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艾滋血痰溅到之后(行医路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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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艾滋血痰溅到之后(行医路上)
亲历过折磨才能懂得艾滋患者心中的痛
在地坛医院工作10余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觉自己和艾滋病患者的心贴得这么近，这么想去帮助他们。我真想对他们说“相信我，我能帮助你们，因为我懂你们。”而这一切，来源于我这一个月来风风雨雨的亲身感受。
患者的血痰溅入我的眼中
一个多月前，在一个有些灰蒙蒙的日子里，一贯迷恋于“刀光血影”做操作的我，在为一名艾滋病感染患者做气管镜时，患者突然剧烈咳嗽起来，紧接着喷出的血痰溅入我的眼睛里。立刻，我心中一片空白。大量冲洗之后，自己几乎问遍了院内所有的艾滋病专家，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口服药物，进行阻断治疗。方案拿定，马上抽血、备案、取药，当我看着3粒大大的药片时，心中充满了苦涩。“这是为什么呀？”我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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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终于体会了什么叫“生不如死”。身为一个科室负责人，我还得继续工作，而且要尽量不让大家担心。开始服药的一周，腹泻成了我每天最主要的症状，一天大大小小不下10余次，仅过了3天，就有了脱水的感觉，周身酸软，疲惫不堪。不停的腹泻使我不敢去听课、不敢去开会、也不敢参加大家聚会，甚至连在科里多呆一会的勇气都没有了，我的身体和精神承受着双重的巨大折磨。
可怕的不良反应让我崩溃
自从出现了这次意外，我一直不敢让自己完全安静下来，总是不停地找事情做，生怕停下来更痛苦。三天过去了，身体出奇的疲惫，必须冷静思考一下究竟该如何面对了。
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面对风风雨雨，也总是坚强而自信。我告诉自己，这一关是能挺过来的。然而随后，诸多的药物不良反应一个接一个出现，食欲下降、恶心、呕吐、下肢麻木、头昏、乏力、皮疹……腿上的肌肉就像没有了一样，成天晕晕沉沉，茶饭不思。在第三周的时候，我开始持续低烧，验血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白细胞已经不足正常人的1/4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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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床上，我全身瘫软无力，总觉得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连动一下手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电话响了，可没有力气抬手去接，我感觉自己真的有些“崩溃”了。在这噩梦般的一周，妻儿每天晚上守着我，用含泪的目光鼓励我坚持吃药治疗。终于，体温退了下来，白细胞升了上来，自己又有力气站起来时，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味道。从出事到第30天，在我吃下最后一片药时，眼眶已经完全湿润了。
终于懂得了他们的苦
这件事让我开始了深深的思考：像我这样一个身体还算健康、年轻的普通人，服用抗HIV药物都有如此大的反应；那些感染艾滋的患者，在承受病痛折磨、世人歧视的同时，在接受唯一给他们希望的“特效药”治疗时，又将承受多大的痛苦呢？曾经我无从知晓，可现在我终于知道了，这一个月让我忽然觉得自己懂得了他们的苦。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思绪中拉了回来。原来，是一名重度缺氧的艾滋患者拒绝气管插管。我来到病人旁边，弓下身，轻轻地拉着他的手，在他耳边说：“我知道你的病，你现在病得很重，需要气管插管才能好转，相信我。”也许是我的举动使他感到“受宠”，他惊恐的眼神逐渐变得柔和，抓紧了我的手，好像生怕我跑了似的。我也使劲握了握他的手，笑了笑说：“放心吧，我会一直在的，我们一定能救你。”病人终于放开了抓着我的手，把头转向一边，这时，我看到他的眼中有一丝亮光在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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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液、镇静、肌松、插管，短短5分钟，操作顺利完成。看着远去的转运床，我心中感到了一种欣慰，也许最终这名患者可能救不回来，但是我为他留住了最后一丝生存机会。面对他们的信任，我想说：“艾滋患者，谢谢你们相信我，我想，我是懂你们的。”▲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王宇)
好医生就得有问必答(行医路上)
如果你是一滴水，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是否照亮了一片黑暗？……在总参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血液科，有一位大夫，总是面带微笑，耐心回应每一位患者，他就是“战士”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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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医生，有件事请你帮忙”，一位老大爷神色匆匆地找到施兵。“您说吧”，正在忙碌的施兵回过头温和地说。原来老大爷要帮已经出院的病友复印病历，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不是什么急事，可施兵却丝毫没有耽误，一一悉心解答，又怕老人年龄大、记不清，还特意带着他去看宣传栏里的“复印病历须知”。老大爷乐呵呵地走了，脸上的表情似乎在说，这下总算可以跟老病友交差了。
进入血液科工作后，施兵发现，网上寻求血液病帮助的病患很多，于是他便以“战士”为名，义务为网友解答问题。然而很快，他的免费服务遭到以盈利为目的的各网站封杀。2004年6月，几个曾经得到过“战士”帮助的血液病病友注册了“中国血液病论坛”，并邀请正在苦于无法为网友答疑的施兵担任总版主，提供义务专业咨询。没多久，全国各地的咨询帖纷纷发来，不仅问题五花八门，而且治疗理念也层出不穷。有时为了求证病例、精准解答，施兵不惜跑图书馆查阅文献、专著，甚至请教同行，只求寻得一个准确、经得起推敲的答案。“战士”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很多病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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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论坛已更名为更加温馨的“血液病家园”，而施兵这个“战士”，一如既往地耐心回答每一个问题。“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只要是我负责的病人，就要告诉他们得的是什么病，好不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不管病情轻重，对于病人而言都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医生应该有问必答，让病人看得明明白白。”▲ (本报特约记者 李 杰)
有尊严地为患者服务(医患之间)
去年夏天，我有幸被医院派遣到著名的台湾长庚纪念医院颅颜中心进修。通过在台湾的学习，我对医患关系有了更多的感悟，这也是我11年从医路上，首次对医患关系进行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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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去年8月份从台湾回到北京的。刚回来1个月，就发生了北京同仁医院女医生被砍17刀的暴行，此后，又出现“哈医大血案”、北京连发多起伤医事件……这类恶性事件一次次刺痛了医生同仁的心。
这让我不由想起台湾长庚医院的情形。那里有着我梦想的和谐的从医环境和医患关系。医生是受人尊重的，他们很纯粹，只需要一心一意看病和做研究。他们不用因患者“欠费”受处罚，因为大部分医疗费由“健保局”买单；他们不用为规避成为“被告”的风险而要求患者做全面检查，只需一门心思为病人解除病痛。在医院内部，护士、辅助科室、行政人员也都是以医生的需求为中心。为了一个手术中不常用的开口器，护士会找遍全院各个部门，只为给医生在手术过程中提供一点方便，以取得更好的手术效果。
我进修时的导师是前台湾长庚医院院长、国际颅颌面外科学会理事长陈昱瑞教授。他的诊室门口从没有患者守着要求加号或咨询。因为这里实行的是严格的预约挂号制。非住院患者要见上医生一面非常之难，只能通过预约挂号。而要想预约到知名专家的号，至少要提前两三个月，预约挂号费约为100元。一旦爽约则需要重新排队再等几个月。手术时间也是如此，所以很少有患者爽约。每次跟陈教授出诊前，我都能看到助理为他整理好一张单子，上面写着预约了多少位患者，谁是初诊、谁是复诊，大概病情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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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北京的三甲医院，不管是诊室、病房还是医生办公室门口，总是有患者等待的身影，他们一脸焦虑地想得到医生的帮助。有一次，我做完手术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正疲惫不堪地吃着午饭，就被来咨询的患者打断了3次，他们“我就请您看一眼，我就问一个问题”的请求，让我实在不忍心拒绝。可这一眼一问往往不是一两分钟，结果一顿10分钟左右的饭吃了近1小时。正如我们主任常说的：“做医生，上班有点儿，下班没点儿”。我几乎每天都是早上7点多上班，晚上7点下班，比我们更忙更辛苦的医生也不少。
我是整形外科医生，整体造型设计、面型雕塑及五官精雕等是我相对擅长的领域。相对来说，整形医生是最不容易取得患者信任的。整形外科是创造美的，而每个人对美的感受千差万别。患者对美的迫切需求可能更容易对手术效果不太满意。在台湾，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的医患沟通非常温和，医生会很诚恳地表达，虽已尽全力但仍未能给患者百分百满意的歉意，并客观地和患者讨论对策，如果再次手术也没有更多改善，大多数患者会表示理解。而在内地，患者一旦不满意，“为什么给我做成这样？你要负责任!”的责骂与抱怨，是经常要面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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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么多，绝非抱怨患者。因为我深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患关系恶化到现在这种地步，与医疗体制和医疗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不奢望短时间内，中国的从医环境得到彻底改变，但我期待，我们的体制能一年年好起来，我们医患之间的信任也能一点点打破坚冰得以重建。
我坚信一切都会慢慢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相信我们这个被冠以“白衣天使”称号的职业，终能告别“白眼狼”的骂名，有尊严地为患者服务，更加体面地生活。在我的从医生涯中，为患者解决病痛和尽力满足他们对美的追求，是我最大的成就感和价值感。不管如何，我依然深深地热爱着这份创造“美”的职业。▲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 卢建建博士)
妇产科一样“刀光血影”(行医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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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主任刘敏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专家简介
刘敏，主任医师，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主任。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分会产科感染与肝病学组委员，北京市妇幼卫生保健专家组成员，北京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家委员会专家，北京市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专家指导组专家，北京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专家库成员。
刘敏办公室桌的玻璃板下压着许多孩子的照片，这些都是乙肝妈喜得贵子后送给她的。“别看事后都是喜洋洋，刚来时心里有多少辛酸多少苦水啊”。说起这些求医的乙肝患者，想着她们看病就医的情形，听着他们欣喜地打来报喜电话，看着照片中已经长大的孩子，刘敏主任的脸上写满了慈祥与祝福。
乙肝患者也有权做母亲
2010年9月4日，北京地坛医院报告厅里分外热闹，50多名在这里出生的健康宝宝们回来探望医护人员。“阿姨好”、“看，我又长高啦”……，孩子们从1岁到10多岁不等，他们簇拥在刘敏主任身边，热情地向她问候。其中一个叫小萍的患者和她健康可爱的女儿，让刘敏回忆起了5年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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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31岁的小萍意外发现自己怀孕了，别人知道自己怀孕都是欣喜若狂，可小萍却是辗转反侧，整夜睡不着觉。小萍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而且已经出现了早期肝硬化，一直在进行乙肝抗病毒治疗。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家人就此展开了激烈讨论。
生一个健康宝宝是每个女人都有的愿望，小萍已经31岁了，2000年还做过卵巢手术，这次要是不要恐怕就再也不能做母亲了，可万一孩子不健康……矛盾不安中，小萍找到了刘敏主任。
“刘主任，我就相信您，如果您说这个孩子能要，我就要。”刘敏主任详细评估了小萍的身体状况，告诉她经过长期的抗病毒治疗，她身体状况良好，生育宝宝不会对身体造成影响。而且通过乙肝母婴阻断技术，98%的母婴可以阻断成功。刘主任给小萍制订了科学、个性化诊疗方案，一直鼓舞、陪伴着她走过了怀孕的每个阶段。
2005年2月2日，小萍产下一个漂亮的女婴，孩子1岁的时候，当拿到“健康”的检测结果时，小萍第一时间把喜讯和刘主任分享，她拍着宝宝红润润的小脸蛋，非要宝宝给刘阿姨笑一个，自己却已是泪流满面!如今，看着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小萍，刘敏主任感觉由衷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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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夫妻最简单的愿望就是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乙肝女性患者却很难实现这个简单的愿望。作为一名传染病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刘敏最简单的愿望就是帮助那些患有乙肝的妇女生育健康的孩子。而让刘敏主任痛心的是，在乙肝病毒携带者中，一部分人由于存在误区，不了解母婴阻断技术，不敢要孩子，丧失了做母亲的权力。而有些人是不重视，孕前没有正规地抗病毒治疗，怀孕后造成肝脏负担加重，这不仅会使得自己的病情加重，孩子也容易胎死宫内。一幕幕家庭惨剧冲击着刘敏的心，对患者的同情、对社会的责任感，让她感到肩头的担子。
无数个深夜，从家中赶到医院
人们常说：“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妇产科关系到母子两人的生命，成为医院风险最大、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要求最高的科室。由于随时都会有紧急情况发生，且大多数普通医院不具备收治条件，来自全国各地的传染病产妇们往往会选择地坛医院这样的专业医疗机构，所以“妇产科医生们的手机，从来都是24小时开着，随叫随到，节假日也不例外。”刘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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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小纪是京郊的农民，2010年8月19日上午，自然分娩了一个7斤多的大胖小子，所有人的高兴劲儿还没来得及释放，大出血就发生了，出现了产时发生率很低，但十分严重的羊水栓塞，这是一种复杂的产后出血，产妇迅速出现了失血性休克、神志障碍和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情况万分危急!当时正值中午，刘敏主任正在出门诊，接到电话后，刘主任一跑小跑来到产房，走上手术台的刘主任当机立断切除了子宫，抑制住了迅猛的出血，小纪转入ICU监护，对刘主任来说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产妇的情况牵动着她的心。
危险没有解除，产后第三天的晚上，小纪再一次出现阴道大出血，持续不止，刘敏主任再一次率领医务人员投入抢救中，并第三次启动了朝阳区危重孕产妇抢救网络。刘敏主任和多家医院的专家组成的团队，在深夜再次打响抢救小纪的战斗。
次日清晨4:20，当人们睡意正浓时，手术结束了，小纪的出血终于停止了。经过了59天的住院治疗，一个鲜活的生命在鬼门关转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宝宝等到了母亲的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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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染病姐妹手术不再难”
2000年，刘敏调入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在当时的老主任王玲的带领下，在解决乙肝患者、澳抗阳性携带者等传染病患者生产难的同时，逐步开展起各种妇产科手术。在这里手术的病人全都合并各种传染病，包括乙肝、丙肝、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手术难度较大，医生被感染的机会也多。
2011年8月30日中午，已经是刘敏主任的第三台手术了，这是一台艾滋病患者宫颈癌切除手术。这位来自外地的艾滋病患者在当地被诊断为宫颈癌，接诊医生说肌瘤较大，不能耽搁，需动手术。可当得知她是艾滋病人后，马上脸色一变，合上她的病历说：“我们这里不具备这样的消毒条件!”辗转多家医院的患者在“红丝带之家”的介绍下找到刘敏主任，给她做了手术。每天要面对无数的传染病患者，每月要做30多台这样高风险的手术，刘敏坦言自己是在“刀光血影”里度过的。
有人曾这样问刘敏：“您这样没日没夜的工作，而且每天手术都随时处于被乙肝等病毒感染的危险，家里人有没有意见，担心不？”刘敏笑笑说：“他们习惯了。”简单的一句“习惯了”，不仅说出了医务人员的工作特性，也饱含了刘敏对家人的愧疚和感谢。家里两次搬家，房子装修，都是爱人一个人忙活。孩子高考，别的家长都休息给孩子做饭，打气加油，刘敏却在手术台上。现在，刘主任的爱人最大的心愿就是等刘敏退休，全家人能一起出去旅游。“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要干好它，因为患者已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刘敏说。▲ (本报特约记者 王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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