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壮药 广阔的前景 ——透析壮医药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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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药已经告别传统的手工操作，实现了现代化生产。图为广西玉林制药厂生产车间。 董卫东 摄
正骨水、三金片、红花片……这些耳熟能详的药品，许多人只知道是广西医药企业生产的，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药品是在壮医药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随着我国扶持民族药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在壮族同胞中流传千百年的壮药，正在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医教研体系基本形成
民族医药是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对于少数民族乃至整个华夏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医药发展，尤其是近10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民族医药的继承发展全面展开，专业科研队伍逐步形成，文献整理、临床研究和药物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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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藏、蒙、维、傣等民族医药都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临床体系，而壮医药由于历史原因，长期未能得到全面系统的发掘整理和研究提高，许多特色的诊疗技法和验方秘方流散于民间，有的甚至濒临失传。
1984年第一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把抢救、继承和发展壮医药等民族医药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先后成立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广西壮医医院、广西中医学院壮医药学院等省区级壮医医教研机构；在全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医药古籍普查整理工作，壮医理论于2002年通过了主管部门组织的权威专家鉴定。
2008年，经卫生部医师资格考试委员会批准，壮医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逐渐铺开。这意味着历史悠久的民间壮医终于拥有了“合法身份”。此前，蒙、维、藏、傣四大民族医药体系已经相继获得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批准，开展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
2008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颁布施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这是首部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制定和颁布的壮药标准，为壮医药的研发、生产、监管等环节提供了法定的质量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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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来，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等机构的科研人员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上百项壮医药研究课题，发表了数百篇壮医药方面的学术论文。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告诉记者，历史上壮医药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口耳相传，经过有关部门和科技工作者20多年来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大量散落在民间的诊疗技法和验方、秘方被整理出来，完成了壮医药的历史源流、药物学、临床经验等方面的著作。现在，可以说壮医药理论体系和医教研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产业化发展潜力巨大
壮药质量标准的诞生，无疑将对壮药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图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壮药质量标准》颁布发行仪式现场。吴铭 摄
我国的民族药资源十分丰富，以药材资源而言，广西所属的西南地区远胜于西北地区。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曾进行中药资源普查，近10年来，各民族地区又进行了多次调查。目前，已经基本摸清，我国民族药的药材品种约有8000余种，其中，壮医药具有十分丰富的资源，广西中药物种基源多达4623种(其中植物药4064种，动物药509种，矿物药50种)，居全国第二位。1959年建立的广西药用植物园占地面积202公顷，已收集保存药用植物5000余种，是中国最大的传统药物资源保存基地，享有“亚洲第一药园”的盛誉。全国400多种常用中药原料药材中有70多种主要来源于广西，其中10多种占全国总产销量的50%～80%，罗汉果、鸡血藤、广豆根等更是高达90%以上。据统计，常用壮药达2000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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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广西拥有桂林三金药业、广西玉林制药、广西金嗓子等多家闻名全国的制药企业，已经形成品牌的30多种中成药如正骨水、云香精、跌打丸、百年乐、三金片、红花片、华佗风痛宝等，大部分都是在壮医药民间验方、秘方的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国家有关部委批准广西中医学院制药厂、广西玉林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桂西制药厂、柳江制药厂等30多家企业为壮药等民族药的定点生产企业，壮医药验方的研究开发及产业化已具备了一定基础。
广西作为壮族人口聚居区，在发展壮医药方面具有地理等多方面的优势。地处西南、华南和东盟经济圈结合部的广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前沿地带，中国-东盟博览会长期在南宁举行，为壮药走向世界搭建了平台。
近年来，广西共投入10多亿元人民币建设中医药、民族医药服务体系。广西成功承办了“第九届世界传统药物学大会”、“泛中医论坛”、“中泰传统医学和药物研究学术研讨会”、“国际传统医学与手法疗法研讨会”等大型国际学术会议，与东盟等国签署了40多项相关协议书、合作备忘录，开展了多个科研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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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条例，对壮医药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实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这是国务院2009年底颁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的。
2009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中医药壮医药条例》开始施行，该《条例》规定：“将符合条件的中医、壮医医疗机构纳入城镇职工、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将中医药服务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有条件的，应当将壮医药服务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范围。”这无疑是该《条例》中的一大亮点，使壮医药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009年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医药制造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印发，提出要加强壮药产品的标准完善和制定，大力培育壮药的市场信誉，逐步树立壮药品牌，不断发展壮药产业。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指出：“实施壮瑶医药振兴发展计划……扶持特色中、壮(瑶)药制剂的研发和应用，加强壮瑶药质量标准研究，加快壮瑶药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加强中(壮)医名科建设，积极推进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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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广西成功举办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将传统医药纳入了与东盟经济、社会合作的重点领域。之后，广西又不失时机地出台了《中国-东盟传统医药科技文化合作交流中心规划纲要》等有关方案。
作为中国-东盟合作的前沿地带，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在传统医药方面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许多业内人士认为，广西发挥自身区域优势和特色，在扩大和加深与各国之间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壮医药产业的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由此可见，虽然壮医药的发掘整理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以及广西区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有效举措有力促进了壮医药事业的长足发展。
专家把脉壮医药发展
壮医药近年来的发展有目共睹，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业内人士纷纷为壮医药把脉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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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药材资源丰富，如何将这一优势转换成为振兴广西壮医药事业发展的加速器？广西教育厅科研处处长孙国友指出，虽然目前广西壮医药的科研力量比较强大，但是研发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壮医药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应加大投入，加快壮医药研发中心建设，加强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推进大学科技园区的发展，这是壮医药振兴的必经之路。
广西民族医药协会会长黄汉儒表示，进一步完善壮医药的理论体系和临床服务体系建设，是壮医药振兴计划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广西食品药品监管局注册处处长朱代平认为，应尽快完善壮药质量标准体系，让广西民间习用的大部分壮药拥有法定的质量标准，这样既有利于保证壮药的质量和安全，也能促进我国壮药的开发和利用，提高民族医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其中，药源普查、习用药材标准的制定以及民族药质量标准体系的建设、壮药院内制剂的研究和发展都是亟待展开的工作。
发展民族药，必须以医带药，如果没有民族医理论体系的全面传承，形成废医存药的局面，那么，民族药最终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黄汉儒建议，应加大政府投入，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在壮族人口聚居地区建立一批壮医医院。广西民族医药研究院专家韦浩明提议，在加大财政投入、改善现有硬件设备的同时，还应扩大和完善壮医药服务网络，通过建立和发挥一些示范性医院的龙头作用，最终实现全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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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庞军提出，有调查显示，广西一大半的中医院未达到建设标准，有相当一部分的医疗机构是乡镇卫生院和中医院同时挂牌，人才非常匮乏，服务能力还是停留在乡镇卫生院的水平。因此，应将扶持壮瑶医药的政策落实到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等最基层的医疗机构，抓好这些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建设，加强中医、壮医人才队伍的建设，否则，再多的投入也不会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广西中医学院是全国首家将壮医药纳入正规本科教育的高等院校。但是，对于如何培养壮医药人才的问题，该院副院长庞宇舟也感到困惑：“虽然中医学院设立了壮医药学院，招收中医学专业壮医方向的本科生，但是这只是一个发展方向，而不是一个专业。学生既学西医，也学中医，又学壮医，这种培养模式是否能真正造就出特色人才，令人感到十分困惑。”
针对如何加强民间壮医药人才培养的话题，黄汉儒提出，应该认真抓好壮医职业医师资格考试，大力推广经过规范整理的、安全有效的、简便廉验的壮医诊疗技法。广西名老中医黄瑾明教授则呼吁，应尽快建设壮医诊疗人才培养基地，力争在两年内打造一支业务精湛的老中青人才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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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业内人士表示，应充分运用《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的权利和权力，为壮医药事业和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供全方位支持，为壮药的研制和开发开绿灯，并制定必要的鼓励壮药研制开发的政策。
此外，专家们还提出，应加强壮医药的学术交流和宣传报道，让更多的人认识壮医药，接受壮医药，只有这样，壮医药才能获得更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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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药历史点滴
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一座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针，经考证认为是医疗用的浅刺针。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壮医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事实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使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此外，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中也都发现，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中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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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活动中，壮族先民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草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不断发展。
壮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许多药物同时成为著名的中药。在《神农本草经》收载的365种药材中，就收录有壮族地区盛产的菌桂、牡桂、苡仁、丹砂、钟乳石等。唐代《新修本草》也收载了不少壮药，如蚺蛇胆、滑石、钓樟根皮、茯苓、桂、瓜芦木、黑石脂、钩吻、苏方木、狼跋子等。其后的《本草拾遗》，更是收载了著名的壮医解毒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这两种壮药在当时就已作为贡品，供奉朝廷。
壮医药的发展还与土司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广西地区的土司制度起源于秦汉的土官土吏，全盛于明代，没落于清代，消亡于民国时期，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在土司制度下，官方设有医药机构，官方和民间均有一定数量的专职医药人员。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嘉靖十年，广西壮族聚居的40多个州府县的土司均设有医学署，而且这些医学署的医宫“本为土人”，即由当地少数民族担任，这对于壮医药的发展，显然是一个促进因素。事实上，在土司家属中，亦有直接从事医药工作的人，这说明在土司制度下，壮医药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此外，土司对民族医药还采取过一些褒奖措施，对于民族医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土司制度下狭隘、保守、封闭的思想意识，对壮医药的发展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消极因素。
资料表明，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已草创萌芽，经过历代的不断实践和总结，大约在唐、宋时期已基本形成本民族的医药体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壮医药作为当地人民主要的防病治病手段，为壮民族的生存繁衍和健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建国 辑), 百拇医药(陈冠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