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9项检查”到“一毛钱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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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晚报：从“189项检查”到“一毛钱处方”
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79小时内做了189项检查，其中包括艾滋病、梅毒、类风湿、糖尿病等项目，花费近6000元。11日，初为人父的家长雷旭(化名)觉得被医院骗了。当记者向广州某儿童医疗中心院方咨询时，院方道出无奈：这些检查大多包含在一个套餐里，即便没必要，医生也无权将其从套餐里剔除，名目繁杂的检测费用无法避免。
189项检查、6000元已经令人咋舌，出生不到一周的婴儿竟然也要检查艾滋病、梅毒，则是耸人听闻。不管院方有何种“无奈”，如此检查、如此收费，无疑都是不合适的。
遗憾的是，此类“小病大治”并非个案。今年5月，上海龙先生的幼女因误吞一根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被送至医院治疗。出院结账时，龙先生发现收费清单上竟有217个检查项目，医疗费高达3000多元。可以看出，“小病大治”不仅存在，而且往往出现在儿童医院。相较于成年患者，我们并不否认，婴幼儿的检查更应“由专业医生说了算”，但连艾滋病、梅毒也要检查，却是明显违背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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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日，备受关注的《侵权责任法》开始实施。新法第63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违反诊疗规范实施不必要的检查”。对婴幼儿而言，艾滋病、梅毒无疑是不必要的检查，现在却似乎很难按照《侵权责任法》予以处理——事实上，即便对医院、医生与律师而言，“什么才是不必要的检查”都没有答案，更何况患者及其家属。
医院的无奈在于医疗套餐。医院的套餐检查是根据“临床路径”制定出来的。诚如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所言，治疗诊断疾病，医生除了执行“临床路径”相关规范，也要运用临床经验判断某些检查项目是否有必要，并明白告知病人或其家属，“这既涉及医生医术，更是医德问题”。可以看到，如果医生缺乏医术和医德，制度再先进恐怕也难落到实处。
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最便宜的处方”——这边是“189项检查”，那边是“一毛钱处方”，两相比较，反差让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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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如何消灭“189项检查”，出现更多“一毛钱处方”，重塑医德医风，还需要我们深深的思考。
河南点评处方近万张 71名医生因不合理用药被处罚
为进一步加强对三级医院的科学规范管理，河南省卫生厅特意为全省三级医院制定了“十大指标”。8月17日，河南省卫生厅召开会议，对上半年全省62家(48家综合、14家专科)三级医院“十大指标”运行情况进行了通报。
因“不合理用药” 71个医生受到经济处罚
明明病人只需要5天的药，医生却开了7天；明明便宜的药即可治好患者的病，但医生却开贵药，这就是“不合理用药”，而如果处方乱涂乱画，没有按照处方要求开，则属于“不合格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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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省卫生厅在通报中说，省直13家三级医院上半年点评处方9488张，对不合格处方医师予以经济处罚172人，通报批评175人次。抽查病历3743份，对不合理用药医师通报批评121人，诫勉谈话40人次，经济处罚71人。
上半年三级医院门诊人均费用183.92元
据省卫生厅通报，上半年全省三级医院门诊人均费用183.92元，三级综合医院门诊人均费用为178.81元，三级专科医院门诊人均费用为228.65 元。按照省属、市属划分，省属13家三级医院门诊人均费用272.07元，略高于全国2009年省属医院238.4元的平均水平。地级市属49家医院门诊人均费用154.45元，略低于全国2009年地级市属164.5元水平。
相关新闻
新增50个基本药物试点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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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1日，我省正式启动基本药物制度，当天，郑州、焦作、鹤壁、平顶山、安阳、济源6个省辖市的47个县(市、区)的401个乡镇卫生院和7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昨天，据记者了解，从2011年1月1日起，我省将继续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届时，洛阳、新乡、濮阳、许昌、漯河、三门峡6个市50个县(市、区)政府举办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全省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县(市、区)的比例达到61%。(记者 李晓敏)
不吐不快：用制度褒奖“小处方”
●如果仅从道德上约束医生，而不善于运用经济规律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就有可能事与愿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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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带小孙女去看腹泻，第七人民医院儿科医生徐莉开了5粒药，总共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网民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不过，医院有关负责人称，“一毛钱处方”只是个例。
其实，“一毛钱处方”不仅在徐医生那里是个例，在全国医疗界也是个例。这并非医德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看，医生既是“道德人”，也是“经济人”。过去，我们常常只强调道德的一面，而忽视了经济的一面。事实上，任何一个群体的构成都呈“橄榄型”。医生也不例外，道德水平极高和极低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处于中间水平。如果有一个鼓励向善的制度，这部分人就更倾向于向善，反之亦然。
我国公立医院实行“以药养医”制度，医院的收入主要来自药品加成、化验检查等。迫于生存压力，很多医生不得不多开药、多检查，既浪费了医疗资源，也加重了病人负担。尤其是在一些基层医院，如果一个医生开药太少，影响了科室收入，就会被扣奖金。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谁还愿意开“小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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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个故事。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有一项政策，如果有人能帮在外国当奴隶的人赎身，就可以得到赏金。这项政策推行以来，数千鲁国奴隶得以返乡。孔子的弟子子贡家境富裕，他帮一个鲁国奴隶赎身之后，当众表示不要赏金。后来，孔子批评子贡说，这样的做法看似仁，其实是将一项仁政逼入死地。因为他这样做了，别人也不好意思再领赏金，此后帮奴隶赎身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善行是需要奖励的。一项制度，如果不能让行善者获益，行善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在医疗卫生领域，如何才能让“小处方”得到褒奖呢？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医保支付制度就是一个好办法。
当前，我国的医院普遍实行按项目收费。医生给病人做的检查越多、开的药越多，收入越多。在这样的利益导向下，医生很容易实施过度治疗。目前，世界各国采取的医保支付方式主要有按人头付费、按病种付费、按床日付费、总额预付费、按疾病诊断相关组付费等，这些方式有效地抑制了医药费用的不合理增长。例如，目前北京三级医院急性阑尾炎的平均住院费用是5000元，最少的是2500元。假如医保部门实行按病种付费，医院每收治一例急性阑尾炎病人，医保只支付3000元，医院超额自付、节余自留。在这样的机制下，医生自然会尽量少花钱治好病。用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就是“激励相容”或者“正和博弈”。医生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与患者利益和社会价值最大化相吻合。因此，节约费用成为医患“双赢”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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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付费制度，也可用于鼓励和扶持中医院的发展。中医的最大特色是“简、便、验、廉”，治疗同样的疾病，花费少、效果好，本应受到政府的奖励。但实际上，中医院采用中医疗法越多，亏本越大，所以不得不靠“西化”创收。如果改革医保支付制度，中医的生存状况将会得到根本改善。例如，对于同种疾病，不管西医中医，医保部门都是支付同样的费用。那么，中医院自然会拿出绝活，最大限度发挥中医优势。这样既可降低医疗费用，又能让中医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可见，只有用制度来褒奖“小处方”，才能让“小处方”从个例变成惯例。如果仅从道德上约束医生，而不善于运用经济规律调动医生的积极性，就有可能事与愿违。 (白剑峰)
透过稀缺的一毛钱处方 以患者为本更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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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一位市民带了500元钱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结果仅花了一毛钱，孩子就痊愈了。这位医生没给孩子验血、验尿、拍片子，而是仔细参考之前其他医生所做检查、所开药品；也没有“另辟蹊径”开大处方，仅用一毛钱5粒的小药片就医好了孩子。透过一毛钱处方，我们看到一个对症下药、为患者着想、令人尊敬的医生形象。
现实中，这样的一毛钱处方非常稀缺，因而在公众中引发热议，网友称其为“史上最便宜处方”而大加追捧。稀缺的一毛钱处方受关注，看似简单的省钱效应，其实它背后医生认真负责、以患者为本的优质医疗资源才是当今社会更稀缺的。君不见，过度医疗俯拾即是，更多的医生更倾向于做全面检查，以保护自己不受质疑；开大处方、卖高价药，以“回报”医药代表的“关照”，为医院也为自己谋利。而患者的利益常被搁置一旁。不论是感冒拉肚子之类的小病，还是常年困扰健康的疑难病症，概莫能外。所以，我们去医院至少还要带上500元才行。
翻过缺医少药的历史，如今我们已不少药，近五千家药厂，生产万余种药品，但仍然缺医，缺少开出有针对性、为患者省钱处方的医生。其实，百姓不懂医学，为了治病，并不在乎药方是大是小，是贵是贱，大家质疑的是医生跟药品走得太近，利益太过直接。而医生趋利的根源是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病，这个病根不除，一毛钱处方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稀缺现象，不可能成为医生治病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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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稀缺的一毛钱处方，我们看到药品价格普遍偏高、低价药品生存困难的现状。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各地医疗费用持续上涨，居高不下。这表明在新医改不断推进的当下，看病贵、药价高依然困扰着百姓。尽管广受诟病的药品招标采购、“臭名昭著”的医药代表皆被指为拉动药价上涨的黑手，但缺少科学的药品定价机制才是药价偏高的根本原因。药品是特殊商品，但它毕竟是商品，要遵循价值规律，而目前药品价格形成过程中掺杂了太多人为因素，价格管理部门难以真正掌握不同种类药品的生产成本，药品价格常常大大偏离其价值。再加上部分药品重复生产过度竞争，厂家为了获利采用不光彩手段进入医院，便宜药摇身一变而为高价药，使一毛钱处方几成天方夜谭。
透过稀缺的一毛钱处方，我们看到百姓对新医改破解看病贵的热切期盼。不可否认，面对13亿人口的健康需求，要改变体制机制弊端，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体系，确实面临非常多的难题。从制度设计到资金供给模式，从公立医院改革到医生劳动价值的充分体现，都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找到相关制度缺陷的深层次原因，同时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因地制宜，为我所用，才能最大限度解决好庞大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有位专家指出：医生不知道开一张处方是多少钱之时，就是医改成功之日!从这个角度看，一毛钱处方虽不具备广泛推广的价值，却能再次引发我们对医疗体制深层次问题的思考，坚定我们继续推进新医改的信心。 (丰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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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一毛钱处方”的可贵之处
近日，“一毛钱处方”的故事广为流传。江苏常州市民张先生带拉肚子的孩子到市内一家医院看病，医生徐莉开出了一张仅一毛钱、只有5粒“痢特灵”的处方，孩子不久痊愈。相关报道被网站选用后，网友纷纷赞誉医生医德高尚，称这个“一毛钱处方”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
如果细看“一毛钱处方”的报道可以发现，其实张先生孩子看病并不止花了一毛钱，挂号诊疗费之外，还曾在其他医院做了检查、配了药，而徐医生的可贵之处在于，没有重复做检查，得知病人已有药后也未重复开药。合理检查、合理用药，“平常毛病平常医”，是这张“一毛钱处方”的实质，说到底，也是每一张合格处方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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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毛钱处方”之所以引起热评，是因为与看病贵的现实对比过于鲜明。如今，看个小毛小病动辄数百元，医药费“畸高”也屡见不鲜。如某市一个5岁小女孩，因误吞3厘米长的铁制弯针住院，第三天弯针自行排出，而收费竟高达三千多元，清单上竟有217个检查项目，包括梅毒、艾滋病、类风湿等；又如芦笋片从出厂价的15.5元卖到了213元，还有利润高达2000%的恩丹西酮……众人正是借“一毛钱处方”的口口相传，表达了对普遍存在的过度医疗、药价虚高现象的强烈不满。
应当看到，“一毛钱处方”不应仅仅成为看病贵的反讽，也能成为解决看病贵的绝佳案例。比弘扬个人医德更重要的是，通过设计合理的制度、营造良好的环境，让“合理检查、合理用药”成为常态，让“一毛钱处方”可大量复制。比如，加快推进基本药物制度，使“痢特灵”这样每粒仅2分钱而有实效的药品不至于从医院消失；又如，尽快改革“以药补医”弊端，使每张处方真正为治病而不是为创收。
当然，看病并非越便宜越好。“一毛钱药方”之可贵，在于对症下药，内中蕴含着宝贵经验和高超医术，而这些与从处方和挂号费中所得的报酬极度不对等。只有适当提高诊疗费用，充分体现医疗技术的价值，才能让合理的处方成为常态，让更多的医生努力成为徐莉那样的好医生。(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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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一毛钱处方”是可以复制的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内一家医院给孩子看病时，仅花了一毛钱，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6月9日《扬子晚报》)
在新闻跟帖中，网友纷纷对这位医生表示敬意，并希望这样的好医生越来越多，期待类似的“一毛钱处方”能够更多一些。问题在于，这“一毛钱处方”可以复制么？
“一毛钱处方”的出现有些偶然。譬如，在此之前，家长已经在其他医院为孩子做过大便化验；医生知道其已有两种药后，便在处方单上只开了“痢特灵”一种药……这表明，为治小孩拉肚子，家长所花远远不止一毛钱。但即便如此，这“一毛钱处方”还是极为少见的———“根据经验，我们带了500元”，从家长的话里可以看出，这次看病的花费远远低于他们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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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毛钱处方”给我们的启示却很多。“医生应该对每一个病人负责，根据病情开药，多开药不见得就能把病看好，对病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徐医生的话说明，她应是一个富有医德的人。当然，一个医生是否有医德，并不仅在于她是否有良心，也与医院的盈利模式有关。是的，倘若创收任务太重，徐医生恐怕是不会开 “一毛钱处方”的。
医生即便想开“一毛钱处方”，还得要有这么便宜的药品。遗憾的是，很多疗效一样的廉价药品却逐渐消失了，老百姓看病越来越看不起了。检查结果互认也很重要。遗憾的是，虽然卫生部力推医疗检查结果互认制度，但却应者寥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曾充分肯定“神木模式”：“如果县长们都像神木那样想的话，至少1/5的县可以做起来。”是的，如果医生都像徐医生那样想，如果医院愿意并且能够引进廉价药品，如果医院都实施检查结果互认，“一毛钱处方”应该是可以复制的。(刘义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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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钱处方” 不过是价廉物美的麻醉剂
常州这家医院的“一毛钱处方”当然不是首创了，在2006年6月，陕西一家医院就曾开出“一毛钱处方”，当时也被舆论夸得相当厉害。医院呢，当然也很会顺势而为，又是召开研讨会，又是通过媒体介绍经验，热闹得很。但热闹了一阵之后，就烟消云散，不仅在其他医院没见复制，甚至在开出这张处方的医院，也没再继续下去。很有点昙花一现的味道。
4年后，“一毛钱处方”终于又现身，照例，媒体也在宣传，医院也在介绍经验，热闹得很。当然，如果你硬要说常州这家医院被陕西那家医院感化，最终“一毛钱处方”得以时隔4年之后成功复制，那我只能由着你。看过了这两张堪称神奇的“一毛钱处方”，我反复在想的只是：它到底给这个社会带来了什么？想来想去，我觉得直接断定人家都是广告策划，实在有点煞风景，还是称之为“一剂价廉物美的麻醉剂”来得妥当一点。隔几年出来个“一毛钱处方”，简单易行，几乎没有成本，却能挽回一点医院和医生的不堪形象，又能给大家“药价以后能便宜下来”的希望，还能顺带着给医院做点免费广告，可谓一本万利。这针麻醉剂一打下来，相信大家对“看不起病”的怨气，多多少少会释放一点。至少，有的人会想：要是我下次能碰上这样的好医生，那就有福了。有希望当然不错，但我确实很想提醒这些人一下：你很有可能要等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并且，你也永远不知道，所谓的“一毛钱处方”，下次会在哪个地方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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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珠江晚报》6月10日文/赵勇
山西晚报：“一毛钱处方”与重建医改共识
一毛钱能买到什么？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内一家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根据经验带了500元看病，但医生只开了5片一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这个一毛钱处方令病人家属十分感慨，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院方介绍，医院提倡“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对医生的考核更注重的是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医生的综合工作效率才是医院最为看重的。(《扬子晚报》6月9日)
小处方能治大病，就像本例中的患者家属所感慨的那样，在当今看病难、看病贵的语境下，简直就是奇迹了。其实，这样的“奇迹”也时有发生，只是结果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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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湖北汉口医生王争艳因开小处方著称，并多次被授予湖北省十大女杰、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湖北省劳动模范、省“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但与此相反的是，重庆医生坚持开小处方，未完成指标遭医院倒扣钱。好在常州“一毛钱处方”医生任职的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要不然也难逃重庆医生的遭遇。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毛钱处方”的出现不是偶然，它的必然性建立在合理的医生考核制度上，而不是取决于简单的医德问题。重庆医生开小处方为何遭倒扣钱，开大处方却可以得到奖励或回扣?症结还是出在以药养医身上。
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大处方才有其“合理”生存空间。药品价格越高，医生开的药越多越贵，有时还美其名曰满足患者要求，但华丽的外衣背后，却是医生和医院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味强调医德的重视性，显然是没有把准医改的病脉。道德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有时它很硬、很强，似乎比法律还起作用，还有力量。但有的时候，道德又很弱。当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被破坏的时候，道德便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在公平与正义能够基本上得到维护的时候，道德的力量也会强大起来。医德沦丧当然是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不可回避的因素，但我们需要的是用良好的制度去改造医生开贵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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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开贵药对医生没有什么好处，反而有坏处，他们肯定会转而开“一毛钱处方”。这或许就是经济学家眼中的“理性经济人”的趋向。
实际上，这引出了一个论题:要想重建医改的共识，首先不在于宣传和号召，而在于制度建设。制度的建设尤其需要在基础秩序上下工夫，正如常州“一毛钱处方”医院的考评制度一样，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才是根本，也就是说，要减少遵从职业道德、开“一毛钱处方”的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违反职业道德、开贵药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但良好的医生考评制度，必须能确保医生的合理收入，而这的确需要相当大的财政支撑，我们或许可以考虑加大财政投入，医生工资由财政拨付，医药分家，提高诊疗费，降低药费，这样医改共识的重建才会有保证。叶扩(广东媒体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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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小处方”需“大监管”护航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市第七人民医院给孩子看病时，儿科医生徐莉仅开了一毛钱的处方，孩子的病就痊愈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6月9日《扬子晚报》)
在“大处方”司空见惯的当下，像徐莉医生这样开出“一毛钱的处方”便显得有些“另类”。有人将“大处方”现象归结于医生职业操守沦丧，有人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上找原因，而笔者认为，这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现行医生处方监管有缺失。
在这方面，国外的监管值得我们借鉴。比如，法国医师协会对所有医生的处方进行电脑监控，开药金额排在前5%的大夫，每张处方都要被分析，只要发现一张处方有问题，这个医生就要“交代”——为什么这样用药；说不出道理或解释不能成立的医生将面临多重处罚，轻者掏钱补偿患者，重者吊销医师执照。我们现在的医院，医生开了“大处方”不会受处罚，因此吊销医师执照更是闻所未闻。随着医改的不断推进，“以药养医”的现象将逐步得到改善，但必须清醒认识到，医生“灰色收入”与其开出药品得到“回扣”之间的关系，并不会随着“以药养医”的退出而自然消亡。如果我们对“大处方”的监管没跟上，或者流于形式，老百姓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没法得到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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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保障医院生存与发展，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不仅需要政府大幅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更需要有力的监管制度护航。有关部门一方面要建立保护“小处方”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要完善对“大处方”的监管机制，切断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促进合理用药、科学施治。(徐娟)
河北日报：让“一毛钱处方”多起来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近日在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根据经验带了500元钱，但一位叫徐莉的医生只开了5片一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这个一毛钱处方令病人家属十分感慨，也被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扬子晚报》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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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钱的小处方，让我们看到了一颗高贵的仁医之心。尽管前段时间，媒体曾报道过社区医生王争艳常开两毛钱处方的事迹，但是必须承认，在现实当中，像徐莉、王争艳这样的小处方医生太少了。也许正因为稀少，她们才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毛钱处方可能只是一个“遥远的传说”。时下“看病贵”人人皆知，曾有人这样感慨：“在医院，千万别说你有钱!”如今到医院看病，即便是普通的发烧感冒，没有几百元钱也甭想走出医院。据媒体报道，某医院治癌辅助药芦笋片的利润竟达1300%。如此情境下，难怪人们会为“一毛钱处方”惊讶，难怪人们会为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感动。但人们在感动的同时，更关心的是“一毛钱处方”医生怎样多起来。
“一毛钱处方”多起来，就不能让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独守清贫。比如开小处方的社区医生王争艳。王争艳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她的同学们现在都是各大医院的顶梁柱。2009年，王争艳第一次参加了同学聚会。她的同学们大都住在高档小区，开着名牌小车，而她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30年聚会时，为了让她参加聚会，有同学出招，每人发一件制服，大家穿着同样的衣服去参加。我们也不知道徐莉的收入如何，但可以肯定，如果她长期开“一毛钱处方”，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徐莉、王争艳们抵得住利益的诱惑安于清贫，说明其医德是高尚的，但从制度层面讲，应保证这样的医生正常的收入，并获得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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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钱处方”多起来，就不能让开“一毛钱处方”的医生独自承受压力。徐莉是幸运的，她所工作的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提倡“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对医生的考核更注重的是工作量、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综合考评，医院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但是，很多医生没有这样幸运，他们承受着医疗潜规则的压力。曾有报道说，重庆一位医生坚持开小处方，结果未完成创收指标反遭医院倒扣钱。如此压力之下，很多医生或许不愿意承担压力而选择随波逐流。
“一毛钱处方”多起来是患者的期盼，“一毛钱处方”多起来，也不能只靠宣传和号召，根本在于制度建设。只有用好的制度保证小处方医生的生存状态好起来，小处方医生才会越来越多。(彭春然)
中国青年报：一毛钱治好病个例能否成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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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的张先生带孙女去常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科看病，遇到了徐莉医生。前者按常例准备了500元，而后者只开了一毛钱的药——5片痢特灵。孩子吃药后病就好了。这个一毛钱处方被病人家属誉为“世界上最便宜的处方。”对此，该院宣传科的刘科长称，一毛钱处方是个例。
一毛钱的处方的确是个例，而且在今天高昂的医疗收费环境下甚至举世无双，但是，把这种情况换成一种人们可以接受的观念和行为方式——花较少的钱治好病，能否成为一种常例呢？
其实，徐莉医生能做到用一毛钱来治好病，其他医生就可能做得到。关键是要有她的医疗观。徐医生的医疗观很简单，对每一个病人负责，根据病情开药，不人为增加患者，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
同时，想要少花钱治好病，医院还要有相应的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这也很简单，提倡“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对医生用药不作考核，医生的综合工作效率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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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用较少的钱治好病并非做不到。例如，武汉的好医生王争艳，从医25年,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而从医学理论上讲，其也有坚实的生物医学原理做基础。世界上有些病不仅可以少用药来治好，而且不用药也可以自然痊愈，只是，这些简单的道理医生并不愿意告诉病人。
例如，人们的很多疾病如果不治疗，也会自愈。每年谁都可能患一两次感冒，这是一种小小的常见病。你患感冒后找到高明的医生诊治，需要7天才能康复；你不找医生，过一个星期也可以康复；而你找了不好的医生，却可能因为误诊或过度治疗，长时间康复不了。
即使像关节炎这种较为严重的疾病，根据严格的统计，也可能部分自愈。各种不同的疗程都可以使关节炎改善，但是，在进行治疗的患者中，约有35%的人，是会自动康复的。所以，德国乌尔姆大学医学院临床经济学教授弗兰克·波兹索特认为，“如果要严格看待卫生体系的成果的话，那就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少病例要归功于患者的自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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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笔者并非提倡有病不治或以养生来治病，而是为有效治病提供一种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事实。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是不必要用高昂的医疗方式来治疗的，相反，简单和方式和花钱较少的方式，反而能有效和快速地治好疾病。
中国过去早就有这样的医疗观念和模式，即用较少的钱治好病。传统医学也曾用草药和银针治好许多常见病多发病，甚至疑难病，这样的医疗财富，难道不应当在今天延续和发扬光大吗？
只要医生和医院不为获利而诱导病人接受不必要的治疗和手术，一毛钱治好病或用较少的钱治好病，就可以从个例成为常例。(张田勘)
评论：一毛钱治好病，给人温暖令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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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老百姓纠结于处方大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时，见证的恰好是“对症下药”这一至理名言的“事实”与“价值”的断裂，而它又从某种层面佐证现行的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江苏常州一位市民到医院为孩子看拉肚子，医生只开了一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令家人十分感慨。(6月9日《扬子晚报》)
时下，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等，常常被人们诟病，有人甚至把其称之为新“三座大山”之一。管你是大病还是小病，也无论是急诊还是普通诊，许多医生在开处方时，总是尽可能地往“大”的方向推，而不是努力接近“小”的底线。更有甚者，一边对症下药，一边看“人”开药，住所、职业和衣着打扮，都被纳入处方大小的权衡斟酌范畴。
“大处方”成了病人及其家属不得不面对并接受的一种“常态”。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诸如新闻报道中的医生徐莉、湖北社区医生王争艳、重庆北碚区云泉卫生服务站医生魏巨贵、西安西铁社区医生师卫东等“小处方医生”，为何一经媒体披露后，会立即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受到当地民众的交口称赞。究其原因，除了医术外，更多的还在于“小处方”所传递出的大情怀和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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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特别是大医院之所以出现和盛行“大处方”，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可供探讨:一是民众惯有的价值判断、就医观念和“专家情结”，二是优质医疗资源不均衡、流动不充分，三是少数医生爱心缺失、责任心不够，只顾自己谋利，不考虑对方的经济承受能力。但就现实情况来看，“以药养医”是体制性的根本原因。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医院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促使一些医生的处方不断“升级换代”。
基于上述内容，要想杜绝“大处方”，敦促医生合理用药，彰显人道主义精神，根本上必须有效化解“以药养医”的社会顽疾。而这，既需要进一步推进医改，用制度来约束和规范开处方行为，斩断医生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也需要加大政府投入，拓展“大医保”的广度与深度，提升医院的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公立医院及早回归公共属性和公益本质。
事实上，于每一个人而言，身心健康是最为重要的。在对症下药和救死扶伤的理想状态中，医生无论是以“小处方”还是“大处方”的面目出现，都不该成为“另类”的代名词；而处方的大小也本不该成为我们纠结的对象，纠结的只可能是病因、病症、如何治疗和何时康复等。当老百姓纠结于处方大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时，见证的恰好是“对症下药”这一至理名言的“事实”与“价值”的断裂，而它又从某种层面佐证现行的医疗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紧迫性。
“小处方”渐行渐远，女医生开一毛钱处方将病人治愈，必定演化为现实“神话”。只不过，老百姓对处方大小的纠结仍将继续。令人更加不安的是，对症下药的断裂和老百姓的纠结，不仅会让合理检查、合理用药的“大处方”，难以获得应有的支持与信任，还可能影响老百姓的人格尊严与幸福生活，乃至生命安全。(陈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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