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利益链的调查
□ 本报记者 李 帅
“暴利”的诱惑
非法收药人员在上海、北京、杭州、沈阳等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城市收药，再将收上来的药品卖给偏远地区的药店或医疗机构。在药品的流动过程中，大城市的医院、医保参保人、非法收药人员、偏远地区的药店和医疗机构，以及购买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而在这条利益链的背后，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污垢。
“暴利”的诱惑
2009～2011年，随着医改的深入，北京市在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封顶线、扩大报销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调整。
最近一次提高“报销比例”是在2010年5月1日，北京将该市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在社区门诊的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统一提高到90%。其中，在职职工的报销比例由70%调整为90%，70岁以下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由85%调整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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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北京参保人仅用1折的价格就可以从社区医院购买到药品。“此举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但同时，巨大的价差也带来了诱惑。”一些参保人开始违规使用医保卡，大量开药卖给非法收药人员。
据一位药监稽查人员介绍，其在打击非法收售药品行为过程中曾发现三种违规使用医保卡的情形：第一种，和非法收药人员勾结的持卡人要求医保定点单位的医生开“大处方”，在留取自用药量后，将剩余药品以实际价格的50%左右卖给非法收药人员；第二种，非法收药人员租用持卡人的医保卡，持卡人每月收取约400～500元的租金，收药人员用其医保卡大量开取所需药品；第三种，非法收药人员向持卡人提供所需药品清单，其中大部分为昂贵的抗肿瘤药物，持卡人定期到医院开药，再将药品或药盒卖给收药人员从中牟利。
非法收药人员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收来药品，然后将收上来的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或销售给偏远地区的药店和诊所。整个过程中，巨大的利润空间保证了这一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参保人、非法收药人员、销售这些药品的药店和诊所都有利可图。
, 百拇医药
无疑，由于利润空间大，越是医保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就越容易成为非法收药行为的重灾区……
尽管上海市城镇职工的门诊报销比例低于北京，依据年龄和参加工作时间不同介于50%～70%之间，但退休人员在社区医疗机构门诊医疗费用的比例最高也达到了90%。而自今年4月1日开始，上海新调整了城镇医保门诊政策，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一边是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一边是从2007年即开始对非法收售药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其中，仅2010年上海破获的一起非法收售药品案，涉及医保卡就达200余张，涉案总金额逾400万元。
在杭州，该市在职人员在一、二、三级医院门诊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为84%、80%和76%；退休人员为88%、85%和82%。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同样也使杭州对非法收药人员充满了吸引力。仅2007年下半年，杭州打掉的两个非法回收销售医保药品团伙，其涉药金额就分别高达1000万元和4500多万元。前不久，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又联合当地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吴荔明团伙非法经营药品大案”，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本案中，617元一盒的抗排异救命药“骁悉”，肾移植“患者”用医保卡花18.51元从医院购入，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以500~600元不等的价格翻倍转卖至民营医院。仅倒一次手，一盒“骁悉”，药贩就获利300～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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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代价
2011年，相比于北京高达90%的社区医院门诊报销比例，浙江省东阳市的参保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门诊就诊西医西药项目的报销比例最高不超过30%。实际上，除了102个山区村报销比例为30%外，其余参保人在社区门诊就诊西医西药项目的报销比例仅为20%。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和东阳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至少能看出同地区间医疗保障水平的悬殊差距。”一位业内人士说，不同地区间的医保水平不平衡，城镇医保和新农合的医保水平同样也不平衡。
而除此之外，部分地区门诊统筹封顶线不高，也加大了这种差距。以湖北宜昌为例，按其2011年的医保政策，虽然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比例当年由40%提高至50%，但每年最高只能报销200元的门诊统筹费用。
这样一来，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患者就只能自费购买大部分药品。“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北京一名参保人将从社区医院以一折的价格购买的药品，加价至3折卖给药贩，药贩加价至5折卖给某地的一家药店，药店加价至七折销售。如果当地门诊报销比例是20%，患者去医院开药实际要花相当于八折的价格。所以，尽管经过了层层加价，非法收售的药品价格可能仍然具有竞争力。又或者，该患者已经超过了年度最高报销限额，在需要全部自费的情况下，他更可能选择药店销售的七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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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于肿瘤、器官移植等动辄成千上万元的高价药品，除参保人和药贩勾结开药外，这类药品的来源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患者康复后，没用完的药；另一种是，危重病人死亡后，剩余的没用完的药。由于收购价低，药贩可以以较低的价格销售。但不同地区医保报销目录差异较大，在报销范围有限的地区，消费者只能自费购买这些高价药，自然越便宜越好。
“所以，只要医疗保障水平不均衡，不同地区在医保报销比例、封顶线、报销范围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非法收售药品行为就仍然有市场”，一位稽查人员说。
利益均沾
从医院到参保人，从药贩到销售这些药品的诊所和药店，再到这些药品的消费者，甚至还包括参与其中的不法医药批发公司，这条利益链中的每个环节，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无一不是既得利益者，而唯一吃亏的只有国人的救命钱——医保基金。
医院更多在充当被动受益者的角色，参保人参与其中则往往因为难敌诱惑，上述稽查人员说：“对于一个退休在家的老人，如果违规使用医保卡就能带来每月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的‘额外收入’，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抵挡的诱惑”。
至于药贩则是串起整串利益链的人，也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涉案金额过千万元的非法收售药品案件为数不少，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打击力度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非法收售药品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百拇医药
“暴利”的诱惑
非法收药人员在上海、北京、杭州、沈阳等医疗保障水平较高的城市收药，再将收上来的药品卖给偏远地区的药店或医疗机构。在药品的流动过程中，大城市的医院、医保参保人、非法收药人员、偏远地区的药店和医疗机构，以及购买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而在这条利益链的背后，藏匿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污垢。
“暴利”的诱惑
2009～2011年，随着医改的深入，北京市在提高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封顶线、扩大报销范围等方面进行了多次调整。
最近一次提高“报销比例”是在2010年5月1日，北京将该市在职职工和退休人员在社区门诊的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统一提高到90%。其中，在职职工的报销比例由70%调整为90%，70岁以下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由85%调整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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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北京参保人仅用1折的价格就可以从社区医院购买到药品。“此举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医疗负担，但同时，巨大的价差也带来了诱惑。”一些参保人开始违规使用医保卡，大量开药卖给非法收药人员。
据一位药监稽查人员介绍，其在打击非法收售药品行为过程中曾发现三种违规使用医保卡的情形：第一种，和非法收药人员勾结的持卡人要求医保定点单位的医生开“大处方”，在留取自用药量后，将剩余药品以实际价格的50%左右卖给非法收药人员；第二种，非法收药人员租用持卡人的医保卡，持卡人每月收取约400～500元的租金，收药人员用其医保卡大量开取所需药品；第三种，非法收药人员向持卡人提供所需药品清单，其中大部分为昂贵的抗肿瘤药物，持卡人定期到医院开药，再将药品或药盒卖给收药人员从中牟利。
非法收药人员通过上述几种方式收来药品，然后将收上来的药品在互联网上销售，或销售给偏远地区的药店和诊所。整个过程中，巨大的利润空间保证了这一链条上的每个环节——参保人、非法收药人员、销售这些药品的药店和诊所都有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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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由于利润空间大，越是医保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就越容易成为非法收药行为的重灾区……
尽管上海市城镇职工的门诊报销比例低于北京，依据年龄和参加工作时间不同介于50%～70%之间，但退休人员在社区医疗机构门诊医疗费用的比例最高也达到了90%。而自今年4月1日开始，上海新调整了城镇医保门诊政策，报销比例进一步提高。一边是高水平的医疗保障，一边是从2007年即开始对非法收售药品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其中，仅2010年上海破获的一起非法收售药品案，涉及医保卡就达200余张，涉案总金额逾400万元。
在杭州，该市在职人员在一、二、三级医院门诊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分别为84%、80%和76%；退休人员为88%、85%和82%。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同样也使杭州对非法收药人员充满了吸引力。仅2007年下半年，杭州打掉的两个非法回收销售医保药品团伙，其涉药金额就分别高达1000万元和4500多万元。前不久，杭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又联合当地公安部门破获一起“吴荔明团伙非法经营药品大案”，涉案金额1000余万元。本案中，617元一盒的抗排异救命药“骁悉”，肾移植“患者”用医保卡花18.51元从医院购入，以200多元的价格卖给药贩子，药贩子再以500~600元不等的价格翻倍转卖至民营医院。仅倒一次手，一盒“骁悉”，药贩就获利300～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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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相比于北京高达90%的社区医院门诊报销比例，浙江省东阳市的参保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服务站门诊就诊西医西药项目的报销比例最高不超过30%。实际上，除了102个山区村报销比例为30%外，其余参保人在社区门诊就诊西医西药项目的报销比例仅为20%。
“从全国范围看，北京和东阳算是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至少能看出同地区间医疗保障水平的悬殊差距。”一位业内人士说，不同地区间的医保水平不平衡，城镇医保和新农合的医保水平同样也不平衡。
而除此之外，部分地区门诊统筹封顶线不高，也加大了这种差距。以湖北宜昌为例，按其2011年的医保政策，虽然普通门诊统筹报销比例当年由40%提高至50%，但每年最高只能报销200元的门诊统筹费用。
这样一来，长期吃药的慢性病患者就只能自费购买大部分药品。“现在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北京一名参保人将从社区医院以一折的价格购买的药品，加价至3折卖给药贩，药贩加价至5折卖给某地的一家药店，药店加价至七折销售。如果当地门诊报销比例是20%，患者去医院开药实际要花相当于八折的价格。所以，尽管经过了层层加价，非法收售的药品价格可能仍然具有竞争力。又或者，该患者已经超过了年度最高报销限额，在需要全部自费的情况下，他更可能选择药店销售的七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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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用于肿瘤、器官移植等动辄成千上万元的高价药品，除参保人和药贩勾结开药外，这类药品的来源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患者康复后，没用完的药；另一种是，危重病人死亡后，剩余的没用完的药。由于收购价低，药贩可以以较低的价格销售。但不同地区医保报销目录差异较大，在报销范围有限的地区，消费者只能自费购买这些高价药，自然越便宜越好。
“所以，只要医疗保障水平不均衡，不同地区在医保报销比例、封顶线、报销范围等方面还存在差距，非法收售药品行为就仍然有市场”，一位稽查人员说。
利益均沾
从医院到参保人，从药贩到销售这些药品的诊所和药店，再到这些药品的消费者，甚至还包括参与其中的不法医药批发公司，这条利益链中的每个环节，无论被动还是主动，无一不是既得利益者，而唯一吃亏的只有国人的救命钱——医保基金。
医院更多在充当被动受益者的角色，参保人参与其中则往往因为难敌诱惑，上述稽查人员说：“对于一个退休在家的老人，如果违规使用医保卡就能带来每月几百元甚至是上千元的‘额外收入’，这显然不是一个轻易就能抵挡的诱惑”。
至于药贩则是串起整串利益链的人，也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既得者，涉案金额过千万元的非法收售药品案件为数不少，仅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在打击力度如此之大的情况下，非法收售药品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