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式医疗:可怕的过度医疗黑幕(1)
在西方国家，输液是对急救患者、重症患者和不能进食的患者使用的“最后给药方式”。而在中国，输液简直就是一种就医文化，大病小病都要输液。“能吃药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的世界卫生组织用药原则，在中国早已被颠覆。2009年，中国发改委就曾透露我国“年人均输液8瓶”。过度医疗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黑幕?
有事没事先扫描，大病小病皆输液
一些原本不必要的检查、治疗，使患者不但要承受病痛带给自身和家庭的不幸，还要承受极不合理的医疗高消费带来的经济重压，以及过度检查、用药、手术带来的“额外”伤害!如果无创，仅仅多花一些钱，如果有创，还要承担肉体上的痛苦；不该用的药用了，还有可能因为药物的毒副作用造成脏器损害、成瘾依赖甚至致残致死——这就是过度医疗造成的后果。
旅居日本的一位华侨讲述她在中国一家医院的遭遇：“我带6岁的孩子从日本回国探亲时，孩子得了腮腺炎，发高烧。我不得已带小孩去最近的铁路医院就诊，小儿科主任说腮腺炎有可能导致男子不育，要住院打一星期吊针。我不能信任他，所以又去了远一点的一家地区甲级医院，医生给开了3天的药，一大瓶、两小瓶液体，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想要躺在病床上输液，还得买床位。同病房有两对夫妻，一看就是铁路沿线小站来的并不宽裕的人家，都是妻子生病丈夫陪同。一位是感冒导致伤寒，一位是胃疼，都从早到晚打了好几天吊针，花费数千元。我们最终花了600多元。回东京后，听日本朋友说儿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互相传染，很多都得了腮腺炎，只是在家休息一周，顶多拿点退烧、止痛药，根本没人打吊针。对于我们的经历，幼儿园的老师、家长、小朋友都又吃惊又同情地说：‘真是可怜啊。’日本医生听说此事后大笑：‘这是过度治疗，难道中国的医生除了打吊针就不会别的了吗?’我有点后悔不该对他说起此事，但是在国内看到那么多被打吊瓶的婴儿，真的觉得惨不忍睹……”
, 百拇医药
这位华侨在中国医院的遭遇绝非个案。张女士4岁的女儿出现轻微咳嗽的症状，她决定带孩子到一家三级医院儿科看病。医生判断为早期支气管炎，然后开单要求作血象化验和肺部透视检查。张女士当即提出异议，孩子作透视检查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医生迟疑一下，划掉了肺部检查的单子。最后，医生开出药单，共花费380元。张女士翻看其中的口服药说明书时，发现上面赫然写着：孕妇、儿童忌用。面对张女士的质疑，这位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这是特效药，量小没关系。
感冒发烧、肺炎、气管炎之类的普通病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的过度医疗相当普遍。
被称作医生“叛徒”的原上海某医院临床医生陈晓兰说：“一个普通的感冒，给你开最好、最贵的抗生素；轻碰一下脑袋，给你来个CT、核磁共振检查；原本能够顺产的孕妇却建议进行剖腹产；门诊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入院治疗，在已经失去治疗时机的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进行费用昂贵的手术、化疗……这些现象，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或经历过，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都是过度医疗。”
, 百拇医药
2004年秋，陈晓兰发现在上海的医院中普遍使用一种医疗器械“静氧舒”——这是一种“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但陈晓兰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按一般常识来讲，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的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饱和度。”
就在陈晓兰揭示“静氧舒”骗局时，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同学的父亲，这位高干患者正在某医院被一位专家强行使用“静氧舒”。深知这种仪器没有任何作用的陈晓兰佯装向那位专家请教：“使用静氧舒后效果如何?”专家脱口而出：“患者感觉好多了。”听到他的话，陈晓兰气得在医院门外坐了半日，最终忍耐不住，冲进这位专家医生的办公室愤怒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撒谎，太没有医德了!”
陈晓兰说：“医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医生开昂贵的药，而是借助医疗器械甚至是假劣器械给病人过度治疗。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借助所谓高科技医疗器械来进行恢复治疗。”
, 百拇医药
心脏支架滥成灾，手术治疗藏“猫腻”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身体后，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
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张春林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此时，张春林的女儿(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正好回国探亲。于是，张春林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父亲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症状较轻，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简单地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处理冠心病的做法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的绝对不会安装两个。
, 百拇医药
卫生部医疗风险监测和预警专家组成员王和平说，现在心脏支架手术在国内非常泛滥。2010年春，北京一家三级医院给一位70岁的男性病人放了11个支架，手术后第二天病人死亡。死亡原因是冠状动脉狭窄，本来放支架是为了扩张血管，但是放得太多，反而阻塞了血管。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个支架，国产的需2至3万元，进口的价格要3万元以上，而后续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此外，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发表论文又和评职称挂钩，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临床支架样本。
当然，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只是过度医疗的一个方面。而在过度医疗的背后，折射的是医患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
, http://www.100md.com 马亦龙教授是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介入治疗科的主任医师，他在2010年的“两会”上就再次拿出了关于治理过度医疗问题的提案。他说，过去曾经在医疗界流通的“金标准”，也就是什么样病情的病人应该遵从怎样的治疗方法，现在几乎没有人遵守了。
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此外，医疗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
借用“孝道”做文章，媒体广告成“帮凶”
患者病急乱投医，电视上相关的广告, 百拇医药
有事没事先扫描，大病小病皆输液
一些原本不必要的检查、治疗，使患者不但要承受病痛带给自身和家庭的不幸，还要承受极不合理的医疗高消费带来的经济重压，以及过度检查、用药、手术带来的“额外”伤害!如果无创，仅仅多花一些钱，如果有创，还要承担肉体上的痛苦；不该用的药用了，还有可能因为药物的毒副作用造成脏器损害、成瘾依赖甚至致残致死——这就是过度医疗造成的后果。
旅居日本的一位华侨讲述她在中国一家医院的遭遇：“我带6岁的孩子从日本回国探亲时，孩子得了腮腺炎，发高烧。我不得已带小孩去最近的铁路医院就诊，小儿科主任说腮腺炎有可能导致男子不育，要住院打一星期吊针。我不能信任他，所以又去了远一点的一家地区甲级医院，医生给开了3天的药，一大瓶、两小瓶液体，一打就是几个小时。想要躺在病床上输液，还得买床位。同病房有两对夫妻，一看就是铁路沿线小站来的并不宽裕的人家，都是妻子生病丈夫陪同。一位是感冒导致伤寒，一位是胃疼，都从早到晚打了好几天吊针，花费数千元。我们最终花了600多元。回东京后，听日本朋友说儿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互相传染，很多都得了腮腺炎，只是在家休息一周，顶多拿点退烧、止痛药，根本没人打吊针。对于我们的经历，幼儿园的老师、家长、小朋友都又吃惊又同情地说：‘真是可怜啊。’日本医生听说此事后大笑：‘这是过度治疗，难道中国的医生除了打吊针就不会别的了吗?’我有点后悔不该对他说起此事，但是在国内看到那么多被打吊瓶的婴儿，真的觉得惨不忍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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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华侨在中国医院的遭遇绝非个案。张女士4岁的女儿出现轻微咳嗽的症状，她决定带孩子到一家三级医院儿科看病。医生判断为早期支气管炎，然后开单要求作血象化验和肺部透视检查。张女士当即提出异议，孩子作透视检查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医生迟疑一下，划掉了肺部检查的单子。最后，医生开出药单，共花费380元。张女士翻看其中的口服药说明书时，发现上面赫然写着：孕妇、儿童忌用。面对张女士的质疑，这位医生轻描淡写地回答，这是特效药，量小没关系。
感冒发烧、肺炎、气管炎之类的普通病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遇到的过度医疗相当普遍。
被称作医生“叛徒”的原上海某医院临床医生陈晓兰说：“一个普通的感冒，给你开最好、最贵的抗生素；轻碰一下脑袋，给你来个CT、核磁共振检查；原本能够顺产的孕妇却建议进行剖腹产；门诊可以解决的问题却要入院治疗，在已经失去治疗时机的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进行费用昂贵的手术、化疗……这些现象，相信我们很多人都了解或经历过，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都是过度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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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陈晓兰发现在上海的医院中普遍使用一种医疗器械“静氧舒”——这是一种“往静脉里充氧气，以提高血氧饱和度”的医疗器械。但陈晓兰坚持认为这是一个骗局，“按一般常识来讲，氧气是通过动脉和人体组织进行气体交换的，直接一次性输入静脉的少量氧气不可能提高血氧饱和度。”
就在陈晓兰揭示“静氧舒”骗局时，有一次她去看望一位生病住院的同学的父亲，这位高干患者正在某医院被一位专家强行使用“静氧舒”。深知这种仪器没有任何作用的陈晓兰佯装向那位专家请教：“使用静氧舒后效果如何?”专家脱口而出：“患者感觉好多了。”听到他的话，陈晓兰气得在医院门外坐了半日，最终忍耐不住，冲进这位专家医生的办公室愤怒地质问：“你为什么要撒谎，太没有医德了!”
陈晓兰说：“医院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医生开昂贵的药，而是借助医疗器械甚至是假劣器械给病人过度治疗。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完全没有必要借助所谓高科技医疗器械来进行恢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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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支架滥成灾，手术治疗藏“猫腻”
年近70岁的张春林，因劳力型心绞痛到北京某大型医院就诊。检查完身体后，医生告诉他，病情非常危险，建议在冠状动脉内安装支架进行治疗。
仅仅一年零两个月后，张春林又因心脏问题急诊入院，这次的心脏造影结果显示，两个支架堵塞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此时，张春林的女儿(在国外从事心血管病内科工作)正好回国探亲。于是，张春林找出一年多前的造影手术光盘给女儿看。女儿发现，当时父亲的冠状动脉某一段仅仅狭窄50%，症状较轻，药物治疗就能取得很好的效果。
简单地说，心脏支架手术治疗就是穿刺血管，将一根导管刺入血管中，把一截圆柱形的中空金属网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撑开被阻塞的血管，使血液重新流通。但是心脏支架手术并不能“一劳永逸”，支架的再狭窄几率在临床中较高。一些发达国家的医生处理冠心病的做法通常是：能够药物治疗的绝对不安装支架，应该安装一个的绝对不会安装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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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心脏支架的滥用?专家分析，一些医院把它当作了“经济增长点”，医生也非常重视支架手术带来的利益。一个支架，国产的需2至3万元，进口的价格要3万元以上，而后续治疗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
此外，医生亲自进行的支架手术达到一定数量后，才能发表一篇学术论文。发表论文又和评职称挂钩，比如，必须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才能评上高级职称，所以医生就需要大量的临床支架样本。
当然，泛滥的心脏支架手术只是过度医疗的一个方面。而在过度医疗的背后，折射的是医患之间经济利益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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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住院患者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远远高于国际水平。中国85%的药品是医院卖出去的，是以药养医。过度医疗除了药品，还有过度检查，特别表现在一些大型的设备，比如CT机的使用上。此外，医疗耗材如支架、缝合线等，医生通常都会推荐病人使用更为昂贵的品种，但这其中很多是没有必要的。
借用“孝道”做文章，媒体广告成“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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