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院长不能自私(对话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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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坦然面对压力
本报记者丁文君与刘玉村院长(左)合影。
本报记者丁熙玮摄
刘院长在手术中。
“尊敬的来者，无论您因为什么来到北大医院，您都是我们尊贵的客人，您都应该受到礼遇。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简称厚道；我们追求的目标是成为医疗行业的‘水准原点’。”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大厅的柱子上，醒目地镶嵌着这样一段话，进门的患者大多会停下脚步阅读一下，然后会心地微笑。写这段话的，便是北大医院现任院长、52岁的刘玉村。
去年年底，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如约来到刘玉村的办公室。与宽敞、明亮、温暖的门诊楼相比，设在一个破旧二层楼里的院长办公室显得如此狭小、局促，茶几上堆着各种书和文件，屋里暖气不足更显清冷。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刘院长一坐已是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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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把一生中最隐私的事都告诉了我”
外科医生出身的刘玉村很愿意当大夫，即使现在已是院长，他仍坚持每天早上7点多上班后，先去病房看病人，8点多再回到办公室处理文件、找人谈话、写写东西，或者上网看看一夜间发生的大事小情，每周还要做1—2台手术，“走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一切喧嚣都归于平静。”
《生命时报》：听说您走上从医路，源于自己的一次重病？
刘玉村：没错，15岁那年有一天，我肚子疼得直打滚，被送到医院时，意识都有点模糊了，老去拧输液架子上那个调高低的螺母，总觉得是电视机开关。后来我被诊断为胰腺炎，转到天津的大医院做手术。住院的那45天，每天见到的都是出院入院、生与死。我亲眼看着与我两张床之隔的一个孩子，因为肾功能衰竭死在了床上。有个进修的女大夫问我：“小不点，你长大要干什么？”我开玩笑地说：“我要当大夫，长大了也拉你一刀。”就因为那场差点没让我死掉的大病，我学了医，这是一种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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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您住院是1975年，那时的医患关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
刘玉村：那时从来没人用过“医患关系”这样的词，因为一说“关系”，人和人之间就远了。医生和病人之间总是有说有笑的，病人从没给医生送过礼，医生也尽心尽力照顾患者。住院的时候，常有护士推着我去阳台看风景。我那场大病又手术又输血，还切口感染，但最终只花了300块钱，其他都由农村合作医疗负担，放到现在，就相当于30万了。那种状态才是医学的根本——人文关爱，当病人觉得医院里满是人情味时，他就不会计较花掉多少钱了。所以，我们的医改应该抛开技术层面的东西，更多地关注“人”，而不是“病”。
《生命时报》：听说您从医以来，从没接到过病人的投诉，手术也从未出过差错，您是怎么做到的？
刘玉村：就我的经验来讲，首先是尊重。即使当了院长，我对每一个病人也是很尊重的，“老爷爷怎么样啊”，“您今天感觉好点了吗”，当你始终面带微笑，用这种平等的身份去跟病人和家属交流时，你的心态就会变得阳光，自己也会觉得很高尚。其次是沟通技巧。话该怎么说、用什么样的语速和语调，都是有讲究的。比如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做了胃癌手术和化疗的病人，看完病历后，我发现他癌症复发，寿命没多长了，但怎么告诉他，需要费点心思。我是这样说的：“可能您希望听到好消息，但我实事求是地讲，我报告您的这个消息并不是特别乐观，您做完第一次手术后有新生肿瘤出现，这虽然不好，但不等于没希望，因为目前的治疗都对路子，只要回去后多想办法改进营养就行了。”我说话的语速比较慢、语调比较低，病人听了后很平静地接受了。换个角度，如果我说“你怎么不早来，早来我这儿看就好了”。这样的话既是对同行的不尊重，也会引起患者的反感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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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有人说医生都很冷漠，对病人缺少感情，您觉得是这样吗？
刘玉村：起码我不是的，对病人，我有过遗憾，也有过感动。年轻时我会诊过一个内科病人，他一直感觉肚子胀、疼，我给他做了腹穿，抽出了一点带血性的腹水，但并没能诊断出是什么疾病，也没有及时做治疗。后来有比我年资更高的人来会诊，发现病人有肠坏死、血管栓塞，赶紧做了手术，挽救了一条性命。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也是从医生涯里唯一的一次失手，至今我仍对那位病人抱有深深的歉意。
不过和病人打交道，我更多的还是感动。有个患晚期乳腺癌的老太太，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好几次都说要跟我单独谈谈。我去了，没想到，老太太跟我说的，是一件她这辈子做得最缺德的事。她说：“这件事我实在没法跟孩子说，又不能把它带进棺材里，我看你这个大夫实在太好了，就想跟你说说。”这对我触动太大了，老人能把她一生中最隐私、最负面、最黑暗的东西讲给我这个年轻人听，得是多大的信任啊。从那之后，我就不断提醒自己，应该为病人更好地服务，用自己最好的表现换取患者对我们真正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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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好不好，百姓说了算
2006年，刘玉村从北大医学部副主任调任北大医院院长，担任这家具有90年历史的大型医院的掌门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受命于北大医院的关键时期”。那时候，其他医院都在快速发展，而身处京城深处最中心的北大医院，却在人口、交通、地域、空间等方面遇到了种种限制。如何让这家有近百年历史的医院重新焕发青春，是刘玉村上任后思考的第一件事，而他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医院的文化建设。
《生命时报》：作为一家老牌医院，北大医院在发展上遇到了哪些瓶颈？
刘玉村：不夸张地说，我们在发展上受到重重限制。首先是地域上的。北大医院正好处在皇城保护区，交通不便利，所有建筑高度不能超过9米，我们不可能像兄弟医院那样，一个楼盖十几层，一下子就解决了空间问题。没空间，医院规模就上不去；没规模，效益就上不去；没效益，医生心气就上不去。
, 百拇医药 另一个限制是“人”。作为中国第一家国立医院，北大医院曾经辉煌一时，但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一批老专家退出历史舞台，它的光环也逐渐褪去。种种因素加在一起，让北大医院进入了历史上的低谷，很多人都不看好我们。
《生命时报》：您采取了什么方法，让北大医院重新焕发了青春？
刘玉村：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可在种种限制上，我还真没火可烧，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拓展医院空间。这几年我们改造了妇儿楼、科研楼，即将改造旧门诊楼。新建了门诊楼，今年动工开建了干部保健基地，还有即将开工的大兴院区工程。在大兴建院区非常重要，它扼守着北京的南大门，既有高铁又有地铁，还要建第二国际机场，将来会有大量人口往那儿迁移。医院是要追着人走的，在那儿建院区不仅能弥补北大医院空间上的不足，还能最大限度地为更多老百姓服务。
此外，还要激发医生的热情，让他们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我带着他们去做公益，几十人的医疗队下乡义诊，吸引了包括中央媒体在内一大批媒体的眼光。不断增加的曝光率让医生们找回了自信，各科室之间、上下级之间也因义诊增加了交流机会，人心得以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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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院的院训是“厚德尚道”，我们简称“厚道”，医生对病人应该厚道，院长对工作人员应该厚道，病人对医生也应该厚道。这个核心价值观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现在我把它印在杯子上、名片上、玻璃上、院墙上，到处都是，让大家随时都能看到，然后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
《生命时报》：前段时间复旦大学公布了2011年度中国最佳医院综合排行榜，北大医院排第八，您怎么看？
刘玉村：我觉得专家的评价只是技术层面上的，医院好不好得听老百姓的。好医院里，医生得像医生，病人得像病人。医生护士和蔼可亲地面对病人，耐心细致地解答病情，为病人提供好的服务；病人也要干干净净、中规中矩。
《生命时报》：北大医院是怎么为病人服好务的？
刘玉村：从医院内部来说，“减少病人走路”是我们最实实在在的服务：挂号多开窗口，减少排队；收费处各个楼层都有，不必跑上跑下；把同一器官的相关科室放在同一楼层，方便转诊；取药、采血等都设立了等候区，病人只需安心坐着等叫号就行了，这些都最大程度地方便了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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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理想是回归教育
采访中，刘玉村很肯定地告诉记者：“我很享受院长这个职业，因为它让我的理想一步步变成现实。”面对未来，他“希望能重新回到教师的岗位，教书育人，带出一流的学生。”
《生命时报》：您觉得好老师的标准是什么？
刘玉村：好教师、好医生、好院长，都有个共通点，就是你得先是个好人。好老师首先要爱学生、好院长首先要爱医院、好医生首先要爱病人，然后才能全身心地投入，这样你做哪个职业都会有成就感。
《生命时报》：这三个职业中，您对哪个更有感情？
刘玉村：三个职业各有各的乐趣，都让我难以割舍。教师这个职业永远都是阳光的，站在讲台上，看到的是对知识渴求的目光，让你内心有种自豪感。院长则是能实现个人抱负的职业，既能为医院干成几件实事，还能为国家的医改建言献策，这是一般人没有的一种享受。至于医生，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服务病人、治好病人，又是另外一种成就感。虽然现在这个职业面临危机，医生的尊严也受到质疑，但这都是暂时的，我们始终要看到它阳光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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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时报》：当院长，每天要面对无数的压力，您怎么排解？
刘玉村：我就三点做法，第一不能自私。人的压力往往来自于自私，如果我有太多私心、私利，把进药、基建、设备采购都抓在自己手里，那一定会背上太多压力的包袱。最好的方法就是权力下放，分散压力。第二是转换环境。可以用体力活动，比如打球等运动来缓解；也可以通过转换角色，比如坚持每周做手术来缓解。第三是包容。当院长6年，我只发过两次脾气。尽量多去包容别人，会让自己的心变大，做事不纠结。
《生命时报》：假如有一天不当院长了，您准备去做什么？
刘玉村：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一个场景，就是在北大医院的教室、病房、楼道里，有一位老者，身边围着一群年轻的学生，在认真地说着什么……这位老者就是将来的我。▲,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