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
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是健康危险因素
要想健康只能靠自己。怎么靠？像打仗一样，首先要认准目标，分清敌我。谁是我们健康的真正的敌人？这不但是国家和民族健康的关键问题，也是个人和家庭健康的核心问题。
数百万年来，当人类还挣扎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中时，健康的敌人是“病”。对“病”这个敌人，东西方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是不同的。
国人对待“病”的态度：差不多
国人对“病”这个敌人的态度和对许多事情的态度一样，“差不多”就行了。胡适专门为“差不多”写了一个“差不多先生传”。在“差不多先生传”中，胡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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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几千年来，国人对病的琢磨基本上停留在“差不多”的水平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多数老百姓将病和痛连在一起。感到“痛了”，就是“病了”。或者，感到“不舒服了”，就是“病了”。
“病急乱投医”反映的就是差不多的态度。其实“病急”更不应该“乱投医”。因为如果碰到庸医，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甚至丢命。差不多先生的下场其实是不少国人因病破产丧命的真实写照。
“亚健康”的概念，“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席卷全国的养生和吃保健品浪潮，其实都是国人差不多态度的现实反映。深究一下，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亚健康”和“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健康的真正敌人，养生和保健品也不是歼灭健康敌人的最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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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待“病”的态度：泾渭分明
西方对病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和我们截然不同。英语中光“病”就有三个单词。三个单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泾渭分明，不会“差不多”。
第一个单词是“Disease”(读音似“敌西事”)。从字面上翻译，就是“不舒服”。指的是所有偏离正常健康的状态。“敌西事”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检查找到证据来诊断，可以通过吃药打针来治疗。
第二个单词是“Illness”，(读音似“伊尔尼斯”)。指一个人得病时的主观感觉。一个人可以有严重的“敌西事”，但是没有“伊尔尼斯”。比如高血压，身体可以严重偏离健康，但是长期没有主观上的感觉不舒服。再比如，忧郁症和许多被划归于所谓“亚健康”的情况，可以有严重的“伊尔尼斯”，主观上很不舒服，但是就没有“敌西事”。现代医学检查不到诊断证据，不能通过打针吃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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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单词是“Sickness”(读音似“思科尼斯”)。指社会承认一个人得“病”(属于“思科尼斯”)时可以合法不履行一些社会功能。比如可以不工作不上学，在家休病假；可以得到一些健康人得不到的紧缺物质等。
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传染病是主要的健康威胁。十七到十九世纪快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帮助我们建立了生物医学观。通过精确地寻找和消除病的生物学原因，基本上控制了第一种含义的“病”，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也让我们误以为身体的痛苦和心理及社会活动是分离的。由于控制第一种含义的“病”很成功，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二和第三种含义的“病”。
医学的报应是自然的
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文明的进程，温饱问题的解决，疾病谱的变化，现代医学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了。34年前，生于维也纳的伊利奇写了一本轰动欧美的书。书名叫《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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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第一句介绍语就很尖锐地指出：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一个本身成为健康主要威胁的时期。
这本很有争议的书提出了医学的方向问题。也就是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健康敌人到底是谁？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告诉我们，1971年的研究就已经发现：西半球所有国家国民的预期寿命增加和预防及教育密切相关，和治疗基本无关。也就是说，现代人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不是来源于医学的进步。是医学以外的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医学能治好的病之少和医疗费用之高，已经到了我们不能相信的地步。许多昂贵的手术并没有证明有效，只是延长了痛苦的最后几年人生。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认为，医学的报应是自然的。医源性疾病本身就是医学专门化的后果。人类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医源性疾病，医疗错误和疏忽，医护人员的职业性冷酷无情，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医学科学研究的错误。人类面临的危险是现代医学剥夺了我们的机会。我们身体维护健康的系统适应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的能力，是需要机会来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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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车越多，道路越拥挤。教育和媒体提供的信息越多，能直接应用的信息越少。城市化的程度越高，人们勤俭持家的能力越低。同理，现代医学越发达，人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越差。在现代文明这把双刃剑的指挥下，整个社会主要机构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的。“一切为了病有所医"实际上剥夺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健康的机会。
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是健康危险因素
33年前，美国学者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大健康观。他认为，病和健康的分界线是不可能分的很清楚的。要结合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来看待病和健康。也就是说，要健康，既要重视第一种含义的“病”，也要重视第二，第三种含义的“病”。
控制第一种含义的“病”，找到生物学意义的病因，通过吃药打针进补可以治好疾病，恢复健康。控制第二，第三种含义的“病”，光靠吃药打针和进补就不灵了。必须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改变行为和环境。本期特别关注“ ”证明了今天的病，如痛风的应对，需要全面考虑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
任何损害健康的生物学和心理及社会因素都会增加得病和死亡的机会。这些因素都叫健康危险因素。生物学因素只是健康危险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及社会因素在内的所有健康危险因素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
今天威胁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是健康危险因素，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更不是“亚健康”和“看病难，看病贵”。
因为健康危险因素很多，要打败这个健康的真正敌人，我们需要采用木桶原理，坚持无缝隙原则。有健康管理的强大武器，我们没有理由不打败损害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
《健康管理》2010年12月卷首语, http://www.100md.com
要想健康只能靠自己。怎么靠？像打仗一样，首先要认准目标，分清敌我。谁是我们健康的真正的敌人？这不但是国家和民族健康的关键问题，也是个人和家庭健康的核心问题。
数百万年来，当人类还挣扎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困境中时，健康的敌人是“病”。对“病”这个敌人，东西方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是不同的。
国人对待“病”的态度：差不多
国人对“病”这个敌人的态度和对许多事情的态度一样，“差不多”就行了。胡适专门为“差不多”写了一个“差不多先生传”。在“差不多先生传”中，胡适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天，他忽然得了急病，赶快叫家人去请东街的汪医生。那家人急急忙忙地跑去，一时寻不着东街的汪大夫，却把西街牛医王大夫请来了。差不多先生病在床上，知道寻错了人。但病急了，身上痛苦，心里焦急，等不得了，心里想道：“好在王大夫同汪大夫也差不多，让他试试看罢。”于是这位牛医王大夫走近床前，用医牛的法子给差不多先生治病。不上一点钟，差不多先生就一命呜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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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先生差不多要死的时候，一口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活人同死人也差……差……差不多，……凡事只要……差……差……不多……就……好了，……何……何……必……太……太认真呢？他说完了这句格言，方才绝气了。”
几千年来，国人对病的琢磨基本上停留在“差不多”的水平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大多数老百姓将病和痛连在一起。感到“痛了”，就是“病了”。或者，感到“不舒服了”，就是“病了”。
“病急乱投医”反映的就是差不多的态度。其实“病急”更不应该“乱投医”。因为如果碰到庸医，不但治不了病，还会加重病情，甚至丢命。差不多先生的下场其实是不少国人因病破产丧命的真实写照。
“亚健康”的概念，“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席卷全国的养生和吃保健品浪潮，其实都是国人差不多态度的现实反映。深究一下，我们很容易就知道，“亚健康”和“看病难，看病贵”不是健康的真正敌人，养生和保健品也不是歼灭健康敌人的最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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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对待“病”的态度：泾渭分明
西方对病的态度及处理方式和我们截然不同。英语中光“病”就有三个单词。三个单词有三种不同的含义，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泾渭分明，不会“差不多”。
第一个单词是“Disease”(读音似“敌西事”)。从字面上翻译，就是“不舒服”。指的是所有偏离正常健康的状态。“敌西事”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可以通过现代医学检查找到证据来诊断，可以通过吃药打针来治疗。
第二个单词是“Illness”，(读音似“伊尔尼斯”)。指一个人得病时的主观感觉。一个人可以有严重的“敌西事”，但是没有“伊尔尼斯”。比如高血压，身体可以严重偏离健康，但是长期没有主观上的感觉不舒服。再比如，忧郁症和许多被划归于所谓“亚健康”的情况，可以有严重的“伊尔尼斯”，主观上很不舒服，但是就没有“敌西事”。现代医学检查不到诊断证据，不能通过打针吃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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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单词是“Sickness”(读音似“思科尼斯”)。指社会承认一个人得“病”(属于“思科尼斯”)时可以合法不履行一些社会功能。比如可以不工作不上学，在家休病假；可以得到一些健康人得不到的紧缺物质等。
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时候，传染病是主要的健康威胁。十七到十九世纪快速发展的自然科学帮助我们建立了生物医学观。通过精确地寻找和消除病的生物学原因，基本上控制了第一种含义的“病”，就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病”。也让我们误以为身体的痛苦和心理及社会活动是分离的。由于控制第一种含义的“病”很成功，现代医学的发展就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第二和第三种含义的“病”。
医学的报应是自然的
到了20世纪下半叶，随着文明的进程，温饱问题的解决，疾病谱的变化，现代医学的弊端就越来越明显了。34年前，生于维也纳的伊利奇写了一本轰动欧美的书。书名叫《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
, 百拇医药
这本书第一句介绍语就很尖锐地指出：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一个本身成为健康主要威胁的时期。
这本很有争议的书提出了医学的方向问题。也就是医学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的健康敌人到底是谁？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告诉我们，1971年的研究就已经发现：西半球所有国家国民的预期寿命增加和预防及教育密切相关，和治疗基本无关。也就是说，现代人健康状况的明显改善不是来源于医学的进步。是医学以外的因素在起主要作用。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医学能治好的病之少和医疗费用之高，已经到了我们不能相信的地步。许多昂贵的手术并没有证明有效，只是延长了痛苦的最后几年人生。
《医学的报应：对健康的剥夺》认为，医学的报应是自然的。医源性疾病本身就是医学专门化的后果。人类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医源性疾病，医疗错误和疏忽，医护人员的职业性冷酷无情，医疗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和医学科学研究的错误。人类面临的危险是现代医学剥夺了我们的机会。我们身体维护健康的系统适应现代文明和工业化的能力，是需要机会来养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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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车越多，道路越拥挤。教育和媒体提供的信息越多，能直接应用的信息越少。城市化的程度越高，人们勤俭持家的能力越低。同理，现代医学越发达，人们的整体健康状况越差。在现代文明这把双刃剑的指挥下，整个社会主要机构的努力都是南辕北辙的。“一切为了病有所医"实际上剥夺了我们自己管理自己健康的机会。
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是健康危险因素
33年前，美国学者恩格尔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的大健康观。他认为，病和健康的分界线是不可能分的很清楚的。要结合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来看待病和健康。也就是说，要健康，既要重视第一种含义的“病”，也要重视第二，第三种含义的“病”。
控制第一种含义的“病”，找到生物学意义的病因，通过吃药打针进补可以治好疾病，恢复健康。控制第二，第三种含义的“病”，光靠吃药打针和进补就不灵了。必须考虑心理和社会因素，改变行为和环境。本期特别关注“ ”证明了今天的病，如痛风的应对，需要全面考虑生物，心理和社会的因素。
任何损害健康的生物学和心理及社会因素都会增加得病和死亡的机会。这些因素都叫健康危险因素。生物学因素只是健康危险因素的一个组成部分。包括生物学因素和心理及社会因素在内的所有健康危险因素都在威胁我们的健康。
今天威胁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是健康危险因素，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更不是“亚健康”和“看病难，看病贵”。
因为健康危险因素很多，要打败这个健康的真正敌人，我们需要采用木桶原理，坚持无缝隙原则。有健康管理的强大武器，我们没有理由不打败损害我们健康的真正敌人。
《健康管理》2010年12月卷首语,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