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食品安全问题更可怕(时评) 等
放大食品安全问题更可怕(时评)
在崇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中国，越来越多的问题食品被媒体一一揭露出来，食品安全这根弦被越拉越紧。媒体关注食品安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事实上，这些年，确有不少“问题食品”、“有毒食品”是在经媒体率先披露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迅速查处，从而降低了其社会危害程度。
但要警惕的是，现在一些媒体在对食品安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喜欢将问题放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所有小问题都尽可能地做成大文章。去年个别种姜的农民，为了使姜的卖相好，销售前用硫磺熏制。有媒体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放大硫磺熏制的姜对人体的危害，结果造成部分消费者恐慌。今年入夏后，“市面上销售的多为打针西瓜，对健康危害很大”的传言不断，但经过《生命时报》和营养专家共同参与的实验证明，打针西瓜根本不可能存在。二是将国内外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不恰当的比较。比如，曾有媒体在报道个别饭店使用“地沟油”时，说“地沟油”在国外绝不可能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其实，该报道的记者不知道，“地沟油”也曾困扰日本等国的餐饮业。
, 百拇医药
我不能说，媒体放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发点完全是不良的。比如，有的媒体就是想通过放大，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使问题尽快得到处理。但是，不管出发点如何，一味放大、盲目放大的结果，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都是巨大的。今年夏天，打针西瓜的传言让海南许多瓜农提心吊胆，他们害怕和去年受膨大剂传言影响一样，新鲜的西瓜会无人问津。去年6月，受一则“使用乙烯利催熟香蕉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的影响，合理使用化学催熟类药品喷洒的海南香蕉大量滞销，价格几天之内就下跌50%，无辜蕉农惨遭“错杀”损失极大；2008年，一条“广元橘子剥皮后发现小蛆状病虫害，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的短信，也曾给果农带来惨重损失，事后证明，所谓的“小蛆状病虫害”只是很平常的虫害，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影响。
在食品安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的大环境下，将任何一条与此有关的信息加以放大，都有可能造成社会恐慌和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使无辜者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所有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都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既不能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更不能一味放大、盲目放大。▲
, 百拇医药
(作者为山东学者) (张铁鹰)
“天价粽子”别有用心(时评)
“粽子穿上黄金甲，几只飞入百姓家？奢侈浪费很不妥，连累端午少文化”。从2008年开始的端午假，让端午节的味道更浓了，粽子的市场也得到了培育发展。但与此同时，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也迅速出现：粽子正在步月饼的后尘，成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今年，一些粽子礼盒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
当然，在这些天价礼盒中，粽子基本上只是个幌子，与月饼礼盒相似，名酒名茶乃至更多的暗货才是其中的主角。所以，“天价粽子”至少已经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粽子。而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是谁在为这种奢侈埋单，“天价粽子”的竞相出现，都堪称一种恶俗。这是在中国近来流行的劣质送礼文化和低等商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生长出的一朵“奇葩”。
, http://www.100md.com
其实，流行久远的礼尚往来习俗，其本身并不是劣等的文化内容。但关于送礼，一直以来的要义，是情诚意敬，而不在奢靡浪费，如果礼尚往来成为经济负担，便与礼尚往来谬以千里了，自古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都是国人对此的生动阐释。以此观之，无论“天价月饼”，还是“天价粽子”，都使得礼尚往来赤裸裸地变成了比阔斗富，这种异化的礼品所表达的已经不能说是什么情谊或敬意，而更近乎贿赂和赎买。天价礼品风潮之下的礼尚往来习俗，如果还能被称为文化，也是灰色的。
从“天价月饼”再到“天价粽子”，最重要的推手，是某些商家投机心的炽盛及商业伦理的缺陷。对天价的月饼和粽子，市场上的真正需求并不多，但某些商家利用潜规则的流行，挖空心思拼命炒作，将一个个节日都当成商业促销的由头，每个节日都被注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的拜金气息和功利主义，乃至生生地把月饼和粽子炒作成了潜规则的载体、腐败的道具。这种商业操作，看似是商家的自由，其实却有违背公序良俗的嫌疑。因为价格越来越离谱的月饼和粽子，客观上已形同对穷人的示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商业文化的暴力性。▲(作者为河北学者)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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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尽责，生命才有保证(时评)
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浙江杭州公交司机吴斌用完美的驾驶操作，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靠边停车，保护了车上24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平凡的人，在这一刻展示出的不平凡，让无数人感动不已。
感动之余，导致吴斌重伤死亡的那个金属碎片，也重重击打着每个人的心。假如，大货车司机能像吴斌一样，出车前认真检查车况，刹车毂可能就不会在行驶中碎裂；假如对面行驶的大货车的刹车毂没有碎裂，金属碎片就不会出现，吴斌更不会过早离世。这就像是蝴蝶效应，每一次不经意的失职，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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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道理推而广之，又岂止交通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工程建设、食品生产，哪一个不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又有哪一个能够容下微小的失误？
可是，近些年来，豆腐渣工程屡屡现世，虽未如1999年綦江虹桥垮塌一样造成40人死亡的惨剧，但一旦出事，搭进去的就不知是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还有频频出问题的食品安全领域，不管是三聚氰胺，还是瘦肉精，又或者其他，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导致吴斌死亡的那块金属碎片。它们虽然不会像劣质刹车毂一样，让人立时毙命，但也严重威胁到了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些问题食品被端上餐桌的背后，或许就能追究到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失职，甚至渎职。因为，如果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尽职尽责，假劣食品就难以出厂，即使偶有不慎，致其进入了流通领域，也会很快被发现。
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从事与健康、生命相关的职业生产、加工、经营、检验者，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质量监管者，只有大家都把好关口，安全的整个链条才会完好。去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曾公布液体乳产品抽检结果，某公司的某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对于超标原因，企业的解释是用于喂养奶牛的饲料发生了霉变，导致奶牛食用了受污染的饲料后，产出了问题奶。这样的解释，如果属实，就足以告诫人们，任何个人在任何工序中的不够负责，都可能使自己从优质食品的生产者，变为“有毒食品”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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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保证人们的健康消费，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它需要每个人的付出，无需大智大勇，守住岗位，尽到职责，就够了。▲
(作者为山东学者) (张铁鹰)
国产奶粉没到自夸的时候(时评)
近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婴幼儿乳粉质量报告》，称“目前国产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按照乳业协会的说法，得出“历史最好”的依据有二，一是三年来中国乳业进一步整顿改造取得的成功。二是近两年来，技术监督部门和相关机构对市场上销售的婴儿配方奶粉进行监督、抽查，合格率超过了99%。
, http://www.100md.com
若单从这两方面来看，乳业协会的确有自我称赞的资本。特别是在接连遭遇信任危机后，修订我国婴幼儿第四代标准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加强原料控制；清理整顿全国奶站；改进加工技术及设备；严控重审企业许可证……所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为消费者买到安全的乳制品，起到了保障作用。
然而，一句“历史最好”，却引来百姓质疑。工作做了这么多，为何还是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呢？信任裂痕的修复难问题，应该是横在乳品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根刺。从最早的大头娃娃到后来的三聚氢胺，再到激素奶疑云等，一次次不良事件的暴发，都是在一次次毁掉乳品行业的信誉。要让消费者对乳业重塑信心，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再者，即便是“历史最好”的国产乳制品，与国际要求比起来，无论是在标准、奶源，还是抽查、监管上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若是我们真的对产品质量有信心，在纵向与自己比较之后，又何妨去与洋奶粉比一比？如果拿国产奶粉的各项指标数据，和各个品牌的洋奶粉打个擂台，才更能取信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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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是很多家庭的习惯性消费品，对有孩子的家庭，更是必需品，所以，我们不用怀疑，每个家庭都在盼着国产奶粉的质量能够过硬，可以令人放心食用。但高期望值之下，带来的必然是重重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争议。在如此敏感的环境下，乳品行业只有正视现实、狠抓质量、改进不足，才能获得消费者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毕竟在消费者看来，一种产品到底好不好，由别人来说，要比自夸可信得多。▲ (郭之纯)
公厕好坏，岂能苍蝇决定(时评)
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正式出台了公厕管理行业标准，对各项管理服务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和量化。这本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却因为其中一些难以兑现的数字规定，而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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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质疑最多的，是“苍蝇不得超过2只”的规定。《标准》中还规定了公厕内的废弃物不得超过2个，废弃物停滞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此外，还按照公厕的类别，设定了臭味强度的允许级别和氨、硫化氢的浓度指数。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认真很严格，仔细琢磨，却不难发现这恰恰是其最不严谨之处——难道每个公厕都要安装“苍蝇扫描仪”和“臭味计”不成？即使真有这些装备，可苍蝇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的，一个公厕再尽心打扫，也难免是小范围内最臭的地方，本能逐臭的苍蝇自会闻味而至。换言之，一个公厕内有多少只苍蝇，与周围的环境有关，并不只是关乎保洁员的勤快与否。
至于臭味的强度、氨气的浓度之类，也更多与人流量有关，与空气的流通、温湿度等有关，对此作出很专业性的数字化要求，未免迂腐，也难以兑现。这样的要求，还不如具体要求安装什么样的通风设施，或使用什么样的空气清新用品来得实际。
公厕管理标准的出台确实很有必要，但有些条款还不如没有。显然，监管标准本身如果就不严谨，严肃性自然便降低，由此可能会带来执行的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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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但凡涉及公共场所的管理，要想行之有效，都应以“宜操作”为标准，监管标准应宁缺毋滥，无法执行的就一定不要出台。然而，当下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部门，往往并没有顾及这点，出台相关标准时经常闭门造车，表面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却只具备观赏价值，无法真正落实。比如，有的地方为了打造文明城市之类的要求，往往对随地吐痰、损坏花木等陋习定出重罚之格。几年前便有地方规定，乱丢乱吐等一律罚款200元，却全然不顾执法的成本以及执行的难度，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总之，公共管理要追求精准化，但像公厕里允许有几只苍蝇之类的“精准”，还是不要为好。因为这类执行不了的管理标准，有可能会连累到别的正当管理标准的执行，反倒降低甚至破坏了管理的效果。▲
(作者为河北学者)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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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掉明星的超生特权(时评)
20多年前，宋丹丹和黄宏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红遍大江南北，直到现在还时不时被人提起和借用。时下，“超生游击队”仍然有，引人瞩目的，已经不是小品中那些生活窘迫的“宋丹丹”、“黄宏”们，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耀眼明星。
曾有媒体盘点，各行业超生的明星，已经不知道可以组成多少个“游击队”了：体育明星田亮、歌手孙楠、主持人王刚、歌手景岗山、主持人黄健翔、著名导演陈凯歌、围棋国手聂卫平、足球运动员郝海东……说他们是“游击队”还有一个相当贴切的理由，即这些明星夫妇的国籍往往扑朔迷离，难辨中外，有的生孩子还是专门去了境外。不过，别管国籍如何，这些明星工作和生活实际上都是在国内，挣得也是国内的钱，故被戏称为“出口转内销”。
明星们之所以敢超生，钱多不怕挨罚是主因。更何况，明星人脉较广，有些地方的公权部门还热衷追星，往往对明星们网开一面，令这一群体享有着诸多特权，落实到超生挨罚上往往也是蜻蜓点水。比如，据悉足球明星郝海东生育二胎时被罚不过区区5万元，还不如某些地方超生农民被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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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不管罚多少，有钱便能超生的现实，使得超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一项特权。极致的例子，是广州的一位富商，2010年竟然借助试管婴儿技术生育了八胞胎。
计划生育实施了几十年，是否应予适当调整争论激烈，但在没有定论前，符合生育条件者至少应该一视同仁，宽严有度，而不能让超生成为明星等富人们的特权。明星超生这种极具示范效应的“特权”事件会让人们感觉到，原来无论多么严肃的法规政策，都是可以被“赎买”的，原来“赢者”真的可以“通吃”，从而怀疑到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即便超生可恕，但明星的超生特权却应止步!▲
(作者为河北学者)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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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尚“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的中国，越来越多的问题食品被媒体一一揭露出来，食品安全这根弦被越拉越紧。媒体关注食品安全，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不仅应该，而且必要。事实上，这些年，确有不少“问题食品”、“有毒食品”是在经媒体率先披露后，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迅速查处，从而降低了其社会危害程度。
但要警惕的是，现在一些媒体在对食品安全进行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就是喜欢将问题放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所有小问题都尽可能地做成大文章。去年个别种姜的农民，为了使姜的卖相好，销售前用硫磺熏制。有媒体在对此事进行报道时，放大硫磺熏制的姜对人体的危害，结果造成部分消费者恐慌。今年入夏后，“市面上销售的多为打针西瓜，对健康危害很大”的传言不断，但经过《生命时报》和营养专家共同参与的实验证明，打针西瓜根本不可能存在。二是将国内外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不恰当的比较。比如，曾有媒体在报道个别饭店使用“地沟油”时，说“地沟油”在国外绝不可能被消费者吃进肚子里。其实，该报道的记者不知道，“地沟油”也曾困扰日本等国的餐饮业。
, 百拇医药
我不能说，媒体放大食品安全事件的出发点完全是不良的。比如，有的媒体就是想通过放大，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使问题尽快得到处理。但是，不管出发点如何，一味放大、盲目放大的结果，造成的负面影响和损失都是巨大的。今年夏天，打针西瓜的传言让海南许多瓜农提心吊胆，他们害怕和去年受膨大剂传言影响一样，新鲜的西瓜会无人问津。去年6月，受一则“使用乙烯利催熟香蕉存在食品安全问题”报道的影响，合理使用化学催熟类药品喷洒的海南香蕉大量滞销，价格几天之内就下跌50%，无辜蕉农惨遭“错杀”损失极大；2008年，一条“广元橘子剥皮后发现小蛆状病虫害，四川埋了一大批，还撒了石灰”的短信，也曾给果农带来惨重损失，事后证明，所谓的“小蛆状病虫害”只是很平常的虫害，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影响。
在食品安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的大环境下，将任何一条与此有关的信息加以放大，都有可能造成社会恐慌和重大经济损失，甚至使无辜者遭受毁灭性打击。因此，所有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都必须做到实事求是，既不能以偏概全、以点盖面，更不能一味放大、盲目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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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山东学者) (张铁鹰)
“天价粽子”别有用心(时评)
“粽子穿上黄金甲，几只飞入百姓家？奢侈浪费很不妥，连累端午少文化”。从2008年开始的端午假，让端午节的味道更浓了，粽子的市场也得到了培育发展。但与此同时，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也迅速出现：粽子正在步月饼的后尘，成为不折不扣的奢侈品。今年，一些粽子礼盒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上千元。
当然，在这些天价礼盒中，粽子基本上只是个幌子，与月饼礼盒相似，名酒名茶乃至更多的暗货才是其中的主角。所以，“天价粽子”至少已经不是普通人所理解的粽子。而无论它是什么，也无论是谁在为这种奢侈埋单，“天价粽子”的竞相出现，都堪称一种恶俗。这是在中国近来流行的劣质送礼文化和低等商业伦理的共同作用下，生长出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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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流行久远的礼尚往来习俗，其本身并不是劣等的文化内容。但关于送礼，一直以来的要义，是情诚意敬，而不在奢靡浪费，如果礼尚往来成为经济负担，便与礼尚往来谬以千里了，自古所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都是国人对此的生动阐释。以此观之，无论“天价月饼”，还是“天价粽子”，都使得礼尚往来赤裸裸地变成了比阔斗富，这种异化的礼品所表达的已经不能说是什么情谊或敬意，而更近乎贿赂和赎买。天价礼品风潮之下的礼尚往来习俗，如果还能被称为文化，也是灰色的。
从“天价月饼”再到“天价粽子”，最重要的推手，是某些商家投机心的炽盛及商业伦理的缺陷。对天价的月饼和粽子，市场上的真正需求并不多，但某些商家利用潜规则的流行，挖空心思拼命炒作，将一个个节日都当成商业促销的由头，每个节日都被注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直接的拜金气息和功利主义，乃至生生地把月饼和粽子炒作成了潜规则的载体、腐败的道具。这种商业操作，看似是商家的自由，其实却有违背公序良俗的嫌疑。因为价格越来越离谱的月饼和粽子，客观上已形同对穷人的示威，淋漓尽致地展示出商业文化的暴力性。▲(作者为河北学者) (郭之纯)
, 百拇医药
人人尽责，生命才有保证(时评)
靠边停车、拉手刹、打开双闪灯，浙江杭州公交司机吴斌用完美的驾驶操作，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靠边停车，保护了车上24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平凡的人，在这一刻展示出的不平凡，让无数人感动不已。
感动之余，导致吴斌重伤死亡的那个金属碎片，也重重击打着每个人的心。假如，大货车司机能像吴斌一样，出车前认真检查车况，刹车毂可能就不会在行驶中碎裂；假如对面行驶的大货车的刹车毂没有碎裂，金属碎片就不会出现，吴斌更不会过早离世。这就像是蝴蝶效应，每一次不经意的失职，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 百拇医药
同样的道理推而广之，又岂止交通安全容不得一点马虎，工程建设、食品生产，哪一个不是关乎生命安全的大事，又有哪一个能够容下微小的失误？
可是，近些年来，豆腐渣工程屡屡现世，虽未如1999年綦江虹桥垮塌一样造成40人死亡的惨剧，但一旦出事，搭进去的就不知是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还有频频出问题的食品安全领域，不管是三聚氰胺，还是瘦肉精，又或者其他，都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导致吴斌死亡的那块金属碎片。它们虽然不会像劣质刹车毂一样，让人立时毙命，但也严重威胁到了公众的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些问题食品被端上餐桌的背后，或许就能追究到经营者和监管者的失职，甚至渎职。因为，如果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能尽职尽责，假劣食品就难以出厂，即使偶有不慎，致其进入了流通领域，也会很快被发现。
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特别是从事与健康、生命相关的职业生产、加工、经营、检验者，既是消费者，同时也是质量监管者，只有大家都把好关口，安全的整个链条才会完好。去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曾公布液体乳产品抽检结果，某公司的某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毒素M1超标。对于超标原因，企业的解释是用于喂养奶牛的饲料发生了霉变，导致奶牛食用了受污染的饲料后，产出了问题奶。这样的解释，如果属实，就足以告诫人们，任何个人在任何工序中的不够负责，都可能使自己从优质食品的生产者，变为“有毒食品”的制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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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公众的生命安全，保证人们的健康消费，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它需要每个人的付出，无需大智大勇，守住岗位，尽到职责，就够了。▲
(作者为山东学者) (张铁鹰)
国产奶粉没到自夸的时候(时评)
近日，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发布《婴幼儿乳粉质量报告》，称“目前国产乳制品、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质量安全状况是历史最好时期，消费者可以放心购买”。
按照乳业协会的说法，得出“历史最好”的依据有二，一是三年来中国乳业进一步整顿改造取得的成功。二是近两年来，技术监督部门和相关机构对市场上销售的婴儿配方奶粉进行监督、抽查，合格率超过了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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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单从这两方面来看，乳业协会的确有自我称赞的资本。特别是在接连遭遇信任危机后，修订我国婴幼儿第四代标准为世界上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加强原料控制；清理整顿全国奶站；改进加工技术及设备；严控重审企业许可证……所有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为消费者买到安全的乳制品，起到了保障作用。
然而，一句“历史最好”，却引来百姓质疑。工作做了这么多，为何还是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呢？信任裂痕的修复难问题，应该是横在乳品行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一根刺。从最早的大头娃娃到后来的三聚氢胺，再到激素奶疑云等，一次次不良事件的暴发，都是在一次次毁掉乳品行业的信誉。要让消费者对乳业重塑信心，显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再者，即便是“历史最好”的国产乳制品，与国际要求比起来，无论是在标准、奶源，还是抽查、监管上都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因此，若是我们真的对产品质量有信心，在纵向与自己比较之后，又何妨去与洋奶粉比一比？如果拿国产奶粉的各项指标数据，和各个品牌的洋奶粉打个擂台，才更能取信于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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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制品是很多家庭的习惯性消费品，对有孩子的家庭，更是必需品，所以，我们不用怀疑，每个家庭都在盼着国产奶粉的质量能够过硬，可以令人放心食用。但高期望值之下，带来的必然是重重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舆论争议。在如此敏感的环境下，乳品行业只有正视现实、狠抓质量、改进不足，才能获得消费者最大的理解和支持。
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毕竟在消费者看来，一种产品到底好不好，由别人来说，要比自夸可信得多。▲ (郭之纯)
公厕好坏，岂能苍蝇决定(时评)
近日，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正式出台了公厕管理行业标准，对各项管理服务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和量化。这本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却因为其中一些难以兑现的数字规定，而遭到舆论的广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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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质疑最多的，是“苍蝇不得超过2只”的规定。《标准》中还规定了公厕内的废弃物不得超过2个，废弃物停滞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此外，还按照公厕的类别，设定了臭味强度的允许级别和氨、硫化氢的浓度指数。
这些数字看起来很认真很严格，仔细琢磨，却不难发现这恰恰是其最不严谨之处——难道每个公厕都要安装“苍蝇扫描仪”和“臭味计”不成？即使真有这些装备，可苍蝇是没有“组织纪律性”的，一个公厕再尽心打扫，也难免是小范围内最臭的地方，本能逐臭的苍蝇自会闻味而至。换言之，一个公厕内有多少只苍蝇，与周围的环境有关，并不只是关乎保洁员的勤快与否。
至于臭味的强度、氨气的浓度之类，也更多与人流量有关，与空气的流通、温湿度等有关，对此作出很专业性的数字化要求，未免迂腐，也难以兑现。这样的要求，还不如具体要求安装什么样的通风设施，或使用什么样的空气清新用品来得实际。
公厕管理标准的出台确实很有必要，但有些条款还不如没有。显然，监管标准本身如果就不严谨，严肃性自然便降低，由此可能会带来执行的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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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广之，但凡涉及公共场所的管理，要想行之有效，都应以“宜操作”为标准，监管标准应宁缺毋滥，无法执行的就一定不要出台。然而，当下有些地方有些行业部门，往往并没有顾及这点，出台相关标准时经常闭门造车，表面看起来很完美，实际上却只具备观赏价值，无法真正落实。比如，有的地方为了打造文明城市之类的要求，往往对随地吐痰、损坏花木等陋习定出重罚之格。几年前便有地方规定，乱丢乱吐等一律罚款200元，却全然不顾执法的成本以及执行的难度，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总之，公共管理要追求精准化，但像公厕里允许有几只苍蝇之类的“精准”，还是不要为好。因为这类执行不了的管理标准，有可能会连累到别的正当管理标准的执行，反倒降低甚至破坏了管理的效果。▲
(作者为河北学者) (郭之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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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掉明星的超生特权(时评)
20多年前，宋丹丹和黄宏表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红遍大江南北，直到现在还时不时被人提起和借用。时下，“超生游击队”仍然有，引人瞩目的，已经不是小品中那些生活窘迫的“宋丹丹”、“黄宏”们，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耀眼明星。
曾有媒体盘点，各行业超生的明星，已经不知道可以组成多少个“游击队”了：体育明星田亮、歌手孙楠、主持人王刚、歌手景岗山、主持人黄健翔、著名导演陈凯歌、围棋国手聂卫平、足球运动员郝海东……说他们是“游击队”还有一个相当贴切的理由，即这些明星夫妇的国籍往往扑朔迷离，难辨中外，有的生孩子还是专门去了境外。不过，别管国籍如何，这些明星工作和生活实际上都是在国内，挣得也是国内的钱，故被戏称为“出口转内销”。
明星们之所以敢超生，钱多不怕挨罚是主因。更何况，明星人脉较广，有些地方的公权部门还热衷追星，往往对明星们网开一面，令这一群体享有着诸多特权，落实到超生挨罚上往往也是蜻蜓点水。比如，据悉足球明星郝海东生育二胎时被罚不过区区5万元，还不如某些地方超生农民被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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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一步说，不管罚多少，有钱便能超生的现实，使得超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富裕阶层的一项特权。极致的例子，是广州的一位富商，2010年竟然借助试管婴儿技术生育了八胞胎。
计划生育实施了几十年，是否应予适当调整争论激烈，但在没有定论前，符合生育条件者至少应该一视同仁，宽严有度，而不能让超生成为明星等富人们的特权。明星超生这种极具示范效应的“特权”事件会让人们感觉到，原来无论多么严肃的法规政策，都是可以被“赎买”的，原来“赢者”真的可以“通吃”，从而怀疑到社会的公正公平。所以，即便超生可恕，但明星的超生特权却应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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