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医话:中医无奈求于巫
中医粉丝有一个解不开的意淫死结,他们总认为在古代的瘟疫中中医发挥了重大作用,中华民族赖此才得以保存至今。事实当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从正史中固然看不到,从野史、演义、笔记、小说中也完全看不到相关的证据。出乎意料,巫医的作用似乎“更大”。
一部水浒传奇,始于一场大瘟疫。开篇楔子里写道:“嘉佑三年春间,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两京,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将来。且说东京城里城外军民死亡大半。开封府主包待制,亲将惠民和济局方,自出俸资,合药救治万民。那里医治得住!瘟疫越盛。”这一段明确交代了这场传染病的流传区域(“江南至两京”),传染性(“无一处人民不染此症”),死亡率(“死亡大半”),并且毫不隐讳中医中药的无效和无能(用了惠民和济局方后,“瘟疫越盛”)。万般无奈之下,喜欢“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后天下之忧而忧”地想出了绝招:“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这是标准的巫术。范仲淹文学武功道德修养那是没话说,说到科学精神,与一般文傻也没甚区别。他的意思很明显,面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大疫,中医那是彻底没辙了,不如让道士来画符念咒试试。范仲淹早年即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大志,此时却弃医求巫,真是莫大的讽刺。仁宗天子也逼得实在没法,只好钦派殿前太尉洪信到江西信州龙虎山隆重邀请嗣汉天师张真人来祈禳瘟疫。而张真人仿佛接到了仁宗的电话,不等洪信的圣旨,直接就腾云驾雾来到京师,在东京禁院画符念咒装腔作势表演了七昼夜。上帝被他这一番辛苦所感动,觉得惩罚下民也差不多了,于是“瘟疫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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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中华民族的繁衍明明是道教的功劳嘛,道士比中医粉更有自豪的资本。
水浒文字有一特点,但凡出现一人物、一风景、一事件,总先要诗兴大发,来一段韵文,极尽比喻渲染描摹之能。比如洪信在伏魔殿执意掘开镇压妖魔的石碑时,下面深渊发出“刮喇喇一声响亮”,这响声恰似:“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钱塘江上,潮头浪拥出海门来;泰华山头,巨灵神一劈山峰碎。共工奋怒,去盔撞倒了不周山;力士施威,飞锤击碎了始皇辇。一风撼折千竿竹,十万军中半夜雷。”这种博喻不仅秀出施耐庵的才华,也说明他观察力之强。可是,只要与医有关,却无比简略,尤其对于疾病的症状,均不作任何交代,因此开篇的瘟疫究竟是何病根本无法知道(王进及其母的病等等均是这样)。这似乎也是史籍的通病,凡是史书记载的瘟疫,从来只有“某地大疫,死人无算”等寥寥数字,后人无法得知有关症状、体征、流行特征、诱因、环境饮食水土气候关联等一切信息,这些记载对于医学的进步几乎毫无用处。中医几千年似乎还没有学会真正认真系统客观的临床观察。所以,我们也不必苛求作家施耐庵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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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中再找点佐证。在嘉祐三年的春季,除了正月在温州发了一场大火,烧毁房屋一万四千间,死五十人外,全国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因此,江南至京师的这一场瘟疫并不是灾后之疫。两宋320年间,有资料可查证的瘟疫发生了204次,种类12种,包括痢疾、伤寒、腺鼠疫、麻风、天花、饥疫、疾痢、白喉、狂犬病、肺结核、虾蟆瘟、疟疾等。重灾区北宋时在开封,南宋时在临安,都是首都所在地。进一步说明,这次瘟疫不是偶然事件,其发生与生活方式和卫生条件的关系更大,而不是自然灾害。比如都市的供水、鼠患等皆可能是瘟疫的原因。不管是什么原因,那时的医学既不能发现,也没有有效的防控措施,政府和人民于绝望之际更多的是求助于巫术。据历史学家研究(李小红.《宋代“信巫不信医”问题探析》),两宋期间,信巫不信医之风炽盛,无论屁民还是贵族,穷乡僻壤还是通都大邑,南方还是北方,甚至医生本身,都普遍“不信医方可活人,但随巫语去迎神”。
纷纷两宋瘟疫多,医不如巫可奈何,输给西医情尤可,败给巫医却怎说?, http://www.100md.com(棒棒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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