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学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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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棒棒医生
康熙大帝于1661年2月17日以八岁幼龄即位，之后马不停蹄的擒鳌拜，收台湾，平三番和准噶尔，至1685年2月，收复雅克萨，签订《尼布楚条约》，这一年他32岁，天下大定，可谓踌躇满志，三十而立。就在这一年，康熙大帝对西医发生了兴趣。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5.4~1722.12.20)，即康熙帝
康熙为什么会对西医发生兴趣？康熙是个酷爱学习的好学生，在此之前，中国的学问固不必说，对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如天文、地理、数、理、化等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若参加今日的高考，说不定理科综合可以拿到及格的分数，在几千年的帝王中，这该是最高水准了。不仅仅是学习，康熙对中国数学甚至还有所贡献，他在学习代数学时创造的“元”、“次”、“根”等术语简洁实用，一直沿用到今天。在1685年，康熙所爱的四皇子和太皇太后先后患病，眼看着亲人们费劲周折才得以病愈，深受西方科学熏陶的康熙自然想到了西医：“西方的数学天文既然如此精准，医学亦必如此。”于是他一面命太医整理传统医学经典，一面命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着钦天监监正传教士南怀仁访求精通西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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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西医进宫南怀仁久居宫中，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接到圣谕后立即致函耶稣会总会长查理·德·诺瓦耶，呼吁派遣传教士医生，并要求邮寄医学名著和大号解剖图谱。他认为医生比数学家更有利于搞定皇帝和传教事业。
然而，耶稣会的反应极为迟钝，南怀仁等不及了，只好就自己的浅薄所知先向皇帝介绍西方医学，著有《吸毒石原由用法》和《验气图说》，后者介绍了发明不久的温度计，中国医学至此方有对体温的精确测量。
康熙并不满足于南怀仁的医学知识，1688年，法国传教士白垩、张诚编译西医讲义(铜版印刷的解剖图十五幅和20册讲义包括病理学、药物学等)进呈，康熙阅后颇为赞赏，一高兴之下，废除了禁教令，并辟建西药作坊。然此二人亦不是专业医生。
强烈的求知欲使康熙对耶稣会的唐塞很不满，终于在1692年6月12日，受耶稣会派遣的卢依道(医学博士)抵达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中国医生高竹，他是个流落街头的孤儿，十岁时被传教士收养并带至暹罗培养成为传教士医生，他是第一个习西医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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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依道和高竹进宫后，康熙对他们进行了两次考试。第一次是让他们为自己把脉，询问自己既往病史的病因和治疗方法，并与之前的法国神父的诊断相对照。这一场考试基本过关，又命给一位患有子宫疾病的宫中妇女治病，卢依道成功将之治愈，至此算是过关了。然而，当时的西医在治疗上并无多大突破，还保留有草药、放血疗法等传统医学的手段，卢依道此后的治疗实践并不都是成功的，治疗几位亲王都失败了。尤其是1693年5月，康熙大帝亲自患了疟疾，寒热交替，苦不堪言。卢依道虽然知道金鸡纳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手边却没有。京城皇榜一张，每天都有名老中医献方献药，甚至有和尚道士施法术，自然一律无效。这时，法国传教士刘应和洪若趁机献上金鸡纳霜，康熙服后立即痊愈。康熙愈后将几名阻止他服用西药的御医予以流放的严惩，同时，遣返了治疗不力的卢神父。对法国医生大加赏赐，大笔一挥，就把苏克撒哈的旧府赏给了法国神父作教堂。那位中国人高竹医生的运气比卢神父要好一些，然而，医道有时而尽，伴君长如伴虎，不到两年，聪明的高竹向华佗学习，主动请求回乡照料妻子，康熙却不像曹操，因此时手边西医甚多，也不怎么挽留。终康熙一朝，宫廷西医达25位，康熙对西医的态度极为开明，不囿于华夷之辨，只看实际疗效，信任有甚于中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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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鸡纳霜，奎宁的俗称，由金鸡纳树的树皮研磨而成，图为金鸡纳树。
康熙学医南怀仁、白垩、张诚都曾对康熙进行过医学启蒙教育，这只相当于中学的生理卫生，算不得登堂入室。到1698年，法国巴多明神父来华，康熙才算是开始了正规的西医学习。巴多明来华后不久就学会了满文和汉文，他以法国解剖学家迪奥尼斯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系统教授当时欧洲最先进的血液循环理论和解剖学。他每翻译完十页讲一次课。康熙据说学习十分认真，不时还对译文进行润色，听课时不断提出各种疑问。而巴多明一一解答，有时皇帝的问题超出医学范围，他会学习化学家的著作后再回答。再现了传说中黄帝和岐伯间君臣切磋学习医学的感人情景。康熙气度恢弘，老实承认“他们在这方面比我们能干，他们想知道自然界中的一切”。他派了三位精干的官员、两名文笔极佳的司书、两名画师、几名拉线工和制版者协助巴多明，历时五年，完成康熙钦定书名的满文译作《钦定格体全录》。该书第一至四卷为解剖学，第五至七卷为人体疾病论，第八卷为女性身体与疾病，第九卷为病理学。康熙对此书严加看管，认为“此乃特异之书，故不可与普通文籍等量观之，亦不可任一般不学无术之辈滥读此书也。”命抄录三本，分藏于北京文渊阁、畅春园和热河避暑山庄，后流落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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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何对西医著作如此紧张？这得从解剖图说起。西方现代科学传入中国，图画比文字具有更直接的冲击力。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胜于一切文字，清晰地告诉中国人，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西洋解剖图亦是如此。中国最早的解剖实践记于史书的是《汉书.王莽传》“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但这次解剖活动并未留下图谱。直到五代晋道士烟萝子绘制《内境图》六幅，宋仁宗庆历年间宜州推官吴简画《欧希范(死刑犯)五脏图》。这些图与元明清各代医书中的解剖插图大体相似，均以简单的线条勾勒，形态、层次、结构、大小、比例等均严重失真，经络穴位更是凭空想象之物。而西方解剖图借助透视、明暗等素描技法，使血管、神经、肌腱、肌肉、筋膜、骨骼、器官等比例精确，富有立体感，尤其生殖器官，纤毫毕现，如照相一般真实。对于第一次见过这种解剖图的中国人来说，心理震荡可想而知。即便生于二十世纪的我，大学第一次翻阅解剖教材，首先就偷偷翻看生殖器官。人同此心，岂有异哉。康熙大帝深恐此书流传出去有害于世道人心，故而深藏密置，只自己偷偷的看，后来恩赐给少数大臣看。仿佛以前图书馆里的《金瓶梅》，只有一定级别的高官才有资格借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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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行医康熙系统学习西医后，心痒难熬，得机会总跃跃欲试。这就像他跟假太后学了武当功夫后，有强烈的欲望要穿上夜行衣在皇宫里飞檐走壁一样(此为小说家语，不足信也)。每有皇族或朝臣染病，康熙除了遣医以往外，常常赐药，并如医生一般亲自注明药物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1712年7月，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赐金鸡纳，并亲笔“处方”：“你奏得好，今欲赐疟疾的药，恐延迟，所以赐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宵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纳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用一钱或八分，连出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可惜曹寅等不到御赐圣药就一命呜呼了。作家刘心武对此道“圣旨”别有歪解，认为“人参”是“人生”的谐音，连续三个“万嘱”是暗示要曹寅死云云。作家也罢，坐家也罢，文傻总是这样自作聪明。
然而，遗憾的是，康熙学习西医只是满足自己的兴趣，并没有将之推广，《钦定格体全书》也没有对中国医学的进步起过丝毫影响。半个世纪后的日本，《解体新书》的出版，直接促进了日本医学的全面西化，甚至超出医学范围，对日本民族的全面现代化有着启动作用。
君王的个人学识再渊博，个人爱好再高雅，个人才能再出众，若不能推而广之，促进全社会的进步，就毫无价值。就此意义而言，康熙远远称不上伟大的皇帝，他若真的再活五百年到如今，毫无疑义，是我们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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