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记得他念高中二年级时，大约十五岁吧，一次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膝盖扭伤了，一跷一拐地回到家里。我一看，膝盖都肿了起来，可能伤了骨头，就去问住在同一条路上的我丈夫的堂弟祖伟，问他认识不认识哪位好点的骨科医生。他就介绍了一位杭州医生，叫陈家驭(现在已经忘记是不是这三个字了)。陈医生住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一条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进了黑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这是最典型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跨过天井，就是一排落地玻璃门，里面就是陈医生诊所。陈医生诊所里备有小型X光机器，所以，马上搬出来，给我儿子的膝盖照X光、拍片子。他说，膝盖里有一个小碎片，慢慢会自己吸收进去，但是，现在不能动膝关节，要上石膏，固定起来，让它自己慢慢恢复。他要我儿子卧床休息两三个月。

    陈医生是杭州人，讲起话来“夹噶、夹噶”(就是“这个，这个”的意思)，一口杭州话，很亲切。看病时，他话很多，很随便，喜欢跟我谈前朝后代的事情。我丈夫去，他还谈时势。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儿子腿酸痛，又去让他电疗。他一边做电疗，一边跟我丈夫谈当时缺油缺粮的市场情况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指指上头，用杭州话说“我看他老的勒，头脑子已经糊涂的勒。”(意思是：“我看他老了，头脑已经糊涂了。”)那个“他”指谁，大家当然心照不宣，我们听了也只一笑而已。

    我四个小孩年龄相差不大，我们常看的牙医叫李郁文，广东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口广东上海话。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对面那一排公寓里，窗口望下去就是南京路大马路。记得那时，“牙科李郁文大医师”的白底黑字大广告横着挂在公寓墙上，十分醒目，一直挂到“文革”，政府不许私人行医为止。

    我们大家庭因抗日战争，全家从杭州移居上海后，不久就在戈登路(现在改为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买了一栋占地好几亩、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房子，全家老小都搬进去住了，一直住到五十年代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