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振兴之路与驱动疗法
中医振兴之路与驱动疗法(机密版)
主题词：驱动疗法就是驱动内经，进而驱动机体，扩充气血，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加强代谢，排除蓄毒，荡扫病邪。
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从古至今五千年，其理论基础依然是《黄帝内经》，其振兴之路是敢于纠偏，并善于拓宽东汉医圣仲师之道，创新主攻疗法。
《黄帝内经》以其简明朴素的物象类比手法，站在古人多凭直觉感知的高度，十分巧妙地阐述了人与天、地、大自然，以及人体内部各脏腑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宇宙、人体整体观到动态观，进而建立起阴阳、五行以及人体经络学说。《黄帝内经》以内经作为书名，妙点传经之要，突出人体内部经络系统，将内经与黄帝齐名而显赫醒目，显然是告诫后人要承认、掌握、重视经络，并利用经络系统来突出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更善于整体综合治疗。
人体内部经络系统，外联体表肢窍，内络脏腑，遍布于全身，循行于体内，定向传导生物电磁，是沟通人体奥妙之躯的气息要道，亦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重要网络。经络是否通达，循行是否正常，网络是否高效，确是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体内经络通达，循行正常，自身免疫系统高效工作，总体表现便是正气有余而邪气不足，即使正邪相争，其结果必然是正胜而邪退。如若总体表现是正气不足而病邪有余，那么病邪就有可能乘虚而入，最终阻塞经络要穴，破坏正常循行而使人致病，甚至“五脏六腑蓄毒不流”而成癌瘤恶症。可见经络受阻、循行失常、免疫功能低下，本身就能导致疾病的发生与加重。由此联想到中医辨证论治，在辨表里、寒热、润燥、虚实、气血、阴阳之前，理当辨经治经，首先辨明何经之阻，并治之以通。只有使对应病位的经络通达，其药力才能直达病所，并能借药力将病邪排于体外。总之保持经络通达，既可防病，也可祛病；有病之时凭借药力使经络通达，便可以达到祛病邪、排蓄毒而康复的目的，即可通达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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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至平，就要通达；“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要使经络通达，气血流通，就必须祛邪扶正。病邪有余，正气不足，人体的某些经络就有可能受阻不畅，甚至穴塞不通。阻滞之邪或为湿阻，或为毒结，或为气滞，或为血瘀，或为痰聚，或为寒凝，或为热积……虽然病邪不一，病位不同，但其共性都是邪阻经络而致病。鉴于病邪阻滞之“阻”是致病的共同点，显然中医辨证论治中最首要的是辨经治经，针对经络之“阻”治之以通，并通六腑、开门户使邪出有路。只有辨经治经而果断采用通经活络排阻之法，同时针对病邪不一而区别论治，即只有在经络通达的前提下排除病邪，平衡阴阳，才能达到通达至平的预期效果。显而易见：通经活络既是祛邪扶正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其重要举措。祛邪扶正作为医之总则，祛邪指的是排除各种病邪之余，逐邪外出；扶正意在加强人体免疫即正气之不足，托里御邪。针对病邪阻滞经络的祛邪扶正，以祛邪通滞为目的，以扶正助祛为适度，既不同于平常所说的扶正祛邪，更不同于单纯保养，或单纯补养，尤其不是固涩，而是驱动、扩通、激活、托散、排除，是与补固之法截然不同的相反治则。祛邪通滞之“祛”“通”二字，既体现了祛邪扶正，又体现了通达至平。而“祛邪扶正、通达至平”这八个字，正是深藏在中华传统医学的经典理论—《黄帝内经》中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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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医圣张仲景，深得《黄帝内经》真谛，识神农本草之性，明伊尹汤液之理，在全面继承前人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进行重点突破，专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倡导六经辨证，并辨证论治，主张攻治，攻补兼施，集创经方，为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六经辨证，突出内经，提纲挚要，应是中医辨证的首辨，是辨证的纲领；他所集创的经方，以攻治为主，以通达至平为目的，依法制方，将祛邪扶正表现为通经活络，表现为扶助免疫而积极防御，确是中医论治的经典之方，应用得当时效如桴鼓。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论治经方，倍受历代医家的崇敬与拥戴，直到晚清末年乃至现代，仍不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时代在变革，生态在恶化。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他所倡导的六经辨证及其所集创的经方，显然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与当时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而相适应；但随着现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就会出现与现代人类不相适应的地方。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古人有了很大的提高。古人大多数终年劳碌，难得温饱，苦经风霜，真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内寒加外寒，寒而畏风，风寒确为诸邪之首。而现代人则大多是运体不够而动脑偏多，谋求“富贵”，贪食甘肥而运化不周，滋腻积生内湿，湿积痰聚阻滞经络，有碍气息循行；加之营养过剩或不合适药物、食物导致代谢失常，产生人体垃圾而蓄毒于内，使人过胖或过瘦，或使心肾等脏器负荷过重。并且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恶性竞争，利欲膨胀，“三废”剧增，空气、水质、土壤受污染，大自然受污染，全球温室效应形成；南北两极出现臭氧空洞表明：过度开发的地球已处于环境恶性循环之中；耗去自然资源，换来温室气体加汽车尾气、加农药残留之毒、加电磁幅射……人类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全球温室效应所加重的外来之湿，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来之毒，便使现代人在内湿缠身的同时还受到外湿的严重困扰，在蓄毒于内的同时还受到外毒的无形侵袭。内外之湿毒，里应外合，相互叠加，久而久之必然成为祸患；况且温室效应下的内外湿条件，更容易滋生各种病毒、病菌，造成湿上加毒，毒上加菌，菌又添毒，这就使得现代人的首要致病之邪，不再是古人的风和寒，而是湿与毒—毒乃广义之毒：包括病毒和病菌以及疔、疹等形态。湿毒不仅是疾病产生的沃土，而且是疫症传染的温床；湿为气滞痰聚之主犯，毒是各种炎症以及脏器衰竭之祸首；湿毒共同为患，病人已被恶魔缠身，若再加上其它病邪作怪，病菌肆虐，则病情就更加错综复杂。病邪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湿毒，细分则为湿热、湿寒或痰湿夹毒、夹菌；其次为湿热、湿寒或痰湿，瘀伤及风湿、风寒等等，其中最突出之邪就是湿热夹毒，最凶恶之邪就是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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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要的致病之邪不同之外，现代中医与古医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很大不同。东汉时期的医药时代，中医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正是一统炎黄的鼎盛时期。而现代中医所处的医药时代，西医西药不仅进据中国，而且凭借微观实在的定性诊断、并依仗抗生类药在杀菌消炎方面的某些优势，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中医则由于理论玄奥，学派离散，后继不明，缺乏创新而显得偏跛不前。医圣张仲景之后的不少医家，局限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术上自立门户，各抒己见，以求新异，在六经辨证之后提出了各种辨证，在经方论治之后形成了汇方、局方、时方等诸派。唐代孙思邈先循仲师之道，续刻千金翼始开补养之门，随后便出现了李东垣培土补脾，朱丹溪补水滋阴，张景岳命门补肾等学说；后医各好其补，尽力发挥，于是补脾补肾，补气补血，滋阴壮阳，温补凉补，还有不温不凉之平补等等，往往实病虚治，补而固邪，使中医的发展几乎成了仅靠补固疗法的单腿走路。综观圣后各派温补大家，虽然某些主张有其积极的一面，对补固疗法的单一发展亦有其重大贡献，但在整体发挥上却起了离心作用，加之治不依法，渐使攻补偏离；尤其是明代李时珍用心血编著的《本草纲目》，集当时医药之大成，同时也集补养诸家对主攻疗法之偏见，更重保养而轻视攻治，缺乏全面的利弊分析便禁锢某些“反”“畏”之药，褒补贬攻，试图全盘否定主攻疗法代表人物张子和，至使攻补对立，渐使不少师传子承的主攻秘法埋没于荒墓；更有“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回避攻治风险，迎合富贵之人，偏爱补固，借补谋利，竟使明清以来的中华传统医学几乎成了重补轻攻的保养医学。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名医王清任，坚持祛邪扶正的正确道路，创立益气化瘀学说，指出古籍脏腑之误，专著《医林改错》，但依然没有改变圣后攻补偏离的大趋势。由于对主攻疗法的长期贬低与排斥，便使得现代中医药在现代西医药的强有力竞争下逐渐衰退而在疾病攻治中呈现低水准，只在后期保养中表现出较高水平。古时一统炎黄的中医药，经过自我禁锢而偏跛发展；加上盲目废止师徒传承，至使主攻秘法顿失，补养盛行；再加上缺乏先进的微观诊断手段，便逐渐沦为次要地位而成为辅助治疗，成为配合现代西医药的保养治疗。养而久之，便在现代年轻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错觉：即片面认为中医药无非主要是调养脾胃、补养气虚或血虚、阴虚或阳虚而已。面对因自身偏跛而竞争乏力、以及自我禁锢所造成的整体衰落现象，现代中医既不能满足于保养而沾沾自喜，也不能照搬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而固步自封；任何沉迷于古典或盲从西化的倾向，都必须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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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重点分析了现代主要致病之邪，并突出阐明了近代中医偏跛不前的内部症结所在，下面则特别指出现代患者与古时相比之不同。古代患者虽然文盲较多，理性知识欠缺，但他们生活于大自然，亲近自然，信赖民间土、偏方，多少认识一些中草药，患病之初，无论是自治还是由家人主治，无非是吃些根皮野草加上姜枣之类，如果医之失偏，也不会留下大患，后医及时给予纠正，仍有可能药到病除；而现代患者，虽然文化水准普遍较高，知识面广，但他们往往脱离大自然，不了解自然，可知道不少西药和中成药，甚至进口好药，患病之初，完全可能自作主张或由家人参治，先服些西药丸子或中成药，这其中可能多数康复，但也有不少患者却因此而留下隐患，甚至病情加重而复杂化。病情加重之后，或求诊于西医，过度输液，滥用抗生素；或求诊于中医，乐于补固，固涩而闭邪；或者中西合诊，混而治之。如此自治加混治，就免不了表病里治，寒热错治，湿病腻治，实病虚治，小病大治，其疾病的变化与传播途径，往往比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要复杂得多，要杂乱无序得多。在医药市场走向商品化、信息化，补养之风盛行于商品市场，甚至盛行于餐饮行业的现代社会，对于患者的各种混治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各种混治的综合效果，将使病情更加复杂化、无序化。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如乱麻，在现代中医面前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本不是的疑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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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资源大量消耗而三废剧增，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形成了全球温室效应，促成了危害人类自身健康的主要致病之邪—湿与毒。内湿与外湿里应外合，内毒—即人体垃圾同外毒相互叠加，随时有可能产生或催生疾病，或使某些现代人查病难断而处于萎靡不振的亚健康状态。随着现代商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药品也进入商品市场，中药西药化，补剂保健化、餐饮化，这虽然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繁荣，方便了对症的部分患者，但如此医商混治的综合效果，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疑难病患者。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的严重污染，并由于现代社会的各种混治，甚至医商混治；再加上某些违背自然大法之治—将表邪里引而造成病邪聚内、阻塞经络而让蓄毒恶积，郁久成闭，渐使人体自身免疫功能低下的非科学治疗方法，甚至某些杀伤性诊疗，加上过度输液与滥用抗生素等，综而合之，便产生或催生了各种疑难怪症、心脑血管等早衰症、以及各种癌瘤难治之症。
对于现代特殊外因条件所催生的各种疑难怪症，癌瘤甚至艾滋病，致病之邪在体内的传播与发展，不一定遵循六经的循行路线，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腑入脏；也不一定按卫气荣血的辨证思想层层深入，逐步发展；而有可能因药不当而伤肾，将太阳之邪引入少阴；也有可能因针不当而伤肝，将阳明之邪引入厥阴；还有可能因静脉输液，将卫气之邪引入荣血；更有可能因带菌输血而直接感染，破坏患者造血功能；甚至更可能因某种瘀伤阻塞经络要穴，严重影响气息循行。深入分析疑难杂症病人的脉象、舌象、以及具体症状，就不难发现他们往往是表里同病、湿燥皆有、毒瘀共结、寒热交错、虚实互见而错综复杂。要治愈这样一些证象十分错综复杂的疑难病症，显然只在补固疗法中寻找出路是行不通的，或者照搬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一成不变也是行不通的。面对现实，正视问题，激起中华赤子对中医振兴之路的竭力探索。全社会、尤其是医患双方，人们都热切希望现代中医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为既得利益所束缚，敢于走出由于盲从所入误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继续传承发展，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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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要传承创新，迈步振兴之路，就必须开拓医道。而要开拓，就必须辨明方向，认准本源，就必须探明中华传统医学的理论源泉是《黄帝内经》，必须重点探究历史上全面继承内经思想并在实践中有重大突破的人—东汉医圣张仲景，同时吸取圣后主攻疗法代表人物张子和之长。医圣张仲景倡导六经辨证并集创经方的学术指导思想，即仲师之道，为现代中医的开拓振兴指明了大方向。
必须指出的是：遵循仲师之道，决不等于全盘照搬仲师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如上所述，由于现代主要致病之邪的改变，以及现代各种困扰因素所造成的复杂性，特殊性，使六经辨证及其经方的全面应用出现了较大的局限性。但六经辨证及其经方的某些局限性，完全是时代背景变化的结果。而医圣张仲景突出《黄帝内经》之内经，重视气息要道，抓住纲要进行辨证；并辨经治经，将其经方落实到祛邪通滞，以祛为补，以通助补，扶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祛邪扶正，在邪祛的前提下平衡阴阳，治本归根，以通达至平为论治的学术思想，却是永远具有指导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看到：仅仅遵循仲师之道，也还不能满足现代中医跨世纪之交的发展需要；要使现代中医在本世纪末、或廿一世纪初实现开拓振兴，就必须在传承医道本源的同时，发挥子和之长，吸取丹道之长，突破旧框，创新理论，将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为了振兴中医以达到现代新高度这个崇高目的，笔者在医圣张仲景六经辨证及其经方思想的主导下，深悟内经，体会真谛，在拓宽思路之后茅塞顿开，心胸豁达，深深感到六经辨证就是经络辨证，经方论治就是驱动疗法，拓宽仲师之道就成中医振兴之路。而驱动疗法，就是驱动内经，进而驱动机体，扩通气血，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加强代谢，排除蓄毒，荡扫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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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的六经之说，原本分为手六经、足六经；总称六经之十二经中，六阴六阳，任脉总领十二经中的六阴经，督脉总领十二经中的六阳经，六经加上任督二脉，实际上已涉及到人体最主要、最重要的经络系统；再加上包括任督二脉在内的奇经八脉，就是构成人体气息网络的全部经络系统。从六经联想到任督二脉以及奇经八脉，这很容易；但将六经辨证拓宽为经络辨证，则有大部与全部之区别，这在主张整体综合治疗的中医看来，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于经方论治，例如太阳表实证，用麻黄汤治之以汗；又如阳明腑实证，用大、小承气汤治之以泻；总之各经阻滞为患，皆创经方治之以祛、通。医圣张仲景祛邪通滞的论治大法，若将祛通强化为驱动，并注入新活力，拓展就成驱动疗法。笔者以驱动疗法来承前启后，遵循并拓展仲师之道，不过是为了把仲师祛邪通滞的论治思想，运用于现代而登上一级新台阶。
综述驱动疗法，主要是突出两点：一是拓宽辨证之面，变六经辨证为经络辨证，抓住任督二脉分别为诸阴诸阳之首这两个经络中枢，将驱动六经变为驱动人体全身经络系统；在全面驱动整体的同时，再酌情突出患病之经，区别致病之邪，以经为纲进行整体综合辨证，首辨八纲表里。二是强化经方论治之方，甄别丹道秘术，依辨证之大法精选方药、丹药，变某些经方或圣后名方为驱方：加强驱邪排毒，托邪外出，控制扩散转移；注重扶正免疫，切忌表邪里引，严防阴疽之毒内聚；在整体驱动时要有足够的强度，在突出患病之经的同时更要变驱动为荡扫，并重点荡扫主要致病之邪。拓宽辨经之面，强化论治之方，在驱动全身经络系统的同时扩通患病之经，激活患部之络，重点驱逐病邪之首，并广开门户，内驱外散，充分给病邪以出路；谨防虚病实治，驱极致虚，严格掌握太过与不及，正确运用荡扫、缓消与汤、粥调养各法；注意存津养液，酌情增液，加强人体自身免疫功能，激发人体自愈潜能，力求在动态中平衡阴阳，尽快达到驱邪扶正、通达至平的治疗目的—这就是驱动疗法的基本框架构思。笔者的这一框架构思和遵此驱疗理念的临床试治驱方，主要灵感于医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深受《黄帝内经》之真谛，瑕不掩瑜之驱邪大家张子和，清代名医陈修园、王清任，丹道医家张觉人等先贤，以及父辈在天之灵的感化，现特以此文告慰历代各位医贤以及父辈的在天之灵，以表中华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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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父行医，他擅长脉辨阴阳，妙用丹膏，内托外拔，善于托表疗疔；集中医内、外科于一身，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全凭中医中药服务于患者，亦能效显而誉满四乡。我父治病，慎补重攻，除非虚脱，决无纯补、峻补，以免纯补固邪；攻治多参经方，对于腑实重症、邪闭实证，用药份量较重，往往一、两剂显效。先父常把治病救人的拟方原则，比喻为“开门打狗”，他把患者受病邪侵犯而患病，比喻为恶狗入室。恶狗入室要伤人，要损物；病邪犯体则要伤身，要患病。恶狗入室之后，如果关起门来打，即使最终狗被打死，但很可能人伤物损，后果难堪；倘若开门打狗，给狗以出路，狗很可能循路而逃 ，室内人、物都能平安。关门打狗与开门打狗，这一关一开，虽只一字之差，但结果却迥然不同。须知医生治病，亦有开、闭之分，闭者当开，脱者当固，病邪闭内，切忌“关门打狗”之法；只有广开门户，驱动机体，荡扫病邪，方能将病邪之“狗”在荡扫之中逐出体内，尽量避免病邪转移，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我父教诲的“开门打狗”之法，主攻重驱，驱邪动滞，泻而逐之，托而散之，精于八法而重用汗、吐、下，其实就是驱动疗法。驱动疗法，她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重要之部并非全部，更不能代替全部。驱动疗法与补固疗法，分别按实与虚适应于闭、脱之证，并同时应用于虚实互见的实际治疗中，相互对立而统一，协调于动养健身，本是传统中医的两大学术分支。主攻主补两种学术思想，自偏离医圣仲师之道后长期对立，相互排斥，严重影响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健康发展。在尊重科学、反对偏见、讲究实效的现代社会，正是攻补两大疗法相互促进、协同出力、同步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现代中医医愈自身症结而与时俱进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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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古老的中华民族，纳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擅长吐纳，推陈出新，正在迅猛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必将振兴于世界之林，对全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瑰宝—中华传统医药，她崇尚大自然，注重生态互补，倡导生物调治，极具生物医药原创性，是炎黄先祖经过反复实践所创建的最佳生态防治体系；她辨证论治，治病求本，进行整体综合治疗而呈现多功能，治多病于一方，祛病延年而物美价廉。她根扎民间，源于实践，原本于医患一体，患者是最好的主治医生，医患结合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性；她古而未老，正当益壮，必然要伴随祖国的腾飞，在新的起跑线上迈步向前，重振辉煌。中华传统医药凭借绿色基因药物的独特优势，凭借驱、补两大疗法协同发展，必将重展大自然的风采，为中华儿女的健康事业，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奉献出大自然的无限生机。
让我们为世界东方古国而骄傲，为东方古老文明而谱写现代篇章!
平常常说旭日东升，或者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并从西向东自转，这两种站在不同角度的描述，我们决不要因后者符合现代科学而否认前者，因为前者站在地球而更直观、更接近生活；也不要因前者朴实直观而否认后者，因为后者立足太空而更确切、并具有空间的开拓性。又如现代社会统一采用公历，但某种特定意识对公历的偏爱，仍无法掩盖农历在中国实用了几千年的科学光芒。同理在医学领域，采用中草药辨证论治的中华传统医学，代表东方医学，与使用化学药物辨病施治的西洋医学，分别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文明特征，虽然其药源不同，治则有别，但都是科学，并各有其长，各有其特色。如果要使无滥用抗生素后顾之忧的传统中医药更显优越，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中草药祛邪排毒及自然免疫这两大功能，丰富内涵，提升价值；并敢于医林纠偏，弘扬仲师之道，善于子和攻补，倡导驱动疗法，拓展振兴之路。只有正确运用驱、补两大疗法，掌握驱疗要领，酌选驱丹引药，强化吐纳，开闭适度，攻补适当，才能真正全面继承并开拓发展中医药。我们只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承认多种文明共存并互补；坚持实事求是，把临床实践作为检验医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取西长，中医内、外科相结合；同时善取丹道秘术之长，并注入现代科学新活力，就一定能够谱写出既充满古香古色、又充满现代信息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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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医史，透视烟云，笔者深悟内经真谛，深感先贤遗愿，探明医道本源，提出医林纠偏；法依祛邪扶正，拓宽六经辨证，倡立驱动疗法，研创驱丹引药；并呼吁驱、补两大疗法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同步振兴之路，正是为了迎接传统中医重展辉煌的明天。展望明天的中医药，犹如明早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在中华大地上，万物共享灿烂辉煌。热爱大自然的中华儿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吸吮着大地母亲的乳汁，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生活简朴，陶醉于自然，要让身边充满生机；气行周天，循经充穴，适量运动，酌情驱动，清扫滞邪，辨证减肥或丰体；注重五色养脏，重视汤疗粥养：平衡阴阳，调控血压，强心壮肾，疏肝宣肺，培补脾土而抗衰延老，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无形；如此珍重驱疗，动养结合，防治于未病，必然会身心更健康!
石可丹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 百拇医药
主题词：驱动疗法就是驱动内经，进而驱动机体，扩充气血，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加强代谢，排除蓄毒，荡扫病邪。
中华传统医学—中医从古至今五千年，其理论基础依然是《黄帝内经》，其振兴之路是敢于纠偏，并善于拓宽东汉医圣仲师之道，创新主攻疗法。
《黄帝内经》以其简明朴素的物象类比手法，站在古人多凭直觉感知的高度，十分巧妙地阐述了人与天、地、大自然，以及人体内部各脏腑组织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宇宙、人体整体观到动态观，进而建立起阴阳、五行以及人体经络学说。《黄帝内经》以内经作为书名，妙点传经之要，突出人体内部经络系统，将内经与黄帝齐名而显赫醒目，显然是告诫后人要承认、掌握、重视经络，并利用经络系统来突出辨证论治的中医特色，更善于整体综合治疗。
人体内部经络系统，外联体表肢窍，内络脏腑，遍布于全身，循行于体内，定向传导生物电磁，是沟通人体奥妙之躯的气息要道，亦是自身免疫系统的重要网络。经络是否通达，循行是否正常，网络是否高效，确是人体健康与否的重要标志。体内经络通达，循行正常，自身免疫系统高效工作，总体表现便是正气有余而邪气不足，即使正邪相争，其结果必然是正胜而邪退。如若总体表现是正气不足而病邪有余，那么病邪就有可能乘虚而入，最终阻塞经络要穴，破坏正常循行而使人致病，甚至“五脏六腑蓄毒不流”而成癌瘤恶症。可见经络受阻、循行失常、免疫功能低下，本身就能导致疾病的发生与加重。由此联想到中医辨证论治，在辨表里、寒热、润燥、虚实、气血、阴阳之前，理当辨经治经，首先辨明何经之阻，并治之以通。只有使对应病位的经络通达，其药力才能直达病所，并能借药力将病邪排于体外。总之保持经络通达，既可防病，也可祛病；有病之时凭借药力使经络通达，便可以达到祛病邪、排蓄毒而康复的目的，即可通达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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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至平，就要通达；“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要使经络通达，气血流通，就必须祛邪扶正。病邪有余，正气不足，人体的某些经络就有可能受阻不畅，甚至穴塞不通。阻滞之邪或为湿阻，或为毒结，或为气滞，或为血瘀，或为痰聚，或为寒凝，或为热积……虽然病邪不一，病位不同，但其共性都是邪阻经络而致病。鉴于病邪阻滞之“阻”是致病的共同点，显然中医辨证论治中最首要的是辨经治经，针对经络之“阻”治之以通，并通六腑、开门户使邪出有路。只有辨经治经而果断采用通经活络排阻之法，同时针对病邪不一而区别论治，即只有在经络通达的前提下排除病邪，平衡阴阳，才能达到通达至平的预期效果。显而易见：通经活络既是祛邪扶正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是其重要举措。祛邪扶正作为医之总则，祛邪指的是排除各种病邪之余，逐邪外出；扶正意在加强人体免疫即正气之不足，托里御邪。针对病邪阻滞经络的祛邪扶正，以祛邪通滞为目的，以扶正助祛为适度，既不同于平常所说的扶正祛邪，更不同于单纯保养，或单纯补养，尤其不是固涩，而是驱动、扩通、激活、托散、排除，是与补固之法截然不同的相反治则。祛邪通滞之“祛”“通”二字，既体现了祛邪扶正，又体现了通达至平。而“祛邪扶正、通达至平”这八个字，正是深藏在中华传统医学的经典理论—《黄帝内经》中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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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医圣张仲景，深得《黄帝内经》真谛，识神农本草之性，明伊尹汤液之理，在全面继承前人学术精华的基础上，进行重点突破，专著《伤寒论》、《金匮要略》，倡导六经辨证，并辨证论治，主张攻治，攻补兼施，集创经方，为中华传统医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所倡导的六经辨证，突出内经，提纲挚要，应是中医辨证的首辨，是辨证的纲领；他所集创的经方，以攻治为主，以通达至平为目的，依法制方，将祛邪扶正表现为通经活络，表现为扶助免疫而积极防御，确是中医论治的经典之方，应用得当时效如桴鼓。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论治经方，倍受历代医家的崇敬与拥戴，直到晚清末年乃至现代，仍不断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时代在变革，生态在恶化。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他所倡导的六经辨证及其所集创的经方，显然来源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与当时的人类活动紧密相关而相适应；但随着现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类生态环境的变化，必然就会出现与现代人类不相适应的地方。现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古人有了很大的提高。古人大多数终年劳碌，难得温饱，苦经风霜，真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内寒加外寒，寒而畏风，风寒确为诸邪之首。而现代人则大多是运体不够而动脑偏多，谋求“富贵”，贪食甘肥而运化不周，滋腻积生内湿，湿积痰聚阻滞经络，有碍气息循行；加之营养过剩或不合适药物、食物导致代谢失常，产生人体垃圾而蓄毒于内，使人过胖或过瘦，或使心肾等脏器负荷过重。并且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恶性竞争，利欲膨胀，“三废”剧增，空气、水质、土壤受污染，大自然受污染，全球温室效应形成；南北两极出现臭氧空洞表明：过度开发的地球已处于环境恶性循环之中；耗去自然资源，换来温室气体加汽车尾气、加农药残留之毒、加电磁幅射……人类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全球温室效应所加重的外来之湿，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来之毒，便使现代人在内湿缠身的同时还受到外湿的严重困扰，在蓄毒于内的同时还受到外毒的无形侵袭。内外之湿毒，里应外合，相互叠加，久而久之必然成为祸患；况且温室效应下的内外湿条件，更容易滋生各种病毒、病菌，造成湿上加毒，毒上加菌，菌又添毒，这就使得现代人的首要致病之邪，不再是古人的风和寒，而是湿与毒—毒乃广义之毒：包括病毒和病菌以及疔、疹等形态。湿毒不仅是疾病产生的沃土，而且是疫症传染的温床；湿为气滞痰聚之主犯，毒是各种炎症以及脏器衰竭之祸首；湿毒共同为患，病人已被恶魔缠身，若再加上其它病邪作怪，病菌肆虐，则病情就更加错综复杂。病邪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湿毒，细分则为湿热、湿寒或痰湿夹毒、夹菌；其次为湿热、湿寒或痰湿，瘀伤及风湿、风寒等等，其中最突出之邪就是湿热夹毒，最凶恶之邪就是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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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主要的致病之邪不同之外，现代中医与古医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很大不同。东汉时期的医药时代，中医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正是一统炎黄的鼎盛时期。而现代中医所处的医药时代，西医西药不仅进据中国，而且凭借微观实在的定性诊断、并依仗抗生类药在杀菌消炎方面的某些优势，迅速占据了主导地位；传统中医则由于理论玄奥，学派离散，后继不明，缺乏创新而显得偏跛不前。医圣张仲景之后的不少医家，局限于自身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术上自立门户，各抒己见，以求新异，在六经辨证之后提出了各种辨证，在经方论治之后形成了汇方、局方、时方等诸派。唐代孙思邈先循仲师之道，续刻千金翼始开补养之门，随后便出现了李东垣培土补脾，朱丹溪补水滋阴，张景岳命门补肾等学说；后医各好其补，尽力发挥，于是补脾补肾，补气补血，滋阴壮阳，温补凉补，还有不温不凉之平补等等，往往实病虚治，补而固邪，使中医的发展几乎成了仅靠补固疗法的单腿走路。综观圣后各派温补大家，虽然某些主张有其积极的一面，对补固疗法的单一发展亦有其重大贡献，但在整体发挥上却起了离心作用，加之治不依法，渐使攻补偏离；尤其是明代李时珍用心血编著的《本草纲目》，集当时医药之大成，同时也集补养诸家对主攻疗法之偏见，更重保养而轻视攻治，缺乏全面的利弊分析便禁锢某些“反”“畏”之药，褒补贬攻，试图全盘否定主攻疗法代表人物张子和，至使攻补对立，渐使不少师传子承的主攻秘法埋没于荒墓；更有“世俗庸工，惟以闭塞为贵”，回避攻治风险，迎合富贵之人，偏爱补固，借补谋利，竟使明清以来的中华传统医学几乎成了重补轻攻的保养医学。应该指出的是：清代名医王清任，坚持祛邪扶正的正确道路，创立益气化瘀学说，指出古籍脏腑之误，专著《医林改错》，但依然没有改变圣后攻补偏离的大趋势。由于对主攻疗法的长期贬低与排斥，便使得现代中医药在现代西医药的强有力竞争下逐渐衰退而在疾病攻治中呈现低水准，只在后期保养中表现出较高水平。古时一统炎黄的中医药，经过自我禁锢而偏跛发展；加上盲目废止师徒传承，至使主攻秘法顿失，补养盛行；再加上缺乏先进的微观诊断手段，便逐渐沦为次要地位而成为辅助治疗，成为配合现代西医药的保养治疗。养而久之，便在现代年轻人的心目中形成了一个错觉：即片面认为中医药无非主要是调养脾胃、补养气虚或血虚、阴虚或阳虚而已。面对因自身偏跛而竞争乏力、以及自我禁锢所造成的整体衰落现象，现代中医既不能满足于保养而沾沾自喜，也不能照搬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而固步自封；任何沉迷于古典或盲从西化的倾向，都必须予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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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重点分析了现代主要致病之邪，并突出阐明了近代中医偏跛不前的内部症结所在，下面则特别指出现代患者与古时相比之不同。古代患者虽然文盲较多，理性知识欠缺，但他们生活于大自然，亲近自然，信赖民间土、偏方，多少认识一些中草药，患病之初，无论是自治还是由家人主治，无非是吃些根皮野草加上姜枣之类，如果医之失偏，也不会留下大患，后医及时给予纠正，仍有可能药到病除；而现代患者，虽然文化水准普遍较高，知识面广，但他们往往脱离大自然，不了解自然，可知道不少西药和中成药，甚至进口好药，患病之初，完全可能自作主张或由家人参治，先服些西药丸子或中成药，这其中可能多数康复，但也有不少患者却因此而留下隐患，甚至病情加重而复杂化。病情加重之后，或求诊于西医，过度输液，滥用抗生素；或求诊于中医，乐于补固，固涩而闭邪；或者中西合诊，混而治之。如此自治加混治，就免不了表病里治，寒热错治，湿病腻治，实病虚治，小病大治，其疾病的变化与传播途径，往往比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要复杂得多，要杂乱无序得多。在医药市场走向商品化、信息化，补养之风盛行于商品市场，甚至盛行于餐饮行业的现代社会，对于患者的各种混治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而各种混治的综合效果，将使病情更加复杂化、无序化。换句话说，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如乱麻，在现代中医面前必然会出现一些原本不是的疑难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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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导致资源大量消耗而三废剧增，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形成了全球温室效应，促成了危害人类自身健康的主要致病之邪—湿与毒。内湿与外湿里应外合，内毒—即人体垃圾同外毒相互叠加，随时有可能产生或催生疾病，或使某些现代人查病难断而处于萎靡不振的亚健康状态。随着现代商品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药品也进入商品市场，中药西药化，补剂保健化、餐饮化，这虽然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繁荣，方便了对症的部分患者，但如此医商混治的综合效果，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疑难病患者。正是由于现代工业的严重污染，并由于现代社会的各种混治，甚至医商混治；再加上某些违背自然大法之治—将表邪里引而造成病邪聚内、阻塞经络而让蓄毒恶积，郁久成闭，渐使人体自身免疫功能低下的非科学治疗方法，甚至某些杀伤性诊疗，加上过度输液与滥用抗生素等，综而合之，便产生或催生了各种疑难怪症、心脑血管等早衰症、以及各种癌瘤难治之症。
对于现代特殊外因条件所催生的各种疑难怪症，癌瘤甚至艾滋病，致病之邪在体内的传播与发展，不一定遵循六经的循行路线，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由腑入脏；也不一定按卫气荣血的辨证思想层层深入，逐步发展；而有可能因药不当而伤肾，将太阳之邪引入少阴；也有可能因针不当而伤肝，将阳明之邪引入厥阴；还有可能因静脉输液，将卫气之邪引入荣血；更有可能因带菌输血而直接感染，破坏患者造血功能；甚至更可能因某种瘀伤阻塞经络要穴，严重影响气息循行。深入分析疑难杂症病人的脉象、舌象、以及具体症状，就不难发现他们往往是表里同病、湿燥皆有、毒瘀共结、寒热交错、虚实互见而错综复杂。要治愈这样一些证象十分错综复杂的疑难病症，显然只在补固疗法中寻找出路是行不通的，或者照搬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一成不变也是行不通的。面对现实，正视问题，激起中华赤子对中医振兴之路的竭力探索。全社会、尤其是医患双方，人们都热切希望现代中医能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为既得利益所束缚，敢于走出由于盲从所入误区，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继续传承发展，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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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医要传承创新，迈步振兴之路，就必须开拓医道。而要开拓，就必须辨明方向，认准本源，就必须探明中华传统医学的理论源泉是《黄帝内经》，必须重点探究历史上全面继承内经思想并在实践中有重大突破的人—东汉医圣张仲景，同时吸取圣后主攻疗法代表人物张子和之长。医圣张仲景倡导六经辨证并集创经方的学术指导思想，即仲师之道，为现代中医的开拓振兴指明了大方向。
必须指出的是：遵循仲师之道，决不等于全盘照搬仲师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如上所述，由于现代主要致病之邪的改变，以及现代各种困扰因素所造成的复杂性，特殊性，使六经辨证及其经方的全面应用出现了较大的局限性。但六经辨证及其经方的某些局限性，完全是时代背景变化的结果。而医圣张仲景突出《黄帝内经》之内经，重视气息要道，抓住纲要进行辨证；并辨经治经，将其经方落实到祛邪通滞，以祛为补，以通助补，扶助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祛邪扶正，在邪祛的前提下平衡阴阳，治本归根，以通达至平为论治的学术思想，却是永远具有指导意义的!
同时还必须看到：仅仅遵循仲师之道，也还不能满足现代中医跨世纪之交的发展需要；要使现代中医在本世纪末、或廿一世纪初实现开拓振兴，就必须在传承医道本源的同时，发挥子和之长，吸取丹道之长，突破旧框，创新理论，将医圣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及其经方思想推向一个新高度。为了振兴中医以达到现代新高度这个崇高目的，笔者在医圣张仲景六经辨证及其经方思想的主导下，深悟内经，体会真谛，在拓宽思路之后茅塞顿开，心胸豁达，深深感到六经辨证就是经络辨证，经方论治就是驱动疗法，拓宽仲师之道就成中医振兴之路。而驱动疗法，就是驱动内经，进而驱动机体，扩通气血，激活细胞，增强免疫，加强代谢，排除蓄毒，荡扫病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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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张仲景的六经之说，原本分为手六经、足六经；总称六经之十二经中，六阴六阳，任脉总领十二经中的六阴经，督脉总领十二经中的六阳经，六经加上任督二脉，实际上已涉及到人体最主要、最重要的经络系统；再加上包括任督二脉在内的奇经八脉，就是构成人体气息网络的全部经络系统。从六经联想到任督二脉以及奇经八脉，这很容易；但将六经辨证拓宽为经络辨证，则有大部与全部之区别，这在主张整体综合治疗的中医看来，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于经方论治，例如太阳表实证，用麻黄汤治之以汗；又如阳明腑实证，用大、小承气汤治之以泻；总之各经阻滞为患，皆创经方治之以祛、通。医圣张仲景祛邪通滞的论治大法，若将祛通强化为驱动，并注入新活力，拓展就成驱动疗法。笔者以驱动疗法来承前启后，遵循并拓展仲师之道，不过是为了把仲师祛邪通滞的论治思想，运用于现代而登上一级新台阶。
综述驱动疗法，主要是突出两点：一是拓宽辨证之面，变六经辨证为经络辨证，抓住任督二脉分别为诸阴诸阳之首这两个经络中枢，将驱动六经变为驱动人体全身经络系统；在全面驱动整体的同时，再酌情突出患病之经，区别致病之邪，以经为纲进行整体综合辨证，首辨八纲表里。二是强化经方论治之方，甄别丹道秘术，依辨证之大法精选方药、丹药，变某些经方或圣后名方为驱方：加强驱邪排毒，托邪外出，控制扩散转移；注重扶正免疫，切忌表邪里引，严防阴疽之毒内聚；在整体驱动时要有足够的强度，在突出患病之经的同时更要变驱动为荡扫，并重点荡扫主要致病之邪。拓宽辨经之面，强化论治之方，在驱动全身经络系统的同时扩通患病之经，激活患部之络，重点驱逐病邪之首，并广开门户，内驱外散，充分给病邪以出路；谨防虚病实治，驱极致虚，严格掌握太过与不及，正确运用荡扫、缓消与汤、粥调养各法；注意存津养液，酌情增液，加强人体自身免疫功能，激发人体自愈潜能，力求在动态中平衡阴阳，尽快达到驱邪扶正、通达至平的治疗目的—这就是驱动疗法的基本框架构思。笔者的这一框架构思和遵此驱疗理念的临床试治驱方，主要灵感于医圣张仲景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深受《黄帝内经》之真谛，瑕不掩瑜之驱邪大家张子和，清代名医陈修园、王清任，丹道医家张觉人等先贤，以及父辈在天之灵的感化，现特以此文告慰历代各位医贤以及父辈的在天之灵，以表中华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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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先父行医，他擅长脉辨阴阳，妙用丹膏，内托外拔，善于托表疗疔；集中医内、外科于一身，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全凭中医中药服务于患者，亦能效显而誉满四乡。我父治病，慎补重攻，除非虚脱，决无纯补、峻补，以免纯补固邪；攻治多参经方，对于腑实重症、邪闭实证，用药份量较重，往往一、两剂显效。先父常把治病救人的拟方原则，比喻为“开门打狗”，他把患者受病邪侵犯而患病，比喻为恶狗入室。恶狗入室要伤人，要损物；病邪犯体则要伤身，要患病。恶狗入室之后，如果关起门来打，即使最终狗被打死，但很可能人伤物损，后果难堪；倘若开门打狗，给狗以出路，狗很可能循路而逃 ，室内人、物都能平安。关门打狗与开门打狗，这一关一开，虽只一字之差，但结果却迥然不同。须知医生治病，亦有开、闭之分，闭者当开，脱者当固，病邪闭内，切忌“关门打狗”之法；只有广开门户，驱动机体，荡扫病邪，方能将病邪之“狗”在荡扫之中逐出体内，尽量避免病邪转移，尽快恢复身体健康。
我父教诲的“开门打狗”之法，主攻重驱，驱邪动滞，泻而逐之，托而散之，精于八法而重用汗、吐、下，其实就是驱动疗法。驱动疗法，她是中华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重要之部并非全部，更不能代替全部。驱动疗法与补固疗法，分别按实与虚适应于闭、脱之证，并同时应用于虚实互见的实际治疗中，相互对立而统一，协调于动养健身，本是传统中医的两大学术分支。主攻主补两种学术思想，自偏离医圣仲师之道后长期对立，相互排斥，严重影响了中华传统医学的健康发展。在尊重科学、反对偏见、讲究实效的现代社会，正是攻补两大疗法相互促进、协同出力、同步发展的大好时机，正是现代中医医愈自身症结而与时俱进的最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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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苍桑”。古老的中华民族，纳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精华，擅长吐纳，推陈出新，正在迅猛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必将振兴于世界之林，对全人类有所贡献。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瑰宝—中华传统医药，她崇尚大自然，注重生态互补，倡导生物调治，极具生物医药原创性，是炎黄先祖经过反复实践所创建的最佳生态防治体系；她辨证论治，治病求本，进行整体综合治疗而呈现多功能，治多病于一方，祛病延年而物美价廉。她根扎民间，源于实践，原本于医患一体，患者是最好的主治医生，医患结合能够充分调动各种积极性；她古而未老，正当益壮，必然要伴随祖国的腾飞，在新的起跑线上迈步向前，重振辉煌。中华传统医药凭借绿色基因药物的独特优势，凭借驱、补两大疗法协同发展，必将重展大自然的风采，为中华儿女的健康事业，为全人类的健康事业，奉献出大自然的无限生机。
让我们为世界东方古国而骄傲，为东方古老文明而谱写现代篇章!
平常常说旭日东升，或者说地球围绕太阳公转并从西向东自转，这两种站在不同角度的描述，我们决不要因后者符合现代科学而否认前者，因为前者站在地球而更直观、更接近生活；也不要因前者朴实直观而否认后者，因为后者立足太空而更确切、并具有空间的开拓性。又如现代社会统一采用公历，但某种特定意识对公历的偏爱，仍无法掩盖农历在中国实用了几千年的科学光芒。同理在医学领域，采用中草药辨证论治的中华传统医学，代表东方医学，与使用化学药物辨病施治的西洋医学，分别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文明特征，虽然其药源不同，治则有别，但都是科学，并各有其长，各有其特色。如果要使无滥用抗生素后顾之忧的传统中医药更显优越，就必须进一步发挥中草药祛邪排毒及自然免疫这两大功能，丰富内涵，提升价值；并敢于医林纠偏，弘扬仲师之道，善于子和攻补，倡导驱动疗法，拓展振兴之路。只有正确运用驱、补两大疗法，掌握驱疗要领，酌选驱丹引药，强化吐纳，开闭适度，攻补适当，才能真正全面继承并开拓发展中医药。我们只要坚持对立统一的辩证观点，承认多种文明共存并互补；坚持实事求是，把临床实践作为检验医理的唯一标准；真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取西长，中医内、外科相结合；同时善取丹道秘术之长，并注入现代科学新活力，就一定能够谱写出既充满古香古色、又充满现代信息的崭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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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医史，透视烟云，笔者深悟内经真谛，深感先贤遗愿，探明医道本源，提出医林纠偏；法依祛邪扶正，拓宽六经辨证，倡立驱动疗法，研创驱丹引药；并呼吁驱、补两大疗法相互补充，共同发展，同步振兴之路，正是为了迎接传统中医重展辉煌的明天。展望明天的中医药，犹如明早旭日东升，阳光普照在中华大地上，万物共享灿烂辉煌。热爱大自然的中华儿女，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吸吮着大地母亲的乳汁，珍惜大自然的恩赐，生活简朴，陶醉于自然，要让身边充满生机；气行周天，循经充穴，适量运动，酌情驱动，清扫滞邪，辨证减肥或丰体；注重五色养脏，重视汤疗粥养：平衡阴阳，调控血压，强心壮肾，疏肝宣肺，培补脾土而抗衰延老，防病于未然，治病于无形；如此珍重驱疗，动养结合，防治于未病，必然会身心更健康!
石可丹
一九九八年四月八日,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