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立法“扰乱公共秩序”收治规定引争议
6月10日，备受关注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历经26年漫长孕育终艰难面世，国务院法制办就草案向社会开展的首次意见征集昨日截止，社会各界通过不同方式参与讨论,另有多家专业机构递交了修改建议书。
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社会各界关注焦点还包括如何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如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等问题。
在此期间，本报记者多方采访精神卫生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精神科医生、法律界人士和草案起草人，听取他们对上述焦点问题的看法。同时，我们选取华中地区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为样本，调查解析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
编者
如何设置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中之重，也是难点中的难点。
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病没病谁说了算？强制收治属于医学范畴还是司法范畴？相关各方暗战犹酣。
在递交给国务院法制办的修改建议书中，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提出，作为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应予删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应予细化；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专家则认为，草案确定的强制收治适用条件过窄，可能导致很多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强制收治？
>>争议1
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即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
著名公益律师、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笔人黄雪涛表示，“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相当宽泛，《刑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则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国际标准无“扰乱公共秩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表示，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如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应对这一概念予以细化。在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的国际标准中，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这样的条款。
采用“危险性标准”存在隐患
曾经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采用的完全是“危险性标准”，即只有当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时，才能强制收治。其实精神病患者中有极端行为的并不多，我国现有1600多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险行为”，大部分是胡言乱语、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现在的规定有可能导致这些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
>>争议2
草案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
黄雪涛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黄雪涛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
医生有时候无法认定监护人
唐宏宇表示，虽然监护人在民法中的定义已经非常明确，但在操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此次草案中的难点。“患者被送过来，我们作为医生，有时无法确认送他来的就是监护人。”唐宏宇说，民法通则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亲属，但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法律没有提供必要的解决手段。一旦争议出现，就需要医生做出选择，这存在一定困难。
强制收治归属医疗还是司法？
>>争议3
目前，我国立法将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归于医学范畴，没有把它归于社会或是司法范畴，这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区别。对于这一点，各方争议非常大。
强制收治应当获得法院准许
黄雪涛认为，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且在确定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黄雪涛说，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黄雪涛建议建立异议审查机制，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机构获得司法授权。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认为，草案能否从根本上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并杜绝收治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值得思考，精神科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当事人是不是应该被强制收治，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
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
唐宏宇认为，精神病作为一种疾病，不论是自愿收治还是非自愿收治，其鉴定结果都是由精神科医生做出的。从目前草案可以看出，对非自愿住院患者实行的是司法后置，即先治疗，但有三道防止“被精神病”的关卡：如果经过医院诊断不是精神病的，任何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原来是谁送谁接，这是最大的亮点；如果是，经过治疗无需继续在院内进行治疗的，任何人也不得限制其离开；患者或者家属本人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经过司法鉴定，是则继续治，不是就放人。
唐宏宇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专门处理异议，这个审核委员会应由法律界人士、患者及家属、一般公众、专业人士等组成，其重点任务是审查执行收治的程序。
>>案例
金店老板被妻强送精神病院
45岁的福建人陈国明(化名)在南平经营一家金店，今年2月10日晚，他被妻子及岳父等四人强行捆绑，送往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其妻向值班医生表示，陈国明“已经失眠两年了，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很冲动，还伤过人，毁过物”。
4天后，姐姐打听到陈国明被送往精神病院，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介入后，妻子才允许给陈国明做精神病鉴定。但直到56天后，陈国明才从精神病院离开，“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目前无精神病症状。”陈国明出院后发现，不仅金店里价值400多万的珠宝不翼而飞，自己股票账户上近80万元也都被人套了现。
昨天，陈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目前已离开南平前往深圳，和妻子的离婚官司正在进行中，对于自己住院期间数百万元财产不翼而飞一事，当地警方至今没有立案。
陈国明说，和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妻子被认定为“监护人”、明明没病却被医院强行收治、事发后索赔无门，现行精神病患者收治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后，陈国明花了两周时间潜心研究，准备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修改意见。
除了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社会各界关注焦点还包括如何加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如何保护患者合法权益等问题。
在此期间，本报记者多方采访精神卫生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精神科医生、法律界人士和草案起草人，听取他们对上述焦点问题的看法。同时，我们选取华中地区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为样本，调查解析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之道。
编者
如何设置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是精神卫生立法的重中之重，也是难点中的难点。
究竟什么样的人应该强制收治？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有病没病谁说了算？强制收治属于医学范畴还是司法范畴？相关各方暗战犹酣。
在递交给国务院法制办的修改建议书中，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衡平机构”提出，作为强制收治的适用条件，“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应予删除；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则认为，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应予细化；来自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的专家则认为，草案确定的强制收治适用条件过窄，可能导致很多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什么样的患者应该强制收治？
>>争议1
草案明确规定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即只有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且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危险的，才能对患者实施非自愿住院医疗。
“扰乱公共秩序”容易被滥用
著名公益律师、深圳“衡平机构”负责人、《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主笔人黄雪涛表示，“扰乱公共秩序”内容相当宽泛，《刑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罪”包含“妨害公务罪”“招摇撞骗罪”等28个罪名，《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则包含“破坏选举”“追逐拦截他人”等20种行为。如果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使用条件，无疑存在被滥用的可能。
国际标准无“扰乱公共秩序”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轩表示，由于“扰乱公共秩序”词义的开放性和模糊性，常常被滥用为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和给予治安、刑事处罚的借口，如将“扰乱公共秩序”作为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的适用条件，应对这一概念予以细化。在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强制收治的国际标准中，并没有“扰乱公共秩序”或“扰乱公共秩序的危险”这样的条款。
采用“危险性标准”存在隐患
曾经参与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副院长唐宏宇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采用的完全是“危险性标准”，即只有当患者有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时，才能强制收治。其实精神病患者中有极端行为的并不多，我国现有1600多万重性精神病患者，只有10%左右有“危险行为”，大部分是胡言乱语、不吃不喝、裸露、妄想等。现在的规定有可能导致这些实际上需要治疗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
谁有权力把人送进精神病院？
>>争议2
草案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监护人权力过大易出现恶果
黄雪涛认为，草案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设计了监护人主导的原则，导致监护人权力过大。一旦进入收治程序，送治的近亲属就自动被视为监护人行使监护权。
这种亲权对成年公民自决权的侵犯，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严重漏洞，现实中也出现恶劣的社会后果。“深圳邹宜均案”“广州何锦荣案”“南通朱金红案”和“福建陈国明案”都因家庭财产纠纷，当事人被近亲属以绑架方式送往精神病院。黄雪涛建议，非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有权委托监护人以外的代理人，行使诉讼及异议权利。
医生有时候无法认定监护人
唐宏宇表示，虽然监护人在民法中的定义已经非常明确，但在操作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此次草案中的难点。“患者被送过来，我们作为医生，有时无法确认送他来的就是监护人。”唐宏宇说，民法通则规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包括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及其他近亲属，但如果配偶、父母和成年子女之间存在意见分歧，法律没有提供必要的解决手段。一旦争议出现，就需要医生做出选择，这存在一定困难。
强制收治归属医疗还是司法？
>>争议3
目前，我国立法将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治归于医学范畴，没有把它归于社会或是司法范畴，这与欧美一些国家的法律有区别。对于这一点，各方争议非常大。
强制收治应当获得法院准许
黄雪涛认为，草案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由精神科医生诊断确定，且在确定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黄雪涛说，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黄雪涛建议建立异议审查机制，即住院患者就非自愿住院治疗问题，可委托代表人向第三方机构获得司法授权。医院对患者实行非自愿住院治疗，应当在非自愿住院后一定时间内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作出是否准许的决定。精神科医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参加庭审。
卫生部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邱仁宗认为，草案能否从根本上保护精神障碍患者权利并杜绝收治过程中的权力滥用值得思考，精神科医生只能提供专业的诊断和建议，至于当事人是不是应该被强制收治，应该有相应的法律进行程序上的规定。
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
唐宏宇认为，精神病作为一种疾病，不论是自愿收治还是非自愿收治，其鉴定结果都是由精神科医生做出的。从目前草案可以看出，对非自愿住院患者实行的是司法后置，即先治疗，但有三道防止“被精神病”的关卡：如果经过医院诊断不是精神病的，任何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原来是谁送谁接，这是最大的亮点；如果是，经过治疗无需继续在院内进行治疗的，任何人也不得限制其离开；患者或者家属本人对诊断结果提出异议，经过司法鉴定，是则继续治，不是就放人。
唐宏宇建议设立独立的审核委员会专门处理异议，这个审核委员会应由法律界人士、患者及家属、一般公众、专业人士等组成，其重点任务是审查执行收治的程序。
>>案例
金店老板被妻强送精神病院
45岁的福建人陈国明(化名)在南平经营一家金店，今年2月10日晚，他被妻子及岳父等四人强行捆绑，送往当地一家精神病院。其妻向值班医生表示，陈国明“已经失眠两年了，总是怀疑有人要害他，很冲动，还伤过人，毁过物”。
4天后，姐姐打听到陈国明被送往精神病院，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介入后，妻子才允许给陈国明做精神病鉴定。但直到56天后，陈国明才从精神病院离开，“出院小结”上写着：“患者目前无精神病症状。”陈国明出院后发现，不仅金店里价值400多万的珠宝不翼而飞，自己股票账户上近80万元也都被人套了现。
昨天，陈国明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目前已离开南平前往深圳，和妻子的离婚官司正在进行中，对于自己住院期间数百万元财产不翼而飞一事，当地警方至今没有立案。
陈国明说，和自己有利害冲突的妻子被认定为“监护人”、明明没病却被医院强行收治、事发后索赔无门，现行精神病患者收治制度中的种种问题，在他身上都有体现。
《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后，陈国明花了两周时间潜心研究，准备结合自身经历提出修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