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救助慈善未成及时雨申请条件多周期长
新闻背景
云南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少女，配型成功却无钱动手术。为了寻求救助，少女的家长奔波4个月，求助过民政、卫生等政府部门及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均未能筹到资金，得到救助。(见本版6月1日头条《贫困病患，申请救助为何难》)
这个案例，折射出众多贫困大病患者求助道路上的艰辛；同时，也提出了一道待解的难题。
当政府救助难以覆盖时，慈善机构怎样才能扮演好“及时雨”的角色？解决大病救助难，能否有可行的方案？
一问：
慈善基金，咋成不了“及时雨”？
编辑：在大病救助方面，目前政府救助覆盖面不广，救助门槛较高，能力也有限。因此，慈善基金会被人们寄予厚望。但是患者求助上门，很多人却失望而归。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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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我国逐渐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我国社会救助面临的状况是投入不足，能力建设相当薄弱，“没人办事、没钱办事”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种局面给了以慈善为本的基金会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需要正视的是，以大病救助为例，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慈善救助则应起到补充作用。
在大病救助方面，面对百姓广泛的需求来说，慈善救助只是杯水车薪。拿白血病来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05年推出“小天使基金”，筹集资金很难，截至2009年底，自筹2205万元，5年来也只救助了564名贫困家庭的白血病患儿，而慈善救助需求很大，因此挂名排队就很长。去年，红基会向财政部申请了5000万元注入“小天使基金”，分给1548名儿童白血病患者，每位只能分到3万元，相对于20万元的骨髓移植手术来讲，资助资金远远不够。慈善救助还远远难以满足当前患者需求。
此外，大病方面的慈善募捐困难较大。国际研究表明，捐款人所捐款项对一个受益群体的作用面越大，捐款积极性越高，反之则不然。对于白血病来说，基金会募捐20万元，才能帮助一名儿童白血病患者，号召力不大，动员难度高。公众似乎也觉得，大病救助主要应该靠政府。这种认识也会使社会对大病的捐款积极性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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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求助慈善，为何百姓觉得难？
编辑：有人反映，向基金会“要钱难”。申请救助条件多，周期长；另一方面，基金会在不同场合又称“花钱难”，不少人觉得挺困惑。这是怎么回事？基金会供给与百姓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徐永光：这里需要厘清一些关于基金会“花钱找钱”的概念。基金会不是善款资金的“搬运工”，使用善款需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并对善款使用效率和安全负责。因此，善款使用有其严格的规定，对发放的对象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在现代慈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条件下，也许，这让一些申请者感觉到向基金会“找钱难”、条件多。也正因为如此，基金会要把钱花好，花到位，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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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花钱难”，在现实中，难在哪儿？通常来说，基金会工作人员少，完全靠基金会自己的能力使用好每一笔钱有困难。那么它有两个选择，一是将善款交给那些民间公益组织去落实，却发现目前这些机构数量少，能力弱；二是很多善款就交给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去花和落实，结果民间慈善捐款成了弥补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手段。目前，第二个选择成为多数公募基金会的选择。
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过去，公募基金会募到善款，几乎百分百与地方政府合作，而民间公益组织却存在登记难、获取本地资源难等困境，未能成长壮大。基金会与民间公益组织无法衔接，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所以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只能向境外基金会申请资金，“喝洋奶”，难以喝到“母乳”，健康发展令人担忧。因此，在培育民间公益组织方面，中国慈善体制应该有所突破，从而改善公益产业布局，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格局。我认为，公益产业链应该是这样的：捐助人出钱，基金会管钱，公益服务组织花钱。基金会制定规范让公益服务组织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获取资金，这样才能使更为优质的公益组织去使用善款，将善款花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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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大病领域，这类基金会也存在找钱难、募捐难的问题。这与捐款人的倾向有关，企业捐款想留名，且重硬轻软。所以大都捐往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而非软件建设。个人捐款资助教育积极性很高，因为投入产出比高；捐款用于大病救助则力不从心，热情不高。
三问： 大病救助，有何妙方解困局？
编辑：解决大病救助，既然政府救助覆盖小，慈善救助又杯水车薪，那么怎么办呢？有没有“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徐永光：我总结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大病救助制度探索和公益机构的有益尝试，认为解决大病救助难，需要政府、市场、慈善组织形成合力，需要设计一个方案将政府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三者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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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的模式是这样的：
一是设立政府大病救助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匹配。受惠范围原则上覆盖全体公民，包括未成年人。
二是商业保险，个人投保。保费可分两个档次，比如50元保费可报销10万元，100元保费可报销20万元。保险公司赔付与政府救助是配套的，因此不是个人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而是政府统一规划，保费由单位、学校等机构代收，由社保机构或慈善机构代理对保险公司公开招标，集团购买。这种大病救助保险覆盖病种应更广。
三是慈善机构资助。若碰到困难家庭，无力购买大病救助保险的，可由社会慈善来兜底。同时，慈善机构对那些获得政府救助、保险赔付后还有困难的群体，可以进行适当资助。这样慈善基金会的善款使用也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可以想象一下，1000万的善款可以资助10万困难群体购买一年的大病救助保险，若这10万人在这一年内患病即可得到及时救治，相比直接救助，善款的受益面要广得多。此外，该模式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动员募捐将变得容易。假定困难家庭为三口之家，捐300元，则可保证这一家子一年无大病之忧，而且普通捐助人也能承担得起。而对于企业来说，捐100万，则可使10000名困难群众受益。这样的受益面足以令捐助人得到满足感和成就感，因此，捐赠的积极性也必定被调动起来。
鉴于目前许多地方正在探索医保引入商险，不乏运行良好的案例，我相信，该模式是可以实现和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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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一名身患白血病的少女，配型成功却无钱动手术。为了寻求救助，少女的家长奔波4个月，求助过民政、卫生等政府部门及红十字基金会等慈善机构，均未能筹到资金，得到救助。(见本版6月1日头条《贫困病患，申请救助为何难》)
这个案例，折射出众多贫困大病患者求助道路上的艰辛；同时，也提出了一道待解的难题。
当政府救助难以覆盖时，慈善机构怎样才能扮演好“及时雨”的角色？解决大病救助难，能否有可行的方案？
一问：
慈善基金，咋成不了“及时雨”？
编辑：在大病救助方面，目前政府救助覆盖面不广，救助门槛较高，能力也有限。因此，慈善基金会被人们寄予厚望。但是患者求助上门，很多人却失望而归。这反映了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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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光：我国逐渐完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其中，我国社会救助面临的状况是投入不足，能力建设相当薄弱，“没人办事、没钱办事”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种局面给了以慈善为本的基金会发挥作用的空间。但是，需要正视的是，以大病救助为例，政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而慈善救助则应起到补充作用。
在大病救助方面，面对百姓广泛的需求来说，慈善救助只是杯水车薪。拿白血病来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2005年推出“小天使基金”，筹集资金很难，截至2009年底，自筹2205万元，5年来也只救助了564名贫困家庭的白血病患儿，而慈善救助需求很大，因此挂名排队就很长。去年，红基会向财政部申请了5000万元注入“小天使基金”，分给1548名儿童白血病患者，每位只能分到3万元，相对于20万元的骨髓移植手术来讲，资助资金远远不够。慈善救助还远远难以满足当前患者需求。
此外，大病方面的慈善募捐困难较大。国际研究表明，捐款人所捐款项对一个受益群体的作用面越大，捐款积极性越高，反之则不然。对于白血病来说，基金会募捐20万元，才能帮助一名儿童白血病患者，号召力不大，动员难度高。公众似乎也觉得，大病救助主要应该靠政府。这种认识也会使社会对大病的捐款积极性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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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 求助慈善，为何百姓觉得难？
编辑：有人反映，向基金会“要钱难”。申请救助条件多，周期长；另一方面，基金会在不同场合又称“花钱难”，不少人觉得挺困惑。这是怎么回事？基金会供给与百姓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怎么产生的？
徐永光：这里需要厘清一些关于基金会“花钱找钱”的概念。基金会不是善款资金的“搬运工”，使用善款需要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并对善款使用效率和安全负责。因此，善款使用有其严格的规定，对发放的对象有严格的审查和监管。在现代慈善理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条件下，也许，这让一些申请者感觉到向基金会“找钱难”、条件多。也正因为如此，基金会要把钱花好，花到位，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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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花钱难”，在现实中，难在哪儿？通常来说，基金会工作人员少，完全靠基金会自己的能力使用好每一笔钱有困难。那么它有两个选择，一是将善款交给那些民间公益组织去落实，却发现目前这些机构数量少，能力弱；二是很多善款就交给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去花和落实，结果民间慈善捐款成了弥补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手段。目前，第二个选择成为多数公募基金会的选择。
这里有深层次的原因。过去，公募基金会募到善款，几乎百分百与地方政府合作，而民间公益组织却存在登记难、获取本地资源难等困境，未能成长壮大。基金会与民间公益组织无法衔接，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所以很多民间公益组织只能向境外基金会申请资金，“喝洋奶”，难以喝到“母乳”，健康发展令人担忧。因此，在培育民间公益组织方面，中国慈善体制应该有所突破，从而改善公益产业布局，形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格局。我认为，公益产业链应该是这样的：捐助人出钱，基金会管钱，公益服务组织花钱。基金会制定规范让公益服务组织通过公开平等的竞争获取资金，这样才能使更为优质的公益组织去使用善款，将善款花得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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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大病领域，这类基金会也存在找钱难、募捐难的问题。这与捐款人的倾向有关，企业捐款想留名，且重硬轻软。所以大都捐往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而非软件建设。个人捐款资助教育积极性很高，因为投入产出比高；捐款用于大病救助则力不从心，热情不高。
三问： 大病救助，有何妙方解困局？
编辑：解决大病救助，既然政府救助覆盖小，慈善救助又杯水车薪，那么怎么办呢？有没有“四两拨千斤”的方案？
徐永光：我总结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大病救助制度探索和公益机构的有益尝试，认为解决大病救助难，需要政府、市场、慈善组织形成合力，需要设计一个方案将政府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三者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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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的模式是这样的：
一是设立政府大病救助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按比例匹配。受惠范围原则上覆盖全体公民，包括未成年人。
二是商业保险，个人投保。保费可分两个档次，比如50元保费可报销10万元，100元保费可报销20万元。保险公司赔付与政府救助是配套的，因此不是个人与保险公司发生关系，而是政府统一规划，保费由单位、学校等机构代收，由社保机构或慈善机构代理对保险公司公开招标，集团购买。这种大病救助保险覆盖病种应更广。
三是慈善机构资助。若碰到困难家庭，无力购买大病救助保险的，可由社会慈善来兜底。同时，慈善机构对那些获得政府救助、保险赔付后还有困难的群体，可以进行适当资助。这样慈善基金会的善款使用也能实现效用最大化。
可以想象一下，1000万的善款可以资助10万困难群体购买一年的大病救助保险，若这10万人在这一年内患病即可得到及时救治，相比直接救助，善款的受益面要广得多。此外，该模式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动员募捐将变得容易。假定困难家庭为三口之家，捐300元，则可保证这一家子一年无大病之忧，而且普通捐助人也能承担得起。而对于企业来说，捐100万，则可使10000名困难群众受益。这样的受益面足以令捐助人得到满足感和成就感，因此，捐赠的积极性也必定被调动起来。
鉴于目前许多地方正在探索医保引入商险，不乏运行良好的案例，我相信，该模式是可以实现和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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