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十日(1)
我在天黑的时候来到病房,换上蓝白相间的病服,在属于我的床上躺下。窗外是夜色如墨的天幕,有一些明亮的灯光在门诊大楼的楼顶上闪烁。在窗户边的病床上躺着的是个中年人。他的呻吟一直在有节奏地跳动着,像在呼唤也像在祈祷和诅咒。在我右边病床上有一个男孩,他在看一本杂志,他的家人趴在床头睡着了,睡得多么香甜。我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夜幕让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有楼道里护士走动的声音和输液瓶碰撞的声音。
我没有多少畏惧,我已是第二次来到医院。对于这座医院,我熟悉它的气息,它的布局,熟悉院子里花草在深夜吐露的芬芳。我知道楼下的拐角处有间医疗垃圾室,里面堆积着各种玻璃瓶子、塑料瓶子、棉球、输液管和针头。我知道在这座楼的二楼有间宽大的手术室,里面有明亮的刀子,洁白的纱布和浓烈的酒精。我知道紧挨着这栋骨科楼的是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和肿瘤科,那里面有面部扭曲的人,呼吸急促的人,血液受阻的人和支离破碎的人。在楼下500米远的地方,在医院的西南角是太平间。我曾经路过那间房子的门口,它和其他的病区没有多大区别。那间房子的门特别大,像一间储藏新鲜物品的冷冻室。门口常常有一些人匆忙走过,他们可能并不清楚那间房子里蒙盖着许多具冰凉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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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静的夜晚躺下,我感觉自己仿佛躺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我的伤口和疼痛早已被人窥探,我像一台出了毛病的机器,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整治。
一细管一细管的血温顺地流淌在针管里。这是个清晨,夜幕还没有完全退去。我注视着我年轻的血流进针管然后被护士分灌到6个试管里。这些红得发黑的血将被送到化验室,接受仪器的分析然后确定血样和麻醉,确定手术的正常进行。睡在我左边的那个中年人也在抽血。他的血管鼓胀着,针头一扎进去,血就涌满了针管。
他叫曹生光,湖南人,46岁,挖掘机司机。在修筑铁路时被另一挖掘机撞倒,压坏了他的脚骨、腿骨和胯骨。他已经动过一次手术,他的腿上缠满了纱布,打着坚硬的石膏。他现在正在等待第二次手术,医生将打开他的胯骨,取出里面的骨头碎片,然后用螺钉和钢板把骨头固定。
我进病房的那天早上他做了第一次手术,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疼痛就一直在身体里蔓延着,也在病房里蔓延着。疼痛来临的时候,他的眼睛、脸、鼻子、嘴巴全都扭曲在一起。他咂着嘴巴和舌头忍着但还是喊出了声音。有两个晚上他实在忍不住就打杜冷丁。我看见护士拿着一张红色的单子让他的妻子签字,护士再三说这种药是不能随便打的。但是他疼,吃再多的止痛片也起不了作用。打一只杜冷丁他就能闭着眼睛睡一会。后来他还要求打杜冷丁护士就再没给他打过。他坐不起来也翻不了身,他只好一直躺着,直挺挺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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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伟的母亲和父亲在窃窃私语,为一些事情低声争执着。他们是一个偏远山区的农民,长得矮小,肤色黝黑粗糙,走路说话总是那么胆怯。小伟是躺在我右边病床上的小病友,一个中学生。他三岁的时候玩耍时撞倒了立在墙根的木板,被木板砸断了右小腿。从那时起他就被父母带着到各级医院求诊。他们从村上的卫生所到乡卫生院,再到县医院和地区医院。小伟的父母带着小伟看了整整13年的腿,先后做过五次手术,但都没有成功。小伟的右小腿不仅萎缩了,而且短了。我看见小伟的右小腿上固定着一个钢架。钢架上的四根钢针直直地扎在腿里,束缚着里面的骨头。那些被钢针刺穿的针眼已经溃烂,每天,小伟总要耐心地用酒精棉球擦拭着针眼防止发炎感染。那个时候,小伟的母亲——一个一说话就哭的中年妇女,就自言自语诉说起小伟做手术的前后经过。她埋怨着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她说,是那些不负责任的医生把孩子害了。他们总是说能给孩子治好,但是孩子的腿越来越不好了,骨质越来越脆弱,轻微活动就会骨折,不知道这条腿以后还能不能走路了。她低声地哭着,说给孩子看病,家里已经背上了10多万元的债。这次到省上的大医院来就带了2000块钱,眼看着没用几天就快完了。现在孩子还没有做手术,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钱。小伟母亲说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小伟的父亲已经好多天不见了。我想他可能是借钱去了,前几天,他就对小伟说过,我不担心你做手术的疼痛和结果,我现在愁的是到哪里借钱去。小伟不说话用酒精棉球擦着针眼。因为病房里一包酒精棉球要三块钱,小伟的母亲就跑到外面买了一大包棉球。她说,这一大包才两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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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在阳光充足的午后脱下病服,换上牛仔裤,棕色的短风衣和白色的休闲鞋走出病房。我的伤口也在白色的纱布包裹中,但没人看得出来。我在拥挤的候诊大厅里张望着,我在午饭时间的食堂里转悠着,我也在喧嚣的医院门口溜达着。一群群的人与我擦肩而过,他们提着鲜花牛奶,提着各式各样的饭盒和装有放射光片的大袋子。他们脸上有凝重的表情,也有着彷徨、紧张和担心的表情。生病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状态,打乱了他们对于时间和金钱的安排。他们来到医院,看到身体的痛苦和亲人的憔悴,他们或许比病人更能体会到生命的流失。或许生病也唤起了他们对于亲情和友情的垂顾。在医院,一辆轮椅上坐着的那个人多么疲倦,眼神没有一点光泽。推着轮椅的那个人似乎比病人还憔悴,她还要努力地露出笑容,说一些与健康和吉祥无关的话,她指给他看正在开放的红玫瑰,也指给他看一些飞扬的喷泉。在一楼大厅的B超室门口,我见到一个冷艳的女人,她的眼神在空气中停滞,一身黑衣围裹的脖子上扎着一条深红色的围巾,皮肤白而光洁,而她的冰冷在身体的四周弥漫,她的冰冷我能感觉到,周围的病人和家属都能感觉到。我坐在她的后面,我瞥见她手握的检查单,她是在做妇科疾病检查,她被怀疑为一项妇科绝症的晚期。我想她应该是有人陪伴的,但是没有,我做完心电图出来后她就不见了。后来我在门诊大楼拥挤的人群中看见过她的背影,她的个子高挑,红围巾还是那么醒目,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随着人流再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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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中午,病房里来了位老年人,挂着氧气瓶。护士急切地把他安顿好,并叮咛他要多吸氧气。他是骑电动车摔倒的,摔断了胳膊肘,也摔断了三根肋骨。他的两个儿子一边扶着他半躺着一边数说他。他已经76岁了,半年前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现在一摔,肋骨疼引起胸闷想咳嗽咳不出来,呼吸就困难,一副看似生命垂危的样子,儿子带着他去了几家医院没人愿意接收最后到了这里。儿子拽着他的手帮着他吸氧气,护士帮着他换病服,护士脱了他的裤子,病痛中他竟然害羞喊叫着让儿子给他穿上内裤。他就那样不停地喘着,两个儿子坐在两边。他一直对儿子喊着说叫你妈来,但儿子一直没吭声。他在这里呆了一个晚上就转到另一个病房去了。听说他是个离休老干部,他去的是两个人的病房。他走后病房又加进来一个病人,是城郊一个村子的村干部。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小纠纷遭到殴打,左胯骨被踢断了。那个村干部没有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还有他的老婆一起把他抬进了病房,就加在我们病房里。他来后时间不长,就有许多人来看望了。看望的那些人都是村上的村民,两只手掉着,悄无声息地进到病房,不好意思的来得匆忙没买什么东西。村干部摆摆手他们就坐在了床边。见村民来,村干部的老婆就破口大骂起一些人和那个踢伤她丈夫的年轻人。村干部的老婆说那个年轻人刚劳改回来,流氓习气没改多少还继续猖狂,看来又得进牢子。村干部的老婆高大壮实,说话嗓门嘹亮,整个楼道都能听见。村干部的老婆喊着说回去要找一些比那个青年人还要凶恶的人打断一些人的腿,要以牙还牙。村干部不说话,闭着眼睛哎吆哎吆地喊起疼来。到了晚上,村上的人都离去了,进来一个老年人。那个老年人干瘦,他是那个惹事年轻人的父亲。他惶恐不安,低声下气地向躺在病床上的村干部赔礼道歉。村干部的老婆扭着头蔑视着那个老年人。后来,那个老年人对着村干部的老婆说,都是一个村上的,孩子不懂事,受了嘲伙。我都问过人了,像这骨折找个中医捏摸捏摸就好了,进这大医院花钱多还要遭罪。村干部老婆继续扭着头说,没钱就别打架,打架了就拿钱看病。后来那个老年人走了,他走的时候留下了1000元。他说儿子匪气,他也管不了。但儿子闯了祸他就是卖了房子也要承担的,但是这样住下去他就是把房子卖了钱也是凑不够的。村干部的老婆对他说她问过医生了,手术下来要花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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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多少畏惧,我已是第二次来到医院。对于这座医院,我熟悉它的气息,它的布局,熟悉院子里花草在深夜吐露的芬芳。我知道楼下的拐角处有间医疗垃圾室,里面堆积着各种玻璃瓶子、塑料瓶子、棉球、输液管和针头。我知道在这座楼的二楼有间宽大的手术室,里面有明亮的刀子,洁白的纱布和浓烈的酒精。我知道紧挨着这栋骨科楼的是神经外科,心血管内科,皮肤科和肿瘤科,那里面有面部扭曲的人,呼吸急促的人,血液受阻的人和支离破碎的人。在楼下500米远的地方,在医院的西南角是太平间。我曾经路过那间房子的门口,它和其他的病区没有多大区别。那间房子的门特别大,像一间储藏新鲜物品的冷冻室。门口常常有一些人匆忙走过,他们可能并不清楚那间房子里蒙盖着许多具冰凉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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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安静的夜晚躺下,我感觉自己仿佛躺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我的伤口和疼痛早已被人窥探,我像一台出了毛病的机器,将在这里进行修复和整治。
一细管一细管的血温顺地流淌在针管里。这是个清晨,夜幕还没有完全退去。我注视着我年轻的血流进针管然后被护士分灌到6个试管里。这些红得发黑的血将被送到化验室,接受仪器的分析然后确定血样和麻醉,确定手术的正常进行。睡在我左边的那个中年人也在抽血。他的血管鼓胀着,针头一扎进去,血就涌满了针管。
他叫曹生光,湖南人,46岁,挖掘机司机。在修筑铁路时被另一挖掘机撞倒,压坏了他的脚骨、腿骨和胯骨。他已经动过一次手术,他的腿上缠满了纱布,打着坚硬的石膏。他现在正在等待第二次手术,医生将打开他的胯骨,取出里面的骨头碎片,然后用螺钉和钢板把骨头固定。
我进病房的那天早上他做了第一次手术,似乎从那天起他的疼痛就一直在身体里蔓延着,也在病房里蔓延着。疼痛来临的时候,他的眼睛、脸、鼻子、嘴巴全都扭曲在一起。他咂着嘴巴和舌头忍着但还是喊出了声音。有两个晚上他实在忍不住就打杜冷丁。我看见护士拿着一张红色的单子让他的妻子签字,护士再三说这种药是不能随便打的。但是他疼,吃再多的止痛片也起不了作用。打一只杜冷丁他就能闭着眼睛睡一会。后来他还要求打杜冷丁护士就再没给他打过。他坐不起来也翻不了身,他只好一直躺着,直挺挺地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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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中午,病房里来了位老年人,挂着氧气瓶。护士急切地把他安顿好,并叮咛他要多吸氧气。他是骑电动车摔倒的,摔断了胳膊肘,也摔断了三根肋骨。他的两个儿子一边扶着他半躺着一边数说他。他已经76岁了,半年前刚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现在一摔,肋骨疼引起胸闷想咳嗽咳不出来,呼吸就困难,一副看似生命垂危的样子,儿子带着他去了几家医院没人愿意接收最后到了这里。儿子拽着他的手帮着他吸氧气,护士帮着他换病服,护士脱了他的裤子,病痛中他竟然害羞喊叫着让儿子给他穿上内裤。他就那样不停地喘着,两个儿子坐在两边。他一直对儿子喊着说叫你妈来,但儿子一直没吭声。他在这里呆了一个晚上就转到另一个病房去了。听说他是个离休老干部,他去的是两个人的病房。他走后病房又加进来一个病人,是城郊一个村子的村干部。因为村里面的一些小纠纷遭到殴打,左胯骨被踢断了。那个村干部没有儿子,他的女儿和女婿还有他的老婆一起把他抬进了病房,就加在我们病房里。他来后时间不长,就有许多人来看望了。看望的那些人都是村上的村民,两只手掉着,悄无声息地进到病房,不好意思的来得匆忙没买什么东西。村干部摆摆手他们就坐在了床边。见村民来,村干部的老婆就破口大骂起一些人和那个踢伤她丈夫的年轻人。村干部的老婆说那个年轻人刚劳改回来,流氓习气没改多少还继续猖狂,看来又得进牢子。村干部的老婆高大壮实,说话嗓门嘹亮,整个楼道都能听见。村干部的老婆喊着说回去要找一些比那个青年人还要凶恶的人打断一些人的腿,要以牙还牙。村干部不说话,闭着眼睛哎吆哎吆地喊起疼来。到了晚上,村上的人都离去了,进来一个老年人。那个老年人干瘦,他是那个惹事年轻人的父亲。他惶恐不安,低声下气地向躺在病床上的村干部赔礼道歉。村干部的老婆扭着头蔑视着那个老年人。后来,那个老年人对着村干部的老婆说,都是一个村上的,孩子不懂事,受了嘲伙。我都问过人了,像这骨折找个中医捏摸捏摸就好了,进这大医院花钱多还要遭罪。村干部老婆继续扭着头说,没钱就别打架,打架了就拿钱看病。后来那个老年人走了,他走的时候留下了1000元。他说儿子匪气,他也管不了。但儿子闯了祸他就是卖了房子也要承担的,但是这样住下去他就是把房子卖了钱也是凑不够的。村干部的老婆对他说她问过医生了,手术下来要花10万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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