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堂买过前门楼子吗 大火与造“白面”的传说 等
大火与造“白面”的传说
道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长春堂二三十年来太顺了，发展道路上遇到了一道大“坎儿”，只是这道“坎儿”过于残酷了。
按迷信的说法，这场大火之前似乎有一定预兆。传说大火前数日，有一挑担的老翁行至长巷下头条长春堂本铺门口不走了，嘴中不停地吆喝着“咸鱼大火烧”(北京人把不蘸芝麻的烧饼称为“火烧”)，足足在那里念叨了有几个小时，柜上的员工很不解，但是并没在意。大火后有人琢磨，“咸鱼大火烧”不就是“鲜鱼口里大火烧起来”之意吗？还有一传说，大火前一天，有一位老妇人骑着毛驴来到长春堂售品所，要买长春堂产的“亏心丸”，有多少全包圆儿。开始伙计没听懂，解释这里只有“避瘟散”和“无极丹”，没有您说的“亏心丸”。老妇人冷笑着叨念着谁也听不清的咒语离开了。当时大家都感觉惊奇，但谁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1942年9月18日上午九时许，长春堂与隔壁“华乐戏园”相衔接处突发大火，共烧毁两家房屋一百五十余间。且大火起处并未有人在场，因为此时工人刚刚上班，人员还没完全就位，机器电器尚未开动，现场无任何火源。与长春堂一墙之隔的华乐戏园舞台后台虽也有无数的照明扩音用的灯、线，可每日演出的日戏并没有开始，而当天的天气也是晌晴白日的，大火的起因甚为诡异。第二天的京城报纸头版均报道了此事，有报甚至描述火起时有爆炸声，与年前北城一家制造白面的违法商家起火情形十分相似。形势对长春堂似为不利，为平息舆论，张老道当天在“庆丰堂”饭庄大宴宾客，社会局局长、外一区和外二区警察局分局长和督察长、侦缉队队长等地面上各家头面人物都被邀请前来；当时北京南城各报社社长及新闻、社会、娱乐记者也大多到会，共计百余人。张子余老道信誓旦旦地宣称：本号诚信经营奉公守法，以道家根本为己任，广积阴功，绝无造白面巧取豪夺之事，绝不做祸国害民之营生。容请当局明察之，容请记者先生们真实报道之。除了说明火灾情形之外，私底下塞红包也是当然少不了的一道“公事”。再过一天，北京各报不再登载长春堂失火的有关消息，更没人深究它是否有造白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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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追问过父亲，长春堂到底造没造白面或其他毒品？他老说：“七七事变”后，虽然长春堂的买卖萧条了不少，也遣散了一些工人，可后劲依然很强，完全用不着靠造白面去维持。日本人对毒品买卖控制得特别严，他们自己和一些高丽狗腿子可以随便在北京的城乡开大烟馆白面馆，但是对于中国人这样做处罚是相当严厉的，买卖上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再说，真要是造白面，不可能张老道亲自上阵去造吧，肯定要挑选信得过的工人去完成此事。而我们这帮师兄弟儿一年365天，天天吃住在一起，怎么也得了解一点内幕吧？解放后也得有人揭发出来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此事!我想老人家的叙述是比较准确和可信的。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言，与长春堂暴富后不知适当收敛、反而过于张扬，从而引起大众猜测，也与同行嫉恨、民间仇富等都有不小的关系。
这场大火着得有多大呢？据当时在长巷二条二号“天福”百货批发庄工作的舅父公王树荫老先生讲：“长春堂门口小山似的煤球烧着烧红了几天都灭不了。”可见其大、其怪。(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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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与“富连成”的索赔官司
“富连成”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京戏科班，在当时已历近40年，先后为社会培养了近千名戏曲演员，现当代许多著名的京剧大师皆出于此。长春堂大火时，正值富连成科班在华乐戏园上演彩头布景夜戏和传统日场戏，未能逃出此劫，存放于戏园内的全部新旧戏装、道具砌末、彩头布景全部焚毁。张子余与华乐戏园私下达成协议：按戏园重建工程作价30万元计，除华乐戏园上有6万元火险外，长春堂准备支付给它24万元(先支付一半)，建成后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张子余交际广泛，与富连成创始人、老社长叶春善先生；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先生；京剧老伶工王长林先生、萧长华先生、郝寿臣先生都私交不错。还是北城鼓楼一带著名的“八角鼓”(单弦牌子曲一类)曲艺票社的主要资助方，与华乐戏园副经理吴明泉还是儿女亲家。他本以为和华乐戏园解决了赔偿问题就结了，没想到富连成不干，认为大火不是戏园本身起来的，应由长春堂担负赔偿责任。张子余一纸诉状将长春堂告上地方法院。法院认为：“起火原因系华乐戏园与长春堂夹道之间电线走火引起，并非长春堂起火……”这等于驳回了富连成的起诉。富社上下群情激愤，准备集体到长春堂论理。正在此时，叶春善先生的三公子、著名京剧武丑叶盛章恰从上海演戏回来，闻听此事愤而不平，便身揣钢刀到长春堂找张子余拼命。张子余考虑买卖的长远大计，加之他的朋友赵翻译官来柜上帮忙分辩利害得失，便作了妥协，请出了双方挚友及警察局督察长等20多人，在庆丰堂饭庄协商此事。经协商，长春堂以“协助补偿”的名义给付富连成10万元了结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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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当时轰动京城，对长春堂的赔偿行为，一些人啧啧称奇：“还得说人家长春堂，烧成这样了还能拿出这么多硬货来!”有法院的那款判决，张子余完全可以不赔、缓赔或拖着不办。但他最终选择了“让人一步”。虽为精明的商人，在财上却看得明白和长远。同时也践若了“损己利物助人为乐”的道教精神。这时的张老道是52岁。
经过这场浩劫，长春堂由此江河日下辉煌不再。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张老道在历经牢狱之灾后受到惊吓，已无多大心力；第二是大火后买卖如何重建、各方面怎样打点应对、华乐戏园的巨额赔偿与“富连成”科班的索赔官司的伤神，这些都让张子余心力交瘁而渐失东山再起之念。长春堂以后几年只是维持现状而已。(麦祥和)
长春堂买过前门楼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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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一句歇后语：你们家有钱？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呀!这句类似玩笑的话的出处很多，大致是说日本人或汉奸或战后军统将某大字号老板因故绑去讹诈，让掏钱买下前门楼子。有说是“同仁堂”；有说是“瑞蚨祥”。其实，真正始作俑者是长春堂。
长春堂“避瘟散”和“无极丹”在与日本的“宝丹”和“仁丹”的数十年较量中占得先机。日本人狐疑是长春堂早年参与过抵制日货运动，其政治动机可疑。日军占领北平后，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市场，对中国的各种工商企业增强限制，加大盘剥力度，长春堂购置原料和向外埠寄售商品已十分困难。
长春堂着大火是在1942年9月18日，这一天无论对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是一个极端敏感的日子。长春堂居然敢在“大日本皇军攻占满洲胜利日”这一天着此大火，其动机令其起疑。大火后不久，张子余便被设在前门外三里河路北的南城日本宪兵队带走审问。张老道当然是如实照说，也否认着火是由造白面引起的。日本人当然不会相信，遂将人扣留不放。长春堂群龙无首，更深知中国人进了宪兵队那是难逃一死，加上大火后各方责难与官司尚未了结，全铺上下和柜东孙家都慌了手脚，赶紧四处托人准备花钱营救张子余。与张子余有多年交往的一位姓赵的日本翻译官以长春堂抵制日货时张老道还没当上长春堂的经理,长春堂为大日本帝国纳税大大的，重金交保并责令其修缮前门城楼子和打扫正阳门至珠市口之间的前门大街卫生等为由，有利于皇军的统治，在长春堂交了一笔重金保费后，日本人释放了张子余。这笔钱有说是二百两黄金，也有说三百两或五百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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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派人整修前门楼子(实际是搞了一阵子卫生大扫除)后，当局允许其在前门楼子上悬灯结彩张挂孙三明老道头像广告数月，燃放鞭炮，宣传“避瘟散”和“无极丹”。之所以能转危为“安”和遇难成“祥”，与张子余对到买卖上常找点小麻烦警察署、侦缉队、卫生局等大小汉奸出手大方有关，也与那个赵翻译官多方斡旋有关。这便是长春堂被讹买前门楼子的由来。(麦祥和)
长春堂的善举与慈善事业
根据道教的恤孤怜贫、济物救世、扶人之危、解人之厄等教义，长春堂在自身不断地发达之时，热衷各种慈善事业。从孙老道到张老道都对慈善乐此不疲。他们分别在永外“长春观”西跨院、永外“杨祖祠”、左安门外龙爪树村先后办了三所小学，招收当地的贫苦儿童数百人，不收学杂费、无偿提供笔墨纸砚、每年为孩子们免费做一套学生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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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鸦片泛滥，社会团体与慈善家办起以戒毒为最终目标的“在理公所”，让染上毒瘾的人们到这里来戒毒。长春堂常年无偿为戒毒中的人提供“避瘟散”。据父执张宏光老先生讲，他就多次跟车到永定门外几个地方去送过货，看见里边的人都是非人非鬼的模样。因为戒毒过程很难，“避瘟散”闻药的使用类似闻鼻烟，又比鼻烟多了治病的功效，抠出一点，两手指抹后塞进鼻孔打几个喷嚏，清凉沁脾，周身舒爽，暑秽全无，因此很受欢迎。据说少帅张汉卿驻守北京时为戒毒瘾也用过一阵“避瘟散”。长春堂还多年为数家“在理公所”、“悟真堂”等提供戒烟戒毒的经费。
每年“腊八”或某个道家的节令，长春堂都要在鲜鱼口里长巷头条本铺设立粥场，施舍粥食，免费散发“避瘟散”和“无极丹”。还为陷于困境的贫苦艺人伸出救援之手，如为因得罪汉奸官僚而不能到“街北”(珠市口大街以北)唱戏的“评戏皇后”白玉霜作铺保；为死后一贫如洗而办不起后事的相声大家焦德海(从长春堂的棺材铺)“赊”办棺木并施送若干棚经。长巷头条胡同里哪家老街坊有个红白事总得表示一下，送个“喜封儿”或送块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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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的善举从孙老道到张老道一以贯之，在整个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长久传诵。人们从中可以窥见长春堂铺东和经营者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一腔恤民之情。这种善举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它的产品更加深入人心，企业得以更大的发展。
张子余先生因年事已高，于1951年辞职出号，后被聘为北京市药材公司理事。接柜的是长春堂第五代传人孙恒林先生，他作为对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工商界代表多次被选为崇文区人大代表。还与职工积极研制新药，创制了“万生油”、“薄荷碇”等口服或外用的新防暑药。后带领企业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同时也使一百多位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和优厚的待遇。
长春堂之“避瘟散”和“无极丹”是针对暑症兼或“抵制日货”应运而生的，早期的“闻药”也基本为戒毒戒烟的“理门人”所专用。及至后来发现“避瘟散”等可以医治“虎烈拉”这类“绝症”，使其身价和销量大增，创造了长春堂的神话。但是在解放后，旧中国各类罪恶毒瘤也都被彻底铲除掉，“虎烈拉”绝迹了，毒品没有了，“避瘟散”也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服务对象。延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避瘟散”和“无极丹”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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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长春堂二三十年来太顺了，发展道路上遇到了一道大“坎儿”，只是这道“坎儿”过于残酷了。
按迷信的说法，这场大火之前似乎有一定预兆。传说大火前数日，有一挑担的老翁行至长巷下头条长春堂本铺门口不走了，嘴中不停地吆喝着“咸鱼大火烧”(北京人把不蘸芝麻的烧饼称为“火烧”)，足足在那里念叨了有几个小时，柜上的员工很不解，但是并没在意。大火后有人琢磨，“咸鱼大火烧”不就是“鲜鱼口里大火烧起来”之意吗？还有一传说，大火前一天，有一位老妇人骑着毛驴来到长春堂售品所，要买长春堂产的“亏心丸”，有多少全包圆儿。开始伙计没听懂，解释这里只有“避瘟散”和“无极丹”，没有您说的“亏心丸”。老妇人冷笑着叨念着谁也听不清的咒语离开了。当时大家都感觉惊奇，但谁也没把此事放在心上。
1942年9月18日上午九时许，长春堂与隔壁“华乐戏园”相衔接处突发大火，共烧毁两家房屋一百五十余间。且大火起处并未有人在场，因为此时工人刚刚上班，人员还没完全就位，机器电器尚未开动，现场无任何火源。与长春堂一墙之隔的华乐戏园舞台后台虽也有无数的照明扩音用的灯、线，可每日演出的日戏并没有开始，而当天的天气也是晌晴白日的，大火的起因甚为诡异。第二天的京城报纸头版均报道了此事，有报甚至描述火起时有爆炸声，与年前北城一家制造白面的违法商家起火情形十分相似。形势对长春堂似为不利，为平息舆论，张老道当天在“庆丰堂”饭庄大宴宾客，社会局局长、外一区和外二区警察局分局长和督察长、侦缉队队长等地面上各家头面人物都被邀请前来；当时北京南城各报社社长及新闻、社会、娱乐记者也大多到会，共计百余人。张子余老道信誓旦旦地宣称：本号诚信经营奉公守法，以道家根本为己任，广积阴功，绝无造白面巧取豪夺之事，绝不做祸国害民之营生。容请当局明察之，容请记者先生们真实报道之。除了说明火灾情形之外，私底下塞红包也是当然少不了的一道“公事”。再过一天，北京各报不再登载长春堂失火的有关消息，更没人深究它是否有造白面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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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追问过父亲，长春堂到底造没造白面或其他毒品？他老说：“七七事变”后，虽然长春堂的买卖萧条了不少，也遣散了一些工人，可后劲依然很强，完全用不着靠造白面去维持。日本人对毒品买卖控制得特别严，他们自己和一些高丽狗腿子可以随便在北京的城乡开大烟馆白面馆，但是对于中国人这样做处罚是相当严厉的，买卖上犯不着去找那个麻烦。再说，真要是造白面，不可能张老道亲自上阵去造吧，肯定要挑选信得过的工人去完成此事。而我们这帮师兄弟儿一年365天，天天吃住在一起，怎么也得了解一点内幕吧？解放后也得有人揭发出来吧？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没有此事!我想老人家的叙述是比较准确和可信的。之所以有这样的传言，与长春堂暴富后不知适当收敛、反而过于张扬，从而引起大众猜测，也与同行嫉恨、民间仇富等都有不小的关系。
这场大火着得有多大呢？据当时在长巷二条二号“天福”百货批发庄工作的舅父公王树荫老先生讲：“长春堂门口小山似的煤球烧着烧红了几天都灭不了。”可见其大、其怪。(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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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火与“富连成”的索赔官司
“富连成”社是京城首屈一指的京戏科班，在当时已历近40年，先后为社会培养了近千名戏曲演员，现当代许多著名的京剧大师皆出于此。长春堂大火时，正值富连成科班在华乐戏园上演彩头布景夜戏和传统日场戏，未能逃出此劫，存放于戏园内的全部新旧戏装、道具砌末、彩头布景全部焚毁。张子余与华乐戏园私下达成协议：按戏园重建工程作价30万元计，除华乐戏园上有6万元火险外，长春堂准备支付给它24万元(先支付一半)，建成后占有百分之五十的股权。
张子余交际广泛，与富连成创始人、老社长叶春善先生；华乐戏园经理万子和先生；京剧老伶工王长林先生、萧长华先生、郝寿臣先生都私交不错。还是北城鼓楼一带著名的“八角鼓”(单弦牌子曲一类)曲艺票社的主要资助方，与华乐戏园副经理吴明泉还是儿女亲家。他本以为和华乐戏园解决了赔偿问题就结了，没想到富连成不干，认为大火不是戏园本身起来的，应由长春堂担负赔偿责任。张子余一纸诉状将长春堂告上地方法院。法院认为：“起火原因系华乐戏园与长春堂夹道之间电线走火引起，并非长春堂起火……”这等于驳回了富连成的起诉。富社上下群情激愤，准备集体到长春堂论理。正在此时，叶春善先生的三公子、著名京剧武丑叶盛章恰从上海演戏回来，闻听此事愤而不平，便身揣钢刀到长春堂找张子余拼命。张子余考虑买卖的长远大计，加之他的朋友赵翻译官来柜上帮忙分辩利害得失，便作了妥协，请出了双方挚友及警察局督察长等20多人，在庆丰堂饭庄协商此事。经协商，长春堂以“协助补偿”的名义给付富连成10万元了结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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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当时轰动京城，对长春堂的赔偿行为，一些人啧啧称奇：“还得说人家长春堂，烧成这样了还能拿出这么多硬货来!”有法院的那款判决，张子余完全可以不赔、缓赔或拖着不办。但他最终选择了“让人一步”。虽为精明的商人，在财上却看得明白和长远。同时也践若了“损己利物助人为乐”的道教精神。这时的张老道是52岁。
经过这场浩劫，长春堂由此江河日下辉煌不再。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张老道在历经牢狱之灾后受到惊吓，已无多大心力；第二是大火后买卖如何重建、各方面怎样打点应对、华乐戏园的巨额赔偿与“富连成”科班的索赔官司的伤神，这些都让张子余心力交瘁而渐失东山再起之念。长春堂以后几年只是维持现状而已。(麦祥和)
长春堂买过前门楼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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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有一句歇后语：你们家有钱？有钱买前门楼子去呀!这句类似玩笑的话的出处很多，大致是说日本人或汉奸或战后军统将某大字号老板因故绑去讹诈，让掏钱买下前门楼子。有说是“同仁堂”；有说是“瑞蚨祥”。其实，真正始作俑者是长春堂。
长春堂“避瘟散”和“无极丹”在与日本的“宝丹”和“仁丹”的数十年较量中占得先机。日本人狐疑是长春堂早年参与过抵制日货运动，其政治动机可疑。日军占领北平后，掠夺中国资源，占领中国市场，对中国的各种工商企业增强限制，加大盘剥力度，长春堂购置原料和向外埠寄售商品已十分困难。
长春堂着大火是在1942年9月18日，这一天无论对中国人或是日本人都是一个极端敏感的日子。长春堂居然敢在“大日本皇军攻占满洲胜利日”这一天着此大火，其动机令其起疑。大火后不久，张子余便被设在前门外三里河路北的南城日本宪兵队带走审问。张老道当然是如实照说，也否认着火是由造白面引起的。日本人当然不会相信，遂将人扣留不放。长春堂群龙无首，更深知中国人进了宪兵队那是难逃一死，加上大火后各方责难与官司尚未了结，全铺上下和柜东孙家都慌了手脚，赶紧四处托人准备花钱营救张子余。与张子余有多年交往的一位姓赵的日本翻译官以长春堂抵制日货时张老道还没当上长春堂的经理,长春堂为大日本帝国纳税大大的，重金交保并责令其修缮前门城楼子和打扫正阳门至珠市口之间的前门大街卫生等为由，有利于皇军的统治，在长春堂交了一笔重金保费后，日本人释放了张子余。这笔钱有说是二百两黄金，也有说三百两或五百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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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派人整修前门楼子(实际是搞了一阵子卫生大扫除)后，当局允许其在前门楼子上悬灯结彩张挂孙三明老道头像广告数月，燃放鞭炮，宣传“避瘟散”和“无极丹”。之所以能转危为“安”和遇难成“祥”，与张子余对到买卖上常找点小麻烦警察署、侦缉队、卫生局等大小汉奸出手大方有关，也与那个赵翻译官多方斡旋有关。这便是长春堂被讹买前门楼子的由来。(麦祥和)
长春堂的善举与慈善事业
根据道教的恤孤怜贫、济物救世、扶人之危、解人之厄等教义，长春堂在自身不断地发达之时，热衷各种慈善事业。从孙老道到张老道都对慈善乐此不疲。他们分别在永外“长春观”西跨院、永外“杨祖祠”、左安门外龙爪树村先后办了三所小学，招收当地的贫苦儿童数百人，不收学杂费、无偿提供笔墨纸砚、每年为孩子们免费做一套学生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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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腊八”或某个道家的节令，长春堂都要在鲜鱼口里长巷头条本铺设立粥场，施舍粥食，免费散发“避瘟散”和“无极丹”。还为陷于困境的贫苦艺人伸出救援之手，如为因得罪汉奸官僚而不能到“街北”(珠市口大街以北)唱戏的“评戏皇后”白玉霜作铺保；为死后一贫如洗而办不起后事的相声大家焦德海(从长春堂的棺材铺)“赊”办棺木并施送若干棚经。长巷头条胡同里哪家老街坊有个红白事总得表示一下，送个“喜封儿”或送块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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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堂的善举从孙老道到张老道一以贯之，在整个北京城的大街小巷被长久传诵。人们从中可以窥见长春堂铺东和经营者的拳拳爱国之心和一腔恤民之情。这种善举的直接结果就是使它的产品更加深入人心，企业得以更大的发展。
张子余先生因年事已高，于1951年辞职出号，后被聘为北京市药材公司理事。接柜的是长春堂第五代传人孙恒林先生，他作为对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工商界代表多次被选为崇文区人大代表。还与职工积极研制新药，创制了“万生油”、“薄荷碇”等口服或外用的新防暑药。后带领企业顺利完成了“公私合营”，同时也使一百多位职工得到妥善安置和优厚的待遇。
长春堂之“避瘟散”和“无极丹”是针对暑症兼或“抵制日货”应运而生的，早期的“闻药”也基本为戒毒戒烟的“理门人”所专用。及至后来发现“避瘟散”等可以医治“虎烈拉”这类“绝症”，使其身价和销量大增，创造了长春堂的神话。但是在解放后，旧中国各类罪恶毒瘤也都被彻底铲除掉，“虎烈拉”绝迹了，毒品没有了，“避瘟散”也就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服务对象。延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避瘟散”和“无极丹”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历史舞台。(麦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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