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奋剂的猫和老鼠游戏
作者：方舟子
从悉尼奥运会开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的宣誓词都加了一句“要致力于一个没有兴奋剂和药品的运动会”。近年来对兴奋剂的检测越来越精准，对违反者的处罚也越来越严厉，但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查出有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次的伦敦奥运会也已查出一名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和一名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取消其参赛资格。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兴奋剂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对兴奋剂并不陌生，每个人都用过，很多人每天都用——茶、咖啡、可乐等很多饮料里含有咖啡因，那就是一种兴奋剂。只不过它是合法的。运动员非法使用的兴奋剂有一类和咖啡因相似，但是作用更强，它们通常是苯丙胺、麻黄素或类似的化学物质。它们能刺激神经系统，引起全身心的兴奋，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代谢加快，让人不感到疲倦。这是最早使用，也是最早被禁止的兴奋剂。它们要在即将比赛时使用才会有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兴奋剂都是起兴奋作用的。目前用得最多、查得最严的是类固醇类的激素，多数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它们不是用来兴奋神经，而是用来增强肌肉的生长发育，让肌肉变得更加发达。这类激素要长期使用才有效，在比赛前反而可以不用。这样靠运动会期间的检测很难以查出来，而要靠平时的突击抽查。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被查出服用司坦唑醇，那就是一种类固醇药物，和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被查出的是同一种药。
, 百拇医药
有些体育项目按体重来分级别，例如举重、拳击项目，在低重量级比赛会占便宜。有的运动员就会非法使用利尿剂，大量地排尿，让身体脱水，体重减轻，让自己通过体检进入低重量级级别，之后再补充水分让身体恢复正常。使用利尿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掩盖其他兴奋剂的使用。现在对兴奋剂的检测通常是查尿液，使用利尿剂后，大量地分泌尿液，兴奋剂残留物在尿液中的含量大大降低，就不容易被查出来了。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呋喃苯胺酸，那是一种利尿剂。体操比赛并不按体重分级别，所以她服用利尿剂应该是为了掩盖服用了其他兴奋剂。
还有的运动员会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来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的数量。红细胞在体内是携带氧气用的，红细胞数量多了，身体的耐力也增强了。因为促红细胞生成素是身体本身就有的，所以是很难分清是不是使用了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没有技术手段能够鉴别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那些需要耐力的项目，例如自行车、游泳、长跑项目，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发现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和内源的在生化属性上有所差异，通过尿检(有时配合血检)能够识别出来。自悉尼奥运会开始就有了检测促红细胞生成素的项目，时不时地爆出运动员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丑闻。曾获得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的我国女运动员李哲思就是因为在赛外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而参加不了伦敦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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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增加红细胞的笨办法是输血，几十年前就有人用。有了促红细胞生成素之后，就很少有人采用输血的办法了。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能被查出后，据说使用输血的人又多了。如果输的是别人同血型的血，是能够通过血检查出来的。如果输的是自己的血(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储存，在比赛前再输回去)，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办法能检测出来。正常人血液中的红细胞比容(红细胞占全血容积的百分比)不超过50%。所以如果在血检时发现运动员的红细胞比容超过50%就可以认为通过输血作弊。但真作弊的运动员也可以想法控制在红细胞比容不超过50%。
比促红细胞生成素更难检测的另一种激素是生长激素。这也是因为生长激素身体本身也分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通过血检有办法检测出运动员使用生长激素，也有过被检测出的个别例子。但实际上目前的检测方法并不可靠。有时生长激素被查出属于意外。例如1998年1月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原媛和她的教练周哲文去澳大利亚珀斯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被澳大利亚海关查出携带了13瓶生长激素。
兴奋剂的品种非常多，已经被列入禁用目录的就有两百多种，它们进入人体后，又会代谢成别的物质，这样要检查的物质，就有好几百种，查起来很麻烦。检测的精度越来越高，已经达到了纳克也就是十亿分之一克级别甚至更低，这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倒入一勺糖，搅匀了，还要能把里面的糖分子检测出来。即使是这样，运动员还是有办法骗过检测，例如偷换尿液样本，或者是通过服用利尿剂稀释尿液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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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兴奋剂的检测精度很高，有时就会造成误伤，冤枉了运动员。这是因为一些常用药物、保健品也含有兴奋剂成分。一些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也往往把误服含违禁成分的药物、保健品作为借口。这次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也是以生病服用了她奶奶给的草药为自己辩护。中国运动员往往误以为中药是天然无副作用，可以随便服用，把中药当补品来吃。其实已知有一千多种中成药都含有兴奋剂成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标上“运动员慎用”的标签。
甚至有的食物也含有违禁兴奋剂成分。例如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就是一种兴奋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国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尿检被查出含兴奋剂成分而被禁止参赛，他的说法就是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2012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在浙江宁波举行，中国女排以1胜4负的战绩名列第5。女排主教练俞觉敏在总结这次比赛时称，球队发挥欠佳与3周未吃肉有密切关系，“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不敢吃肉，导致队员在体能和体质上明显下降”。
兴奋剂检测这么难，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还未必能查出来，反而会造成误伤，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让兴奋剂合法化呢？一个原因是兴奋剂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死亡，这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宗旨相违背。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Knud Enemark Jensen)在参加100千米的比赛时突然瘫倒，送到医院不久即死亡。尸检发现他服用了两种兴奋剂。他的死亡促使国际奥委会自1968年起开始对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检测兴奋剂。
既然兴奋剂被禁用，如果有人偷偷使用它就对老实遵守禁令的运动员不公平，违反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但是总会有人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提高比赛成绩。兴奋剂的检测永远落后于兴奋剂的使用，因为只有当某种兴奋剂被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被列入禁用名单并研发检测它的技术。兴奋剂的种类会越来越多，技术会越来越高超，检测会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又不能不禁止。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2012.8.1.
(《新华每日电讯》2012.8.3), 百拇医药
从悉尼奥运会开始，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运动员代表的宣誓词都加了一句“要致力于一个没有兴奋剂和药品的运动会”。近年来对兴奋剂的检测越来越精准，对违反者的处罚也越来越严厉，但是每届奥运会都会查出有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这次的伦敦奥运会也已查出一名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和一名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使用兴奋剂而取消其参赛资格。为什么他们要铤而走险，兴奋剂究竟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对兴奋剂并不陌生，每个人都用过，很多人每天都用——茶、咖啡、可乐等很多饮料里含有咖啡因，那就是一种兴奋剂。只不过它是合法的。运动员非法使用的兴奋剂有一类和咖啡因相似，但是作用更强，它们通常是苯丙胺、麻黄素或类似的化学物质。它们能刺激神经系统，引起全身心的兴奋，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代谢加快，让人不感到疲倦。这是最早使用，也是最早被禁止的兴奋剂。它们要在即将比赛时使用才会有效。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兴奋剂都是起兴奋作用的。目前用得最多、查得最严的是类固醇类的激素，多数是雄性激素的衍生物。它们不是用来兴奋神经，而是用来增强肌肉的生长发育，让肌肉变得更加发达。这类激素要长期使用才有效，在比赛前反而可以不用。这样靠运动会期间的检测很难以查出来，而要靠平时的突击抽查。阿尔巴尼亚举重选手被查出服用司坦唑醇，那就是一种类固醇药物，和汉城奥运会上加拿大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被查出的是同一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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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体育项目按体重来分级别，例如举重、拳击项目，在低重量级比赛会占便宜。有的运动员就会非法使用利尿剂，大量地排尿，让身体脱水，体重减轻，让自己通过体检进入低重量级级别，之后再补充水分让身体恢复正常。使用利尿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掩盖其他兴奋剂的使用。现在对兴奋剂的检测通常是查尿液，使用利尿剂后，大量地分泌尿液，兴奋剂残留物在尿液中的含量大大降低，就不容易被查出来了。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被查出服用呋喃苯胺酸，那是一种利尿剂。体操比赛并不按体重分级别，所以她服用利尿剂应该是为了掩盖服用了其他兴奋剂。
还有的运动员会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来增加血液中的红细胞的数量。红细胞在体内是携带氧气用的，红细胞数量多了，身体的耐力也增强了。因为促红细胞生成素是身体本身就有的，所以是很难分清是不是使用了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上个世纪90年代，没有技术手段能够鉴别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在那些需要耐力的项目，例如自行车、游泳、长跑项目，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发现外源的促红细胞生成素和内源的在生化属性上有所差异，通过尿检(有时配合血检)能够识别出来。自悉尼奥运会开始就有了检测促红细胞生成素的项目，时不时地爆出运动员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的丑闻。曾获得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冠军的我国女运动员李哲思就是因为在赛外被查出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而参加不了伦敦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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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增加红细胞的笨办法是输血，几十年前就有人用。有了促红细胞生成素之后，就很少有人采用输血的办法了。使用促红细胞生成素能被查出后，据说使用输血的人又多了。如果输的是别人同血型的血，是能够通过血检查出来的。如果输的是自己的血(把自己的血抽出来储存，在比赛前再输回去)，目前并没有可靠的办法能检测出来。正常人血液中的红细胞比容(红细胞占全血容积的百分比)不超过50%。所以如果在血检时发现运动员的红细胞比容超过50%就可以认为通过输血作弊。但真作弊的运动员也可以想法控制在红细胞比容不超过50%。
比促红细胞生成素更难检测的另一种激素是生长激素。这也是因为生长激素身体本身也分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认为通过血检有办法检测出运动员使用生长激素，也有过被检测出的个别例子。但实际上目前的检测方法并不可靠。有时生长激素被查出属于意外。例如1998年1月中国女游泳运动员原媛和她的教练周哲文去澳大利亚珀斯参加世界游泳锦标赛，被澳大利亚海关查出携带了13瓶生长激素。
兴奋剂的品种非常多，已经被列入禁用目录的就有两百多种，它们进入人体后，又会代谢成别的物质，这样要检查的物质，就有好几百种，查起来很麻烦。检测的精度越来越高，已经达到了纳克也就是十亿分之一克级别甚至更低，这相当于在一个游泳池里倒入一勺糖，搅匀了，还要能把里面的糖分子检测出来。即使是这样，运动员还是有办法骗过检测，例如偷换尿液样本，或者是通过服用利尿剂稀释尿液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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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兴奋剂的检测精度很高，有时就会造成误伤，冤枉了运动员。这是因为一些常用药物、保健品也含有兴奋剂成分。一些被查出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也往往把误服含违禁成分的药物、保健品作为借口。这次乌兹别克体操运动员也是以生病服用了她奶奶给的草药为自己辩护。中国运动员往往误以为中药是天然无副作用，可以随便服用，把中药当补品来吃。其实已知有一千多种中成药都含有兴奋剂成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标上“运动员慎用”的标签。
甚至有的食物也含有违禁兴奋剂成分。例如瘦肉精盐酸克伦特罗就是一种兴奋剂。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我国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尿检被查出含兴奋剂成分而被禁止参赛，他的说法就是吃了含瘦肉精的猪肉。2012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在浙江宁波举行，中国女排以1胜4负的战绩名列第5。女排主教练俞觉敏在总结这次比赛时称，球队发挥欠佳与3周未吃肉有密切关系，“因为害怕瘦肉精，我们出来比赛不敢吃肉，导致队员在体能和体质上明显下降”。
兴奋剂检测这么难，投入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还未必能查出来，反而会造成误伤，那么为什么不干脆让兴奋剂合法化呢？一个原因是兴奋剂的使用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甚至导致死亡，这与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体质、增进健康的宗旨相违背。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选手简森(Knud Enemark Jensen)在参加100千米的比赛时突然瘫倒，送到医院不久即死亡。尸检发现他服用了两种兴奋剂。他的死亡促使国际奥委会自1968年起开始对参加奥运会的选手检测兴奋剂。
既然兴奋剂被禁用，如果有人偷偷使用它就对老实遵守禁令的运动员不公平，违反了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但是总会有人想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提高比赛成绩。兴奋剂的检测永远落后于兴奋剂的使用，因为只有当某种兴奋剂被使用一段时间后才会被列入禁用名单并研发检测它的技术。兴奋剂的种类会越来越多，技术会越来越高超，检测会越来越困难。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又不能不禁止。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2012.8.1.
(《新华每日电讯》2012.8.3),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