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医生存及工作状态堪忧
中国社科院一项调查结果显示：
□ 本报记者 胡 芳
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研讨会。该中心副主任杜创博士代表中心课题组做了《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村医生存和工作状态堪忧，半数村医考虑转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或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11年9月通过互联网，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南、湖北、江苏七个省份开展了“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该调查历时一个月，共计回收问卷3409份。调查内容分为六大部分、97项、227个小问题，涉及村医所在地基本信息、所在村人口、医疗需求、卫生资源状况，以及村医的教育水平、收入情况，当地“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情况、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村医的影响，当地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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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考虑转行
调研结果基本勾勒出了村医的生活和工作概况。报告显示，职业资格水平低仍然是村医发展的掣肘。有49.96%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是在医卫院校毕业后回来创办卫生室成为村医的，有24.68%的人通过继承祖业的方式成为村医。乡镇卫生院应聘后派驻及所在村招聘的村医所占比例分别为7.77%和11.62%。在受访村医中，60%拥有执业医师执照，40%持有“乡村医生”证书。值得注意的是，受访村医中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比重仅为2%，约53%的村医没有职称。
调查显示，村医工作强度较大，平均每月休息时间为0.39天。由于公共卫生任务繁重，平均每名村医承担1328个人的建档任务。调查同时显示，村医也存在较大的职业风险——约35%的调查对象碰到过医疗风险(事故)，由于缺乏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风险完全由村医个人承担。
职业培训和养老状况也是村医普遍关心的问题。数据显示，村医平均每年接受培训2.3次，平均每次7.4天，但村医普通认为培训适用性不强：认为培训内容适用的仅占38%，认为几乎没用的占30%，还有32%的人认为不好说。针对养老保障，60.4%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对村医养老问题尚无任何说法；按乡镇干部或卫生院医生标准解决村医养老问题的占27.5%；享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的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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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由于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谱发生变化(感冒、高血压、糖尿病为常见病)，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明显增加。但由于村医学历结构偏低(71.93%为中专学历，本科以上学历者仅为1.5%)、性别结构失衡(女村医只占调查对象的8.35%)，以及村医对现状的不满意，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对职业的满意度调查中，96.04%的受访者对目前从事的村医工作表示很不满意，其中，准备彻底转行的村医占45.37%，准备进正规医院的占9.94%，40.73%的村医表示虽然不满意，但目前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仅1.45%的村医表示对工作非常满意。
近年收入锐减
调查发现，从2005年至2009年，村医的年收入一直保持在持续上升状态。而到2010年，村医的年平均收入从2009年的2.36万元下降为2.24万元。调查报告认为，基本药物制度以及“新农合”实施后，财政补偿资金不到位，以及各种乱摊派、截留拖欠政府各种补贴，使得村卫生室收入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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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26.7%的被调查村卫生室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其中有73%的村医认为，目录无法满足用药需求，病人流失严重。据调查，村医过去习惯使用的药品中约有42.5%未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因为药品品种有限，患者不去村卫生室就医的比例高达72.5%。调查报告认为，当患者在卫生室和在个体诊所、零售药店买药一样享受不到报销优惠，且卫生室药品种类又有限制时，患者会很自然地流向个体诊所、零售药店或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等可以销售非基本药物的机构。如此一来，患者负担没有明显降低或受益很小，村卫生室作为三级防保网的网底作用被大大削弱，基本药物制度引导合理用药、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调查还显示，实施零差率制度以前，村医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药品利润、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主要是公共卫生财政拨款)。其中药品加价收入是村卫生室收入的主要来源，高者可占其年收入的80%以上。实施零差率制度以后，村医的收入只能靠提供医疗服务和财政补贴。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4.8%的村医表示获得了零差率补偿；98.2%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村卫生室收入都出现下降，平均下降幅度高达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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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62.6%的被调查村卫生室被纳入“新农合”。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医药费用管理的若干意见》(卫办农卫发〔2005〕243号)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医药费用，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按时全额给付”。但此次调查显示，能够及时足额返还村医垫付资金的比例仅为55.1%，平均克扣金额为1750元，占其年收入的16.8%。拖欠问题更为严重，拨还周期在一个月以上的比例为73.9%。村医日常资金周转困难。另外，尚有16.2%的村医所在卫生室需要通过花钱或者找关系才能获得定点资质。
村医还面临各种“乱摊派”、检查、拖欠补贴的难题。21.8%的调查对象表示所在卫生室经常受到乡镇或当地村委会“乱摊派”，去年单次最高乱摊派费用平均为1696元。53%的村医拿到过政府购买的设备，设备平均名义价格为7661元，而村医平均自行采购价格为5280元。72.58%的受访者表示补贴会被领导“吃、拿、卡”(19.09%的人反映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村医被克扣拖欠的补贴种类繁多：31.48%的受访者主要被克扣计免补助；15.92%的人被克扣妇幼保健补助；11.81%的人被克扣卫生所所长补助。除了零差率制度补偿没有到位外，村医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也存在截留和拖欠问题。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主要由村医承担。以居民健康档案为例，从调查结果看，村医建立健康档案但实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比例至少在54%以上，已到位的平均补偿金额不足平均政策补偿额的一半。
杜创表示，为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除进行每年一次网络调查，形成第三方跟踪调查及评估机制外，还将选择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深入实地调查，以弥补网络调查的不足。, 百拇医药
□ 本报记者 胡 芳
3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在北京召开了“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研讨会。该中心副主任杜创博士代表中心课题组做了《新医改背景下的村医生存与工作状况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显示，村医生存和工作状态堪忧，半数村医考虑转行，农村基层医疗服务或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于2011年9月通过互联网，集中在河南、山东、河北、安徽、湖南、湖北、江苏七个省份开展了“中国乡村医生生存状况调查”。该调查历时一个月，共计回收问卷3409份。调查内容分为六大部分、97项、227个小问题，涉及村医所在地基本信息、所在村人口、医疗需求、卫生资源状况，以及村医的教育水平、收入情况，当地“新农合”和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情况、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村医的影响，当地政府在医改中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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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数考虑转行
调研结果基本勾勒出了村医的生活和工作概况。报告显示，职业资格水平低仍然是村医发展的掣肘。有49.96%的调查对象表示，自己是在医卫院校毕业后回来创办卫生室成为村医的，有24.68%的人通过继承祖业的方式成为村医。乡镇卫生院应聘后派驻及所在村招聘的村医所占比例分别为7.77%和11.62%。在受访村医中，60%拥有执业医师执照，40%持有“乡村医生”证书。值得注意的是，受访村医中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比重仅为2%，约53%的村医没有职称。
调查显示，村医工作强度较大，平均每月休息时间为0.39天。由于公共卫生任务繁重，平均每名村医承担1328个人的建档任务。调查同时显示，村医也存在较大的职业风险——约35%的调查对象碰到过医疗风险(事故)，由于缺乏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医疗风险完全由村医个人承担。
职业培训和养老状况也是村医普遍关心的问题。数据显示，村医平均每年接受培训2.3次，平均每次7.4天，但村医普通认为培训适用性不强：认为培训内容适用的仅占38%，认为几乎没用的占30%，还有32%的人认为不好说。针对养老保障，60.4%的受访者表示政府对村医养老问题尚无任何说法；按乡镇干部或卫生院医生标准解决村医养老问题的占27.5%；享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待遇的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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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发现，由于当前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疾病谱发生变化(感冒、高血压、糖尿病为常见病)，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明显增加。但由于村医学历结构偏低(71.93%为中专学历，本科以上学历者仅为1.5%)、性别结构失衡(女村医只占调查对象的8.35%)，以及村医对现状的不满意，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明显不足，甚至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在对职业的满意度调查中，96.04%的受访者对目前从事的村医工作表示很不满意，其中，准备彻底转行的村医占45.37%，准备进正规医院的占9.94%，40.73%的村医表示虽然不满意，但目前没有其他合适的工作，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仅1.45%的村医表示对工作非常满意。
近年收入锐减
调查发现，从2005年至2009年，村医的年收入一直保持在持续上升状态。而到2010年，村医的年平均收入从2009年的2.36万元下降为2.24万元。调查报告认为，基本药物制度以及“新农合”实施后，财政补偿资金不到位，以及各种乱摊派、截留拖欠政府各种补贴，使得村卫生室收入锐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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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26.7%的被调查村卫生室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其中有73%的村医认为，目录无法满足用药需求，病人流失严重。据调查，村医过去习惯使用的药品中约有42.5%未被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因为药品品种有限，患者不去村卫生室就医的比例高达72.5%。调查报告认为，当患者在卫生室和在个体诊所、零售药店买药一样享受不到报销优惠，且卫生室药品种类又有限制时，患者会很自然地流向个体诊所、零售药店或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等可以销售非基本药物的机构。如此一来，患者负担没有明显降低或受益很小，村卫生室作为三级防保网的网底作用被大大削弱，基本药物制度引导合理用药、有效控制医药费用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调查还显示，实施零差率制度以前，村医的收入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药品利润、医疗服务收入和财政补贴(主要是公共卫生财政拨款)。其中药品加价收入是村卫生室收入的主要来源，高者可占其年收入的80%以上。实施零差率制度以后，村医的收入只能靠提供医疗服务和财政补贴。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4.8%的村医表示获得了零差率补偿；98.2%的实施基本药物零差率的村卫生室收入都出现下降，平均下降幅度高达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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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62.6%的被调查村卫生室被纳入“新农合”。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医药费用管理的若干意见》(卫办农卫发〔2005〕243号)规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对定点医疗机构所发生的医药费用，经审核符合规定的，应按时全额给付”。但此次调查显示，能够及时足额返还村医垫付资金的比例仅为55.1%，平均克扣金额为1750元，占其年收入的16.8%。拖欠问题更为严重，拨还周期在一个月以上的比例为73.9%。村医日常资金周转困难。另外，尚有16.2%的村医所在卫生室需要通过花钱或者找关系才能获得定点资质。
村医还面临各种“乱摊派”、检查、拖欠补贴的难题。21.8%的调查对象表示所在卫生室经常受到乡镇或当地村委会“乱摊派”，去年单次最高乱摊派费用平均为1696元。53%的村医拿到过政府购买的设备，设备平均名义价格为7661元，而村医平均自行采购价格为5280元。72.58%的受访者表示补贴会被领导“吃、拿、卡”(19.09%的人反映这种现象经常发生)。村医被克扣拖欠的补贴种类繁多：31.48%的受访者主要被克扣计免补助；15.92%的人被克扣妇幼保健补助；11.81%的人被克扣卫生所所长补助。除了零差率制度补偿没有到位外，村医的公共卫生服务补助也存在截留和拖欠问题。农村地区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主要由村医承担。以居民健康档案为例，从调查结果看，村医建立健康档案但实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比例至少在54%以上，已到位的平均补偿金额不足平均政策补偿额的一半。
杜创表示，为进一步完善调查报告，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除进行每年一次网络调查，形成第三方跟踪调查及评估机制外，还将选择部分地区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深入实地调查，以弥补网络调查的不足。,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