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点：赎买过度医疗不如引入独立监督
赎买过度医疗不如引入独立监督
财政补贴其实无可非议，既然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就有理由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然而，政府帮助分担成本，是不是一定会有效遏制过度医疗现象呢？财政补贴，不是财政兜底，不是政府将医疗成本包干。只要院方不会自我消化成本，总会习惯性地产生冗余成本，也就会习惯性地转嫁。而且，过度医疗是不是完全出于转嫁成本的考虑，也值得存疑。不少公立医院确已存在市场化的趋势，盈利需求往往会带来激励机制，使得医生不由自主地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事实上，如何控制医疗成本或者医疗费用，使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在世界各国都是医改的疑难问题。但是，即便如此，改革仍有相对固定的路数。多数医疗模式成熟的国家，一般都引入了第三方制约力量以控制医疗费用。这个力量，要么来自全国性的医疗协会，要么来自医保机构或其他机构。
——《新华每日电讯》
背景：近日，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对医院亏损项目进行全额补贴、推广临床路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缓解百姓的就医负担。这意味着，卫生部门将通过补贴等方式减少医院多开检查单等过度医疗行为。对此，《新华每日电讯》有评论认为，通过引入第三方制约力量，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就可以通过博弈而形成，而非通过单纯的行政管理手段。
, http://www.100md.com
投诉奶粉为何遭遇踢皮球
相信绝大多数消费者，特别是那些家有婴儿的年轻父母们，看到这则消息，一定会心惊肉跳。按理说，在三鹿奶粉事件这一惨痛的教训面前，我们的职能部门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只要一接到有关奶粉质量问题的投诉，就应当迅速出击，进行调查和处理，给公众一个交代才对。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面对“疑是奶粉吃出性早熟”这一举报，我们的职能部门并不是痛痛快快地介入进去，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能，而是踢起了“皮球”，以种种理由把这一棘手的问题踢给别的部门。不可否认，按照职能划分，在检测涉嫌性早熟奶粉是否含有激素这一问题上，这些部门把消费者“踢”出去也算是有理有据。问题是，在找上门的举报面前，在消费者焦急的期盼之中，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先收下“举报”，然后充当一下“二传手”，把问题转交给有权受理的部门，协助并督促解决问题呢？——《京华时报》
背景：据报道，武汉三镇的一些家长反映，他们的女婴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早熟特征，乳房开始发育。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奶粉里的激素含量多，才导致女婴性早熟。可当家长向工商局投诉时，工商局竟让找质检所；质检所却表示不接受个人申请；找到医院时，医院又称没有检测能力，意欲讨个说法的家长一时陷入困境。对此，《京华时报》有评论认为，民众在期盼相关部门能迅速对涉嫌导致婴儿性早熟的奶粉进行调查的同时，更期望职能部门能把建立一套“反应灵敏、查处迅速”的乳制品监管机制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 百拇医药
“抢钱救妻”是呼唤大病救助机制的求助信
有人曾说，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是否幸福，看看那些身患重病的穷人能否及时就医即可找到答案。在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完善的国家，如果公民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即使费用支持不上了，也应当可以先免费接受治疗；而我国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限制，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尚不具备这种条件，“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山西省工会此前的一项调查表明，山西因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占到困难职工总数的15.9%，以此管窥全国，不难感知建立大病救助机制的紧迫性。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说，对身患大病和绝症的弱势群体实施“大病救助”，将他们纳入政府救助体系，不仅是尊重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民生之举，更是直接体现政府责任和道义的良心之政。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说，建立健全大病救助机制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四川新闻网
背景：据报道，河南辉县市邓城村村民郎计红因抢包被公安局民警抓获，审讯中郎计红交代，抢包是因为自己身患尿毒症的妻子急需300元的透析费。从发现妻子患有尿毒症到郎计红实施抢夺前，这个家庭已花费了十五六万元的医疗费，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郎计红到处借来的，案发前已经没人愿意再借给他钱，无奈只能去抢钱。对此，四川新闻网有评论认为，这一幕幕形似荒诞剧的悲情故事，恰如一封封含泪带血的求助信，呼唤着公民大病救助机制早日建立。
本报记者 王东海 整理, http://www.100md.com
财政补贴其实无可非议，既然公立医院提供的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服务，就有理由获得政府财政支持。然而，政府帮助分担成本，是不是一定会有效遏制过度医疗现象呢？财政补贴，不是财政兜底，不是政府将医疗成本包干。只要院方不会自我消化成本，总会习惯性地产生冗余成本，也就会习惯性地转嫁。而且，过度医疗是不是完全出于转嫁成本的考虑，也值得存疑。不少公立医院确已存在市场化的趋势，盈利需求往往会带来激励机制，使得医生不由自主地提供过度医疗服务。事实上，如何控制医疗成本或者医疗费用，使之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在世界各国都是医改的疑难问题。但是，即便如此，改革仍有相对固定的路数。多数医疗模式成熟的国家，一般都引入了第三方制约力量以控制医疗费用。这个力量，要么来自全国性的医疗协会，要么来自医保机构或其他机构。
——《新华每日电讯》
背景：近日，北京市卫生局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对医院亏损项目进行全额补贴、推广临床路径、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等方式缓解百姓的就医负担。这意味着，卫生部门将通过补贴等方式减少医院多开检查单等过度医疗行为。对此，《新华每日电讯》有评论认为，通过引入第三方制约力量，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就可以通过博弈而形成，而非通过单纯的行政管理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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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奶粉为何遭遇踢皮球
相信绝大多数消费者，特别是那些家有婴儿的年轻父母们，看到这则消息，一定会心惊肉跳。按理说，在三鹿奶粉事件这一惨痛的教训面前，我们的职能部门应该吃一堑长一智，只要一接到有关奶粉质量问题的投诉，就应当迅速出击，进行调查和处理，给公众一个交代才对。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面对“疑是奶粉吃出性早熟”这一举报，我们的职能部门并不是痛痛快快地介入进去，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能，而是踢起了“皮球”，以种种理由把这一棘手的问题踢给别的部门。不可否认，按照职能划分，在检测涉嫌性早熟奶粉是否含有激素这一问题上，这些部门把消费者“踢”出去也算是有理有据。问题是，在找上门的举报面前，在消费者焦急的期盼之中，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什么就不能先收下“举报”，然后充当一下“二传手”，把问题转交给有权受理的部门，协助并督促解决问题呢？——《京华时报》
背景：据报道，武汉三镇的一些家长反映，他们的女婴一直食用同一品牌奶粉，身体出现早熟特征，乳房开始发育。医生认为，这可能是奶粉里的激素含量多，才导致女婴性早熟。可当家长向工商局投诉时，工商局竟让找质检所；质检所却表示不接受个人申请；找到医院时，医院又称没有检测能力，意欲讨个说法的家长一时陷入困境。对此，《京华时报》有评论认为，民众在期盼相关部门能迅速对涉嫌导致婴儿性早熟的奶粉进行调查的同时，更期望职能部门能把建立一套“反应灵敏、查处迅速”的乳制品监管机制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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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钱救妻”是呼唤大病救助机制的求助信
有人曾说，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得是否幸福，看看那些身患重病的穷人能否及时就医即可找到答案。在一个社会保障制度十分完善的国家，如果公民得了非常严重的疾病，即使费用支持不上了，也应当可以先免费接受治疗；而我国囿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限制，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尚不具备这种条件，“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一年活白干”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山西省工会此前的一项调查表明，山西因病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职工占到困难职工总数的15.9%，以此管窥全国，不难感知建立大病救助机制的紧迫性。从政府责任的角度来说，对身患大病和绝症的弱势群体实施“大病救助”，将他们纳入政府救助体系，不仅是尊重和保障公民生命权的民生之举，更是直接体现政府责任和道义的良心之政。从社会建设的角度来说，建立健全大病救助机制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 ——四川新闻网
背景：据报道，河南辉县市邓城村村民郎计红因抢包被公安局民警抓获，审讯中郎计红交代，抢包是因为自己身患尿毒症的妻子急需300元的透析费。从发现妻子患有尿毒症到郎计红实施抢夺前，这个家庭已花费了十五六万元的医疗费，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郎计红到处借来的，案发前已经没人愿意再借给他钱，无奈只能去抢钱。对此，四川新闻网有评论认为，这一幕幕形似荒诞剧的悲情故事，恰如一封封含泪带血的求助信，呼唤着公民大病救助机制早日建立。
本报记者 王东海 整理,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