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裁定“大处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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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裁定“大处方”
不久前，北京的蒋先生带着6岁的女儿去医院看感冒。医生一共开了17盒药，总价850元，包括15天剂量的口服液和7天剂量的4种感冒药。结果，第二天孩子的体温就恢复正常，而17盒药尚未服用。蒋先生很想搞明白：遭遇疑似“大处方”，患者该找谁裁定？对此，《人民日报》有评论认为：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
行医是一种使命，而非一门生意。只有远离商业气息，医生才有尊严。记得北京协和医院有一位妇产科医生，为了保住一名年轻患者的子宫，如同农夫在地里刨土豆一样，竟然剔除了419颗肌瘤，创造了协和妇产科的纪录。而在此前，几乎所有的医生都说只能摘除子宫。虽然剔除一个瘤子和400多个瘤子，收费并无差异，但医生依然竭尽全力，生怕遗漏一个瘤子。这种爱心和善意，闪耀着医学人文精神的光辉，体现了医生对生命的尊重，令人肃然起敬。
凡是医生，都必须坚持病人利益优先，始终把病人的需要放在首位，而不能让个人利益影响病人利益。按照公平正义原则，提供不必要的昂贵服务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因此，对于医生这个高尚的职业来说，唯有良心，才是检验“大处方”的“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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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处方”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综合问题，既有医德因素，也有体制因素。因此，管住“大处方”，既需要道德“软约束”，更需要制度“硬约束”。只有道德建设和制度监管并举，“大处方”才能真正消失。
——《人民日报》
医院“自备药店”为哪般？
为了遏制过度医疗，卫生主管部门对医院有“药占比”的考核指标，一般而言，医院被允许的“药占比”为45%。那么，如何才能既赚更多钱又不超红线？宁波这些医院给出的对策是开药店。
尽管药还是那些药，钱还是那些钱，但因为两条路径两本账，就再无超线违规之忧：“药占比”还是45%，甚至可以不足45%，但医院的钱却不但没少赚，且还可以越赚越多。废除“以药养医”是大势所趋，但如此“一院两制”的背后，却是变相的“以药养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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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府的“公益心”是医改成功的保证，那么医院的“公益心”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医院的“公益心”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医改的效果。没有“公益心”，就难以对既得利益的自我剥夺，而移花接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则几乎是必然的，医院“自备药店”显然是最新的例证。
——人民网
近日有媒体报道，在宁波一些医院，为了不让药品收入“肥水流入外人田”，除了原有药房，还在院内开了药店。不少病人拿着盖章的处方单到药店配药。对此，人民网有评论认为：政府的“公益心”是医改成功的保证，那么医院的“公益心”亦是医改成功的前提。
上调手术费，看病会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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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鹏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医卫界人大代表建议尽快出台方案上调手术费和护理费，以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
当前，在药品被指价高、医院和医生被指职业道德滑坡的情况下，提议上调医生手术费和护士护理费价格，显得不适时宜。而且，手术费作为就医看病的一大费用，其本身就已经不低，如果再上涨，无疑会加重“看病贵”问题。
事实上，作为一名医卫界的人大代表，呼吁提高手术费、护理费不足为怪。但其理论与现实依据，显然不够充分。这位人大代表认为，医生的技术太便宜，比如做一个肺叶切除，北京地区的价格是800元，而做支气管缝合，需要用的缝合器就要3000～4000元。技术价格和用品价格差距很大，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严重地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这话有一点像此前广东某政协委员的说法：“医务人员的工资应该比别人高出5~10倍，这样的医生才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医改才能成功。”这明显属于“高薪养廉”的理论，有一点“医生就该高收入”、“手术费就该贵”、“穷人就该看不起病”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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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就算目前医务人员劳动价值得不到体现，那也不应该通过上调手术费的办法，将费用转嫁给患者。医院应提高医生的工资收入，国家财政应给予保障，这样才能既减轻老百姓看病负担，又能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如果直接将医生收入与手术费用挂钩，无疑会加重“看病贵”问题。此外，上调手术费是否也该同时规范医生吃回扣、拿红包的问题？
国家正在致力于降房价、降物价、促改革、增收入，以求减轻民众负担。在这样的情况下，若要“上调医生手术费和护士护理费价格”，是否该缓行？
医院“过度XX”需要法“治” 等
医院“过度XX”需要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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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血管病人被过度植入7个支架!诸如此类的“过度植入”、“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医疗领域的“过度XX”问题，不是哪家医院的特有行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面对“过度XX”现象，我们的治理措施很散乱，如在新医改方案中，规范的是“过度用药”；在某些法律中，针对的是“过度检查”；还有的没有针对性治理措施，如“过度植入”等。因此，针对医疗领域“过度XX”，理应拿出统一的治理方案，并纳入法治轨道。同时，对有关行为人要重罚，如该给予经济处罚就处罚，该吊销医院和医生执照和资格的要坚决吊销。尤其是要对黑心医院、黑心医生进行曝光。
总之，治理医疗领域的“过度XX”，除了需要媒体的大胆揭露和监管者的努力外，更需要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依法予以整治。
——《济南日报》
一个心血管病人被过度植入7个支架!而诸如此类的“过度植入”、“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问题屡有报道。对此，《济南日报》有评论认为：针对医疗领域“过度XX”，理应拿出统一的治理方案，并纳入法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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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屡被骗 监管难辞咎
仔细分析这两起事件，其实不法分子的手段并不高明。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监管部门装聋作哑。哈尔滨阿城区阿继医院在医保管理部门的眼皮底下常年骗保，明眼人一眼就能看明白，医保部门和医院内外勾结，监守自盗。郑州市医保费让医院成了“提款机”，和管理部门严重失职不能没有关联。
管理工作和打仗一样，武器再好，堡垒再坚固，握武器的士兵睡大觉，敌人来了自然如入无人之境。
监管部门不尽责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相关的处罚太软。郑州市医保中心主任尚民生指出，一旦发现违规行为，除了追回违规资金、扣除服务质量保证金外，很少有其他有效措施，停止医保定点资格就是处以“极刑”了。这么软的处罚，难怪一些不自觉的人敢频频向公共利益伸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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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
近日，分别发生在哈尔滨和郑州的两起骗取医保的恶性事件，经媒体曝光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医保经费管理工作的关注。对此，《人民日报》有评论认为：守护“保命钱”，需要加大处罚力度。让骗取医保的医院一伸手就被罚得底朝天，翻不了身；让装聋作哑的监管人员不敢玩忽职守，监守自盗。
“7个支架”事件对医改的警示
在新闻中，“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是作为一个事例叙述的。我们觉得，必须好好解剖这个典型，从而让我们看到医改究竟要抓什么。
, 百拇医药 提起过度医疗，我们就知道滥用抗生素，医生开大处方，于是治理的办法是围绕用药做文章。一些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甚至出台规定，考核医疗机构药品收入占业务收入比重。现在看来，“过度医疗”不仅仅是“药”问题，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多开耗材等等。结果，药品消费是少了，但检查、器械、耗材消费上去了。因此，监管不能顾此失彼，此消彼长。 另外，现在把许多问题都归结为体制，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体制问题并不是全部，不能用体制问题掩盖其他问题。以一个病人放7个支架为例，此事暴露了医院管理混乱和医生道德沦丧的大问题。
——《扬子晚报》
近期，济南一个心血管病人被放7个支架的消息引发社会热议。对此，《扬子晚报》有评论认为：要好好解剖“7个支架”事件，以更好地推进医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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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变脸的“以药补医”
据报道，山东省卫生部门要求降低“用药收入比重”，一些公立医院就提高“设备检查收入比重”。济南一个心血管病人就被放7个支架。对此，《人民日报》有评论认为：药占比下来了，检查、耗材占比上去了，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事，我们不能再干了。只有彻底改革以药补医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一个病人装7个支架，比我国人均1.7个的使用率高出3倍多，这是典型的过度医疗，变脸的“以药补医”。这种变脸的“以药补医”更值得警惕，患者所要付出的经济成本更高。
相对于医疗器械来说，药品的管理已越来越严格。公立医院采购的所有药品均由省级招标机构统一招标，对于基本药物目录外的药品，医院严格按照规定加价15%销售，从价格制定到销售，医院已经没有太大的获益空间。因此，一些医院便在医疗器械上做文章，尤其是高值耗材，如心脏科、骨科耗材等因为价高、用量逐年增大，成为创收大户。有专家统计发现，从2000年～2010年，全国公立医院医用耗材的使用量以年均23%的高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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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关键，一是调整医疗技术收费标准，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让医务人员获得合理收入。二是实行医药分开，药品、医疗器械的收入不再与医院的生存状况相关。三是严格检查设备的准入机制，把医疗器械纳入统一招标范畴。
——《人民日报》
取消以药补医是“一盘棋”
在推进医改的过程中，由于公立医院补偿机制改革缺乏整体性、系统性，使得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可见，取消以药补医是“一盘棋”，而不是一个“子”，需要谋全局而不是谋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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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改革目前按“人头数或床位数”对公立医院进行补偿的模式，建立与公立医院业务量、服务质量与医疗资源利用效率等指标相结合的补偿模式，形成“养事不养人”的投入新机制。
其次，改革医疗服务价格。医疗服务收费低于其成本，医务人员劳动得不到合理补偿，使医疗服务收费这一补偿渠道非但没有起到补偿作用，反而造成基本医疗服务收费收不抵支，加大公立医院的亏损。可见，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公立医院以药补医的模式，必须理顺医疗服务价格，使之补偿医疗服务的社会平均成本。——《人民日报》
当前，在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性弊病是以药补医。对此，《人民日报》有评论认为：取消以药补医是“一盘棋”，而不是一个“子”，需要谋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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