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幽灵传染病
科学汇
SCIENCE
文/致桦
上世纪后半叶，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成了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象。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教育机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然而卫生设施、垃圾收集体系、污染治理、居住环境、饮食安全的不完善等都给城市健康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因素使得传染病的潜流依然是光鲜城市背后一抹挥之不去的暗色。
鼠影逃生与第一次卫生革命
当我们沿城市化的道路向前追溯就可以看出，这一进程从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阶段就已开始了。由于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比采集食物多很多，因此人类逐渐形成了定居与群居的生活方式，这为日后村庄与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很快，大规模的群居与定居就带来了各种影响健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经蚊子、苍蝇、老鼠传播的传染病在人群中的流行。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朴素的公共卫生理念。有文献记载，在中国、埃及、希伯来、印度等古代文明的社区及宗教信仰系统中都有关于卫生的礼仪要求，并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城市饮水安全和有效地进行污水处理，但由于这些认识仍处于较低层面，因此每次传染病流行期间，动辄在疫区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惨剧。
17世纪，鼠疫的鬼魅身影又一次笼罩了欧洲。当疫情逼近意大利米兰城时，当地的一位主教无意中找到了阻止疫情蔓延的方法，他下达指令，命人在最先发现鼠疫的3栋房屋周围砌上围墙，里面的人均不得迈出半步。正是这一举措挽救了米兰，使之成为当时极少数未受波及的城市之一。自此，隔离也就成为防疫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在无数次血的教训面前，人们意识到消灭传染源是阻止疫病流行的关键步骤。通过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垃圾的处理以及广泛的杀虫和消毒等措施，使得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这些举措也被称之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被大城市复活的结核病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很快完成了一次卫生革命。但在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背景下，受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城市生态发生显著变化的影响，不少传染病又死灰复燃，结核病就是例证之一。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发的慢性传染病，可累及身体各个脏器，因其主要侵犯肺脏，所以旧称“肺痨”。在抗结核病化学药物问世40余年以及卡介苗推广50余年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结核病出现全球性的恶化趋势，不但疫情水平本来较低的发达国家有故态复萌的迹象，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明显回升。在城市中尤为如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纽约市结核病发病率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4倍，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83%的结核病患者都居住在城市。
艾滋病是另一种处于高压流行态势的传染病。自从27年前法国科学家发现艾滋病毒以来，它就一直在人群间肆虐，从未离去。虽然这种病毒在体外非常脆弱，但在体内繁殖时却拥有极强的突变能力。据估计，一位艾滋病患者体内荷载的突变病毒颗粒就有1万~10万种之多。这种能力使得人们不得不用鸡尾酒疗法来对付病毒，也让针对病毒的疫苗屡屡胎死腹中。
除此之外，目前所知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主要攻击靶点是免疫系统，也就是说随着感染进程的加剧，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就为其他传染病原体的侵袭提供了可乘之机。上文提到结核病疫情的回升就与艾滋病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新兴传染病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同野生动物也有了更多的直接和间接接触的机会，一些本来只在野生动物体内存在的病原体此时趁机侵入人体，一旦病毒具备了人际间传播的能力，其结果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疫情。
据统计，针对人类的新兴传染病有四分之三为人畜共患病，2003年给我们留下惨痛教训的SARS即为其中一种。此前果子狸曾被视为SARS传播的肇因，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华菊头蝠更有可能是SARS病毒的最原始宿主。西尼罗病毒同样如此，这种病毒原本在非洲存在很多年，之后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之间游客的增多而传染到其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流感病毒的已知流行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但它通过几年一小变，十几年一大变，因而每每在流行时总能像一种新病毒那样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以近年来在人际间传播的甲型H1N1以及禽鸟间流行的禽流感H5N1病毒为例，前者在人际间的传播能力超强，而后者造成的死亡率极高。鉴于猪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同时拥有这两种病毒的受体，一旦二者在猪体内混合重组诞生出兼具两种病毒优势的超级病毒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为医学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
SCIENCE
文/致桦
上世纪后半叶，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迁移成了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现象。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教育机会，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然而卫生设施、垃圾收集体系、污染治理、居住环境、饮食安全的不完善等都给城市健康提出了严峻挑战。这些因素使得传染病的潜流依然是光鲜城市背后一抹挥之不去的暗色。
鼠影逃生与第一次卫生革命
当我们沿城市化的道路向前追溯就可以看出，这一进程从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阶段就已开始了。由于种植作物能养活的人口比采集食物多很多，因此人类逐渐形成了定居与群居的生活方式，这为日后村庄与城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很快，大规模的群居与定居就带来了各种影响健康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经蚊子、苍蝇、老鼠传播的传染病在人群中的流行。当时的人们已经有了朴素的公共卫生理念。有文献记载，在中国、埃及、希伯来、印度等古代文明的社区及宗教信仰系统中都有关于卫生的礼仪要求，并有具体的措施来保障城市饮水安全和有效地进行污水处理，但由于这些认识仍处于较低层面，因此每次传染病流行期间，动辄在疫区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惨剧。
17世纪，鼠疫的鬼魅身影又一次笼罩了欧洲。当疫情逼近意大利米兰城时，当地的一位主教无意中找到了阻止疫情蔓延的方法，他下达指令，命人在最先发现鼠疫的3栋房屋周围砌上围墙，里面的人均不得迈出半步。正是这一举措挽救了米兰，使之成为当时极少数未受波及的城市之一。自此，隔离也就成为防疫的基本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此外，在无数次血的教训面前，人们意识到消灭传染源是阻止疫病流行的关键步骤。通过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垃圾的处理以及广泛的杀虫和消毒等措施，使得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这些举措也被称之为“第一次卫生革命”。
被大城市复活的结核病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指引下，很快完成了一次卫生革命。但在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背景下，受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以及城市生态发生显著变化的影响，不少传染病又死灰复燃，结核病就是例证之一。
结核病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发的慢性传染病，可累及身体各个脏器，因其主要侵犯肺脏，所以旧称“肺痨”。在抗结核病化学药物问世40余年以及卡介苗推广50余年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结核病出现全球性的恶化趋势，不但疫情水平本来较低的发达国家有故态复萌的迹象，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也出现了明显回升。在城市中尤为如此，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纽约市结核病发病率是全美国平均水平的4倍，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83%的结核病患者都居住在城市。
艾滋病是另一种处于高压流行态势的传染病。自从27年前法国科学家发现艾滋病毒以来，它就一直在人群间肆虐，从未离去。虽然这种病毒在体外非常脆弱，但在体内繁殖时却拥有极强的突变能力。据估计，一位艾滋病患者体内荷载的突变病毒颗粒就有1万~10万种之多。这种能力使得人们不得不用鸡尾酒疗法来对付病毒，也让针对病毒的疫苗屡屡胎死腹中。
除此之外，目前所知艾滋病毒在人体内的主要攻击靶点是免疫系统，也就是说随着感染进程的加剧，人体的免疫系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这就为其他传染病原体的侵袭提供了可乘之机。上文提到结核病疫情的回升就与艾滋病的流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新兴传染病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同野生动物也有了更多的直接和间接接触的机会，一些本来只在野生动物体内存在的病原体此时趁机侵入人体，一旦病毒具备了人际间传播的能力，其结果很可能发展成为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疫情。
据统计，针对人类的新兴传染病有四分之三为人畜共患病，2003年给我们留下惨痛教训的SARS即为其中一种。此前果子狸曾被视为SARS传播的肇因，但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显示中华菊头蝠更有可能是SARS病毒的最原始宿主。西尼罗病毒同样如此，这种病毒原本在非洲存在很多年，之后随着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之间游客的增多而传染到其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流感病毒的已知流行史几乎和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但它通过几年一小变，十几年一大变，因而每每在流行时总能像一种新病毒那样掀起一阵轩然大波。以近年来在人际间传播的甲型H1N1以及禽鸟间流行的禽流感H5N1病毒为例，前者在人际间的传播能力超强，而后者造成的死亡率极高。鉴于猪的呼吸道上皮细胞同时拥有这两种病毒的受体，一旦二者在猪体内混合重组诞生出兼具两种病毒优势的超级病毒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作者为医学博士，科学松鼠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