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医患矛盾产生的原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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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5日
【摘要】 医患关系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过程中产生、为战胜一个共同的敌人——“病魔”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医者提供技术支持，患者按照医者之方案，配合医者取得身心健康。整个过程中，既要靠“医者”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与积极配合。
【关键词】 医患关系 矛盾起源 解决思路
医患关系这样一支互惠互利的“友军”，缘何变为成“敌我”矛盾，甚至于医院要配备武装防暴治安队针锋相对，何也？利益冲突作怪也。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社会“诚信”之缺失。
一、矛盾起源
1、过度检查令人不满。在治疗前的检查项目多，有些项目，看似根本与病症无关，造成患者极度反感。其实，病症表象与病因并不一定相关，甚至患者有可能患有其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疾病。如今年4月发生在广州的中大博士因感冒看急诊打吊针次日便离奇过世事件，死因是患者心肌出现了细胞浸润，心脏的传导系统已全部坏死，简单地说，患者真正的死因是“急性重症心肌炎”，该病能抢救过来的机率微乎其微，死亡率非常之高。如果，现在也许只能说如果了，治疗该患者的感冒症状之前，医院对其多做几项检查，也许结果就不是这样了，至少，医院可以不用面对死者家属的索赔申诉。但是，假如医院对每一位感冒患者都要求做心电图亦或其他检查，以便对症治疗，又会不会引发医院“过度检查”的争议？类似患者在因手术、输血、输液等医疗行为后，造成身心受损而向医院索赔，医院却无法证明患者之前的状况，导致百口莫辨的事件比比皆是且屡屡发生，可以说，医院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无休止的医疗责任纠纷中，医者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那就是“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宁可全查，也不敢漏查”，为的就是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正是患者的过激行为，助长了医院过度检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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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缺乏信任，沟通不足产生积怨。医生，一种曾经无限风光的职业，在患者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曾几何时，沦落为了一种“危险”职业，刁难、责问、屠刀均指向了这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常见的医患纠纷中，“沟通不足”是主因。如青岛有位72岁老太做微创术前被强制化验梅毒，引发家属不满，专家解释确有必要进行化验，为的是防止交叉感染，但医生有提前告知病人的义务；今年3月的哈医大血案，医生在做了充分沟通解释的情况下，患者家属仍“觉得医生是在故意刁难他，不给他看病”，心生不满造成了血案。但是，如果医生要向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病理和检查、治疗方案，做足沟通让患者及家属满意，在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的今天，其结果有两个，一是急症患者恐延误治疗，造成更大的损害；二是延长了其他患者候诊时间，加剧“看病难”现象。这就要求双方相互信任。
3、看病贵令人“病不起”。现在在医院做检查，B超能解决的要做彩超，CT可解决有用MR，基本上动则使用先进的大型设备，用药则合资生产、原装进口，一个普通感冒下来，一、二百元是常事，原先用开的国产便宜药品大多“绝迹”，使得工薪阶层大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公立医院的牟利性，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不都说公立医院是“非盈利性”的机构吗？其实不然，以某县级医院为例，全院职工总数355人，其中：在职261人，离退休94人。人均工资1800余元/月，在职职工工资不过近1700元/月、人，离退休人员退休金2200元/月、人，单是发工资，一年就要770万元左右，而财政预算年度拨款仅200余万元，资金缺口500多万元要靠自己挣，还有基本的办公用具、水电、医用设备保养维护等费用从何来？并且，各省均设有省级药品招标采购委员会，公立医疗单位必须在该机构确定的药品品种和价格之内采购，价格只能低不得高。“看病贵”，谁之错？
, 百拇医药
二、深层原因
大检查、大处方的确存在，让患者“吃不消”，对医院来说，除了可以更清晰地确诊病情、为医疗纠纷“举证倒置”做足准备之外，经济利益是一大因素，但更多的是制度的问题。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有两大幕后推手，有意无意地将医患关系矛盾化。
1、政府。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理念、淡薄的法治观念、维稳的政绩需求，导致了医患纠纷频发。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市场化。将原本“公益”性质的大众利益，交由市场决定其“生死存亡”，推高了医疗价格，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惩，助长了患者不论有理无理、不循法律途径进行“讨说法”的“嚣张”气焰；三是以“维稳”之名，不论是非，凡医疗纠纷，一概以“锄强扶弱”的“侠义”心肠，责令医院赔款了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患者寻求“医闹”机会。最明显的是今年6月下旬发生福建南平的严重医患冲突并引发械斗事件，缘起于一“肾积水并尿毒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后家属聚纵闹事，扣押并殴打砍伤医护人员，打砸科室使整个医院陷于瘫痪状态，导致6人受伤。市政府出面的结果，是第一时间要求医方立即支付患者家属21万元，并退还死者家属所交的全部医疗费用6000元。理由便是：鉴于再不尽快解决此恶性纠纷，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这是当下医患关系恶化、纠纷不断的典型事件，该事件进一步论证了患者得到政府“鼓励”后产生的不良心态：尽量将事情闹大，越大越可以引起政府领导“重视”； “法不责众”，人越多参加越安全，得到的“赔偿”就越多；无论有理无理、亦或是非对错，只要敢闹，就能得到“赔偿”。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是这个道理。
2、媒体。在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监督方面，媒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加了社会透明度，使得社会公众明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但在医患纠纷中，大量为吸引眼球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太多，正如去年深圳“八毛门”事件中，社会公众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是：医院建议患儿做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遭到了家长的拒绝，到另外一所医院仅以0.8元的代价，即缓解了孩子症状。10万元与0.8元的巨大反差，引起公众对医院“过度治疗”的高度质疑，“看病贵”、“过度治疗”再次成为焦点，从媒体到社会公众，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指责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整个事件中，媒体不是做一个合法权益应循合法途径维护的“善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围观、起哄，甚至煽动不良情绪的推手，可以说，在愈演愈烈的医患纠纷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 百拇医药(江秀群)
【关键词】 医患关系 矛盾起源 解决思路
医患关系这样一支互惠互利的“友军”，缘何变为成“敌我”矛盾，甚至于医院要配备武装防暴治安队针锋相对，何也？利益冲突作怪也。其深层次的根源在于社会“诚信”之缺失。
一、矛盾起源
1、过度检查令人不满。在治疗前的检查项目多，有些项目，看似根本与病症无关，造成患者极度反感。其实，病症表象与病因并不一定相关，甚至患者有可能患有其他自己都不知道的疾病。如今年4月发生在广州的中大博士因感冒看急诊打吊针次日便离奇过世事件，死因是患者心肌出现了细胞浸润，心脏的传导系统已全部坏死，简单地说，患者真正的死因是“急性重症心肌炎”，该病能抢救过来的机率微乎其微，死亡率非常之高。如果，现在也许只能说如果了，治疗该患者的感冒症状之前，医院对其多做几项检查，也许结果就不是这样了，至少，医院可以不用面对死者家属的索赔申诉。但是，假如医院对每一位感冒患者都要求做心电图亦或其他检查，以便对症治疗，又会不会引发医院“过度检查”的争议？类似患者在因手术、输血、输液等医疗行为后，造成身心受损而向医院索赔，医院却无法证明患者之前的状况，导致百口莫辨的事件比比皆是且屡屡发生，可以说，医院稍有不慎，便会陷入无休止的医疗责任纠纷中，医者不得不采取自我保护措施，那就是“可查可不查的一定要查”、“宁可全查，也不敢漏查”，为的就是规避不必要的风险，正是患者的过激行为，助长了医院过度检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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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方缺乏信任，沟通不足产生积怨。医生，一种曾经无限风光的职业，在患者面前有着绝对的权威，曾几何时，沦落为了一种“危险”职业，刁难、责问、屠刀均指向了这个“救死扶伤”的职业。在“过度检查”、“过度治疗”等常见的医患纠纷中，“沟通不足”是主因。如青岛有位72岁老太做微创术前被强制化验梅毒，引发家属不满，专家解释确有必要进行化验，为的是防止交叉感染，但医生有提前告知病人的义务；今年3月的哈医大血案，医生在做了充分沟通解释的情况下，患者家属仍“觉得医生是在故意刁难他，不给他看病”，心生不满造成了血案。但是，如果医生要向每一位患者详细解释病理和检查、治疗方案，做足沟通让患者及家属满意，在医疗资源配置不足的今天，其结果有两个，一是急症患者恐延误治疗，造成更大的损害；二是延长了其他患者候诊时间，加剧“看病难”现象。这就要求双方相互信任。
3、看病贵令人“病不起”。现在在医院做检查，B超能解决的要做彩超，CT可解决有用MR，基本上动则使用先进的大型设备，用药则合资生产、原装进口，一个普通感冒下来，一、二百元是常事，原先用开的国产便宜药品大多“绝迹”，使得工薪阶层大有“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感觉。公立医院的牟利性，引发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不都说公立医院是“非盈利性”的机构吗？其实不然，以某县级医院为例，全院职工总数355人，其中：在职261人，离退休94人。人均工资1800余元/月，在职职工工资不过近1700元/月、人，离退休人员退休金2200元/月、人，单是发工资，一年就要770万元左右，而财政预算年度拨款仅200余万元，资金缺口500多万元要靠自己挣，还有基本的办公用具、水电、医用设备保养维护等费用从何来？并且，各省均设有省级药品招标采购委员会，公立医疗单位必须在该机构确定的药品品种和价格之内采购，价格只能低不得高。“看病贵”，谁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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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层原因
大检查、大处方的确存在，让患者“吃不消”，对医院来说，除了可以更清晰地确诊病情、为医疗纠纷“举证倒置”做足准备之外，经济利益是一大因素，但更多的是制度的问题。在日益紧张的医患关系中，有两大幕后推手，有意无意地将医患关系矛盾化。
1、政府。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理念、淡薄的法治观念、维稳的政绩需求，导致了医患纠纷频发。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市场化。将原本“公益”性质的大众利益，交由市场决定其“生死存亡”，推高了医疗价格，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二是有法不依、违法不惩，助长了患者不论有理无理、不循法律途径进行“讨说法”的“嚣张”气焰；三是以“维稳”之名，不论是非，凡医疗纠纷，一概以“锄强扶弱”的“侠义”心肠，责令医院赔款了结，在某种程度上是在“鼓励”患者寻求“医闹”机会。最明显的是今年6月下旬发生福建南平的严重医患冲突并引发械斗事件，缘起于一“肾积水并尿毒症”患者在做完手术后出现呼吸功能衰竭，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死亡，其后家属聚纵闹事，扣押并殴打砍伤医护人员，打砸科室使整个医院陷于瘫痪状态，导致6人受伤。市政府出面的结果，是第一时间要求医方立即支付患者家属21万元，并退还死者家属所交的全部医疗费用6000元。理由便是：鉴于再不尽快解决此恶性纠纷，可能引发更大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这是当下医患关系恶化、纠纷不断的典型事件，该事件进一步论证了患者得到政府“鼓励”后产生的不良心态：尽量将事情闹大，越大越可以引起政府领导“重视”； “法不责众”，人越多参加越安全，得到的“赔偿”就越多；无论有理无理、亦或是非对错，只要敢闹，就能得到“赔偿”。俗话说得好“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就是这个道理。
2、媒体。在社会公众“知情权”和社会监督方面，媒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增加了社会透明度，使得社会公众明其然并知其所以然。但在医患纠纷中，大量为吸引眼球而不负责任的报道太多，正如去年深圳“八毛门”事件中，社会公众从媒体中得到的信息是：医院建议患儿做手术，全部费用需10万元，遭到了家长的拒绝，到另外一所医院仅以0.8元的代价，即缓解了孩子症状。10万元与0.8元的巨大反差，引起公众对医院“过度治疗”的高度质疑，“看病贵”、“过度治疗”再次成为焦点，从媒体到社会公众，基本上都是一边倒地指责医院，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整个事件中，媒体不是做一个合法权益应循合法途径维护的“善者”，而是充当了一个围观、起哄，甚至煽动不良情绪的推手，可以说，在愈演愈烈的医患纠纷事件中，媒体的作用“功不可没”。, 百拇医药(江秀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