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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职业病别成另一种“矿难”
http://www.100md.com 2010年6月30日 《新京报》
新京报:职业病别成另一种“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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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职业病鉴定如此困难 何不加强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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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京报:职业病别成另一种“矿难”

    贵州省施秉县恒盛有限公司195名工人不久前被确诊为矽肺病,这一数字创下了企业一次性检出矽肺病人数全省之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家高污染企业竟是当地“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6月28日新华视点)

    去年农民工张海超以“开胸验肺”的悲剧,引来媒体报道职业病事故的热潮。尽管如此,这样雷人的新闻却依然延续不断。今年4月28日,卫生部公布的《2009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情况》表明,职业病依旧在不断地吞噬和侵蚀着劳动者的生命,各种急性慢性职业病居高不下。

    为什么这家高污染企业敢于置《职业病防治法》于不顾?企业与当地政府部门的暧昧态度是个关键要素。虽然当地安监、卫生等部门曾下达过整改通知书,但为何“有关整改措施落实得都很差”?答案还是来源于权力背景的护犊。从新闻中得知,尽管矽肺病患者的治疗、赔偿等问题、以及责任追究问题仍遥遥无期,当地官员都拒绝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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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以钱息事,用钱来摆平的治理模式,同样使当前的职业病防治难上加难。在这起事件中,这些矽肺病患者因病情的轻重不同,可能分别获得10万元至30万元的赔偿。要求矽肺病复查的261名工人,部分与这一家企业达成协议,每人领取了2.3万元的补偿款。当地官员一再强调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这家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早日恢复生产。

    这俨然已经成了一种行业惯例———当职业病事故被曝光后,企业只要愿意尽快花钱赔偿,平息事端,让受害工人不再和媒体对话,多大的事故都很快被平息,真正的追责更是罕见。

    这种逻辑关系下,这家企业带“病”运行十年之久,就不难理解了。职业病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矿难”,成为社会的耻辱与伤痛?

    □吴帅(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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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职业病鉴定如此困难 何不加强预防

    读罢6月21日《新京报》社论《“开胸验肺”后,职业病鉴定难题未解》后,笔者觉得既然职业病鉴定那么难,那么,为何不早早地进行预防。也就是说为何不提前教育打工者远离那些有害有毒的工种或企业呢?如果有工友不得不在这类企业打工,那最起码的也会保护自己,避免危害。

    现在许多地方的劳动部门,对于外出打工人员都会进行一些技术培训,让他们都能掌握一技之长,这样他们不但好找工作,而且其工资待遇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这无疑是件好事。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些培训工作中,却唯独没有健康教育这一课,尤其是缺乏职业病预防这一课。这就使得大部分工友在打工的过程中,即使是接触到了有毒有害物质,甚至给自己造成了身体伤害也不知,因为许多有毒有害物质有时不但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它们对人体的伤害也是一个慢性过程,这就让人没有了警惕性,等到身体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症状时,大多就给自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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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打工者开展“职业病预防”教育课,从表面上看,既无什么政绩也不产生丝毫的经济收益,但是,从上面的例子不难看出,开展这样的课程对于打工者来说却是 “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它既可预防和避免有毒有害物质对工友及亲属造成伤害,而且也不至于因病而重新导致贫困。□左相军(教师)

    

    新京报:开胸验肺后 职业病鉴定难题未解

    广东的打工者唐建友突患急性白血病,医生说他只有两个多月的生命了,因为长期从事喷漆工作,唐认为自己得的是职业病,但由于工作单位拒绝出具劳动合同原件,鉴定机构于是拒绝对其做职业病鉴定。在央视此节目播出前的一天,唐建友病发身亡,没等来那纸鉴定,至死没能得到一个说法。(6月19日央视《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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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病鉴定怎么还这样难?在公众印象当中,这应该不是问题了。

    一年前,河南农民工张海超在被法定鉴定机关鉴定为肺结核后,采用“开胸验肺”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确患有职业病,并最终在舆论的强力支持下得到60万元赔偿,《职业病防治法》的种种漏洞也因此得到充分曝光。此后的今年两会上,“开胸验肺”问题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相关部门也做出了承诺……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病鉴定的困局,解决有望。

    然而,从去年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到今年唐建友在绝望中死去,表明虽然“开胸验肺”事件作为个案得到了妥善解决,但劳动者的职业病鉴定之困,并未根本改善。

    唐建友至死都没得到鉴定的原因很简单:按广东省职业病诊断“须知”的要求,劳动者要提交12个大项的材料,包括劳动者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健康监护档案等。唐建友没有劳动合同的原件,工作单位也拒绝提供,尽管他有在工厂的工牌、社保卡,甚至还有劳动合同的复印件等,但按“须知”的规定,这些还不能作为他和工厂的劳动关系的证明。就因这个细节问题,鉴定部门真就无能为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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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法律的修订有其严肃性、科学性,非一日可成;但卫生、劳动、安监等职能部门在开胸验肺的“危机公关”后,是不是就只能坐等法律修订?有没有采用更人性的措施,缓解唐建友们的痛苦?

    在劳动仲裁、劳动诉讼中,工厂的工牌、社保卡、工友的证言,都可以作为劳动关系存在的证据,为何广东职业病鉴定部门要死守“劳动合同原件”的规定,坚持不对唐建友做职业病鉴定?要知道,在单位刁难、拒绝向劳动者提供劳动合同和健康监护档案的情况下,劳动部门有责任监督工厂履行义务。向劳动者交付劳动合同,这本就是《劳动合同法》的强制规定。

    在“开胸验肺”事件过去一年后,社会依然要面对唐建友在绝望中死亡,这令人悲哀。法律的修订诚然给了公众希望,但很多患了职业病的劳动者,说不定等不到那一天。在这个背景下,真心期待有关职能部门在“开胸验肺”的舆论风潮过后,不要再对唐建友们的绝望麻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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