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或古典医学的根本命脉：天人关系。人之为人的本性、可能与自由的权限与许可。非以此，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原序中“夫天布五行，以运万类；人秉五常，以有五藏；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的浩叹将无法落脚。那些被界定为“感应认知”的“思维模式”，例如人体小宇宙与天地大世界的种种对应，从最严格的“理性”意义上(例如古希腊意义上)，充其量只是一种不同于“理性认知”的模式。符合现代逻辑学的严格推理的那些“理论”，并不能从更加广袤的“因果关系”中证明自身更加“正确”。

    陈嘉映先生在其著述中直言阴阳五行理论无非“便宜的宏大叙事”、“似乎是对智性的愚弄”、甚至藐称“这种理论很容易取信于无知识的广大人群”，当然更不及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显得“理论成熟”。据说“哲学-科学”与“阴阳五行”这类“概况类推理论”的区别在于“把我们日常实践活动中所具的求真态度带进理论思考”，然而何以“阴阳五行”就不是一种“求真态度”？即使她的求真方式有别于“哲学-科学”。流行中国学界几十年的“现象学”，其鼻祖胡塞尔所谓“本质直观”、不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同一种东西”？——寻求西方古典哲学已经寻求了几千年的“东西”——却在旧有“方式”遭遇困境时不得不选择手段的突围。“存在主义时代”惟一的大思想家海德格尔(海氏恰好还是胡氏最出色而叛逆的学生)紧张于“我们对世界的原初理解幷非把事物理解为客体，而是理解为希腊如所谓的处境(pragmata)”，其问题本质不也同样源于这古老的“天人关系”？这些年越来越惊叹读书人经常敢对自己基本无知的东西“越界发言”——例如何以任何外行都具备了对“医学”指手画脚的魄力。那么，我们何必苛责主要从事治理西学的陈嘉映先生？主要从事治理中学的余英时先生依然要“郑重声明”：“我既不是为传统医学的理论与实践作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