使广州居民较早体验了西方医学的作用。
三西方医疗卫生事业进人广州的表现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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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后期，依托广州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人广州。并很快在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牛痘术首先在广州传入和普及，进而推广全国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天花的方法为“人痘法”，但是治愈率不高。患病儿童“生死克期于数日间，致此而殇者累累，每年传染所被，虽于京师通衢所见以车日载婴孩之尸数十，人皆惊戚不已”。盖“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
“人痘法”传人西方后，英国詹纳医生在此基础上试验接种牛痘成功，完成《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一文，流通世界“”。1805年，葡萄牙商人许威特把牛痘“活苗”带至澳门进行接种。嘉庆十年(1865)四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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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十三行；广州；城市发展，医疗卫生；清代中后期
中图分类号：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5-0184-07
一、清朝中期广州医疗卫生的背景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与地理环境有关，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瘟疫高发区，古有“瘴疠之乡”之称，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中，则以霍乱、鼠疫和天花为主。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又是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居住之集中，人员流动之频繁。远甚于岭南其它各县或府治，从而更具备引发瘟疫流行的诱因。无论从疫情总数，疫情集中时段、疫情分布来看，广州都是岭南地区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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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人口拥挤、街道不洁是造成瘟疫流行的重大诱因。广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达平均每平方公里306人之多。城区人口拥挤稠密，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极易引发瘟疫流行。1893年天花在广州流行，《申报》指出，“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疠疫0C”。郑观应在其《劝广州城厢内外街道粪草秽物公启》中也认为广州“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0L”。
清朝中期以后，大量城郊及农村人口涌人城区谋生，卫生意识淡薄，缺乏疾病预防观念，“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0L”。一旦疾病流行，极易成为疾疫袭击的对象。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指出：“广州最关紧要者，即系瘟疫。闻有人云，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申报》也曾撰文指出这些群体“食则饥饱不匀，睡则枕褥污秽”，“凡于卫生一切事宜，不特全不讲求，且事事与其相反，而欲不促其年寿，呜呼，盖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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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期广州传统医疗体系和社会医疗资源则处于单兵作战的游离分散状态。中国传统医疗单位是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医疗与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馆。或应请上门施诊，缺乏专业分工、集体协作”’，医疗效率非常低下，尤其在外科、眼科、产科等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无论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上，都无法满足当时社会需要。
清朝中期广州的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引发了广州人民对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内在渴求，也为西方传教士利用医疗卫生手段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
二、十三行与西方医学进入广州的关系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云集十三行发售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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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康熙帝还要求“西洋新来之人具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10J。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代表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由于清雍正帝的禁教令(1724年)和罗马教皇克莱孟十四下令取缔耶稣会(1773年)而中断。19世纪初，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教士开始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无论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还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都以医学为其先导。东印度公司英国医生郭雷枢呼吁教会多派传教士医生来华的建议书提出：“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门，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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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雷枢、马礼逊的主张得西方教会的积极响应，深刻影响了来华传教的方式。英美基督教会来华传教皆以医药事业作为传教媒介，所派遣教士多为取得医学专业医生，而广州成为他们登岸中国大陆并生根的最早口岸城市。十三行商馆区，作为外国人在广州活动的主要区域”“，自然成为他们进行医学活动的依托之地，尤为关键的是，其医学活动获得了十三行商贾的认同和推动，由此，广州成为西医输入中国大陆的肇始地并向其他地区发散的中心，催生了与传统中医体系迥然不同的新式医疗体系，亦使广州居民较早体验了西方医学的作用。
三西方医疗卫生事业进人广州的表现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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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后期，依托广州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人广州。并很快在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牛痘术首先在广州传入和普及，进而推广全国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天花的方法为“人痘法”，但是治愈率不高。患病儿童“生死克期于数日间，致此而殇者累累，每年传染所被，虽于京师通衢所见以车日载婴孩之尸数十，人皆惊戚不已”。盖“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
“人痘法”传人西方后，英国詹纳医生在此基础上试验接种牛痘成功，完成《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一文，流通世界“”。1805年，葡萄牙商人许威特把牛痘“活苗”带至澳门进行接种。嘉庆十年(1865)四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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