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13亿人用上国产药 代表委员齐支招
“这我不同意，新药审批快不起来。”
这是今日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会场爆发的一场交锋。擦出火星的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13亿中国人用上国产药？”
说起这个，一年卖药上亿元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季强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外国药已经占据了中国人用药的半壁江山。”这位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现，在大医院，进口药的比例逐年提高，进口药主要销往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医院，而他们造出的国产药，在零售药店、小医院等低端市场的销量占了四成。
“这是一个大事情。如果国产药不能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就永远都给外国药当垫底。”这位研发药物出身的企业家说。
“现在，国内企业的6000多种药都压在政府部门，就是排队等着审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药审中心人员严重不足。”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今年就拿出了一个有关仿制药注册审批的提案。
郭广昌告诉记者，如果能够推动到期仿制药的尽快上市，将大大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降低医保基金费用支出。但是，现在专利到期新药的仿制太慢了，慢就慢在审评审批程序上。我国2007年出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新药临床试验的技术审评需要90个工作日，实际操作时限往往在8个月以上，如果再加上排队受理期，前后可能长达一年以上。
在美国、欧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个时限一般是一到两个月。而对于专利到期化学制剂仿制的注册审批周期，现在还无法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进度实施，注册周期更是漫长。
“在药品审批上，我国曾有一段时间审批过快过滥，造成不少问题。”郭广昌说，但现在有些矫枉过正了。要把居民用药负担降下来，加快仿制药的审批是重要的举措。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在我国的药品市场上，一个“怪现象”存在了多年。
那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在中国依然享受着单独定价的特权，价格高高在上。在国际上，某家药企研发了一种新药并获得专利后，一般可以享受20年的专利保护。在这20年中，别的药厂不可以进行仿制。但一旦专利保护期过了，别的药厂就可以进行仿制，从而导致该药品的价格迅速跳水。但在我国，这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却依然在享受定价特权。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对行政审批异化的评论。今天的会场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代表大声把它念了一遍。
听着这么多意见，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药品评审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女以建敏坐不住了。“药厂是一定要推销更多药的，而医学专家希望控制质量，减少乱象。现在中国市场药物生产和药品是过剩的，药企也良莠不齐。”
“大大小小的药企，同样性质的药有很多重复。如果真的是自己研发的新药，解决了国际医学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是批得很快的。”
女以建敏的矛头，指向中国药创新不足。
这又把另一个代表丁列明“激”了起来。他是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盐酸埃克替尼研发团队首席研究员、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中国并非没有创新药。我是2002年创业的，已经有一种抗癌新药通过了审批。大家都感觉创新药很难，投入大、周期长、审批难。我同意其他企业的发言，国家政策非常重要。”
女以建敏又摇了摇手。“这个在美国是绝对不能批的，研究同样的产品，美国就要20多年。美国没批肿瘤新药，但是中国批了。”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吕祖善一直听得很认真。这时候，这位浙江前省长忍不住好奇：“能控制肺癌，为啥不批？”
女以建敏答得飞快。“中国抗癌药确实能延长生存期，但是不能治愈。美国的医学观念是这种药不进入国家医药系统。而且医生对新药也不一定信任。”
中国老百姓怕“中国药”里有假，胡季强也很清楚。
他的母亲曾经就是受害者。有一次，她看了虚假广告买了一种“保健品”假药，吃了以后出现低血糖休克，“差点救不回来了”。
“这个非常可恶，就像温总理讲的，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不能坑蒙拐骗、欺骗消费者。因为药品是人命关天的，你卖假药就是谋财害命。”
“我们提议修改药品管理法，建议国家要加大对造假的惩治力度，让造假者倾家荡产，严重的需要杀一儆百。”胡季强说。
随着“战火”扩大，“看病贵”问题摆上桌面。中间休息时，女以建敏一出门，陈保华、胡季强马上跟了出来。事关中国人健康的大问题，讨论还在持续。
这是今日全国人大浙江代表团会场爆发的一场交锋。擦出火星的是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让13亿中国人用上国产药？”
说起这个，一年卖药上亿元的全国人大代表胡季强也忍不住激动了起来。
“外国药已经占据了中国人用药的半壁江山。”这位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发现，在大医院，进口药的比例逐年提高，进口药主要销往医疗资源集中的大医院，而他们造出的国产药，在零售药店、小医院等低端市场的销量占了四成。
“这是一个大事情。如果国产药不能占领我们自己的市场，就永远都给外国药当垫底。”这位研发药物出身的企业家说。
“现在，国内企业的6000多种药都压在政府部门，就是排队等着审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药审中心人员严重不足。”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华说。
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今年就拿出了一个有关仿制药注册审批的提案。
郭广昌告诉记者，如果能够推动到期仿制药的尽快上市，将大大减轻患者的医疗费用，降低医保基金费用支出。但是，现在专利到期新药的仿制太慢了，慢就慢在审评审批程序上。我国2007年出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规定，新药临床试验的技术审评需要90个工作日，实际操作时限往往在8个月以上，如果再加上排队受理期，前后可能长达一年以上。
在美国、欧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这个时限一般是一到两个月。而对于专利到期化学制剂仿制的注册审批周期，现在还无法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的进度实施，注册周期更是漫长。
“在药品审批上，我国曾有一段时间审批过快过滥，造成不少问题。”郭广昌说，但现在有些矫枉过正了。要把居民用药负担降下来，加快仿制药的审批是重要的举措。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以牺牲质量为代价。
在我国的药品市场上，一个“怪现象”存在了多年。
那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在中国依然享受着单独定价的特权，价格高高在上。在国际上，某家药企研发了一种新药并获得专利后，一般可以享受20年的专利保护。在这20年中，别的药厂不可以进行仿制。但一旦专利保护期过了，别的药厂就可以进行仿制，从而导致该药品的价格迅速跳水。但在我国，这些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的药品却依然在享受定价特权。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业的轿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对行政审批异化的评论。今天的会场里，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代表大声把它念了一遍。
听着这么多意见，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药品评审专家，全国人大代表女以建敏坐不住了。“药厂是一定要推销更多药的，而医学专家希望控制质量，减少乱象。现在中国市场药物生产和药品是过剩的，药企也良莠不齐。”
“大大小小的药企，同样性质的药有很多重复。如果真的是自己研发的新药，解决了国际医学都没能解决的问题，我们是批得很快的。”
女以建敏的矛头，指向中国药创新不足。
这又把另一个代表丁列明“激”了起来。他是浙江贝达药业有限公司盐酸埃克替尼研发团队首席研究员、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
“中国并非没有创新药。我是2002年创业的，已经有一种抗癌新药通过了审批。大家都感觉创新药很难，投入大、周期长、审批难。我同意其他企业的发言，国家政策非常重要。”
女以建敏又摇了摇手。“这个在美国是绝对不能批的，研究同样的产品，美国就要20多年。美国没批肿瘤新药，但是中国批了。”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吕祖善一直听得很认真。这时候，这位浙江前省长忍不住好奇：“能控制肺癌，为啥不批？”
女以建敏答得飞快。“中国抗癌药确实能延长生存期，但是不能治愈。美国的医学观念是这种药不进入国家医药系统。而且医生对新药也不一定信任。”
中国老百姓怕“中国药”里有假，胡季强也很清楚。
他的母亲曾经就是受害者。有一次，她看了虚假广告买了一种“保健品”假药，吃了以后出现低血糖休克，“差点救不回来了”。
“这个非常可恶，就像温总理讲的，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不能坑蒙拐骗、欺骗消费者。因为药品是人命关天的，你卖假药就是谋财害命。”
“我们提议修改药品管理法，建议国家要加大对造假的惩治力度，让造假者倾家荡产，严重的需要杀一儆百。”胡季强说。
随着“战火”扩大，“看病贵”问题摆上桌面。中间休息时，女以建敏一出门，陈保华、胡季强马上跟了出来。事关中国人健康的大问题，讨论还在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