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3)
参见附件。
其次，物质资本投资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最大(12.1%～17.4%)，东部其次(8.4%～9.7%)，中部地区最小(5.1%～6.9%)。从西部地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物质资本的产出系数也居于首位，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
3. 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要大于其他投入要素(13.1%～22.4%)，这说明在我国东部，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较于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更为重要。而在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并不显著，这表明教育在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西部地区教育投资不足，加之西部地区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中教育人力资本的缺失。
4.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且多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在DGMM模型中，西部地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的增加也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度量健康人力资本时，DGMM模型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医生数量增长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医生数量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但效果不显著。这验证了我国区域间医疗水平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投入少的客观现实。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和新近流行的广义矩阵法(DGMM)估计了人力资本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人力资本促使全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呈现“俱乐部”收敛态势，而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则存在条件收敛。这一结论与潘文卿(2010)、刘金全等(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趋异(史修松，赵曙东，2011，张学良，2010)。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必然存在一个“阈值”，即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低于某一临界点，东部地区就会凭借优秀人才提高对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更容易吸引物质资本和先进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会陷入人力资本“低技能”和人才外流的困境中，迫使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由此可知，落后地区更应该加强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禀赋，促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驱动。1978—2008年，物质资本存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且从区域角度看，目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重点依靠政策扶持下的物质资本投入。然而，单纯依赖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并不能缩小落后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再多的物质资本也是徒劳(姚先国，张海峰，2008)。
3. 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McDonald，Robert，2002)。同时，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在东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从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方向转变。
4. 以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促进了我国及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这说明通过增加病床数的方式来增进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进而保证其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增长。然而，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只证实了经济增长过程中 ......
其次，物质资本投资率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说明物质资本是支撑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西部地区物质资本投资的产出弹性最大(12.1%～17.4%)，东部其次(8.4%～9.7%)，中部地区最小(5.1%～6.9%)。从西部地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物质资本的产出系数也居于首位，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依靠物质资本投入。
3. 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的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显著为正，且东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要大于其他投入要素(13.1%～22.4%)，这说明在我国东部，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较于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更为重要。而在西部地区，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并不显著，这表明教育在西部地区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原因之一是西部地区教育投资不足，加之西部地区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中教育人力资本的缺失。
4. 每万人拥有的床位数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产出弹性系数为正，且多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在DGMM模型中，西部地区每万人拥有床位数的增加也显著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度量健康人力资本时，DGMM模型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医生数量增长有利于当地的经济增长(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医生数量的增长对当地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但效果不显著。这验证了我国区域间医疗水平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投入少的客观现实。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9年分省面板数据，应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和新近流行的广义矩阵法(DGMM)估计了人力资本对全国以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经济差异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 人力资本促使全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呈现“俱乐部”收敛态势，而三大地区内部的经济增长则存在条件收敛。这一结论与潘文卿(2010)、刘金全等(2009)的研究结果相似。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存量使得我国经济增长趋异(史修松，赵曙东，2011，张学良，2010)。除了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外，笔者认为，人力资本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影响必然存在一个“阈值”，即如果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低于某一临界点，东部地区就会凭借优秀人才提高对要素的利用效率，进而更容易吸引物质资本和先进技术；而中西部地区则会陷入人力资本“低技能”和人才外流的困境中，迫使区域间经济差距加大。由此可知，落后地区更应该加强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入，提高当地的人力资本禀赋，促使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由物质资本驱动。1978—2008年，物质资本存量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且从区域角度看，目前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重点依靠政策扶持下的物质资本投入。然而，单纯依赖资本投入的增长模式并不能缩小落后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没有人力资本的积累，再多的物质资本也是徒劳(姚先国，张海峰，2008)。
3. 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用，这一结论在很多学者的研究中得到证实(McDonald，Robert，2002)。同时，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仅在东中部地区较为显著，对西部地区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从教育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正从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方向转变。
4. 以每万人拥有床位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促进了我国及区域范围内的经济增长，这说明通过增加病床数的方式来增进劳动者的健康人力资本，进而保证其持续的人力资本投入有利于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增长。然而，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生数代表的健康人力资本只证实了经济增长过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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