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医路上不断攀登
我叫崔继利，今年59岁，是山西省绛县卫庄镇卫生院院长，在基层当中医40年了。我不是科班出身。1969年“七年制”毕业后，我被推荐到村卫生所当“乡医”，除1980年在绛县卫校的中医培训班学了8个月外，没有上过任何医校。
身落不幸让我走上学医路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1953年出生刚8个月，父母离婚，是姑妈把我抚养大的。先天不足而又后天缺少营养的我，自幼就体弱多病。4岁那年，我患了一场重病，病魔虽然没有夺去我弱小的生命，却留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残疾了!在清贫生活的磨难中，我渐渐地长大成人。15岁那年，相依为命的姑妈患了肝病，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在姑妈弥留之际，她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利儿，要是你长大了能给人治病那该多好啊!”姑妈的临终遗愿深深地敲打在我的心上。农村缺医少药，有多少乡亲被病魔困扰。想到这些，立志学医的理想在我心中萌发了。
1974年，生活清贫的我借了钱到县医院自费学医。在生活上低标准、节衣缩食，每顿饭窝头加咸菜，挤出点钱来，托太原新华书店的老乡给我寄回所需的医学书籍。我深感自己起步晚，入门迟，基础差，便用更多的时间一头扎进书堆里。先后读完了《组织胚胎学》、《微生物学》、《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等医学书籍，作了七八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不仅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而且更坚定地认准了一条献身于医疗事业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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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被安排到陈村乡卫生院当临时工。但好景不长，后又被“精简”回家。可这丝毫没能动摇我从事医疗事业的决心。1977年，村里“流感”流行，一些乡亲病倒了。我东家进西家出，为他们打针熬药。为了及时控制“流感”的蔓延，我采来中药熬好一大锅汤，送给乡亲们喝，防止了“流感”的扩散，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和信任。村干部为了鼓励我学医，还救济了我50元钱。这件事更坚定了我尽快掌握医疗本领的信心和决心。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知识。
参加“中医骨干培训班”
1980年，县卫生局举办“中医骨干培训班”。招收的学员都是医科大中专毕业后在县乡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骨干力量。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到县城，找到县卫生局的领导。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后说，培训班讲的都是中医经典，别说你只有初中水平，就是搞中医多年的人学这些内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说：“我知道自己起点低，基础差，正因为这样，我才赶来学习。”领导又说：“教室太小。”我回答：“可以在教室外旁听。”局领导见我求知心切，只好勉强同意了。就这样，经过软缠硬磨，我终于当上了一名编外旁听生。为了利用这难得的8个月时间系统地学到宝贵的祖国医学理论，我常把黑夜当白天用，除了正常上课，每天晚上只睡3个小时，黎明3点就起床，翻阅医案，查找卡片，朗读原著，背诵药性。当起床的铃声划破黎明的寂静时，我写笔记，做习题，背方剂，已收获累累。训练班结业考试，我10门功课门门优秀，名列第一。
, 百拇医药
拿到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
参加这次培训班后，我更加感到自己中医知识的欠缺，于是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两年内要系统全面地学完中医本科教材。于是我托人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买回了中医大学教材，还自费订了11种中外医学杂志和大学学报。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11点，分秒必争，潜心攻读。2年后，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大学本科的全部专业知识。中医四大经典几乎烂熟于胸。
1982年为了检验学习成绩，也为了进一步深造，我曾作为唯一的自学青年在运城参加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五门课都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只是由于临床时间年限不够，遗憾未被录取。不过，随后我还是实实在在地先后拿到了《健康报》刊授学院和山西省中医学院的自考大专文凭，拿到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1984年，我被共青团山西省委评为山西十大青年，获得了“山西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称号。
, 百拇医药
费尽心血研制“肝得安”
随着医术的提高，我先开办过中医诊所，随后又被聘到县中医院工作。在这期间，我从没忘记姑妈的遗嘱，并立志攻克肝病这道难题。我省吃俭用，订阅和购买了大量的医药杂志和中医经典著作。古文艰涩，文理深奥，就一点一点啃。书中行间写满了注释体会。有的书都翻烂了，就再买一本。仔细琢磨着中医理论的精髓，寻觅着攻克肝炎的良方。同时，还走南闯北，向名医求教，拜药农为师，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偏方、验方、秘方，密密麻麻记了几本子。凡有地方开肝病学术会议，我都千方百计争名额，往进“挤”。实在“挤”不进去，我便恳请人家卖给我一份资料。
从医书中，从名医药农的口中，从专业学术会议上，我觅得了百余个治肝方子，经过条分缕析，筛选出30多个较好的方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自己满意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去找中草药。遗憾的是其中的个别药，或只是书上有记载，或是民间有传闻，药店根本没有，甚至无人使用。没办法我只得拖着残腿进苍山深峪，按医书药典上的说明和图，边访边寻。绛县山区的陈村峪、紫家峪、里册峪、磨里峪……凡能找到的地方，我都跑遍了，没找到。无奈，我又到百里之外中条山腹地的垣曲、夏县、筚子沟、胡家峪等山里去寻找。有时为了寻到一株草药，我不得不乘危历险。终于，通过广泛临床求证，确定了最佳方案。1992年，在肝病治疗上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纯中药制剂“肝得安”研制成功了，该药对湿热内蕴的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都有很好的疗效。
, 百拇医药
1995年3月24日，山西省卫生厅召集省内28位医学和药学专家教授，组成新药评审委员，对“肝得安”进行了严格的评审。认为该药处于同类研究项目的全国领先水平，建议尽快推广，造福于患者。不久，我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药物及制备方法”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研究专利证书。1996年，“肝得安”获山西省卫生厅的新药证书。1998年，“肝得安”获运城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我研发的又一个新药“肝愈”，按照新药审批程序，已完成了急毒、长毒、药效、药理、处方工艺、稳定性、抗乙肝病毒、质量标准等全部临床前的研究资料。2004年该药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批件，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没有进行临床研究。
中医事业之路任重道远
我同北京、河南、黑龙江等医疗单位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些医疗学术机构不时邀请我前去讲学。中央电视台《健康世界》栏目播出了“崔继利与肝得安”专题报道。一些荣誉也接踵而来，2005年，我被山西省人事厅、农业厅评为“山西省拔尖乡土人才”；2007年，被山西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办评为“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2008年，被评为运城市首届名中医师；2009年，被评为“运城市百名优秀人才”。
我决心在中医事业的道路上继续登攀。任重道远，我将上下而求索。因为我铭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圣开太平”。, 百拇医药(崔继利 山西省绛县卫庄镇卫生院)
身落不幸让我走上学医路
我的童年是不幸的。1953年出生刚8个月，父母离婚，是姑妈把我抚养大的。先天不足而又后天缺少营养的我，自幼就体弱多病。4岁那年，我患了一场重病，病魔虽然没有夺去我弱小的生命，却留下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腿残疾了!在清贫生活的磨难中，我渐渐地长大成人。15岁那年，相依为命的姑妈患了肝病，被病魔折磨得骨瘦如柴。在姑妈弥留之际，她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利儿，要是你长大了能给人治病那该多好啊!”姑妈的临终遗愿深深地敲打在我的心上。农村缺医少药，有多少乡亲被病魔困扰。想到这些，立志学医的理想在我心中萌发了。
1974年，生活清贫的我借了钱到县医院自费学医。在生活上低标准、节衣缩食，每顿饭窝头加咸菜，挤出点钱来，托太原新华书店的老乡给我寄回所需的医学书籍。我深感自己起步晚，入门迟，基础差，便用更多的时间一头扎进书堆里。先后读完了《组织胚胎学》、《微生物学》、《生理学》、《药理学》、《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等医学书籍，作了七八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不仅初步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医学知识，而且更坚定地认准了一条献身于医疗事业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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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被安排到陈村乡卫生院当临时工。但好景不长，后又被“精简”回家。可这丝毫没能动摇我从事医疗事业的决心。1977年，村里“流感”流行，一些乡亲病倒了。我东家进西家出，为他们打针熬药。为了及时控制“流感”的蔓延，我采来中药熬好一大锅汤，送给乡亲们喝，防止了“流感”的扩散，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和信任。村干部为了鼓励我学医，还救济了我50元钱。这件事更坚定了我尽快掌握医疗本领的信心和决心。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更加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知识。
参加“中医骨干培训班”
1980年，县卫生局举办“中医骨干培训班”。招收的学员都是医科大中专毕业后在县乡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骨干力量。听到这个消息，我赶到县城，找到县卫生局的领导。他们问了我的情况后说，培训班讲的都是中医经典，别说你只有初中水平，就是搞中医多年的人学这些内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说：“我知道自己起点低，基础差，正因为这样，我才赶来学习。”领导又说：“教室太小。”我回答：“可以在教室外旁听。”局领导见我求知心切，只好勉强同意了。就这样，经过软缠硬磨，我终于当上了一名编外旁听生。为了利用这难得的8个月时间系统地学到宝贵的祖国医学理论，我常把黑夜当白天用，除了正常上课，每天晚上只睡3个小时，黎明3点就起床，翻阅医案，查找卡片，朗读原著，背诵药性。当起床的铃声划破黎明的寂静时，我写笔记，做习题，背方剂，已收获累累。训练班结业考试，我10门功课门门优秀，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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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
参加这次培训班后，我更加感到自己中医知识的欠缺，于是给自己提出了新的目标：两年内要系统全面地学完中医本科教材。于是我托人从西安、郑州、太原等地买回了中医大学教材，还自费订了11种中外医学杂志和大学学报。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学习计划，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11点，分秒必争，潜心攻读。2年后，系统地学习了中医大学本科的全部专业知识。中医四大经典几乎烂熟于胸。
1982年为了检验学习成绩，也为了进一步深造，我曾作为唯一的自学青年在运城参加攻读硕士研究生的考试，五门课都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只是由于临床时间年限不够，遗憾未被录取。不过，随后我还是实实在在地先后拿到了《健康报》刊授学院和山西省中医学院的自考大专文凭，拿到了中医执业医师资格证和执业证。1984年，我被共青团山西省委评为山西十大青年，获得了“山西省新长征突击手标兵”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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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尽心血研制“肝得安”
随着医术的提高，我先开办过中医诊所，随后又被聘到县中医院工作。在这期间，我从没忘记姑妈的遗嘱，并立志攻克肝病这道难题。我省吃俭用，订阅和购买了大量的医药杂志和中医经典著作。古文艰涩，文理深奥，就一点一点啃。书中行间写满了注释体会。有的书都翻烂了，就再买一本。仔细琢磨着中医理论的精髓，寻觅着攻克肝炎的良方。同时，还走南闯北，向名医求教，拜药农为师，搜集了大量的民间偏方、验方、秘方，密密麻麻记了几本子。凡有地方开肝病学术会议，我都千方百计争名额，往进“挤”。实在“挤”不进去，我便恳请人家卖给我一份资料。
从医书中，从名医药农的口中，从专业学术会议上，我觅得了百余个治肝方子，经过条分缕析，筛选出30多个较好的方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自己满意的方案。然后按图索骥去找中草药。遗憾的是其中的个别药，或只是书上有记载，或是民间有传闻，药店根本没有，甚至无人使用。没办法我只得拖着残腿进苍山深峪，按医书药典上的说明和图，边访边寻。绛县山区的陈村峪、紫家峪、里册峪、磨里峪……凡能找到的地方，我都跑遍了，没找到。无奈，我又到百里之外中条山腹地的垣曲、夏县、筚子沟、胡家峪等山里去寻找。有时为了寻到一株草药，我不得不乘危历险。终于，通过广泛临床求证，确定了最佳方案。1992年，在肝病治疗上取得了突破性发展，纯中药制剂“肝得安”研制成功了，该药对湿热内蕴的各种急慢性病毒性肝炎都有很好的疗效。
, 百拇医药
1995年3月24日，山西省卫生厅召集省内28位医学和药学专家教授，组成新药评审委员，对“肝得安”进行了严格的评审。认为该药处于同类研究项目的全国领先水平，建议尽快推广，造福于患者。不久，我的“急慢性病毒性肝炎的药物及制备方法”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研究专利证书。1996年，“肝得安”获山西省卫生厅的新药证书。1998年，“肝得安”获运城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9年，我研发的又一个新药“肝愈”，按照新药审批程序，已完成了急毒、长毒、药效、药理、处方工艺、稳定性、抗乙肝病毒、质量标准等全部临床前的研究资料。2004年该药已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新药临床批件，由于缺乏资金，一直没有进行临床研究。
中医事业之路任重道远
我同北京、河南、黑龙江等医疗单位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的一些医疗学术机构不时邀请我前去讲学。中央电视台《健康世界》栏目播出了“崔继利与肝得安”专题报道。一些荣誉也接踵而来，2005年，我被山西省人事厅、农业厅评为“山西省拔尖乡土人才”；2007年，被山西省委组织部、省人才办评为“山西省委联系的高级专家”；2008年，被评为运城市首届名中医师；2009年，被评为“运城市百名优秀人才”。
我决心在中医事业的道路上继续登攀。任重道远，我将上下而求索。因为我铭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圣开太平”。, 百拇医药(崔继利 山西省绛县卫庄镇卫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