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治精神病首先要强调医学专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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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精神病首先要强调医学专业性
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中央综治委委员、卫生部副部长尹力6月19日表示，今明两年全国将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减少肇事肇祸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具有一定攻击性的严重精神病人可能对他人权利具有风险，因而基于维护他人利益和社会秩序的考量，当有必要防范。卫生部负责人作出的表示从一定程度上说，应属积极之举，面对任何一种疾病，我们总是希望医疗设施能够更完善，医学水平能够更高。
然而在疾病分类里，精神病一直处于并不明确的位置，这使得我们还不能把精神疾病防治机构扩建和一般意义上的设备升级、能力提高简单类比。与一般医院不同的是，精神病院因涉及对人身自由的强制限制，使得其功能的发挥需要极大的谨慎，需有非常的责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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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卫生部的表态或许已潜在地包含为了精神病人的健康这一目的，但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拿出举措，目的又是为了减少这个群体造成的危害，这样一种凸显与强调似与疾病防治的基本目的有一些距离。医学的第一目的是人性、人道，首先指向患病者的健康与权利，如果防治精神病是一项医学事业，那么首先应予强调的也是精神病人的健康，减少危害自然难以忽视，但应排列在为了病人这一目的之后。
基于现实，我们应当承认，人们谈论精神病，有时并不是在谈论一种医学疾病，而是在一整套话语体系下谈论一个社会概念。精神疾病只能对应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一个人是否患有精神病，程度如何，唯一正当且无可置疑的是他被独立可靠的医学机构合法鉴定。然而一些时候，精神病可能会被其他主体以其他方式定义，一个人的身份被区分被甄别，进而被纳入精神病患者群体，不是出于医学目的，而是为了某种社会秩序的需要，比如因帮助他人上访而被强送精神病院的徐林东事件，因拍摄群众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彭宝泉事件等，都是以防治疾病名义伤害人身权利的代表性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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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被排除出正常生活的人，总是显得弱势，而精神病人是特别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因为这种疾病的特殊性，应当更加体现对人的理解，专业工作者更加需要心无旁骛，秉持职业操守。就救治重性精神病而言，我们认为其本质是专业性的，但也与社会其他构架难以决然分离。这里，也许需要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给予协助，但也仅仅是协助，具体而言，他们可以临时性采取强制性拘束手段，但在决定是否给予强制医疗方面，警察权乃至其他任何权力都不具有决定性，而只能是以医疗机构的判断为结论，且不能对它们作出结论施予压力。
或许我们应当拥有像对待结核病那样的态度。对结核病国家实行免费检查和报病激励政策，目的是采取措施积极发现肺结核患者，使之及时得到规范的治疗和管理，恢复健康，减少结核菌在人群中的传播。其本质意义是，防治一些重大疾病并不只被认为是一项社会救助措施，而是国家监护权的体现，展现了国家日常防治状态，对于精神疾病，我们认为，医学负责判定疾病以及它的程度与救治，而政府和其他权力主体应当与这种专业性保持距离，承担服务与保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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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精神病治疗需要更多公共投入
卫生部副部长尹力6月19日表示，针对一些地方出现的重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今明两年全国将改扩建550家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提高对重性精神病人的救治能力。
据统计，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医治负担超癌症，居各类疾病首位。然而，一种如此重要且影响广泛的疾病，长期以来防范和治疗，似乎更多是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公共救助机制匮乏，由此导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较普遍的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在社会上不断伤人犯罪，却无法制止，更有甚者，还出现了许多父母不堪折磨杀害精神疾病子女，精神疾病患者突然发病杀害家属的人伦悲剧。
这些年来，在精神疾病的预防及治疗方面，公共卫生体系有着太多的欠账，而解决此问题，此次卫生部提出扩建精神病医院，改善就医环境，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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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平均每10万人中才有一位精神科医师。可见，扩建精神病医院，增加精神科医师的人员编制，早已是迫在眉睫。
不过，精神病医院的扩建，只是第一步。精神病医院承担着大量的公共卫生任务，对所治疗的患者收费低廉。可在经费投入上，不少精神专科医院没有进入公共卫生机构序列，财务上仍在实行差额拨款政策，而且拨款比例很小，致使精神专科医院业务开展面临困境，同时也难以吸引高素质医疗人才进入。因此，下一步，需要妥善解决精神病医院的拨款问题，如此才能确保精神病医院的公益性，实现对精神病患的应治尽治、应保尽保。
还要看到的是，对精神疾病的治疗是一个较漫长的过程，有时可能伴随病人终身，这不但需要病人自己及其家庭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也需厚实的经济条件做支持。所以，政府的财政支援延伸到医院的病床还不够，对于千千万万个“家庭病床”，同样需要国家之力给予扶持。而这，则是一个复杂社会工程，需要借助于社区卫生机构和社区志愿者的作用，需要扩大精神病用药的报销范围、提高报销比例，需要民政等部门加强对贫困精神病人家庭的救助等。
当然，在把更多的公共投入用于精神病治疗之外，政府投资在全民中普及精神健康的公共卫生知识，也是重要一环。要让整个社会对精神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让精神疾病患者，和心脏病、肾病等疾病的患者一样获得正视，获得同情，消除一切对于精神病人的歧视。如此多管齐下，才能有效因应，维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权益，保证社会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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