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过度医疗挖医改的墙角 等
警惕过度医疗挖医改的墙角
□白剑峰
“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一位邻居经常这样开玩笑。5年前，他因心脏病住院，被植入5个心脏支架，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两万多元，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然而，这辆昂贵的“轿车”并未给他带来好运，最近他不幸猝死。
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但他没去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药物，现在已经87岁，仍可轻松爬上二楼。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如今，滥用支架之风愈演愈烈。专家指出，给无适应证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 百拇医药
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冠脉造影是心脏病患者安放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统计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事实上，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家指出，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手术材料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
支架滥用，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例如，为了发现病灶，医生往往习惯建议病人做CT检查。但是，专家指出，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相当于在位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2.5公里处接受的辐射量。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例中，由滥用X射线和CT检查引发的占相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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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
一是技术崇拜。当今，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而忽视了最基本、最适宜的传统技术，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例如，一些医院把介入手术当成技术领先的标志，看一个科室“牛不牛”，主要看介入手术数量多不多。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不断制造“医疗需求”，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例如，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美国的售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回扣空间，致使部分医生把多放支架当成生财之道。
可见，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必将使国家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最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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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只有用最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减少无效的支出，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
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不可误读
□邓为
近日，“明年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将实现全面禁烟”成为各大报纸头条，卫生部称这条新闻系媒体误读。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在接受采访时，也同样表达了无奈：“卫生部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医疗系统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起到一点儿示范作用。”
, http://www.100md.com 老实说，笔者初读到“明年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将实现全面禁烟”的新闻时，心头也为之一喜，如果能实现在室内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无疑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遗憾的是，“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最终被证实是新闻乌龙，这让原本对全面禁烟抱有诸多希冀的人们不免万般失落。
值得深思的是，被媒体误读的新闻，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在网络和报纸上疯狂转载，成为当天的热门新闻，并且卫生部有关部门的电话甚至成为了热线。这样的“喜剧”效果，是对群众强大禁烟愿望的生动注解。换言之，之所以媒体和民众对这条新闻如此追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契合了民众对公共场所禁烟的迫切要求。
让人遗憾的是，在公共场所实现全面禁烟的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卫生部门能做到的，也就是在医疗系统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已。也就是说，这样的禁烟举措，顶多算是部门规章，还远远不能上升到国家意志和法律的层次。
早在2007年12月举行的“中国控烟履约高层研讨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等百余位专家就呼吁过各部委带头禁烟。遗憾的是，时下也只有医疗卫生系统开始试点禁烟，其他政府部门仍未见响应。《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已颁布4年，尽管也有不少城市出台了禁烟令，但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出的目标和要求还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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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禁烟难的背后，却是烟草商和烟草企业赢利的高歌猛进。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烟草税收超过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远远大于全国总税收9%的增长幅度。在不少省市，烟草甚至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烟草行业占据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相当比例的现实情况下，全面禁烟的目标看上去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尽管全面禁烟最终证实是一条被误读的新闻，但有关部门对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切莫误读。目前，我国仍然有3.5亿烟民，每年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且吸烟人群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的特点；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是5.4亿，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8亿。如果不能正视全面禁烟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与期待，烟草大国的帽子恐怕还会被戴上很长的时间，侵扰公众健康的吸烟行为也将持续为害，这绝对不是公众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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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剑峰
“我的胸口有辆小轿车!”一位邻居经常这样开玩笑。5年前，他因心脏病住院，被植入5个心脏支架，而一个支架的价格是两万多元，加起来的花费等于一辆轿车。然而，这辆昂贵的“轿车”并未给他带来好运，最近他不幸猝死。
我国一位著名心脏科医生，70岁时出现心绞痛，但他没去放支架，而是在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坚持口服药物，现在已经87岁，仍可轻松爬上二楼。
同是心脏病，为何不同命？除了个体差异外，能否选择适宜的治疗方案是重要影响因素。应该承认，心脏介入技术的诞生，是医学的一大进步，它替代了部分心脏搭桥手术，减少了患者的创伤和痛苦。然而，任何医学技术都是有界限的。一旦超越界限，就会走向反面。如今，滥用支架之风愈演愈烈。专家指出，给无适应证的患者放支架，将大大增加血栓或者出血的风险，导致更严重的心肌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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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接受冠脉造影检查的美国人中，有1/5是“非必须”的。冠脉造影是心脏病患者安放支架前的一项必要检查，统计显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
事实上，中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专家指出，很少有病人需要3个以上支架，但不少病人却被放了5~10个支架，这是明显的过度医疗。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手术材料费就至少50亿元。其中，无效和无益的支架有多少呢？
支架滥用，只是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事实上，医学新技术的滥用，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普遍现象。病人不仅承担了不必要的痛苦和风险，而且支付了昂贵的医疗费用。例如，为了发现病灶，医生往往习惯建议病人做CT检查。但是，专家指出，接受一次全身CT扫描，相当于在位于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中心2.5公里处接受的辐射量。在每年新增癌症病例中，由滥用X射线和CT检查引发的占相当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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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医学新技术为何容易被滥用？
一是技术崇拜。当今，一些医生过度追求和盲目崇拜高精尖设备，习惯用高新技术解决常见疾病，而忽视了最基本、最适宜的传统技术，忽视了患者是否用得起。例如，一些医院把介入手术当成技术领先的标志，看一个科室“牛不牛”，主要看介入手术数量多不多。
二是利益驱动。一些医生把新技术当成牟利的工具，在金钱的诱惑下，背弃了医学的人文精神，不断制造“医疗需求”，从中获取不当利益。例如，一个进口心脏支架在中国的售价，远远高于美国的售价，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回扣空间，致使部分医生把多放支架当成生财之道。
可见，过度医疗是技术崇拜和利益驱动杂交的怪胎，它使医学偏离了以人为本的轨道，正沿着越来越昂贵的方向前行。如果放任过度医疗泛滥，必将使国家的医疗费用不断攀升，最终陷入难以为继的边缘。在这方面，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过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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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医疗资源不足与浪费同时并存。只有用最严格的制度约束过度医疗，减少无效的支出，才能让医改获得成功。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会被吞噬掉。
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不可误读
□邓为
近日，“明年我国室内公共场所将实现全面禁烟”成为各大报纸头条，卫生部称这条新闻系媒体误读。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在接受采访时，也同样表达了无奈：“卫生部门所能做到的，就是在医疗系统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起到一点儿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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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深思的是，被媒体误读的新闻，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在网络和报纸上疯狂转载，成为当天的热门新闻，并且卫生部有关部门的电话甚至成为了热线。这样的“喜剧”效果，是对群众强大禁烟愿望的生动注解。换言之，之所以媒体和民众对这条新闻如此追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契合了民众对公共场所禁烟的迫切要求。
让人遗憾的是，在公共场所实现全面禁烟的目标，“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卫生部门能做到的，也就是在医疗系统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而已。也就是说，这样的禁烟举措，顶多算是部门规章，还远远不能上升到国家意志和法律的层次。
早在2007年12月举行的“中国控烟履约高层研讨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等百余位专家就呼吁过各部委带头禁烟。遗憾的是，时下也只有医疗卫生系统开始试点禁烟，其他政府部门仍未见响应。《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已颁布4年，尽管也有不少城市出台了禁烟令，但与《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提出的目标和要求还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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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禁烟难的背后，却是烟草商和烟草企业赢利的高歌猛进。据有关资料显示，2009年烟草税收超过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远远大于全国总税收9%的增长幅度。在不少省市，烟草甚至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烟草行业占据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相当比例的现实情况下，全面禁烟的目标看上去确实是任重而道远。
尽管全面禁烟最终证实是一条被误读的新闻，但有关部门对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切莫误读。目前，我国仍然有3.5亿烟民，每年死于与烟草相关疾病的人数约为100万，且吸烟人群呈现扩大化、低龄化的特点；遭受二手烟危害的人数是5.4亿，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1.8亿。如果不能正视全面禁烟新闻误读背后的民意与期待，烟草大国的帽子恐怕还会被戴上很长的时间，侵扰公众健康的吸烟行为也将持续为害，这绝对不是公众所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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