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忘记：“6.26”医疗队在甘肃
40多年前，在毛泽东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下，4000多名医务人员义无反顾，深入甘肃省贫困地区，用自己的汗水、青春,甚至鲜血谱写了一曲为贫苦农牧民服务的生命赞歌。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应为今天每一个医务人员所铭记。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
解放前，甘肃农村广大群众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据有关史料记载：1948年，河西地区仅有简陋不堪的县卫生院14处，病床10张，医疗卫生人员30多人。就这点医疗力量还集中在少数城镇，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旦疫病流行，往往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1920年张掖地区伤寒流行，4个月内就死亡4000多人；1933年武威县白喉、猩红热、伤寒同时流行，死亡达数万人；1938年到1939年玉门、敦煌、安西白喉流行，结果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流散四方”的凄凉。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之后，北京地区一大批医疗卫生工作者、医学院校毕业生和解放军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奔赴甘肃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从千里河西走廊到辽阔的甘南草原，从红军当年走过的岷山山区到老革命根据地陇东高原，到处都有他们风雨跋涉，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足迹。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用无私的奉献和血汗，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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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年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仍然怀念着这片工作、生活过的热土，以各种形式关注和支持着甘肃的卫生事业，受到甘肃人民的深深爱戴。
为甘肃培养“不走的医疗队”
从1967年6月~1976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妇产科医院和其他一些北京市、区所属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部署下组成北京医疗队，每年一批先后共10批，总计4000多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甘肃省的河西3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巡回医疗。
他们爬雪山、走戈壁，跑遍了河西走廊42万平方公里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草原的毡房帐篷，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牧民防病治病，在93.7万人中对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妇女病等进行了普查。大力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当地赤脚医生，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促使河西3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河西走廊广大群众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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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的人民一直靠吃涝池水过活。这种涝池水极不卫生，它是各种疾病的重要污染源。正如群众所说：“涝池水，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粪尿臭，不卫生，吃了就生病。”河西走廊，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疾病不断发生。北京医疗队来到这里以后，急群众之所急，在民乐县南古公社景会大队试改成功了“空心滤堆管道式自来水”型涝池，使千年的涝池变清泉。现在，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有许多被群众称做“京医池”、“北清泉”、“京医井”的水池和水井，都是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成功的。
在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河西走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广大群众都喝上了洁净的清水，健康状况大大好转。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大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两管”(管水、管粪)、“5改”(改水、改厕、改灶、改畜圈，改变环境卫生)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落后面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使一些地方病、多发病初步得到了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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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疗队大力协助各地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从1971年以来，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帮助整顿、恢复和新建合作医疗站1460多个。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专题讲座和开办各种学习班的形式，轮训了大批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使他们的医疗水平得到很快的提高。
据统计，北京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10年间，共举办地、县、公社医务人员培训班112期，轮训1880多人次，办13种专科培训班56期，培训910多人次，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09期，培训赤脚医生2180人。大批赤脚医生的迅速成长和他们医疗水平的提高，为河西走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他们扎根群众，服务于人民，在搞好农村卫生革命和卫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地群众热烈称赞北京医疗队为他们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争做“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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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卫生部所属科研单位、院校：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院等和北京市的宣武区第一医院、第一传染病院、月坛医院、天坛医院、地坛结核病院、东城区儿童医院、西城区儿童医院等以及通县卫校、宣武护校，共计15个单位的医疗卫生人员2452名，行政工勤人员610名以及各类非医务人员785名，走出高楼大院，满怀豪情，于1969年冬和1970年春，分批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
他们被分配到52个点上，建立了县、公社医院和卫生院32家。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设备，除无偿配给各单位共约900张病床(每张病床带有被褥两套)、20台各种心电图机、24台X线机及大量桌椅板凳等设备外，还配给了价值约16万元的药品，对改善甘肃省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970年1月30日，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45名医务工作者，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山草原上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完尕滩。这里以及周围的广大藏族农牧民，听说北京的“曼巴”从毛主席的身边来到高山草原安家落户了，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骑着牦牛，翻山越岭，前来探望。他们把北京“曼巴”让到暖烘烘的房子里，煮奶、泡茶，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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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贫下中农(牧)的热情接待，也增强了“曼巴”的信心和决心，来到这里的第3天，就组成访问团，深入群众，防病治病。他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跑遍了周围的农村、牧场，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好曼巴(医生)”、“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庆阳地区是当年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70年初，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来到庆阳地区安家落户后，组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病人，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他们就为广大群众治疗各种疾病17.1万多人次，施行各种手术3400多例，而且抢救了危重病人258人。
庆阳地区塬大沟深，交通不便。医务工作者就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的心坎里。3年中，先后组成10个医疗队，到庆阳、华池、环县等6个县、18个公社、55个大队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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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除了给群众治病以外，还和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还先后2次对莲池公社12个大队的1.8万多名社员做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
跑遍沙漠找病人
人民解放军是贯彻毛主席“6.26”指示，为广大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生力军。兰州军区各医院广大医务人员，热情地为西北各族人民防病治病，积极支援所在地区农村、牧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65年以来的10年间，他们在做好部队卫生工作的同时，派出了740多个巡回医疗队，深入广大农村、牧区，积极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先后为280.32万多人诊治疾病，手术治疗2.11万多人。巡回在祖国西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某部医疗队，在一次为牧民看完病后，听说在千里之外的沙漠南端，还有放牧的14户牧民，就又背上行装，骑上骆驼赶去。他们白天顶着烈日行军，晚上迎着黄沙露宿在戈壁滩上，经过12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放牧点。牧民感动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骑着骆驼跑遍沙漠找病人，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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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甘南草原某医院派出的牧区医疗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帐篷和放牧点对重危病人进行了220多次手术，及时解除了贫下中牧的痛苦。广大医务人员还在各族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认真地调查了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流行情况，科学地分析发病原因，先后研制出治疗子宫脱垂、腰腿疼、关节炎等疾病的有效疗法，并制订了预防措施。
广大解放军医务人员来到农村、牧区后，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全区各医院和部队卫生队先后帮助农村牧区建立健全了659个合作医疗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牧区的卫生革命。
某团卫生队从1970年以来，组成了52个巡回医疗组，帮助2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经常召开有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合作医疗站存在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使合作医疗站出现一派新气象。
某部医疗队为了帮助驻地文家寺大队医疗站解决药源问题，调查了当地150多种中草药，并把它们制成标本，写上说明，到群众中巡回展览，使这个大队出现了采、种、制中草药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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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西北农村、牧区卫生建设的过程中，兰州军区各医院还采取定期讲课、办专题学习班、请进来实习、一起巡诊等形式，满腔热情地为各族人民培训了29.22万多名赤脚医生。
某部医务人员根据驻地农村实际情况，编印了赤脚医生教材，办了86期学习班，使310名各族青年很快掌握了医疗基本知识，其中30%的人能采用中西医两法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的还学会了骨折初步固定、外伤缝合、切开脓包等小手术，基本上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队，中伤中病不出社。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甘肃
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的医疗队员，现在有5位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大批成长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知名专家。留在甘肃的同志也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他们中有的同志成长为甘肃省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学科学术带头人，有的还被评为“感动甘肃”十大人物等。其中王富庆和陈可冀、毛江森、孙燕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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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王富庆，男，甘肃省泾川县政协原副主席、党原乡卫生院原院长。1969年11月，王富庆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6.26”指示精神，离开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携带着同为人民医院医生的妻子霍瑞莘及其岳父、孩子，到平凉市泾川县党原镇卫生院安家落户工作，并且一干就是40年。
40年来，他在农村自然条件差、卫生院设施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学习实践医学理论，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全科医生。他在没有石膏绷带和骨科设施的情况下，“妙手回春”治骨折；他在临床实践中注重防治结合，全方位维护农民群众的健康；他和妻子因陋就简率先在全县乡镇卫生院建立临床化验室；他和妻子多次放弃回京的机会，退休后仍然坚守在贫瘠的陇东黄土地上，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人物二：陈可冀，男，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内科、心脑血管科专家，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奠基者及开拓者之一。1973年~1974年参加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巡回医疗和培训基层医生工作后又作为领队，到甘肃省武山县开展医疗工作。在甘期间，他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解决甘肃农村地区缺医少药问题、解除广大老百姓病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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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三：毛江森，男，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毛江森同志1970年响应毛主席“6.26”号召，携同夫人张淑雅满怀激情，举家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来到陇南市康县岸门口医院工作，在甘肃一待就是8年多。他不仅为群众治病，同时还针对当地农村甲肝发病率高的实际，开始做肝炎病毒研究。
他长期的努力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当地盛产的黄芪、女贞子等中药材由此实现产业升值，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1992年，甲型肝炎疫苗正式进入临床推广，为我国控制甲肝流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人物四：孙燕，男，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药理基地和国家新药(抗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他有着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医学地位，可对于甘肃人民来说，他有着更加重要的身份：一名光荣的“6.26”赴甘医疗队员。
1970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举家来到“苦瘠甲天下”的定西地区生活工作，救死扶伤。回京以后，他开展了“扶正中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课题研究，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中药黄芪、女贞子等能够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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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孙燕研制出了配合临床治疗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了4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也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名单，为了报答定西人民的厚爱，他把研制的“贞芪扶正”系列产品转让给定西药厂生产。药厂由此改名为“定西扶正药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和缴税大户，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岁月无痕，物是人非。40多年过去了，一些当年由北京迁来甘肃农村落户的医院、卫生院已难觅踪迹，更多的新型医院在她的肩膀上成长起来，承担起解决当地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的重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医院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
今天，一些当年医疗队建立的医院所在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它为“北京医院”。这一称呼声里，包含着甘肃老百姓对于北京来甘医务队员多少的感恩之情，怎样的爱戴之心啊。历史不会忘记“6.26”北京医疗队的事迹。, 百拇医药(本报通讯员 姬广武 杨敬科 尕藏卓玛)
历史的力量在于真实。
解放前，甘肃农村广大群众过着贫病交加的悲惨生活。据有关史料记载：1948年，河西地区仅有简陋不堪的县卫生院14处，病床10张，医疗卫生人员30多人。就这点医疗力量还集中在少数城镇，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一旦疫病流行，往往造成“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1920年张掖地区伤寒流行，4个月内就死亡4000多人；1933年武威县白喉、猩红热、伤寒同时流行，死亡达数万人；1938年到1939年玉门、敦煌、安西白喉流行，结果造成“老弱者转乎沟壑，少壮者流散四方”的凄凉。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之后，北京地区一大批医疗卫生工作者、医学院校毕业生和解放军医疗工作者响应号召，满怀激情，义无反顾地奔赴甘肃农村开展医疗卫生服务。从千里河西走廊到辽阔的甘南草原，从红军当年走过的岷山山区到老革命根据地陇东高原，到处都有他们风雨跋涉，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的足迹。为解除群众疾苦、培养卫生技术人员、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用无私的奉献和血汗，铸就了甘肃卫生事业发展的历史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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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当年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仍然怀念着这片工作、生活过的热土，以各种形式关注和支持着甘肃的卫生事业，受到甘肃人民的深深爱戴。
为甘肃培养“不走的医疗队”
从1967年6月~1976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医院、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妇产科医院和其他一些北京市、区所属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部署下组成北京医疗队，每年一批先后共10批，总计4000多人，跨越千山万水，来到甘肃省的河西3地区(武威、张掖、酒泉)巡回医疗。
他们爬雪山、走戈壁，跑遍了河西走廊42万平方公里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草原的毡房帐篷，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满腔热情地为广大农牧民防病治病，在93.7万人中对布氏杆菌病、结核病、妇女病等进行了普查。大力巩固、发展合作医疗，培养当地赤脚医生，积极参加农村卫生建设，促使河西3地区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河西走廊广大群众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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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千百年来，河西走廊的人民一直靠吃涝池水过活。这种涝池水极不卫生，它是各种疾病的重要污染源。正如群众所说：“涝池水，黄泥汤，大虫爬，小虫游，粪尿臭，不卫生，吃了就生病。”河西走廊，过去卫生条件比较差，疾病不断发生。北京医疗队来到这里以后，急群众之所急，在民乐县南古公社景会大队试改成功了“空心滤堆管道式自来水”型涝池，使千年的涝池变清泉。现在，在河西走廊地区还有许多被群众称做“京医池”、“北清泉”、“京医井”的水池和水井，都是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成功的。
在北京医疗队和当地医务人员的努力下，“预防为主”的方针在河西走廊深入人心，成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广大群众都喝上了洁净的清水，健康状况大大好转。北京医疗队和当地群众一起，大搞以除害灭病为中心，以“两管”(管水、管粪)、“5改”(改水、改厕、改灶、改畜圈，改变环境卫生)为重点的爱国卫生运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人无厕所猪无圈，人畜共饮一池水”的落后面貌，大大减少了发病率，使一些地方病、多发病初步得到了控制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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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医疗队大力协助各地党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从1971年以来，北京医疗队在河西地区帮助整顿、恢复和新建合作医疗站1460多个。合作医疗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他们还采取培训班、经验交流会、专题讲座和开办各种学习班的形式，轮训了大批县、社医院医务人员，培养了大批赤脚医生，使他们的医疗水平得到很快的提高。
据统计，北京医疗队在河西走廊的10年间，共举办地、县、公社医务人员培训班112期，轮训1880多人次，办13种专科培训班56期，培训910多人次，办赤脚医生培训班109期，培训赤脚医生2180人。大批赤脚医生的迅速成长和他们医疗水平的提高，为河西走廊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增添了新的血液。他们扎根群众，服务于人民，在搞好农村卫生革命和卫生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地群众热烈称赞北京医疗队为他们培养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争做“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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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卫生部所属科研单位、院校：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医院等和北京市的宣武区第一医院、第一传染病院、月坛医院、天坛医院、地坛结核病院、东城区儿童医院、西城区儿童医院等以及通县卫校、宣武护校，共计15个单位的医疗卫生人员2452名，行政工勤人员610名以及各类非医务人员785名，走出高楼大院，满怀豪情，于1969年冬和1970年春，分批来到甘肃农村安家落户。
他们被分配到52个点上，建立了县、公社医院和卫生院32家。他们还带来了大量的设备，除无偿配给各单位共约900张病床(每张病床带有被褥两套)、20台各种心电图机、24台X线机及大量桌椅板凳等设备外，还配给了价值约16万元的药品，对改善甘肃省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提供了很好的帮助。
1970年1月30日，北京地坛结核病医院的45名医务工作者，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高山草原上安家落户。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完尕滩。这里以及周围的广大藏族农牧民，听说北京的“曼巴”从毛主席的身边来到高山草原安家落户了，有的拉着架子车，有的骑着牦牛，翻山越岭，前来探望。他们把北京“曼巴”让到暖烘烘的房子里，煮奶、泡茶，嘘寒问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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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贫下中农(牧)的热情接待，也增强了“曼巴”的信心和决心，来到这里的第3天，就组成访问团，深入群众，防病治病。他们顶风冒雪，翻山越岭，跑遍了周围的农村、牧场，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受到广大农(牧)民的热烈欢迎。藏族人民亲切地称他们是“毛主席身边来的好曼巴(医生)”、“贫下中牧的贴心人。”
庆阳地区是当年毛主席亲自创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70年初，北京天坛医院的部分医务工作者来到庆阳地区安家落户后，组成了庆阳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医务人员千方百计地为老区人民服务，认真负责地对待每一位病人，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他们就为广大群众治疗各种疾病17.1万多人次，施行各种手术3400多例，而且抢救了危重病人258人。
庆阳地区塬大沟深，交通不便。医务工作者就经常组织巡回医疗队，深入边远山区，为广大群众防病治病，把毛主席的关怀送到老区人民的心坎里。3年中，先后组成10个医疗队，到庆阳、华池、环县等6个县、18个公社、55个大队巡回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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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除了给群众治病以外，还和群众一起除杂草、清垃圾、修厕所、建猪圈，开展以除害灭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了摸清当地群众的发病规律，他们还先后2次对莲池公社12个大队的1.8万多名社员做了普查，基本摸清了这个公社常见病、多发病和地方病的发病规律，并且积极展开了预防和治疗。
跑遍沙漠找病人
人民解放军是贯彻毛主席“6.26”指示，为广大农民群众防病治病的生力军。兰州军区各医院广大医务人员，热情地为西北各族人民防病治病，积极支援所在地区农村、牧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1965年以来的10年间，他们在做好部队卫生工作的同时，派出了740多个巡回医疗队，深入广大农村、牧区，积极为各族人民防病治病，先后为280.32万多人诊治疾病，手术治疗2.11万多人。巡回在祖国西北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某部医疗队，在一次为牧民看完病后，听说在千里之外的沙漠南端，还有放牧的14户牧民，就又背上行装，骑上骆驼赶去。他们白天顶着烈日行军，晚上迎着黄沙露宿在戈壁滩上，经过12天的跋涉，终于到达了放牧点。牧民感动地拉着他们的手说：“你们骑着骆驼跑遍沙漠找病人，这都是毛主席领导得好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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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甘南草原某医院派出的牧区医疗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帐篷和放牧点对重危病人进行了220多次手术，及时解除了贫下中牧的痛苦。广大医务人员还在各族群众的大力帮助下，认真地调查了当地常见病、多发病的流行情况，科学地分析发病原因，先后研制出治疗子宫脱垂、腰腿疼、关节炎等疾病的有效疗法，并制订了预防措施。
广大解放军医务人员来到农村、牧区后，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全区各医院和部队卫生队先后帮助农村牧区建立健全了659个合作医疗站，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牧区的卫生革命。
某团卫生队从1970年以来，组成了52个巡回医疗组，帮助25个大队建立了合作医疗站。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经常召开有赤脚医生、贫下中农代表和基层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合作医疗站存在的困难，及时帮助解决问题，使合作医疗站出现一派新气象。
某部医疗队为了帮助驻地文家寺大队医疗站解决药源问题，调查了当地150多种中草药，并把它们制成标本，写上说明，到群众中巡回展览，使这个大队出现了采、种、制中草药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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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援西北农村、牧区卫生建设的过程中，兰州军区各医院还采取定期讲课、办专题学习班、请进来实习、一起巡诊等形式，满腔热情地为各族人民培训了29.22万多名赤脚医生。
某部医务人员根据驻地农村实际情况，编印了赤脚医生教材，办了86期学习班，使310名各族青年很快掌握了医疗基本知识，其中30%的人能采用中西医两法防治常见病和多发病，有的还学会了骨折初步固定、外伤缝合、切开脓包等小手术，基本上做到了小伤小病不出队，中伤中病不出社。
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感动甘肃
曾经在甘肃工作过的医疗队员，现在有5位是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一大批成长为我国医疗卫生战线上的知名专家。留在甘肃的同志也取得了不平凡的成绩，他们中有的同志成长为甘肃省医疗卫生战线的领导骨干、学科学术带头人，有的还被评为“感动甘肃”十大人物等。其中王富庆和陈可冀、毛江森、孙燕等同志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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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一：王富庆，男，甘肃省泾川县政协原副主席、党原乡卫生院原院长。1969年11月，王富庆同志积极响应毛主席“6.26”指示精神，离开了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携带着同为人民医院医生的妻子霍瑞莘及其岳父、孩子，到平凉市泾川县党原镇卫生院安家落户工作，并且一干就是40年。
40年来，他在农村自然条件差、卫生院设施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认真学习实践医学理论，使自己成为了一个全科医生。他在没有石膏绷带和骨科设施的情况下，“妙手回春”治骨折；他在临床实践中注重防治结合，全方位维护农民群众的健康；他和妻子因陋就简率先在全县乡镇卫生院建立临床化验室；他和妻子多次放弃回京的机会，退休后仍然坚守在贫瘠的陇东黄土地上，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和信任。
人物二：陈可冀，男，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中西医结合内科、心脑血管科专家，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奠基者及开拓者之一。1973年~1974年参加北京医疗队，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巡回医疗和培训基层医生工作后又作为领队，到甘肃省武山县开展医疗工作。在甘期间，他悉心投入农村卫生事业，践行救死扶伤的神圣职责和使命，为解决甘肃农村地区缺医少药问题、解除广大老百姓病痛、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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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三：毛江森，男，我国著名的病毒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毛江森同志1970年响应毛主席“6.26”号召，携同夫人张淑雅满怀激情，举家从中国医学科学院来到陇南市康县岸门口医院工作，在甘肃一待就是8年多。他不仅为群众治病，同时还针对当地农村甲肝发病率高的实际，开始做肝炎病毒研究。
他长期的努力终于结成丰硕的果实：当地盛产的黄芪、女贞子等中药材由此实现产业升值，带动了一方经济发展。1992年，甲型肝炎疫苗正式进入临床推广，为我国控制甲肝流行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人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人物四：孙燕，男，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临床药理基地和国家新药(抗肿瘤药)临床研究中心主任。他有着很高的学术成就和医学地位，可对于甘肃人民来说，他有着更加重要的身份：一名光荣的“6.26”赴甘医疗队员。
1970年，他响应党的号召，举家来到“苦瘠甲天下”的定西地区生活工作，救死扶伤。回京以后，他开展了“扶正中药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课题研究，经过多年的反复试验，终于证实中药黄芪、女贞子等能够促进病人免疫功能的恢复，与放疗、化疗配合，可以提高肿瘤患者的远期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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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孙燕研制出了配合临床治疗的贞芪扶正冲剂、胶囊、扶正女贞素和固元颗粒等中药制剂，获得了4项专利。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也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名单，为了报答定西人民的厚爱，他把研制的“贞芪扶正”系列产品转让给定西药厂生产。药厂由此改名为“定西扶正药业”，成为当地的重要产业和缴税大户，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岁月无痕，物是人非。40多年过去了，一些当年由北京迁来甘肃农村落户的医院、卫生院已难觅踪迹，更多的新型医院在她的肩膀上成长起来，承担起解决当地老百姓的防病治病问题的重担，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许多医院名称虽然几经变化，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当地干部群众对她深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怀念。
今天，一些当年医疗队建立的医院所在地，老百姓仍然习惯而亲切地称它为“北京医院”。这一称呼声里，包含着甘肃老百姓对于北京来甘医务队员多少的感恩之情，怎样的爱戴之心啊。历史不会忘记“6.26”北京医疗队的事迹。, 百拇医药(本报通讯员 姬广武 杨敬科 尕藏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