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老师在课堂上说，握手、拥抱和接吻都会得艾滋病，这是真的吗？”中央党校教授靳薇清楚地记得，大约3年前，还在上中学的女儿这样问她。

    “在堪称全国教育资源最发达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中学竟没有开展性教育，就连基本的防艾知识也教错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艾滋病的防治宣传，没有从性教育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长期停留在推广避孕套的层面。”靳薇从2001年开始就在中央党校给全国厅级干部做防艾培训，当她应邀走进自己女儿所在的中学进行防艾教育时，开始对中国的性教育问题有了新的观察。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在调查研究后得出结论，在2001年～2010年间，中国已经完成了“性革命”。靳薇说，“可是，中国的性教育仍处于停滞状态。”

    羞涩的官方语境

    “通过男女的性生活，精子和卵子在女性输卵管相遇受精而结合成受精卵。”这是1996年北京出版的《青春期健康教育》(试用本)中的一句话，也是全书中唯一涉及性生殖内容的部分。就为了这一句话的表达，俞承谋当时字斟句酌了很久。

    作为当时的北京第十一中学校医，俞承谋是这本教材的编撰者。1982年，北京市教育局与北京卫生防疫站合作，要开展中学生青春期教育试点，十一中被选为试点学校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关心过青少年性教育问题。周恩来早年在南开大学读书时，曾听过美国教授的一场性教育讲座，他受此触动，一直惦记着性教育的问题。在去世前，周恩来特意嘱咐他的医疗组组长吴阶平，一定要把中国的性教育搞起来。

    由于文革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