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邪才有病 治病当攻邪 等争鸣
有邪才有病 治病当攻邪
●有病为有邪，为偏，为气血不通。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以矫偏，使血气流通。
●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
●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
张介宾《类经》中指出：“药以治病，以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吴鞠通在《医医病书·论药不论病论》和《温病条辨·解儿难·万物各有偏胜论》中也都提到“天下无不偏之药，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无好尚，无畏忌，惟病是从”。笔者临证体会，凡病皆有邪，有邪为人之偏，治疗为以药之偏矫人之偏。药有偏性强弱之分，病有偏邪微甚之异。百病皆可攻邪，区别只在使用的时机和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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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不足凭
《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给后世谈邪正虚实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其讲实的时候单从邪气角度，讲虚的时候单从正气角度，这样讲不全面。从邪、正两方面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会出现虚实不能概括的内涵：正气弱，邪气也弱，则相持，病不能算轻；正气弱，邪气盛，则病重而无力表现于外；正气强，邪气弱，则可“勇者气行则已”(《内经·素问·经脉别论》)，易治或可“不治而愈”；正气强，邪气盛，则正邪交争而症状激烈，病不能算重。这样的分辨，较之虚实更有意义，更利于指导临床。
治病当攻邪
人体有邪，其前提是正气的虚。只有虚，才会有外邪侵入，才会有内邪滋生，这可能就是《内经》“虚邪”的含义所在。可以说虚是病的前提，而不是病本身。到病已形成时，其要还在于邪。因此许叔微在《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后，补充了一句“留而不去其病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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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不仅要审病求因，更要治病求本。病之本即为“邪“。不仅在“正气强，邪气盛”和“正气强，邪气弱”的时候要攻邪。即使在“正气弱，邪气盛”和“正气弱，邪气弱”，也要把攻邪时刻记心头。
正气不足的时候，不能蛮攻，需要讲究策略，先辅助正气，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为攻邪创造条件。一旦条件允许，攻邪势在必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其盛，可待衰而已。”也是在讲攻邪的时机问题，邪气猖盛之时，不要勉强施治，以防邪不除而反毁伤正气；待邪势较衰，正气有所复，攻邪才可获得满意疗效。易水学派之“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医旨绪余》认为“人之受病，如寇入国”。在人体正气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强攻夺势，截断传变”，以最小的伤正为代价除邪气。在正气不允许的时候，可以战略防守，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但攻邪之志须臾不可忘。
关于攻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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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邪著称的医学大家张从正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这便将攻邪论置于对于攻、补的准确定位基础之上，于是可立于不败。
张从正并非不知补，不用补。而是在强调不需要补的时候一定不可补，强调医者在面对“病”的时候，一定要以“攻邪”为己任；而对于“病”的载体“人”，却要以“补”为主。笔者根据后世用食物也可攻邪(如倒仓法)，和子和自身也用补药的实践，将上述论点扩充为“治病当论攻，养生当论补”。攻补是针对邪正提出来的治则，较之针对虚实提出来的补虚泻实，语意更准确，更具有指导治疗的普遍意义。
张从正论补颇具特色：首先他认为攻邪适可而止即为补，这是符合《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之宗旨的。其次，他明确提出“药攻“与“食补”适用范围不同。药物之功在治病，各种药物无不具有一定的毒性，久服之后，虽细微之毒亦能在体内蓄积而成“药邪”，进而损伤人体的正气。“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所以“凡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主张“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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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张氏在大力提倡攻邪的同时，也理性地指出“‘岂有虚者不可补之理”，“予未尝以此法(攻)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他只是反对滥用补药。当时庸医温补成风，为力矫时弊，故其用补十分谨慎，认为“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儒门事亲》中也记载了许多用补药的病证，如治《内经》所说的“脉细、皮寒、气少、泄痢前后、饮食不入”的“五虚证”，明确指出“一补足矣”；“若十二经脉败甚……止宜调养，温以和之”；“雀目，不能夜视及内瘴”是肝血虚少，“止宜补肝养肾”；治饮用“黄芪、茯苓”“补下渗湿”以“收后”等。在具体方药上，治肾阳不足，“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治肾阴虚亏用“加减八味丸、当归饮子”。他补虚常用“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重视厚味填补下元；“补虚损”用天真丸，以胎衣之类血肉之品填补真阴；“乌髭驻颜，明目延年”用不老丹，以何首乌为主补养精血。
看来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故重读子和攻邪论，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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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据此，张子和提出攻邪论，推崇君子“贵流不贵滞”，主张人“以血气流通为贵”。笔者据子和之论提出：有病为有邪，为偏，为气血不通。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以矫偏，使“血气流通”。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 (张英栋 山西省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精气夺则虚 无邪人亦病 ——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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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16日张英栋“有邪才病，治病当攻邪”一文，深受启迪。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身体壮实之人急性发作之新病，实证，治当攻其邪气，邪去则病愈。但是，笔者对该文作者“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之观点却不敢完全苟同。
笔者认为中医治病，并非只有攻邪一途，而是补益与祛邪二法皆不可偏废，重在谨守病机，辨证调治。这主要是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有关。中医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所致，诊疗疾病必须“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另一方面，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概念是为辨证提出来的，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不能说讨论哪个更有意义。只有辨清了虚实，才能确定是“扶正”还是“祛邪”。实际在临床上，“精气夺”的虚证并不少见，无邪之人亦可有病，如张子和所谓“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以及《内经》所言“脉细、皮寒、气少、泄痢前后、饮食不入”的“五虚证”等等，治法均当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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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此段经文主要是说必须从复杂的病证中，通过“审证求因”找出其与五脏和六气的所属关系，以达到掌握病机的目的。有外邪的，当辨别是什么性质的邪气；没有外邪的，应寻找其他方面的病因。疾病表现为实证的，应研究其邪气为什么盛；表现为虚证的，应探明其正气为什么虚。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并不是只有邪气致病一途，更不是一味强调祛除邪气。
在临床方面，因虚致病运用补法治疗疾病也并非罕见，俯拾皆是。如病人劳倦内伤，或因失血所致之气血亏虚，阳浮于外之虚热证。证见：肌热面赤，烦渴欲饮，脉洪大而虚，重按无力。急当固其气，用当归补血汤，重用黄芪以补气生血。又如因阳气虚脱之自汗证，临床表现为汗出不止，畏寒肢冷，肢体倦怠，舌淡苔白，脉沉迟无力，当急用芪附汤益气温阳固脱。
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故养正与攻邪二者均不可偏废。中医学是中和医学，讲究中庸，讲和谐，讲平衡协调。中医治病，尤其是治疗内伤杂病，更重视补虚养正，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脏腑气血；或祛邪而不伤正，甚至与病毒邪气共生共存，和平共处，不用对抗和过度治疗，不搞祛邪务尽。中医治法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因病施治，八法皆当运用，不能以偏赅全，更不可以一法而废其余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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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博大精深，各家学说内容丰富多彩。金元刘朱张李四大医家各有所长，互相羽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疗医学，如能相互兼容，取长补短，必能继承和发扬中医治疗精髓，提高中医诊疗效果。如一味强调“治病当攻邪”必然会影响中医治则理论的完整性。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补虚为复正 虚人可攻邪 ——兼与刘世峰先生等商榷
拜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26日刘世锋等《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以下称《虚》文)一文后，笔者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疗效应该既包括短期疗效，也包括长远疗效。这就是说，所有的理论的是与非都应该以能否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为准。如果经典的理论的确已经阻碍了中医的发展，那么修正、反驳经典也未为不可。但多数情况下，不是经典理论有问题，而是对于经典理论的误解，导致我们陷入无谓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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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文中提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概念是为辨证提出来的，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不能说讨论哪个更有意义。”辨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论治，如果“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并且能更好地解决临床问题，那么讨论邪正就更直接，更有意义。
笔者以《虚》文中提到的“疾病表现为实证的，应研究其邪气为什么盛；表现为虚证的，应探明其正气为什么虚。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并不是只有邪气致病一途，更不是一味强调祛除邪气”为例来谈。对于虚、实，表、里，寒、热这些概念，临证夹杂的问题、疑似的情况很多，为何我们有时“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动手便错，就是混淆了术语的严格性和临证的模糊性。笔者《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以下简称《攻》文)针对虚实难凭，无法准确地指导临床治疗，提出“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攻》文中还提到笔者将子和的观点扩充后的“治病当论攻，养生当论补”的观点，如果再进一步扩充为“治病当论攻，治人当论补”，当更容易理解些。治疗可从治人与治病两个角度谈起，很多病症是攻是补要取决于医者的观念，都可以治好，这其中并没有对错之分。张子和倡导攻法，对于补法也有很恰当的论述；李东垣擅长补法，也有全从邪实处着眼的时候，所谓“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语出《内外伤辨惑论》)。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观点，应放下己见，将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减少自己临证中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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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有时效性的，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但是在医界都已经遗忘了攻邪的时候，当医界都已经不会用攻邪法治病的时候，还是一味地提倡补虚，这就不合时宜、不够恰当了。笔者《攻》文中已经明确提出“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故重读子和攻邪论，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笔者意在“纠偏”，号召大家重新认识和重视子和之法，让中医的疗效不仅要满足于好(长效)，更要在不偏离好的前提下，表现出速效。金元时代的攻邪大家张子和已经书写了很多让今人看起来也瞠目结舌的神奇速效治案，我们何苦避而不学，甚至一味指责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从正和邪，从人和病两个角度去思考，就不会反对“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的纠偏之句。笔者再补充一句，“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补”是针对“人之虚”提出来的。有病意味着人体已经偏离了“平”、“正”的状态，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复正，想到“以平为期”，也就会想到如何找出导致不正的原因，即邪，攻之逐之。当身体条件允许时，直接攻邪；当身体条件不允许时，先调养人体之正，伺机攻邪。补虚、攻邪皆为复正，虚人得病亦须攻邪。所攻者为病、为邪，非为攻人，虚人何惧哉？掌握好攻邪的时机和度，当可立于不败。 (张英栋 山西省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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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从正来 攻为复正
《中国中医药报》近日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邪正、攻补的争鸣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5月16日张英栋先生发表的《有邪才病，治病当攻邪》一文，尽管是为了阐发金元著名医学家张从正的论点和纠正时弊的喜补畏攻而作，但是由于张子和“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学术见解本身的局限，以及作者对于“虚实不足凭”的表述难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就引起不同学者的商榷。5月26日刘世锋、王树文先生刊登了《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的文章，强调“中医治病并非只有攻邪一途，而是补益与祛邪二法皆不可偏废，重在谨守病机，辨证调治。这主要是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有关。”5月27日，张英栋先生作《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进行答辩。一来二往，再三解说，学术争鸣，观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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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邪正攻补”属于中医的基本理论，对这个问题的阐发，又关系到金元医学的传承，所以值得进一步探索，以利于有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有关问题补充阐述如下，以就正于海内同道。
邪由正来，非时失位即为邪
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医说邪气是致病的因素，主要有外来的邪气和内生的邪气。而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只是因为时间、季节不对，风寒暑湿燥火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节气里，造成了“至而太过”，或者“未至而至”，“六气”因为来的“非其时”，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淫”就是太过分的意思。这也是在当时看来过分，而在其他时间里不过分的气候。由此可以看出，六气“非其时则为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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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的致病因素，水湿、痰饮、瘀血、气滞，都曾经是正气的一部分，由于停在了不应该停的部位，因而成了致病的邪气；浊气不降，清气不升，都是邪气，因为它们本来不该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参与李佃贵教授主持的“浊毒证研究”，我们提出的“自然物质浊毒化”，就是为了说明浊毒作为邪气的来源，它既可以由外界进入人体，也可以从人体内部滋生。
邪随正去，转化胜于攻逐
邪气是正气错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邪气不可能完全被攻逐干净的命题。也就是说，“攻邪医病”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救急措施。尽管攻逐邪气可以救急，但是它只是治标的一项措施，不可过用、常用，常用的应该是扶正固本。
现在大家都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病原微生物，其实，这个看法不正确。微生物无论是病毒、细菌、还是霉菌、衣原体、原虫，它们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远比人类悠久得多。尽管很多灾难性的传染病造成了人类的大量死亡，但是，人类毕竟逐渐进化强大起来，已经基本摆脱了传染病的威胁。环境里的微生物必将与我们人类长期共存下去，并且为人类提供很多有益的物质，即使是很强致病力的微生物，也可以作为增强体质的疫苗而被人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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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医治病的智慧，邪气不是被完全驱赶出去，与人完全隔绝起来，而是被转化成正气而加以利用。比如，寒邪外袭引起发热，可以唤起人体的阳气抗击邪气形成表证，通过解表不仅去除了寒邪，而且增强了正气。寒邪入里之后，还会化热，不再伤人的阳气，已经不需要用热药治疗了，而是需要缓解过于亢奋的抗邪反应，保护受损的阴液了。
水湿、痰饮除了攻逐出体外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转化它们，“与邪气讲和”使它们再次变成人体需要的可代谢的津液流动起来；瘀血通过“活血化瘀”而再进入循环，成为再利用的“环保物质”；气滞经过“理气行滞”而活化出功能。
这种由邪转化为正的过程，正是中医学博大精深大智慧的体现。
正气有阴阳，顾护是根本
“攻邪医病”，或者“攻邪已病”，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体的正气。正气不仅仅是阳气、卫气，而是整个生命的整体机能，也就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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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建立在形体完整性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阴阳和谐、形神兼备、五脏和谐、经络畅通、气血流畅、阴精充足的基础之上的。
人体发病之后，人的这些正气的组成部分，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影响，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患者恢复正气，“驱邪”“攻邪”是治病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而随时调整，做到“药随证变”、“辨证论治”。中医治病的大法不止汗吐下，而是还有温、清、消、补、和、调等，攻法有其执坚披锐、见效快捷的长处，也有容易伤正的弊端，不应作为基本法则动辄即用。
当然，任何一种治法皆有其利弊，如果脓已成，大积大聚，昏谵惊狂而不攻逐难以缓解病情的时候，就不可畏惧攻逐而只知道“扶正补虚”，这样就会错过救治的时机，成为“杀人不用刀”的庸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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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未必攻邪 养生何须论补 ——与张英栋先生商榷
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张英栋“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认为“病之本即为‘邪’”，治病强调攻邪，笔者认为不妥。因为邪气虽然是发病的重要条件，但正气不足才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内经》所云“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才是病之本。张仲景关于“阴阳自和”的观点也才是中医治疗一切疾病的基本出发点，也才是“本”。因为每一个人都内藏化解疾病、保持健康的神机(即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医生的任务只是促进其调理，促进其转化，使失和的生命过程转向和谐与有序。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出发点，所谓“化不可待，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因此，“养”与“和”才是中医治病的最高准则，“攻邪”也必须服从于这一准则。
张英栋否定了八纲辨证中的两纲——虚与实，提出了一个“虚实不足凭”的观点，认为“虚实的分辨……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张景岳《小儿则总论》则认为小儿病之辨证“亦不过辨其表里寒热虚实”，“然于四者(笔者按：指表里寒热)之中，亦惟虚实二字最为紧要。盖有形色之虚实，有声音之虚实，有脉息之虚实……故必内察其脉候，外观其形气，中审其病情，参此数者而精察之，又何虚实之难辨哉？”《王孟英医案》卷二阴虚门亦云：“古人治内伤于虚处求实，治外感于实处求虚，乃用药之矩矱也。”都说明临床辨别虚实对于治疗的确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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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栋还认为“养生当论补”。岐伯论养生是这样说的：“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他所说的“道”，就是养生之道。其中并未特意提到“补”，而是说要“法”、“和”、“节”、“常”、“不妄作”，即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规律，从阴阳，戒烦劳，和五味，养精神，乐恬淡等。故笔者认为把“补”字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和核心也是欠妥的。 (王昆文 四川自贡自流井怡康中医诊所)
治病当祛邪
既病即有邪，无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还是内伤七情致气滞、血瘀、痰阻、水湿停留，无论正虚与邪盛，临床都应不忘祛邪。邪盛者以祛邪为主，正虚者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以扶正。这是笔者20余年来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本以为是独家心得，2011年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让笔者看到了持相同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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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持以上观点，是在对"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和"慢性结肠炎"的治疗过程中体会到的。首先说"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认为是心火盛所致，常用导赤散治疗，而口腔溃疡反复发生时多认为是阴虚火旺所致，常用滋阴、引火归元的方法治疗。这种治疗方法肯定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无效就不会流传至今。而笔者总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不尽如意，当读了"火神派"的一些有关书籍后，认为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乃阳虚，下元之火不能蒸腾津液，津液不得上承，口腔不得滋养所致，基于此种想法再对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感觉效果明显好于以前，但治疗时间还是较长。后来考虑到之所以反复发作，还是因为有湿热之邪久羁不去所致。于是在培补下元，温补脾肾的基础上，增加黄柏一味清热祛湿，效果非常好，且反复发作的几率明显减少。
其次说"慢性结肠炎"的治疗。早期的结肠炎多认为是湿热瘀滞所致，治疗多采取清热利湿的方法，而结肠炎反复发作转为慢性时，多认为是因过用寒凉，损伤脾肾，脾肾阳虚收涩、开阖失调，以致泄泻无度。治疗多温脾补肾，收涩止泻，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而很难使结肠炎彻底治愈不反复发作。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结肠炎的反复发作是因在结肠炎的早期未能将肠内的湿热之邪彻底清除。于是在温补脾肾之时另外配伍了秦皮、葛根、黄连，用于清除肠道湿热之邪，有时甚至用以为君。在扶正之时不忘祛邪，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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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以此为例就说有病必须祛邪，也未免有些以偏赅全之嫌，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治病常须祛邪。笔者在临床常不忘此言，在许多疾病的治疗时常加入一些祛邪之品，感觉疗效明显优于以前。 (李荣伟 河南安阳李荣伟中医诊所)
邪无虚实 攻补当辨证
《中国中医药报》5月27日发表张英栋"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对笔者5月26日在该报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答，读之获益匪浅。张英栋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不错，但是中医的扶正祛邪、补虚泻实等理论作为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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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之分
张英栋认为，讨论邪正比虚实更直接，更有意义。其实，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没有对虚实变化的仔细辨别，就不可能对邪正消长做出准确的判断。舍弃虚实辨证，只讲攻邪不谈扶正，或者强调"虚人可攻邪"，不符合中医学的基本原则。"补虚为复正"没错，问题是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有病何须用补？所以"补虚为复正"也是治病，而不像张英栋说的那样是"治人"。"虚人可攻邪"只有在虚证病人"虚中夹实"的情况下应用才有意义。张英栋还把邪气分为虚邪和实邪，其实，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邪气乘虚而入令人致病，故称虚邪，并非邪气还可分虚实。
张英栋说："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笔者以为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决不能等待。如《伤寒论》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都是在邪实正虚，阴液将竭的情况下，急下攻邪的。并没有调整或者静候，体现了中医"急则治其标"、"祛邪以救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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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之分，但有内外之别，外邪多由感受六淫或者疫疠之气引起，多表现为实证，一般可以采取攻邪之法；内邪多由于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功能失常而产生，如内生五邪等，多表现为虚证或本虚标实，治宜补虚为主，或标本兼治，也可"急则治其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因虚致实的情况，即以正气虚为矛盾主要方面的虚性病变，因正气虚弱，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水液运行障碍，产生气滞、血瘀、痰饮、水湿等实邪留滞的病理变化。这种情况，不必强调攻邪，应以扶正的方法达到祛邪的目的，通常所谓"塞因塞用"是也。张元素治疗"积证"所使用的方法是"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就是用补虚的方法，强壮脾胃功能，达到消除积证的目的，是扶正以祛邪，元素谓之"养正积自除"。非如张英栋所言："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学习子和应有所取舍
张子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为中医理论(特别是攻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倡导的"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正如张大明先生所言，张子和的主张存在学术观点偏执(只重视外因，忽视内因)、自夸其术(至精至熟，有得无失。书中所收病例约140个，均有效，有"择优录取"之嫌，不客观)、立论自相矛盾(先言"乃知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后说"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等缺陷。所以我们在学习子和的理论和经验时应该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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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则子和医案：昔维阳府判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软，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该案表明，子和并不认为"有邪才有病"，其补虚也是为治病，而不是为攻邪创造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治人"。这与子和"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连攻邪大师张子和也未必赞成"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的观点。
"以偏纠偏"不可取
"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张英栋的这些观点很有道理。笔者认为：意在"纠偏"，可以理解，如果是"以偏纠偏"就值得商榷了。张英栋还说："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这种情况也许在一定范围存在，应予重视。但在当今西医已经成为主流、中医西化严重的情况下，抗生素、清热解毒药的应用泛滥成灾，对人体正气和抗病力的攻伐触目惊心，如果为了纠偏，不加辨证地一味攻邪，也会造就诸多需"扶正"者，同样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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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个方面，其中正气占主导作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邪气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河北中医学院董尚朴教授认为："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单纯虚损性病证的形成上。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劳体耗神，年老体衰等因素，导致脏腑组织器官等的形态结构缺损、功能低下、气血津液不足，就会形成以正气不足为主要或完全表现的疾病，如某些小儿发育迟缓、男女不育不孕、产妇缺乳、脏器脱垂、老年皮肤干燥等。"指出了在没有病邪的情况下正虚可以导致许多病证，这无疑是对中医发病学说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笔者"无邪人亦病"观点的理论依据。
攻补应以辨证为指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不是邪气还可以分虚实。对于邪实正虚的危重证，可以急攻其邪，不必等待。对于因虚致实，可以扶正以祛邪，"养正积自除"是其具体体现。正气不足可以导致一些虚损性病证，即"无邪人亦病"，并非一定"有邪才有病"。"补虚为复正"是扶正而治病，不是养生和"治人"，子和的病例也说明了这一点。"虚人可攻邪"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临床上对于邪正和攻补，我们应该以辨证为指归，灵活运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法，坚持扶正祛邪的根本原则，不偏不废，这样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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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非"皆从正来" --与曹东义先生商榷
2011年5月30日曹东义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此说有失偏颇,曹文所谓"非时失位即为邪"，仅是作为致病因素--邪气来源之一，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的治病因素--邪气的分类认识已逐步深化。比如明代大家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及其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就不同意王叔和所谓"非时之气"可以导致温疫的论点。他认为四时气候，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异常能引起疾病，也无非是一般外感、伤风、伤暑之类而已，不足以造成疫病流行。惟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并且以"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先进思想，另创了如"达原"、"三消"等新型的治疗方法。当时他虽然还不知病原微生物，但将其与"非时之气"相鉴别，也实为中医学之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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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说，"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认为，正与邪在中医学中是一个特定概念，"正"主要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谐平衡的维护机制，相对而言，"邪"就是导致失和或失衡的破坏因素。而《论语》所言"名不正"，未必是说明有了"邪气"，"席不正"也与"邪气"无关。《左传》所谓"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里的"正"与"治"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邪"则属于罪恶。此话与中医说的"正"和"邪"也相去甚远。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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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病为有邪，为偏，为气血不通。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以矫偏，使血气流通。
●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
●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
张介宾《类经》中指出：“药以治病，以毒为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吴鞠通在《医医病书·论药不论病论》和《温病条辨·解儿难·万物各有偏胜论》中也都提到“天下无不偏之药，无不偏之病。医者原以药之偏，矫病之偏。如对症，毒药亦仙丹；不对症，谷食皆毒药。”“用药治病者，用偏以矫其偏……无好尚，无畏忌，惟病是从”。笔者临证体会，凡病皆有邪，有邪为人之偏，治疗为以药之偏矫人之偏。药有偏性强弱之分，病有偏邪微甚之异。百病皆可攻邪，区别只在使用的时机和度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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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不足凭
《素问·通评虚实论》说：“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这给后世谈邪正虚实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但其讲实的时候单从邪气角度，讲虚的时候单从正气角度，这样讲不全面。从邪、正两方面来重新看待这个问题，会出现虚实不能概括的内涵：正气弱，邪气也弱，则相持，病不能算轻；正气弱，邪气盛，则病重而无力表现于外；正气强，邪气弱，则可“勇者气行则已”(《内经·素问·经脉别论》)，易治或可“不治而愈”；正气强，邪气盛，则正邪交争而症状激烈，病不能算重。这样的分辨，较之虚实更有意义，更利于指导临床。
治病当攻邪
人体有邪，其前提是正气的虚。只有虚，才会有外邪侵入，才会有内邪滋生，这可能就是《内经》“虚邪”的含义所在。可以说虚是病的前提，而不是病本身。到病已形成时，其要还在于邪。因此许叔微在《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之后，补充了一句“留而不去其病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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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不仅要审病求因，更要治病求本。病之本即为“邪“。不仅在“正气强，邪气盛”和“正气强，邪气弱”的时候要攻邪。即使在“正气弱，邪气盛”和“正气弱，邪气弱”，也要把攻邪时刻记心头。
正气不足的时候，不能蛮攻，需要讲究策略，先辅助正气，但是这些都只是在为攻邪创造条件。一旦条件允许，攻邪势在必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其盛，可待衰而已。”也是在讲攻邪的时机问题，邪气猖盛之时，不要勉强施治，以防邪不除而反毁伤正气；待邪势较衰，正气有所复，攻邪才可获得满意疗效。易水学派之“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医旨绪余》认为“人之受病，如寇入国”。在人体正气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快“强攻夺势，截断传变”，以最小的伤正为代价除邪气。在正气不允许的时候，可以战略防守，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但攻邪之志须臾不可忘。
关于攻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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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攻邪著称的医学大家张从正有一个著名的论点——“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这便将攻邪论置于对于攻、补的准确定位基础之上，于是可立于不败。
张从正并非不知补，不用补。而是在强调不需要补的时候一定不可补，强调医者在面对“病”的时候，一定要以“攻邪”为己任；而对于“病”的载体“人”，却要以“补”为主。笔者根据后世用食物也可攻邪(如倒仓法)，和子和自身也用补药的实践，将上述论点扩充为“治病当论攻，养生当论补”。攻补是针对邪正提出来的治则，较之针对虚实提出来的补虚泻实，语意更准确，更具有指导治疗的普遍意义。
张从正论补颇具特色：首先他认为攻邪适可而止即为补，这是符合《素问·五常政大论》“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之宗旨的。其次，他明确提出“药攻“与“食补”适用范围不同。药物之功在治病，各种药物无不具有一定的毒性，久服之后，虽细微之毒亦能在体内蓄积而成“药邪”，进而损伤人体的正气。“凡药皆毒也，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虽甘草、人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必有偏胜，气增而久，夭之由也”。所以“凡精血不足，当补之以食，大忌有毒之药”。主张“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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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张氏在大力提倡攻邪的同时，也理性地指出“‘岂有虚者不可补之理”，“予未尝以此法(攻)遂弃众法，各相其病之所宜而用之”，他只是反对滥用补药。当时庸医温补成风，为力矫时弊，故其用补十分谨慎，认为“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儒门事亲》中也记载了许多用补药的病证，如治《内经》所说的“脉细、皮寒、气少、泄痢前后、饮食不入”的“五虚证”，明确指出“一补足矣”；“若十二经脉败甚……止宜调养，温以和之”；“雀目，不能夜视及内瘴”是肝血虚少，“止宜补肝养肾”；治饮用“黄芪、茯苓”“补下渗湿”以“收后”等。在具体方药上，治肾阳不足，“虚损无力，补之以无比山药丸”。治肾阴虚亏用“加减八味丸、当归饮子”。他补虚常用“药之气味厚者，直趋于下而气力不衰也”，重视厚味填补下元；“补虚损”用天真丸，以胎衣之类血肉之品填补真阴；“乌髭驻颜，明目延年”用不老丹，以何首乌为主补养精血。
看来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故重读子和攻邪论，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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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素问·调经论》云：“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据此，张子和提出攻邪论，推崇君子“贵流不贵滞”，主张人“以血气流通为贵”。笔者据子和之论提出：有病为有邪，为偏，为气血不通。治疗的目的就是攻以祛邪，以矫偏，使“血气流通”。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 (张英栋 山西省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精气夺则虚 无邪人亦病 ——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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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16日张英栋“有邪才病，治病当攻邪”一文，深受启迪。在多数情况下，尤其是身体壮实之人急性发作之新病，实证，治当攻其邪气，邪去则病愈。但是，笔者对该文作者“通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多论虚、实。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之观点却不敢完全苟同。
笔者认为中医治病，并非只有攻邪一途，而是补益与祛邪二法皆不可偏废，重在谨守病机，辨证调治。这主要是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有关。中医认为疾病的产生是由于人体阴阳平衡失调所致，诊疗疾病必须“谨察阴阳之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另一方面，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概念是为辨证提出来的，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不能说讨论哪个更有意义。只有辨清了虚实，才能确定是“扶正”还是“祛邪”。实际在临床上，“精气夺”的虚证并不少见，无邪之人亦可有病，如张子和所谓“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以及《内经》所言“脉细、皮寒、气少、泄痢前后、饮食不入”的“五虚证”等等，治法均当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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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至真要大论篇》：“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此段经文主要是说必须从复杂的病证中，通过“审证求因”找出其与五脏和六气的所属关系，以达到掌握病机的目的。有外邪的，当辨别是什么性质的邪气；没有外邪的，应寻找其他方面的病因。疾病表现为实证的，应研究其邪气为什么盛；表现为虚证的，应探明其正气为什么虚。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并不是只有邪气致病一途，更不是一味强调祛除邪气。
在临床方面，因虚致病运用补法治疗疾病也并非罕见，俯拾皆是。如病人劳倦内伤，或因失血所致之气血亏虚，阳浮于外之虚热证。证见：肌热面赤，烦渴欲饮，脉洪大而虚，重按无力。急当固其气，用当归补血汤，重用黄芪以补气生血。又如因阳气虚脱之自汗证，临床表现为汗出不止，畏寒肢冷，肢体倦怠，舌淡苔白，脉沉迟无力，当急用芪附汤益气温阳固脱。
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故养正与攻邪二者均不可偏废。中医学是中和医学，讲究中庸，讲和谐，讲平衡协调。中医治病，尤其是治疗内伤杂病，更重视补虚养正，扶正祛邪，调整阴阳脏腑气血；或祛邪而不伤正，甚至与病毒邪气共生共存，和平共处，不用对抗和过度治疗，不搞祛邪务尽。中医治法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因病施治，八法皆当运用，不能以偏赅全，更不可以一法而废其余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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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博大精深，各家学说内容丰富多彩。金元刘朱张李四大医家各有所长，互相羽翼，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和临床治疗医学，如能相互兼容，取长补短，必能继承和发扬中医治疗精髓，提高中医诊疗效果。如一味强调“治病当攻邪”必然会影响中医治则理论的完整性。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补虚为复正 虚人可攻邪 ——兼与刘世峰先生等商榷
拜读《中国中医药报》5月26日刘世锋等《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以下称《虚》文)一文后，笔者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疗效应该既包括短期疗效，也包括长远疗效。这就是说，所有的理论的是与非都应该以能否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为准。如果经典的理论的确已经阻碍了中医的发展，那么修正、反驳经典也未为不可。但多数情况下，不是经典理论有问题，而是对于经典理论的误解，导致我们陷入无谓的争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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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文中提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虚实概念是为辨证提出来的，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不能说讨论哪个更有意义。”辨证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论治，如果“邪正概念是为治法服务的”，并且能更好地解决临床问题，那么讨论邪正就更直接，更有意义。
笔者以《虚》文中提到的“疾病表现为实证的，应研究其邪气为什么盛；表现为虚证的，应探明其正气为什么虚。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并不是只有邪气致病一途，更不是一味强调祛除邪气”为例来谈。对于虚、实，表、里，寒、热这些概念，临证夹杂的问题、疑似的情况很多，为何我们有时“纸上谈兵”头头是道，动手便错，就是混淆了术语的严格性和临证的模糊性。笔者《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以下简称《攻》文)针对虚实难凭，无法准确地指导临床治疗，提出“虚有虚邪，实有实邪，都可以导致气血不通，故虚实的分辨只是讨论人与病的状态，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故讨论邪与正更有意义，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攻邪需要适可而止，过则得不偿失，这就是攻邪的度的问题。”《攻》文中还提到笔者将子和的观点扩充后的“治病当论攻，养生当论补”的观点，如果再进一步扩充为“治病当论攻，治人当论补”，当更容易理解些。治疗可从治人与治病两个角度谈起，很多病症是攻是补要取决于医者的观念，都可以治好，这其中并没有对错之分。张子和倡导攻法，对于补法也有很恰当的论述；李东垣擅长补法，也有全从邪实处着眼的时候，所谓“六淫客邪，皆有余之病，当泻不当补”(语出《内外伤辨惑论》)。笔者认为，对于不同的观点，应放下己见，将不同的观点统一起来，减少自己临证中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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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有时效性的，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但是在医界都已经遗忘了攻邪的时候，当医界都已经不会用攻邪法治病的时候，还是一味地提倡补虚，这就不合时宜、不够恰当了。笔者《攻》文中已经明确提出“子和强调攻邪只为纠偏。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故重读子和攻邪论，提倡子和攻邪法是很有必要的。”笔者意在“纠偏”，号召大家重新认识和重视子和之法，让中医的疗效不仅要满足于好(长效)，更要在不偏离好的前提下，表现出速效。金元时代的攻邪大家张子和已经书写了很多让今人看起来也瞠目结舌的神奇速效治案，我们何苦避而不学，甚至一味指责呢？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如果从正和邪，从人和病两个角度去思考，就不会反对“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的纠偏之句。笔者再补充一句，“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补”是针对“人之虚”提出来的。有病意味着人体已经偏离了“平”、“正”的状态，应该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复正，想到“以平为期”，也就会想到如何找出导致不正的原因，即邪，攻之逐之。当身体条件允许时，直接攻邪；当身体条件不允许时，先调养人体之正，伺机攻邪。补虚、攻邪皆为复正，虚人得病亦须攻邪。所攻者为病、为邪，非为攻人，虚人何惧哉？掌握好攻邪的时机和度，当可立于不败。 (张英栋 山西省晋中市第三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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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从正来 攻为复正
《中国中医药报》近日连续刊登了三篇关于邪正、攻补的争鸣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5月16日张英栋先生发表的《有邪才病，治病当攻邪》一文，尽管是为了阐发金元著名医学家张从正的论点和纠正时弊的喜补畏攻而作，但是由于张子和“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学术见解本身的局限，以及作者对于“虚实不足凭”的表述难以被大家普遍接受，就引起不同学者的商榷。5月26日刘世锋、王树文先生刊登了《精气夺则虚，无邪人亦病——兼与张英栋先生商榷》的文章，强调“中医治病并非只有攻邪一途，而是补益与祛邪二法皆不可偏废，重在谨守病机，辨证调治。这主要是与中医对疾病的认识有关。”5月27日，张英栋先生作《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进行答辩。一来二往，再三解说，学术争鸣，观者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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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邪正攻补”属于中医的基本理论，对这个问题的阐发，又关系到金元医学的传承，所以值得进一步探索，以利于有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就有关问题补充阐述如下，以就正于海内同道。
邪由正来，非时失位即为邪
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中医说邪气是致病的因素，主要有外来的邪气和内生的邪气。而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只是因为时间、季节不对，风寒暑湿燥火出现在不该出现的节气里，造成了“至而太过”，或者“未至而至”，“六气”因为来的“非其时”，就变成了“六淫”邪气。“淫”就是太过分的意思。这也是在当时看来过分，而在其他时间里不过分的气候。由此可以看出，六气“非其时则为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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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的致病因素，水湿、痰饮、瘀血、气滞，都曾经是正气的一部分，由于停在了不应该停的部位，因而成了致病的邪气；浊气不降，清气不升，都是邪气，因为它们本来不该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笔者曾经参与李佃贵教授主持的“浊毒证研究”，我们提出的“自然物质浊毒化”，就是为了说明浊毒作为邪气的来源，它既可以由外界进入人体，也可以从人体内部滋生。
邪随正去，转化胜于攻逐
邪气是正气错位产生的，这就决定了邪气不可能完全被攻逐干净的命题。也就是说，“攻邪医病”是一个权宜之计，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救急措施。尽管攻逐邪气可以救急，但是它只是治标的一项措施，不可过用、常用，常用的应该是扶正固本。
现在大家都知道传染病的病因是病原微生物，其实，这个看法不正确。微生物无论是病毒、细菌、还是霉菌、衣原体、原虫，它们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远比人类悠久得多。尽管很多灾难性的传染病造成了人类的大量死亡，但是，人类毕竟逐渐进化强大起来，已经基本摆脱了传染病的威胁。环境里的微生物必将与我们人类长期共存下去，并且为人类提供很多有益的物质，即使是很强致病力的微生物，也可以作为增强体质的疫苗而被人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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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医治病的智慧，邪气不是被完全驱赶出去，与人完全隔绝起来，而是被转化成正气而加以利用。比如，寒邪外袭引起发热，可以唤起人体的阳气抗击邪气形成表证，通过解表不仅去除了寒邪，而且增强了正气。寒邪入里之后，还会化热，不再伤人的阳气，已经不需要用热药治疗了，而是需要缓解过于亢奋的抗邪反应，保护受损的阴液了。
水湿、痰饮除了攻逐出体外的权宜之计，还可以转化它们，“与邪气讲和”使它们再次变成人体需要的可代谢的津液流动起来；瘀血通过“活血化瘀”而再进入循环，成为再利用的“环保物质”；气滞经过“理气行滞”而活化出功能。
这种由邪转化为正的过程，正是中医学博大精深大智慧的体现。
正气有阴阳，顾护是根本
“攻邪医病”，或者“攻邪已病”，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体的正气。正气不仅仅是阳气、卫气，而是整个生命的整体机能，也就是生命的自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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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自组织能力是建立在形体完整性的基础之上的，也是建立在阴阳和谐、形神兼备、五脏和谐、经络畅通、气血流畅、阴精充足的基础之上的。
人体发病之后，人的这些正气的组成部分，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影响，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患者恢复正气，“驱邪”“攻邪”是治病的一部分，并且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因为病情的发展变化而随时调整，做到“药随证变”、“辨证论治”。中医治病的大法不止汗吐下，而是还有温、清、消、补、和、调等，攻法有其执坚披锐、见效快捷的长处，也有容易伤正的弊端，不应作为基本法则动辄即用。
当然，任何一种治法皆有其利弊，如果脓已成，大积大聚，昏谵惊狂而不攻逐难以缓解病情的时候，就不可畏惧攻逐而只知道“扶正补虚”，这样就会错过救治的时机，成为“杀人不用刀”的庸医。 (曹东义 河北省中医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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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未必攻邪 养生何须论补 ——与张英栋先生商榷
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张英栋“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认为“病之本即为‘邪’”，治病强调攻邪，笔者认为不妥。因为邪气虽然是发病的重要条件，但正气不足才是疾病发生的内在根据。《内经》所云“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才是病之本。张仲景关于“阴阳自和”的观点也才是中医治疗一切疾病的基本出发点，也才是“本”。因为每一个人都内藏化解疾病、保持健康的神机(即自组织和自调节能力)，医生的任务只是促进其调理，促进其转化，使失和的生命过程转向和谐与有序。这就是中医治病的出发点，所谓“化不可待，时不可违。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因此，“养”与“和”才是中医治病的最高准则，“攻邪”也必须服从于这一准则。
张英栋否定了八纲辨证中的两纲——虚与实，提出了一个“虚实不足凭”的观点，认为“虚实的分辨……不能对于治疗起到直接指导作用”。张景岳《小儿则总论》则认为小儿病之辨证“亦不过辨其表里寒热虚实”，“然于四者(笔者按：指表里寒热)之中，亦惟虚实二字最为紧要。盖有形色之虚实，有声音之虚实，有脉息之虚实……故必内察其脉候，外观其形气，中审其病情，参此数者而精察之，又何虚实之难辨哉？”《王孟英医案》卷二阴虚门亦云：“古人治内伤于虚处求实，治外感于实处求虚，乃用药之矩矱也。”都说明临床辨别虚实对于治疗的确能起到直接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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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栋还认为“养生当论补”。岐伯论养生是这样说的：“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他所说的“道”，就是养生之道。其中并未特意提到“补”，而是说要“法”、“和”、“节”、“常”、“不妄作”，即强调的是顺应自然规律，从阴阳，戒烦劳，和五味，养精神，乐恬淡等。故笔者认为把“补”字作为养生的第一要义和核心也是欠妥的。 (王昆文 四川自贡自流井怡康中医诊所)
治病当祛邪
既病即有邪，无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还是内伤七情致气滞、血瘀、痰阻、水湿停留，无论正虚与邪盛，临床都应不忘祛邪。邪盛者以祛邪为主，正虚者扶正以祛邪或祛邪以扶正。这是笔者20余年来在行医过程中不断总结出来的，本以为是独家心得，2011年5月16日《中国中医药报》"有邪才有病，治病当攻邪"一文让笔者看到了持相同观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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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持以上观点，是在对"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和"慢性结肠炎"的治疗过程中体会到的。首先说"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口腔溃疡多认为是心火盛所致，常用导赤散治疗，而口腔溃疡反复发生时多认为是阴虚火旺所致，常用滋阴、引火归元的方法治疗。这种治疗方法肯定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如果无效就不会流传至今。而笔者总认为这种治疗方法不尽如意，当读了"火神派"的一些有关书籍后，认为反复发生的口腔溃疡乃阳虚，下元之火不能蒸腾津液，津液不得上承，口腔不得滋养所致，基于此种想法再对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进行治疗，感觉效果明显好于以前，但治疗时间还是较长。后来考虑到之所以反复发作，还是因为有湿热之邪久羁不去所致。于是在培补下元，温补脾肾的基础上，增加黄柏一味清热祛湿，效果非常好，且反复发作的几率明显减少。
其次说"慢性结肠炎"的治疗。早期的结肠炎多认为是湿热瘀滞所致，治疗多采取清热利湿的方法，而结肠炎反复发作转为慢性时，多认为是因过用寒凉，损伤脾肾，脾肾阳虚收涩、开阖失调，以致泄泻无度。治疗多温脾补肾，收涩止泻，常能起到一定的效果，而很难使结肠炎彻底治愈不反复发作。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反复的临床实践，笔者认为结肠炎的反复发作是因在结肠炎的早期未能将肠内的湿热之邪彻底清除。于是在温补脾肾之时另外配伍了秦皮、葛根、黄连，用于清除肠道湿热之邪，有时甚至用以为君。在扶正之时不忘祛邪，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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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以此为例就说有病必须祛邪，也未免有些以偏赅全之嫌，但我们至少应当知道治病常须祛邪。笔者在临床常不忘此言，在许多疾病的治疗时常加入一些祛邪之品，感觉疗效明显优于以前。 (李荣伟 河南安阳李荣伟中医诊所)
邪无虚实 攻补当辨证
《中国中医药报》5月27日发表张英栋"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一文，对笔者5月26日在该报提出的质疑进行了解答，读之获益匪浅。张英栋认为："任何形式的理论，应该以'疗效'为检验的唯一标准。"当然不错，但是中医的扶正祛邪、补虚泻实等理论作为中医治病的根本大法，已经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检验，其疗效是有目共睹、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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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之分
张英栋认为，讨论邪正比虚实更直接，更有意义。其实，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没有对虚实变化的仔细辨别，就不可能对邪正消长做出准确的判断。舍弃虚实辨证，只讲攻邪不谈扶正，或者强调"虚人可攻邪"，不符合中医学的基本原则。"补虚为复正"没错，问题是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没有病何须用补？所以"补虚为复正"也是治病，而不像张英栋说的那样是"治人"。"虚人可攻邪"只有在虚证病人"虚中夹实"的情况下应用才有意义。张英栋还把邪气分为虚邪和实邪，其实，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邪气乘虚而入令人致病，故称虚邪，并非邪气还可分虚实。
张英栋说："攻邪需要以正不虚为前提，正虚则需调整或者静候，这就是攻邪的时机问题。"笔者以为不完全如此，特别是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决不能等待。如《伤寒论》阳明三急下、少阴三急下，都是在邪实正虚，阴液将竭的情况下，急下攻邪的。并没有调整或者静候，体现了中医"急则治其标"、"祛邪以救正"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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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无虚实之分，但有内外之别，外邪多由感受六淫或者疫疠之气引起，多表现为实证，一般可以采取攻邪之法；内邪多由于脏腑经络及精气血津液的功能失常而产生，如内生五邪等，多表现为虚证或本虚标实，治宜补虚为主，或标本兼治，也可"急则治其标"。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有时还会出现因虚致实的情况，即以正气虚为矛盾主要方面的虚性病变，因正气虚弱，脏腑功能减退，气、血、水液运行障碍，产生气滞、血瘀、痰饮、水湿等实邪留滞的病理变化。这种情况，不必强调攻邪，应以扶正的方法达到祛邪的目的，通常所谓"塞因塞用"是也。张元素治疗"积证"所使用的方法是"令真气实、胃气强、积自消矣。"就是用补虚的方法，强壮脾胃功能，达到消除积证的目的，是扶正以祛邪，元素谓之"养正积自除"。非如张英栋所言："当是'待衰'的一种特例。"
学习子和应有所取舍
张子和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为中医理论(特别是攻邪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他倡导的"攻邪论"，主张治病应"先论攻其邪，邪去而元气自复也"。对临床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正如张大明先生所言，张子和的主张存在学术观点偏执(只重视外因，忽视内因)、自夸其术(至精至熟，有得无失。书中所收病例约140个，均有效，有"择优录取"之嫌，不客观)、立论自相矛盾(先言"乃知圣人止有三法，无第四法也。"后说"予亦未尝以此三法，遂弃众法")等缺陷。所以我们在学习子和的理论和经验时应该有所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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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一则子和医案：昔维阳府判赵显之，病虚羸，泄泻褐色，乃洞泄寒中证也。每闻大黄气味即注泄。余诊之，两手脉沉而软，令灸水分穴一百余壮，次服桂苓甘露散、胃风汤、白术丸等药，不数月而愈(《儒门事亲·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该案表明，子和并不认为"有邪才有病"，其补虚也是为治病，而不是为攻邪创造条件或者仅仅是为了"治人"。这与子和"惟脉脱、下虚、无邪、无积之人，始可议补"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此说来连攻邪大师张子和也未必赞成"补虚为复正，虚人可攻邪"的观点。
"以偏纠偏"不可取
"理论有时是为纠偏而设"，"攻邪论并没有错，补虚论也没有错"，张英栋的这些观点很有道理。笔者认为：意在"纠偏"，可以理解，如果是"以偏纠偏"就值得商榷了。张英栋还说："在当今时代，医者、病者都以攻邪为畏途，喜补之风造就了很多需'攻邪'者，"这种情况也许在一定范围存在，应予重视。但在当今西医已经成为主流、中医西化严重的情况下，抗生素、清热解毒药的应用泛滥成灾，对人体正气和抗病力的攻伐触目惊心，如果为了纠偏，不加辨证地一味攻邪，也会造就诸多需"扶正"者，同样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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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认为：人体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个方面，其中正气占主导作用，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邪气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河北中医学院董尚朴教授认为："正气在发病中的主导地位还表现在单纯虚损性病证的形成上。由于先天禀赋不足，后天营养不良，劳体耗神，年老体衰等因素，导致脏腑组织器官等的形态结构缺损、功能低下、气血津液不足，就会形成以正气不足为主要或完全表现的疾病，如某些小儿发育迟缓、男女不育不孕、产妇缺乳、脏器脱垂、老年皮肤干燥等。"指出了在没有病邪的情况下正虚可以导致许多病证，这无疑是对中医发病学说的进一步完善，也是笔者"无邪人亦病"观点的理论依据。
攻补应以辨证为指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虚邪就是指致病的邪气，不是邪气还可以分虚实。对于邪实正虚的危重证，可以急攻其邪，不必等待。对于因虚致实，可以扶正以祛邪，"养正积自除"是其具体体现。正气不足可以导致一些虚损性病证，即"无邪人亦病"，并非一定"有邪才有病"。"补虚为复正"是扶正而治病，不是养生和"治人"，子和的病例也说明了这一点。"虚人可攻邪"是一种特殊情况，不具有普遍意义。临床上对于邪正和攻补，我们应该以辨证为指归，灵活运用"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治法，坚持扶正祛邪的根本原则，不偏不废，这样我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王树文 河北省赞皇县东街卫生所 刘世峰 重庆市荣昌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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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非"皆从正来" --与曹东义先生商榷
2011年5月30日曹东义在《中国中医药报》刊登"邪从正来，攻为复正"一文(以下简称"曹文")中提出，"无论是外来的，还是内生的邪气，都是由正气转化而来。比如'六淫之邪'，是从'六气'转化而来"。笔者认为此说有失偏颇,曹文所谓"非时失位即为邪"，仅是作为致病因素--邪气来源之一，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人的治病因素--邪气的分类认识已逐步深化。比如明代大家吴有性根据当时疫病流行及其诊治实践所作的《温疫论》，就不同意王叔和所谓"非时之气"可以导致温疫的论点。他认为四时气候，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异常能引起疾病，也无非是一般外感、伤风、伤暑之类而已，不足以造成疫病流行。惟天地间另有一种厉气，亦名戾气："此气之来，无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入。"并且以"守古法不合今病"的先进思想，另创了如"达原"、"三消"等新型的治疗方法。当时他虽然还不知病原微生物，但将其与"非时之气"相鉴别，也实为中医学之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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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说，"邪是一个与正相对而言的名词，邪都是因为'不正'而产生的。《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席不正不食'；《左传·隐公十一年》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认为，正与邪在中医学中是一个特定概念，"正"主要指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和谐平衡的维护机制，相对而言，"邪"就是导致失和或失衡的破坏因素。而《论语》所言"名不正"，未必是说明有了"邪气"，"席不正"也与"邪气"无关。《左传》所谓"政以治民，刑以正邪"里的"正"与"治"都是动词而不是名词，"邪"则属于罪恶。此话与中医说的"正"和"邪"也相去甚远。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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