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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忘记:“6.26”医疗队在甘肃
http://www.100md.com 2011年12月5日 中国中医药报 第3622期
     40多年前,在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4000多名医务人员义无反顾,深入甘肃省贫困地区,用自己的汗水、青春,甚至鲜血谱写了一曲为贫苦农牧民服务的生命赞歌。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应为今天每一个医务人员所铭记。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

    解放前,甘肃农村广大群众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据有关史料记载:1948年,河西地区仅有简陋不堪的县卫生院14处,病床10张,医疗卫生人员30多人。就这点医疗力量还集中在少数城镇,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旦疫病流行,往往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1920年张掖地区伤寒流行,4个月内就死亡4000多人;1933年武威县白喉、猩红热、伤寒同时流行,死亡达数万人;1938年到1939年玉门、敦煌、安西白喉流行,结果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流散四方”的凄凉。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之后,北京地区一大批医疗卫生工作者、医学院校毕业生和解放军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奔赴甘肃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从千里河西走廊到辽阔的甘南草原,从红军当年走过的岷山山区到老革命根据地陇东高原,到处都有他们风雨跋涉,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足迹。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用无私的奉献和血汗,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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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当年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仍然怀念着这片工作、生活过的热土,以各种形式关注和支持着甘肃的卫生事业,受到甘肃人民的深深爱戴。

    为甘肃培养“不走的医疗队”

    从1967年6月~1976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妇产科医院和其他一些北京市、区所属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部署下组成北京医疗队,每年一批先后共10批,总计4000多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甘肃省的河西3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巡回医疗。

    他们爬雪山、走戈壁,跑遍了河西走廊42万平方公里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草原的毡房帐篷,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牧民防病治病,在93.7万人中对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妇女病等进行了普查。大力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当地赤脚医生,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促使河西3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河西走廊广大群众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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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过去,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的人民一直靠吃涝池水过活。这种涝池水极不卫生,它是各种疾病的重要污染源。正如群众所说:“涝池水,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粪尿臭,不卫生,吃了就生病。”河西走廊,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疾病不断发生。北京医疗队来到这里以后,急群众之所急,在民乐县南古公社景会大队试改成功了“空心滤堆管道式自来水”型涝池,使千年的涝池变清泉。现在,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有许多被群众称做“京医池”、“北清泉”、“京医井”的水池和水井,都是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成功的。

    在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河西走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广大群众都喝上了洁净的清水,健康状况大大好转。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大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两管”(管水、管粪)、“5改”(改水、改厕、改灶、改畜圈,改变环境卫生)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落后面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使一些地方病、多发病初步得到了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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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医疗队大力协助各地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从1971年以来,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帮助整顿、恢复和新建合作医疗站1460多个。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专题讲座和开办各种学习班的形式,轮训了大批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使他们的医疗水平得到很快的提高。

    据统计,北京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10年间,共举办地、县、公社医务人员培训班112期,轮训1880多人次,办13种专科培训班56期,培训910多人次,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09期,培训赤脚医生2180人。大批赤脚医生的迅速成长和他们医疗水平的提高,为河西走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他们扎根群众,服务于人民,在搞好农村卫生革命和卫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地群众热烈称赞北京医疗队为他们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争做“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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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卫生部所属科研单位、院校: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院等和北京市的宣武区第一医院、第一传染病院、月坛医院、天坛医院、地坛结核病院、东城区儿童医院、西城区儿童医院等以及通县卫校、宣武护校,共计15个单位的医疗卫生人员2452名,行政工勤人员610名以及各类非医务人员785名,走出高楼大院,满怀豪情,于1969年冬和1970年春,分批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

    他们被分配到52个点上,建立了县、公社医院和卫生院32家。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设备,除无偿配给各单位共约900张病床(每张病床带有被褥两套)、20台各种心电图机、24台X线机及大量桌椅板凳等设备外,还配给了价值约16万元的药品,对改善甘肃省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970年1月30日,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45名医务工作者,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山草原上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完尕滩。这里以及周围的广大藏族农牧民,听说北京的“曼巴”从毛主席的身边来到高山草原安家落户了,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骑着牦牛,翻山越岭,前来探望。他们把北京“曼巴”让到暖烘烘的房子里,煮奶、泡茶,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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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贫下中农(牧)的热情接待,也增强了“曼巴”的信心和决心,来到这里的第3天,就组成访问团,深入群众,防病治病。他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跑遍了周围的农村、牧场,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好曼巴(医生)”、“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庆阳地区是当年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70年初,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来到庆阳地区安家落户后,组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病人,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他们就为广大群众治疗各种疾病17.1万多人次,施行各种手术3400多例,而且抢救了危重病人258人。

    庆阳地区塬大沟深,交通不便。医务工作者就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的心坎里。3年中,先后组成10个医疗队,到庆阳、华池、环县等6个县、18个公社、55个大队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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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除了给群众治病以外,还和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还先后2次对莲池公社12个大队的1.8万多名社员做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

    跑遍沙漠找病人

    人民解放军是贯彻毛主席“6.26”指示,为广大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生力军。兰州军区各医院广大医务人员,热情地为西北各族人民防病治病,积极支援所在地区农村、牧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65年以来的10年间,他们在做好部队卫生工作的同时,派出了740多个巡回医疗队,深入广大农村、牧区,积极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先后为280.32万多人诊治疾病,手术治疗2.11万多人。巡回在祖国西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某部医疗队,在一次为牧民看完病后,听说在千里之外的沙漠南端,还有放牧的14户牧民,就又背上行装,骑上骆驼赶去。他们白天顶着烈日行军,晚上迎着黄沙露宿在戈壁滩上,经过12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放牧点。牧民感动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骑着骆驼跑遍沙漠找病人,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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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甘南草原某医院派出的牧区医疗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帐篷和放牧点对重危病人进行了220多次手术,及时解除了贫下中牧的痛苦。广大医务人员还在各族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认真地调查了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流行情况,科学地分析发病原因,先后研制出治疗子宫脱垂、腰腿疼、关节炎等疾病的有效疗法,并制订了预防措施。

    广大解放军医务人员来到农村、牧区后,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全区各医院和部队卫生队先后帮助农村牧区建立健全了659个合作医疗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牧区的卫生革命。

    某团卫生队从1970年以来,组成了52个巡回医疗组,帮助2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经常召开有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合作医疗站存在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使合作医疗站出现一派新气象。

    某部医疗队为了帮助驻地文家寺大队医疗站解决药源问题,调查了当地150多种中草药,并把它们制成标本,写上说明,到群众中巡回展览,使这个大队出现了采、种、制中草药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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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支援西北农村、牧区卫生建设的过程中,兰州军区各医院还采取定期讲课、办专题学习班、请进来实习、一起巡诊等形式,满腔热情地为各族人民培训了29.22万多名赤脚医生。

    某部医务人员根据驻地农村实际情况,编印了赤脚医生教材,办了86期学习班,使310名各族青年很快掌握了医疗基本知识,其中30%的人能采用中西医两法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的还学会了骨折初步固定、外伤缝合、切开脓包等小手术,基本上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队,中伤中病不出社。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甘肃

    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的医疗队员,现在有5位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大批成长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知名专家。留在甘肃的同志也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他们中有的同志成长为甘肃省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学科学术带头人,有的还被评为“感动甘肃”十大人物等。其中王富庆和陈可冀、毛江森、孙燕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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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一:王富庆,男,甘肃省泾川县政协原副主席、党原乡卫生院原院长。1969年11月,王富庆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6.26”指示精神,离开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携带着同为人民医院医生的妻子霍瑞莘及其岳父、孩子,到平凉市泾川县党原镇卫生院安家落户工作,并且一干就是40年。

    40年来,他在农村自然条件差、卫生院设施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学习实践医学理论,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全科医生。他在没有石膏绷带和骨科设施的情况下,“妙手回春”治骨折;他在临床实践中注重防治结合,全方位维护农民群众的健康;他和妻子因陋就简率先在全县乡镇卫生院建立临床化验室;他和妻子多次放弃回京的机会,退休后仍然坚守在贫瘠的陇东黄土地上,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人物二:陈可冀,男,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内科、心脑血管科专家,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奠基者及开拓者之一。1973年~1974年参加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巡回医疗和培训基层医生工作后又作为领队,到甘肃省武山县开展医疗工作。在甘期间,他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解决甘肃农村地区缺医少药问题、解除广大老百姓病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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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三:毛江森,男,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毛江森同志1970年响应毛主席“6.26”号召,携同夫人张淑雅满怀激情,举家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来到陇南市康县岸门口医院工作,在甘肃一待就是8年多。他不仅为群众治病,同时还针对当地农村甲肝发病率高的实际,开始做肝炎病毒研究。

    他长期的努力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当地盛产的黄芪、女贞子等中药材由此实现产业升值,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1992年,甲型肝炎疫苗正式进入临床推广,为我国控制甲肝流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人物四:孙燕,男,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药理基地和国家新药(抗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他有着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医学地位,可对于甘肃人民来说,他有着更加重要的身份:一名光荣的“6.26”赴甘医疗队员。

    1970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举家来到“苦瘠甲天下”的定西地区生活工作,救死扶伤。回京以后,他开展了“扶正中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课题研究,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中药黄芪、女贞子等能够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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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孙燕研制出了配合临床治疗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了4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也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名单,为了报答定西人民的厚爱,他把研制的“贞芪扶正”系列产品转让给定西药厂生产。药厂由此改名为“定西扶正药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和缴税大户,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岁月无痕,物是人非。40多年过去了,一些当年由北京迁来甘肃农村落户的医院、卫生院已难觅踪迹,更多的新型医院在她的肩膀上成长起来,承担起解决当地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的重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医院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

    今天,一些当年医疗队建立的医院所在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它为“北京医院”。这一称呼声里,包含着甘肃老百姓对于北京来甘医务队员多少的感恩之情,怎样的爱戴之心啊。历史不会忘记“6.26”北京医疗队的事迹。, 百拇医药(本报通讯员 姬广武 杨敬科 尕藏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