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堂究竟有多老 避瘟散使长春堂扬名 等
长春堂究竟有多老
长春堂作为一个以卖“避瘟散”为主的小药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突然发展到能与京城几个大中药铺比肩的规模，大有后来居上的架势，其个中缘由不能不让人思索。一个企业如同一个人一样，也要经历出世、成长、衰老这样一个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要同社会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过程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一段历史，在这个规律之外，如果不断地有些不寻常的故事发生，那就成为了一段传奇。
“长春堂”药铺——北京城的老字号。有关它的历史亦或传奇，现经常不断地被介绍于各种媒体之中，有的比较准确，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则以讹传讹。先父润璞公于北京老中药行服务了近五十年，其中前二十多年一直在长春堂，历经其兴衰变迁，荣辱更迭。多年前，笔者想到像“长春堂”这样有突出特点的民族工商企业，又是著名的“老字号”，应当留下一些当事人亲见亲闻的史实，就与老人家以聊天的方式，拉杂地记录了一些。现谨撷其中几件比较有传奇色彩的片段识与好公，不揣鄙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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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字号，从它开业多久来断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重要的还得从它的产品特点、经营规模、影响力和知名度等多方面来判断。有人考证“长春堂”是1795年开业的，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不可谓不老。可它在前一百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在前门外鲜鱼口里长巷下头条一间小门脸以卖闻药惨淡经营着。而真正兴旺发达则是在第三代传人孙三明先生逝前几年才开始的。先父大师兄尔仲元老先生说他二十年代初到这里时不过师徒十数人而已。再细一点说，“长春堂”真正大发展形成“老字号”，也只是十七八年左右时间，也就是二十年代中前期至1942年这一段。
孙三明本名孙崇善，号三明，祖籍山东招远县，生于1863年，也就是同治二年。他接过祖上的小买卖后，即对原先由桑叶、桔梗、薄荷、冰片、麝香等组成的比较简单的闻药进行了改革，研制出紫、绿、黄、白四种新的闻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自身需要来选择，分别用于治疗热感、湿邪、疮疡、暑秽。尤以紫色的为最好，品高味儿正。孙三明先生认为从事中药行业既有出新的一面，更有师古的一面，便开始给自己以及买卖和产品进行了全面的仿古“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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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娶妻生子后不久即在房山一所道观皈依道门，成为一名“火居道士”，(即不出家而可以娶妻的道士)。从此，孙三明便蓄髻留须，身着道袍，以一派仙风道骨的新形象横空出世，前门外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按说当时的社会中庙宇宫观很多，出家或在家的各教人成群结队招摇街市之间并不新鲜。然而开中药铺的是一位老道，那人们就有了好奇心，就想弄明白这家买卖究竟卖的是什么“灵丹仙药”。
中医中药本来就与道教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药铺立的字号又是响当当的“长春”二字。“长春”何许人呢？那便是元朝皇帝御赐过国师称号的白云观祖师“长春真人”丘处机。而“万古长春”更是天下道观标志性的符号。这一下子就使“长春堂”和它的闻药得到了宣传。后来发明了“避瘟散”，便又在产品的包装上做出了重大改进，就是孙三明将自己蓄髻留须身着道袍形象印制在包装纸和包装袋上。而这个新形象就是一个双手端抱太极八卦图于胸前的上了年纪的老道，只不过太极图中的卦符换成了“长春堂太上避瘟散”几个醒目大字。原先装药用的纸袋也换成了硬币大小的锡质八卦(八棱)形的小盒，以示不俗。他还在永定门外买了几亩地，盖起了一座“家庙”，取名曰“长春观”，时时住居、参拜和联络道众，借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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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日本凭借其实力，将大批日货倾销到中国来。当时在中国的城镇乡村到处充斥着各种日货的广告，其中最扎眼的就数它的清凉闻药“宝丹”和祛暑药“仁丹”了。如果这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贸易往来而发动自己的广告攻势那很正常，而此类则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强盗式的侵略性倾销。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的“五卅”运动抵制日货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有爱国心的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国人都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孙老道也不例外。他在绞尽脑汁宣传自己闻药的同时，对日货的泛滥非常反感，同时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自己的闻药卖不过日本的，说明自家的产品还有欠缺，应当在改进闻药质量上下大工夫。这之后的几年里，他不惜成本，请名师做实验，经多次研制，“避瘟散”终于来到世间!此药的研制成功不但可以和日本的“宝丹”抗衡，也为未来买卖的大发展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为使“长春堂”成为真正的“老字号”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稍后又创制出大受欢迎的“神效无极丹”，以对抗市场上日本的“仁丹”。“无极丹”虽然在包括平津河北河南在内的北方数省销售盛极一时，但终未造成“避瘟散”那么大的声势和影响，却也坚持到了七八十年代才退出市场。(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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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瘟散使长春堂扬名
老北京人都知道“避瘟散”，而这个“避瘟散”又是和“长春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名气很大，却是很便宜，几个铜板就买一盒，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旧时代民生凋敝，医疗卫生条件很差，老百姓有病也看不起，也买不起诸如“同仁堂”这种大字号的名药，如“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等。“避瘟散”的配方里有檀香、木香、白芷、姜黄、朱砂、冰片、薄荷香、甘松等，高档一级的还要加上麝香。这些药分别具有行气止痛、芳香开窍、清心醒脑、辟秽解毒、祛湿排脓、安神散暑之功效。“避瘟散”包装袋明白地写着主治范围：“感受瘟邪、霍乱吐泻、晕车晕船、嘈杂恶心、饮酒过度、山岗瘴气、感受煤气、瘟疫杂症、偏正头痛、口舌生疮、风火牙疼、咽喉肿痛、蝎蜇虫咬。”这样，小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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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避瘟散的功能适用不少普通常见杂病，用法上又可闻、可冲服，携带方便，有恙冲服，无病作闻药来解闷防疾。特别是它的祛暑避秽作用经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已大大优于日本的防暑药“宝丹”，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占领了北京和华北的大部分市场。那时有钱人闻各种高档鼻烟，而部分失意官僚、破落王公子弟、穷苦旗人市民和小店员们则闻“避瘟散”，也引为时尚。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由萧条走入危机，除日本外纷纷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使中国得以休养生息，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可是历经连年战乱，不断出现的灾荒、饥饿、贫困、病痛、瘟疫却成为了中国人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尤其瘟疫的不断大爆发，使千百万中国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
霍乱，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地区都称之为“虎烈拉”，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管人民死活，加之当时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一旦罹患此病便九死一生，人们谈“虎”色变。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华北地区每年都有“虎烈拉”疫情出现。因为缺医少药，每年各地都因闹“虎烈拉”死不少人。情急之下，人们就拿来“避瘟散”救急。没想到几小盒药面冲服后竟发生了神奇的疗效，有的人病况缓解，有的人病体痊愈。先前人们习惯将“避瘟散”当作闻药用，没想到冲服可以救命!这个消息迅速在民间传开了，北方山东、河南、山西、河北、东北几省“避瘟散”销量大增。一盒小药赚不了几个钱，可架不住量大。长春堂也就在此时开始大规模扩大厂房和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了。长巷下头条51号到57号院落，包括出北口把角开于鲜鱼口街的门面房，多半都是在那一时期置买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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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民国32年，华北数省和平津一带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情，报纸和广播电台纷纷登出防疫和治疗的中医配方，北京城各处城门定点晚启早闭，进入北京的火车在丰台车站进行消毒，有症状的旅客就地被阻断与隔离。此疫情甚至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长春堂“避瘟散”能治“虎烈拉”的名声早已深入人心，此时各地订单及催货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北京城里各家经销点代销点及长巷下头条本铺的存货全部脱销。先父正是在这一年春去的长春堂，去后先在包装，没有多久就顶到一线。据他回忆，当时夜以继日地赶制“避瘟散”，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那时年轻也不觉得累。之后不久买卖已经发展到200人左右，还雇了30多名临时工负责糊口袋纸盒、择药、装药、搬运、装卸车等相对粗重一点的活。当时吃的方面很好，全是米和面，每天鸡鸭鱼肉管够，夜班时有饺子馄饨，光粥就五六种，什么粳米粥、莲子粥、紫米粥，还大量提供汽水和酸梅汤。这种大干持续了小半年，一直供不应求。除了邮寄外埠，每天都有各省老客在长春堂售品所(门市部)门外等药装箱。本来在包装“避瘟散”上是有一套规范的，其中最重要的程序就是药品全部生产加工完毕后要装入细瓷缸中密封一年(发货多急也要半年以上)，一年压一年，而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出一批走一批。至于说先将药装入八棱小锡盒里，再放进印有孙三明老道头像的纸袋中，那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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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长春堂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生产数量、生产规模、净赚利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长春堂”的名声和资本迅速隆起。据有人统计，20年代初长春堂避瘟散只卖三四万盒，四五年后卖到十五六万盒，而到30年代以后每年都卖到250万盒以上，1933年竟卖到400万盒上下。其生意不仅做到华北、华中和华东与西北的一部分，连印尼、泰国、缅甸等国家和地区都开始畅销起小小的“避瘟散”。
从这时开始“长春堂”才真正跻身于北京城“老字号”、“大买卖”的行列之中。其爆发的速度令人咋舌。这里，“天时”固然是第一位的因素，而像对传统闻药不断地完善与改进，最后创出了当家药“避瘟散”；和国外名牌、特别是敢和日本的同类商品“宝丹”等竞争抢占市场；对当时缺医少药的社会及市场情况的充分了解；各型各类广告起的巨大宣传作用；东伙同心合力共创名牌的信心与干劲等因素决定了长春堂的崛起、扬名、发展。(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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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创立了多家字号
1926年孙三明老道“羽化”，带着光荣与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光荣，是指他研制出了“避瘟散”，开创了长春堂新的基业。遗憾，是指他的儿孙们不善经商，不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成例，自家的买卖自家人干不了可以聘请外姓人来经营。从这时开始，张子余走到了前台。张子余是孙老道的内侄，左安门外龙爪树村人，已在长春堂姑父这儿连帮忙带管理好多年了。他为人精明强干、处事果断、能写会算、善于交际，对此姑父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可能在孙老道病起时就交代了后事，由这位内侄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经营长春堂。是否如此现在已无法考证，反正最后是由张子余继任堂主了。
张子余年轻时即在姑父的买卖上走动，对姑父以八面玲珑之术经商，以一丝不苟之精、全神贯注之力做药十分钦佩，耳闻目染，学到了不少精髓。随着时代的变革，若干年后，他管理下的长春堂进一步发展，达到了辉煌。张子余接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京西“华北道教第一丛林”的“白云观”授箓，也做了一名“火居道士”。因为孙三明是道士，继承他的衣钵于法有据，也许更欣赏姑父的“道派”，于情有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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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头十几年，准确说约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应该是长春堂把独门闻药研制到“避瘟散”的阶段。后经过不断完善、改造，使之日臻化境。第二个10年，应该是它积蓄能量、准备爆发的10年。而30年代，则是它大发展的10年。“避瘟散”是孙三明老道研制并创牌的，继任的张子余老道对此药并未有多少创新(包装纸袋上的老道商标及广告词随着时代有所改良)，可在经营和宣传“避瘟散”上，后者大大超越了前者。
经过以1933年巅峰状态为标志的前后几年的财富积累，长春堂已经发展成为一方巨贾，资金累计达到百万以上，(这也只是公私合营后“作史”的人根据当事人及其左右并不完全真实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数字，是一组大为缩小了的数字，且长春堂的下属其它买卖收入并没记录在内。)如果扩大再生产，考虑原料、规模、市场认知、品牌秘密等各层面，似有饱和之虞。在这种情形下，长春堂决定在其它领域一展身手。
除了它先后在太原、天津正式开设了两家分号之外，计在前门大街开设了“亿兆”百货商店，此店在不同位置有三个铺面，后合并成一家；在长巷上头条路西开设了一庭院式饭庄，有名曰“庆丰堂”饭庄；在华乐戏园对面(解放后大众剧场售票厅处)和大蒋家胡同南口外两地开设了“京把儿”风格的“长春桅厂”(即棺材铺)；在长巷下头条北口路西本铺旁开设了“万古”油盐店；在虎坊桥(有一说东晓市)开设了“东升”木器厂；在地安门外开设了“仁和堂”(一说“仁一堂”)药铺；在本铺开设了印刷厂和铸造厂。印刷厂是专为印制本铺的说明书、广告传单、纸盒纸袋商标及外应一些印刷业务。铸造厂是专门铸造装“避瘟散”用的锡质八卦形小药盒。另外还参股经营一些特殊的买卖行当，如后来入股华乐戏园；再如参与白云观和地安门外火神庙部分庙产经营活动(此种名为参股，实为赠送)。至于散放于华北东北数省几十个大中小城市的驻庄与货栈的小零售收入则可以忽略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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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买卖当中，数“亿兆”、“庆丰堂”饭庄、“长春桅厂”几家最为兴隆。尤其是“亿兆”百货商店，自打张老道把京城百货能人刘孟炎、赵彬儒、夏俊明(多为武清县人氏)等从前门外最大的百货商号“义盛成”挖过来，投资1.8万元于1935年成立“亿兆”起，此号便扶摇直上、财源滚滚，基本垄断了北京的百货市场。这里要说明一点，“亿兆”虽然是长春堂出全资开办的，可却是请的人来经营，就像张老道与孙家的关系，请来的人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尽管如此，当然也必须首先向东家长春堂负责。张老道交往广泛，但谁要想染指他的长春堂那是万万不可以的。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及长春堂用得着的人总来揩长春堂的油，弄到最后都成了朋友，大家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张老道是个极精明圆滑的人，恰“亿兆”财起，他便盛请这类人士在“亿兆”入股。真让他们掏钱入股吗？不是。他们的所谓入股就是凭他们的能量“吃干股”，到时白拿钱。而在长春堂，除了张老道和几个管事的及几位吃买站柜的大师兄按分、厘、毫吃股外，是绝不允许外人渗入其中的。(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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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作为一个以卖“避瘟散”为主的小药铺，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间突然发展到能与京城几个大中药铺比肩的规模，大有后来居上的架势，其个中缘由不能不让人思索。一个企业如同一个人一样，也要经历出世、成长、衰老这样一个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它必然要同社会与人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个过程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一段历史，在这个规律之外，如果不断地有些不寻常的故事发生，那就成为了一段传奇。
“长春堂”药铺——北京城的老字号。有关它的历史亦或传奇，现经常不断地被介绍于各种媒体之中，有的比较准确，有的语焉不详，有的则以讹传讹。先父润璞公于北京老中药行服务了近五十年，其中前二十多年一直在长春堂，历经其兴衰变迁，荣辱更迭。多年前，笔者想到像“长春堂”这样有突出特点的民族工商企业，又是著名的“老字号”，应当留下一些当事人亲见亲闻的史实，就与老人家以聊天的方式，拉杂地记录了一些。现谨撷其中几件比较有传奇色彩的片段识与好公，不揣鄙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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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老字号，从它开业多久来断定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重要的还得从它的产品特点、经营规模、影响力和知名度等多方面来判断。有人考证“长春堂”是1795年开业的，距今已经二百多年了，不可谓不老。可它在前一百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在前门外鲜鱼口里长巷下头条一间小门脸以卖闻药惨淡经营着。而真正兴旺发达则是在第三代传人孙三明先生逝前几年才开始的。先父大师兄尔仲元老先生说他二十年代初到这里时不过师徒十数人而已。再细一点说，“长春堂”真正大发展形成“老字号”，也只是十七八年左右时间，也就是二十年代中前期至1942年这一段。
孙三明本名孙崇善，号三明，祖籍山东招远县，生于1863年，也就是同治二年。他接过祖上的小买卖后，即对原先由桑叶、桔梗、薄荷、冰片、麝香等组成的比较简单的闻药进行了改革，研制出紫、绿、黄、白四种新的闻药。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自身需要来选择，分别用于治疗热感、湿邪、疮疡、暑秽。尤以紫色的为最好，品高味儿正。孙三明先生认为从事中药行业既有出新的一面，更有师古的一面，便开始给自己以及买卖和产品进行了全面的仿古“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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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娶妻生子后不久即在房山一所道观皈依道门，成为一名“火居道士”，(即不出家而可以娶妻的道士)。从此，孙三明便蓄髻留须，身着道袍，以一派仙风道骨的新形象横空出世，前门外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按说当时的社会中庙宇宫观很多，出家或在家的各教人成群结队招摇街市之间并不新鲜。然而开中药铺的是一位老道，那人们就有了好奇心，就想弄明白这家买卖究竟卖的是什么“灵丹仙药”。
中医中药本来就与道教学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药铺立的字号又是响当当的“长春”二字。“长春”何许人呢？那便是元朝皇帝御赐过国师称号的白云观祖师“长春真人”丘处机。而“万古长春”更是天下道观标志性的符号。这一下子就使“长春堂”和它的闻药得到了宣传。后来发明了“避瘟散”，便又在产品的包装上做出了重大改进，就是孙三明将自己蓄髻留须身着道袍形象印制在包装纸和包装袋上。而这个新形象就是一个双手端抱太极八卦图于胸前的上了年纪的老道，只不过太极图中的卦符换成了“长春堂太上避瘟散”几个醒目大字。原先装药用的纸袋也换成了硬币大小的锡质八卦(八棱)形的小盒，以示不俗。他还在永定门外买了几亩地，盖起了一座“家庙”，取名曰“长春观”，时时住居、参拜和联络道众，借以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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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日本凭借其实力，将大批日货倾销到中国来。当时在中国的城镇乡村到处充斥着各种日货的广告，其中最扎眼的就数它的清凉闻药“宝丹”和祛暑药“仁丹”了。如果这属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贸易往来而发动自己的广告攻势那很正常，而此类则算得上是彻头彻尾的强盗式的侵略性倾销。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和后来的“五卅”运动抵制日货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有爱国心的包括商人在内的中国人都从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孙老道也不例外。他在绞尽脑汁宣传自己闻药的同时，对日货的泛滥非常反感，同时也进行了思考。他认为自己的闻药卖不过日本的，说明自家的产品还有欠缺，应当在改进闻药质量上下大工夫。这之后的几年里，他不惜成本，请名师做实验，经多次研制，“避瘟散”终于来到世间!此药的研制成功不但可以和日本的“宝丹”抗衡，也为未来买卖的大发展奠定了实实在在的基础，为使“长春堂”成为真正的“老字号”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稍后又创制出大受欢迎的“神效无极丹”，以对抗市场上日本的“仁丹”。“无极丹”虽然在包括平津河北河南在内的北方数省销售盛极一时，但终未造成“避瘟散”那么大的声势和影响，却也坚持到了七八十年代才退出市场。(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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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瘟散使长春堂扬名
老北京人都知道“避瘟散”，而这个“避瘟散”又是和“长春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虽然在北京甚至在全国名气很大，却是很便宜，几个铜板就买一盒，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与欢迎。旧时代民生凋敝，医疗卫生条件很差，老百姓有病也看不起，也买不起诸如“同仁堂”这种大字号的名药，如“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等。“避瘟散”的配方里有檀香、木香、白芷、姜黄、朱砂、冰片、薄荷香、甘松等，高档一级的还要加上麝香。这些药分别具有行气止痛、芳香开窍、清心醒脑、辟秽解毒、祛湿排脓、安神散暑之功效。“避瘟散”包装袋明白地写着主治范围：“感受瘟邪、霍乱吐泻、晕车晕船、嘈杂恶心、饮酒过度、山岗瘴气、感受煤气、瘟疫杂症、偏正头痛、口舌生疮、风火牙疼、咽喉肿痛、蝎蜇虫咬。”这样，小药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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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避瘟散的功能适用不少普通常见杂病，用法上又可闻、可冲服，携带方便，有恙冲服，无病作闻药来解闷防疾。特别是它的祛暑避秽作用经过不断改进与完善已大大优于日本的防暑药“宝丹”，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占领了北京和华北的大部分市场。那时有钱人闻各种高档鼻烟，而部分失意官僚、破落王公子弟、穷苦旗人市民和小店员们则闻“避瘟散”，也引为时尚。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由萧条走入危机，除日本外纷纷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干涉和经济侵略，在客观上使中国得以休养生息，民族工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可是历经连年战乱，不断出现的灾荒、饥饿、贫困、病痛、瘟疫却成为了中国人民心头始终挥之不去的梦魇。尤其瘟疫的不断大爆发，使千百万中国人失去了健康甚至生命。
霍乱，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不少地区都称之为“虎烈拉”，是一种烈性肠道传染病。因为当时的统治阶级不管人民死活，加之当时的卫生条件极差，人一旦罹患此病便九死一生，人们谈“虎”色变。20年代中至30年代初，华北地区每年都有“虎烈拉”疫情出现。因为缺医少药，每年各地都因闹“虎烈拉”死不少人。情急之下，人们就拿来“避瘟散”救急。没想到几小盒药面冲服后竟发生了神奇的疗效，有的人病况缓解，有的人病体痊愈。先前人们习惯将“避瘟散”当作闻药用，没想到冲服可以救命!这个消息迅速在民间传开了，北方山东、河南、山西、河北、东北几省“避瘟散”销量大增。一盒小药赚不了几个钱，可架不住量大。长春堂也就在此时开始大规模扩大厂房和招兵买马，准备大干一场了。长巷下头条51号到57号院落，包括出北口把角开于鲜鱼口街的门面房，多半都是在那一时期置买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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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民国32年，华北数省和平津一带爆发了大规模霍乱疫情，报纸和广播电台纷纷登出防疫和治疗的中医配方，北京城各处城门定点晚启早闭，进入北京的火车在丰台车站进行消毒，有症状的旅客就地被阻断与隔离。此疫情甚至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长春堂“避瘟散”能治“虎烈拉”的名声早已深入人心，此时各地订单及催货的电报雪片般飞来，北京城里各家经销点代销点及长巷下头条本铺的存货全部脱销。先父正是在这一年春去的长春堂，去后先在包装，没有多久就顶到一线。据他回忆，当时夜以继日地赶制“避瘟散”，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那时年轻也不觉得累。之后不久买卖已经发展到200人左右，还雇了30多名临时工负责糊口袋纸盒、择药、装药、搬运、装卸车等相对粗重一点的活。当时吃的方面很好，全是米和面，每天鸡鸭鱼肉管够，夜班时有饺子馄饨，光粥就五六种，什么粳米粥、莲子粥、紫米粥，还大量提供汽水和酸梅汤。这种大干持续了小半年，一直供不应求。除了邮寄外埠，每天都有各省老客在长春堂售品所(门市部)门外等药装箱。本来在包装“避瘟散”上是有一套规范的，其中最重要的程序就是药品全部生产加工完毕后要装入细瓷缸中密封一年(发货多急也要半年以上)，一年压一年，而此时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出一批走一批。至于说先将药装入八棱小锡盒里，再放进印有孙三明老道头像的纸袋中，那就更是不可能完成的程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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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开始“长春堂”才真正跻身于北京城“老字号”、“大买卖”的行列之中。其爆发的速度令人咋舌。这里，“天时”固然是第一位的因素，而像对传统闻药不断地完善与改进，最后创出了当家药“避瘟散”；和国外名牌、特别是敢和日本的同类商品“宝丹”等竞争抢占市场；对当时缺医少药的社会及市场情况的充分了解；各型各类广告起的巨大宣传作用；东伙同心合力共创名牌的信心与干劲等因素决定了长春堂的崛起、扬名、发展。(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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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创立了多家字号
1926年孙三明老道“羽化”，带着光荣与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光荣，是指他研制出了“避瘟散”，开创了长春堂新的基业。遗憾，是指他的儿孙们不善经商，不能够继承他的事业。按照当时的成例，自家的买卖自家人干不了可以聘请外姓人来经营。从这时开始，张子余走到了前台。张子余是孙老道的内侄，左安门外龙爪树村人，已在长春堂姑父这儿连帮忙带管理好多年了。他为人精明强干、处事果断、能写会算、善于交际，对此姑父早就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可能在孙老道病起时就交代了后事，由这位内侄继承自己的衣钵，继续经营长春堂。是否如此现在已无法考证，反正最后是由张子余继任堂主了。
张子余年轻时即在姑父的买卖上走动，对姑父以八面玲珑之术经商，以一丝不苟之精、全神贯注之力做药十分钦佩，耳闻目染，学到了不少精髓。随着时代的变革，若干年后，他管理下的长春堂进一步发展，达到了辉煌。张子余接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京西“华北道教第一丛林”的“白云观”授箓，也做了一名“火居道士”。因为孙三明是道士，继承他的衣钵于法有据，也许更欣赏姑父的“道派”，于情有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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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头十几年，准确说约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应该是长春堂把独门闻药研制到“避瘟散”的阶段。后经过不断完善、改造，使之日臻化境。第二个10年，应该是它积蓄能量、准备爆发的10年。而30年代，则是它大发展的10年。“避瘟散”是孙三明老道研制并创牌的，继任的张子余老道对此药并未有多少创新(包装纸袋上的老道商标及广告词随着时代有所改良)，可在经营和宣传“避瘟散”上，后者大大超越了前者。
经过以1933年巅峰状态为标志的前后几年的财富积累，长春堂已经发展成为一方巨贾，资金累计达到百万以上，(这也只是公私合营后“作史”的人根据当事人及其左右并不完全真实的“记忆”记录下来的数字，是一组大为缩小了的数字，且长春堂的下属其它买卖收入并没记录在内。)如果扩大再生产，考虑原料、规模、市场认知、品牌秘密等各层面，似有饱和之虞。在这种情形下，长春堂决定在其它领域一展身手。
除了它先后在太原、天津正式开设了两家分号之外，计在前门大街开设了“亿兆”百货商店，此店在不同位置有三个铺面，后合并成一家；在长巷上头条路西开设了一庭院式饭庄，有名曰“庆丰堂”饭庄；在华乐戏园对面(解放后大众剧场售票厅处)和大蒋家胡同南口外两地开设了“京把儿”风格的“长春桅厂”(即棺材铺)；在长巷下头条北口路西本铺旁开设了“万古”油盐店；在虎坊桥(有一说东晓市)开设了“东升”木器厂；在地安门外开设了“仁和堂”(一说“仁一堂”)药铺；在本铺开设了印刷厂和铸造厂。印刷厂是专为印制本铺的说明书、广告传单、纸盒纸袋商标及外应一些印刷业务。铸造厂是专门铸造装“避瘟散”用的锡质八卦形小药盒。另外还参股经营一些特殊的买卖行当，如后来入股华乐戏园；再如参与白云观和地安门外火神庙部分庙产经营活动(此种名为参股，实为赠送)。至于散放于华北东北数省几十个大中小城市的驻庄与货栈的小零售收入则可以忽略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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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个买卖当中，数“亿兆”、“庆丰堂”饭庄、“长春桅厂”几家最为兴隆。尤其是“亿兆”百货商店，自打张老道把京城百货能人刘孟炎、赵彬儒、夏俊明(多为武清县人氏)等从前门外最大的百货商号“义盛成”挖过来，投资1.8万元于1935年成立“亿兆”起，此号便扶摇直上、财源滚滚，基本垄断了北京的百货市场。这里要说明一点，“亿兆”虽然是长春堂出全资开办的，可却是请的人来经营，就像张老道与孙家的关系，请来的人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尽管如此，当然也必须首先向东家长春堂负责。张老道交往广泛，但谁要想染指他的长春堂那是万万不可以的。黑白两道的头面人物及长春堂用得着的人总来揩长春堂的油，弄到最后都成了朋友，大家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张老道是个极精明圆滑的人，恰“亿兆”财起，他便盛请这类人士在“亿兆”入股。真让他们掏钱入股吗？不是。他们的所谓入股就是凭他们的能量“吃干股”，到时白拿钱。而在长春堂，除了张老道和几个管事的及几位吃买站柜的大师兄按分、厘、毫吃股外，是绝不允许外人渗入其中的。(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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