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西化 实现中医梦 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 等
告别西化 实现中医梦
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
笔者近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中医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发表《告别中医西化——兼论从复兴中医到人类医学革命的使命与战略任务》一文。现就其中部分观点，与大家讨论。
中西医应并存并重，优势互补
中医是一门具有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医学科学，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与西医相匹配的医学科学。从定义上讲：“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而西医的生物医学则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 百拇医药
中医学既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简单、零散的经验疗法。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因此，中西医并存并重，优势互补，天经地义，不可偏废。
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第一关
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自卑症、近代科学主义、近代哲学贫困,一直是我国近代文化中挥之不去的三种弊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中西医结合的名义，用西医所依托的还原性科学方法，亦即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着验证、解释、改造。这种做法，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医西化。
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上升的时期。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的做法，借着当时社会上行政包办学术的习惯，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牢牢地固定了下来，从而铸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桩极为罕见而又隐蔽的“文化冤假错案”。不论是行政包办保护了中医西化，还是文化弊端捆绑了行政管理，讨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医生存发展的危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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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危害主要有四：一是造成了中医固有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严重解体，造成了中医的临床水平朝着经验化方向的不断倒退与萎缩。二是造成了学术界空前的文化、科学精神的溃败，以致形成了当代中医学术研究上学风空束，游谈无根的弊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坚守科学原则的人，逐年来不断地在减少。三是干扰了《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贯彻落实。四是阻碍了我国独有的两种主流医学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了我国中西医配合的医疗卫生创新体制的建设步伐。
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实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是，它不同于社会上一般意义的冤假错案，而是一个学术性是非与行政管理体制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冤假错案。既需要在哲学、科学、文化方面深入研究，分辨原委，澄清是非，也需要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改革以往落后的管理模式与体制。
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在中医学术发展与学术评判中，告别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本来是西医所有的话语权。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根据，重铸中医之魂。告别中医西化，也是在文化科学领域里，在中医学术发展问题上，大兴学术民主自由之风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复兴中医是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的突破口，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的第一关。对此，我们应有知难而进的决心和深入细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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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至今有30年了。我所理解的中医科学学，即关于中医学发展的科学；而中医软科学，则是实现中医事业科学管理的科学。可见，无论中医科学学，还是中医软科学，都必须以中医自身的科学原理为依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才是讨论中医学发展和中医事业管理时，真正的科学标准或定盘准星。
半个多世纪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思考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这就使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变成了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在没有起跑线，没有探明中医科学定位的前提下，任何努力与辛劳最终都不可能见到当初臆想中的光环。多年来，当人们提到中西医结合时，流行于口头上的不同解释竟然不下10种。一个命题，多种解释，一个概念，多种内涵，这在逻辑学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命题或概念。命题、概念不准确，接下来所进行的推理与判断，则无法说其是，也无法说其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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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面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如果再不回答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我们就失去了讨论中医发展与管理的资格和权利。假如我们不以中医学科学定位与告别中医西化为起点，我们就难以避免“豁出去生存求发展，自带着镣铐创世界”的苦果。
五大战略实现中医梦
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概括而言，初步将其列为五个方面。
定向——以中医内在的科学原理为依据，确立中医的科学发展观，面向中医的未来。
复兴——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学术，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
重组——以改革开路，实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中药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改革与体制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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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在中西医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创建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两种医学并存并重，中西医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新格局。
革命——把中国医疗卫生的新体制、新格局推向世界，必将是人类医学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医学革命。
尽管以上战略任务离我们今天还很远，但毕竟是纠结于中国人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中医梦。而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中医梦的第一步，就是告别中医西化。 (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 ——与李致重商榷
, http://www.100md.com 李致重先生的文章“告别西化实现中医梦”(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3月28日第3版，以下简称“李文”)，借口反对“中医西化”来否定中西医结合，实为荒谬之极。近20多年来李先生发表的所有论文主要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否定中西医结合。现在只是在其原来写的论文直接否定的“中西医结合”后面，加上了“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几个字而已。奇怪的是李文还借一位外国教授的话来篡改中医学的历史，他说，“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何为“成熟的科学”，2500年前中医算是“成熟的科学”吗？相信略有中医史学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可以算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而现在还没有2500年前《黄帝内经》已经写成的史料。据历代医史学家的考证意见，其成书最早的年代可能为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至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建国之后，但最多的学者意见则是公元前100多年之后的西汉中后期。至少，2500年前中医就达到了“成熟的科学”说则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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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学的成熟，一是基于实践的重大突破，二是哲学的发展为总结医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框架；三是借鉴和切入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新手段，为中医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创新渠道。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基础理论至少有三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成书于1700年前的《伤寒论》，这是最重大的变化，甚至可以称为理论范式的改变。如果说，《内经》是以阴阳五行为骨干的理论整体性思维范式为特征，而《伤寒论》则是六经为架构的经验个例性范式。《伤寒论》比之《内经》实用性更强，重视个例的实际经验，重视操作的精确性。以《伤寒论》为标志的经方学，实际上是对《内经》的经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其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临床经验尤其是方药应用的丰富，才使得中医有了资格称为医学。
第二次改变是“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医学家受理学的求新意识的影响，也大破尊经意识，敢说《内经》不是黄帝所著，以后的医家也敢怀疑《伤寒论》条文的编次而有错简派与旧论派之争。哲学观念的改变和实践的发展，医学家遂对《内经》和《伤寒论》都突破而自立门户，既开辟了各家学说，又以刘完素主火论为据，创立了温病学派。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都以太极图为据创立了各自的命门学说，这也是对五行学说的一次重大突破。其中许多学说的理论，已属于今天我们学习中医学基础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可以视为中医学的进一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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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突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的开展，增加了理论创新的动力机制。基础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认识现象和揭示规律。规律一般分经验归纳性规律和因果必然性规律。《内经》和《伤寒论》等经验总结加哲学框架发展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具有与某些学科的理论有重复性、类同性或相似性的经验陈述，特异性不高。而运用现代受控实验方法创立的某些理论，因是由其自身内在性所决定，在受到不同外部因素制约的存在条件下而出现相应的不同反应的结果，以其表达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因果性规律。可以说，运用科学实验所揭示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几十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以多种实验手段研究证，用建立动物模型方法研究证，旨在探索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迈开了突破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发展的第一步。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实践过程。应当说这一过程也是使中医学走向成熟科学的一大步，当然其中走了许多弯路，其结果也远非如意，尚没有很多具有可检验性、精确性、逻辑性、可重复性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报道，有的是搞实验形式主义，甚至曲解了中医学理论。但是，中医学仍然应坚持不懈地探索实验方法，期待着创新，这也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总之，中医现代化实现之日才是中医科学真正成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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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其他观点如“中西医学研究对象不同，面对的是两种人”、“中西结合的概念不能成立”、“是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等说法一如既往，已经重复了20年，不值一驳。例如当一个患者从中医医院看了中医后，又进了另一家医院看了西医，难道就变了成“两种人”？但凡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人大概都不会相信他的说法。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中医是成熟、发展、开放的理论医学 ——与《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作者商榷
2013年4月10日，《中国中医药报》第三版刊登王强先生的文章《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文中认为中医是理论医学，批判中医停滞不前的观点，笔者深为赞同，但文中把中医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对立割裂起来看待，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有必要与之商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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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内经》成书
诚如王强文中所说，《黄帝内经》可以算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笔者有必要让王强明确一点，何谓“奠基”呢？就是《黄帝内经》系统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医理论基础。什么叫理论医学，就是用其理论可以说清楚人体生理现象，可以指导和解决各种临床问题，可以解决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可用以回答“新出现的疾病”之原因，亦即依其理论可以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可以使人健康长寿。中医是理论医学还体现在：它运用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完全能够解释中医的各科学说，能够说清楚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说清楚中医的治疗原则，说清楚病人发病及其痊愈的原因，随时可用以指导临床。中医理论几千年来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疾病，包括近几十年来遇到的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或没有很好疗效的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等。
因此，《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成熟的标志。而王强文中也说，《黄帝内经》据历代医史学家的考证意见，其成书最早的年代可能为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至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建国之后，但更多的学者意见则是公元前100多年之后的西汉中后期。据此可知，《黄帝内经》成书的具体年代虽还有待史学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黄帝内经》成书距今2400～2100年之间。所以，说2500年前中医就达到了“成熟的科学”未必就错，至少不是原则分歧，而是枝节学术问题，对此王强断然说“毫无根据”太偏激和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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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在成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按照哲学的观点，真理是没有止境的。中医的发展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黄帝内经》的这种奠基作用并不排斥其发展完善，其发展完善并不能否定其奠基地位，这好比建房子，框架打好了，不是说不需要再继续完善充实了，继续完善充实也肯定不能再动基础了。
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对中医理论的嫁接改造，而应是在尊重和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纵观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医的“经”是亘古不变的，每次中医新学说的产生，都是在运用中医“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对“经”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和总结，并不是对中医“经”的嫁接改造乃至另起炉灶。故历史上产生的新学说，都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变的是各种学说，不变的是中医的“经”，“经”犹如中医的魂，引领着中医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硕果累累。
王强文中也承认中医理论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但他把中医理论成熟和理论发展对立割裂起来看待，把中医历史上三次“变革”作为中医成熟的内容，就太偏颇了，也太小看中华先祖的智慧了。要知道，世界尽管是不断发展的，但这种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绝不能割裂历史，绝不能否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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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理论
从中医药发展历史来看，中医药学科并不是封闭保守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均汲取了当时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兼容并蓄，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之长，尤其吸收了儒、释、道之长，儒家的中庸、和为贵，释家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道家的道法自然、大道至简都融合进了其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其主要的理论纲领。
承认中医是成熟的理论，与中医兼容并蓄的特质并行不悖，时代在发展，中医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去吸收时代精华，这样才能历久弥新。比如中医吸收西医问题，必须去面对。西医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急救、器质性损伤等方面疗效很好，这当然值得中医学习吸收，这是医疗发展的需要。但这种吸收不是西化，比如为了提高疗效，利用CT等，因为CT是现代科技产物，若用中医理论指导诊疗，就不是西化。我们讲中医学的发展，不是要孤芳自赏，而是要遵守“中医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把西医学的知识、方法，有机地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原则标准把它吸取过来。(曹延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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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
笔者近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中医哲学基础理论研讨会”,发表《告别中医西化——兼论从复兴中医到人类医学革命的使命与战略任务》一文。现就其中部分观点，与大家讨论。
中西医应并存并重，优势互补
中医是一门具有基础科学体系与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医学科学，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与西医相匹配的医学科学。从定义上讲：“中医学是以哲学和系统科学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而西医的生物医学则是“以还原性科学方法，研究人的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层次上的结构与功能，所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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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既不是经验医学，更不是简单、零散的经验疗法。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因此，中西医并存并重，优势互补，天经地义，不可偏废。
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第一关
一百多年来，民族文化自卑症、近代科学主义、近代哲学贫困,一直是我国近代文化中挥之不去的三种弊端。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之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中西医结合的名义，用西医所依托的还原性科学方法，亦即近代物理学、化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医进行着验证、解释、改造。这种做法，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医西化。
20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上升的时期。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的做法，借着当时社会上行政包办学术的习惯，从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牢牢地固定了下来，从而铸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桩极为罕见而又隐蔽的“文化冤假错案”。不论是行政包办保护了中医西化，还是文化弊端捆绑了行政管理，讨论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医生存发展的危机，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广泛、高度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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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讲，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危害主要有四：一是造成了中医固有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辨证论治技术体系的严重解体，造成了中医的临床水平朝着经验化方向的不断倒退与萎缩。二是造成了学术界空前的文化、科学精神的溃败，以致形成了当代中医学术研究上学风空束，游谈无根的弊端，敢于讲真话、讲实话，勇于坚守科学原则的人，逐年来不断地在减少。三是干扰了《宪法》关于“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以及“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总方针的贯彻落实。四是阻碍了我国独有的两种主流医学作用的正常发挥，影响了我国中西医配合的医疗卫生创新体制的建设步伐。
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实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文化对文化的摧残。这一文化冤假错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是，它不同于社会上一般意义的冤假错案，而是一个学术性是非与行政管理体制纠缠在一起的文化冤假错案。既需要在哲学、科学、文化方面深入研究，分辨原委，澄清是非，也需要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不断改革以往落后的管理模式与体制。
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在中医学术发展与学术评判中，告别建立在近代物理学、化学基础上的，本来是西医所有的话语权。告别中医西化，就是要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根据，重铸中医之魂。告别中医西化，也是在文化科学领域里，在中医学术发展问题上，大兴学术民主自由之风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复兴中医是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的突破口，告别中医西化是复兴中医的第一关。对此，我们应有知难而进的决心和深入细致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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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中医学的科学定位
本人从事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至今有30年了。我所理解的中医科学学，即关于中医学发展的科学；而中医软科学，则是实现中医事业科学管理的科学。可见，无论中医科学学，还是中医软科学，都必须以中医自身的科学原理为依据。因此中医学的科学定位，才是讨论中医学发展和中医事业管理时，真正的科学标准或定盘准星。
半个多世纪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回答甚至没有思考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这就使中西医结合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变成了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在没有起跑线，没有探明中医科学定位的前提下，任何努力与辛劳最终都不可能见到当初臆想中的光环。多年来，当人们提到中西医结合时，流行于口头上的不同解释竟然不下10种。一个命题，多种解释，一个概念，多种内涵，这在逻辑学上原本是不能成立的命题或概念。命题、概念不准确，接下来所进行的推理与判断，则无法说其是，也无法说其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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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扬科学发展观的今天，面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英明论断，如果再不回答中医学科学定位的问题，我们就失去了讨论中医发展与管理的资格和权利。假如我们不以中医学科学定位与告别中医西化为起点，我们就难以避免“豁出去生存求发展，自带着镣铐创世界”的苦果。
五大战略实现中医梦
告别中医西化，是重铸中医之魂的开始，也是面对今后中医学术与事业上的战略任务的开始。概括而言，初步将其列为五个方面。
定向——以中医内在的科学原理为依据，确立中医的科学发展观，面向中医的未来。
复兴——以中医的基础科学体系与临床技术体系为核心，全面复兴中医学术，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
重组——以改革开路，实现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以及中药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的改革与体制的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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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在中西医并重的前提下，逐步创建中国特色的，中西医两种医学并存并重，中西医临床优势互补的医疗卫生新体制、新格局。
革命——把中国医疗卫生的新体制、新格局推向世界，必将是人类医学史上一次天翻地覆的医学革命。
尽管以上战略任务离我们今天还很远，但毕竟是纠结于中国人内心深处孜孜以求的中医梦。而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中医梦的第一步，就是告别中医西化。 (李致重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
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 ——与李致重商榷
, http://www.100md.com 李致重先生的文章“告别西化实现中医梦”(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3年3月28日第3版，以下简称“李文”)，借口反对“中医西化”来否定中西医结合，实为荒谬之极。近20多年来李先生发表的所有论文主要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否定中西医结合。现在只是在其原来写的论文直接否定的“中西医结合”后面，加上了“名义下的中医西化”几个字而已。奇怪的是李文还借一位外国教授的话来篡改中医学的历史，他说，“正如德国慕尼黑大学著名教授M.波克特先生2005年5月在北京的一次学术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何为“成熟的科学”，2500年前中医算是“成熟的科学”吗？相信略有中医史学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作出确切的回答。
众所周知，《黄帝内经》可以算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而现在还没有2500年前《黄帝内经》已经写成的史料。据历代医史学家的考证意见，其成书最早的年代可能为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至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建国之后，但最多的学者意见则是公元前100多年之后的西汉中后期。至少，2500年前中医就达到了“成熟的科学”说则是毫无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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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科学的成熟，一是基于实践的重大突破，二是哲学的发展为总结医学理论提供了新的框架；三是借鉴和切入了新的科学方法和新手段，为中医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创新渠道。自《黄帝内经》以降，中医基础理论至少有三次大的变革。
第一次是成书于1700年前的《伤寒论》，这是最重大的变化，甚至可以称为理论范式的改变。如果说，《内经》是以阴阳五行为骨干的理论整体性思维范式为特征，而《伤寒论》则是六经为架构的经验个例性范式。《伤寒论》比之《内经》实用性更强，重视个例的实际经验，重视操作的精确性。以《伤寒论》为标志的经方学，实际上是对《内经》的经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其突破的主要原因是临床经验尤其是方药应用的丰富，才使得中医有了资格称为医学。
第二次改变是“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代医学家受理学的求新意识的影响，也大破尊经意识，敢说《内经》不是黄帝所著，以后的医家也敢怀疑《伤寒论》条文的编次而有错简派与旧论派之争。哲学观念的改变和实践的发展，医学家遂对《内经》和《伤寒论》都突破而自立门户，既开辟了各家学说，又以刘完素主火论为据，创立了温病学派。孙一奎、赵献可、张景岳等人都以太极图为据创立了各自的命门学说，这也是对五行学说的一次重大突破。其中许多学说的理论，已属于今天我们学习中医学基础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可以视为中医学的进一步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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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突破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实验研究的开展，增加了理论创新的动力机制。基础性研究的目的就是认识现象和揭示规律。规律一般分经验归纳性规律和因果必然性规律。《内经》和《伤寒论》等经验总结加哲学框架发展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具有与某些学科的理论有重复性、类同性或相似性的经验陈述，特异性不高。而运用现代受控实验方法创立的某些理论，因是由其自身内在性所决定，在受到不同外部因素制约的存在条件下而出现相应的不同反应的结果，以其表达普遍—特殊—个别的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因果性规律。可以说，运用科学实验所揭示的理论更具有普遍性。几十年来，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者，以多种实验手段研究证，用建立动物模型方法研究证，旨在探索中医学基础理论中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是迈开了突破经验医学向实验医学发展的第一步。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的主要实践过程。应当说这一过程也是使中医学走向成熟科学的一大步，当然其中走了许多弯路，其结果也远非如意，尚没有很多具有可检验性、精确性、逻辑性、可重复性的实验研究和临床研究的报道，有的是搞实验形式主义，甚至曲解了中医学理论。但是，中医学仍然应坚持不懈地探索实验方法，期待着创新，这也是中医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总之，中医现代化实现之日才是中医科学真正成熟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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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其他观点如“中西医学研究对象不同，面对的是两种人”、“中西结合的概念不能成立”、“是一场没有起跑线的田径赛”等说法一如既往，已经重复了20年，不值一驳。例如当一个患者从中医医院看了中医后，又进了另一家医院看了西医，难道就变了成“两种人”？但凡有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和科学理性的人大概都不会相信他的说法。 (王强 山东省淄博市中心医院)
中医是成熟、发展、开放的理论医学 ——与《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作者商榷
2013年4月10日，《中国中医药报》第三版刊登王强先生的文章《2500年前中医是成熟科学吗》，文中认为中医是理论医学，批判中医停滞不前的观点，笔者深为赞同，但文中把中医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对立割裂起来看待，笔者实在不敢苟同，有必要与之商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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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成熟的标志是《内经》成书
诚如王强文中所说，《黄帝内经》可以算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之作。笔者有必要让王强明确一点，何谓“奠基”呢？就是《黄帝内经》系统完整地勾勒出了中医理论基础。什么叫理论医学，就是用其理论可以说清楚人体生理现象，可以指导和解决各种临床问题，可以解决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可用以回答“新出现的疾病”之原因，亦即依其理论可以预防治疗各种疾病，可以使人健康长寿。中医是理论医学还体现在：它运用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完全能够解释中医的各科学说，能够说清楚中医脏腑、经络、气血等理论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说清楚中医的治疗原则，说清楚病人发病及其痊愈的原因，随时可用以指导临床。中医理论几千年来解决了中华民族遇到的各种疾病，包括近几十年来遇到的现代医学无法解决的或没有很好疗效的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等。
因此，《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成熟的标志。而王强文中也说，《黄帝内经》据历代医史学家的考证意见，其成书最早的年代可能为从公元前400多年的战国至公元前200多年的秦始皇建国之后，但更多的学者意见则是公元前100多年之后的西汉中后期。据此可知，《黄帝内经》成书的具体年代虽还有待史学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黄帝内经》成书距今2400～2100年之间。所以，说2500年前中医就达到了“成熟的科学”未必就错，至少不是原则分歧，而是枝节学术问题，对此王强断然说“毫无根据”太偏激和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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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在成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善
按照哲学的观点，真理是没有止境的。中医的发展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黄帝内经》的这种奠基作用并不排斥其发展完善，其发展完善并不能否定其奠基地位，这好比建房子，框架打好了，不是说不需要再继续完善充实了，继续完善充实也肯定不能再动基础了。
中医理论的发展不是对中医理论的嫁接改造，而应是在尊重和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纵观中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医的“经”是亘古不变的，每次中医新学说的产生，都是在运用中医“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对“经”在新时代的具体运用和总结，并不是对中医“经”的嫁接改造乃至另起炉灶。故历史上产生的新学说，都打有鲜明的时代烙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变的是各种学说，不变的是中医的“经”，“经”犹如中医的魂，引领着中医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硕果累累。
王强文中也承认中医理论是在不断发展着的，但他把中医理论成熟和理论发展对立割裂起来看待，把中医历史上三次“变革”作为中医成熟的内容，就太偏颇了，也太小看中华先祖的智慧了。要知道，世界尽管是不断发展的，但这种发展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绝不能割裂历史，绝不能否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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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理论
从中医药发展历史来看，中医药学科并不是封闭保守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均汲取了当时先进的思想与科学技术。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兼容并蓄，广泛吸收了先秦诸子百家之长，尤其吸收了儒、释、道之长，儒家的中庸、和为贵，释家的众生平等、慈悲为怀，道家的道法自然、大道至简都融合进了其理论体系之中，成为其主要的理论纲领。
承认中医是成熟的理论，与中医兼容并蓄的特质并行不悖，时代在发展，中医必须与时俱进，必须去吸收时代精华，这样才能历久弥新。比如中医吸收西医问题，必须去面对。西医有自己的优势，比如在急救、器质性损伤等方面疗效很好，这当然值得中医学习吸收，这是医疗发展的需要。但这种吸收不是西化，比如为了提高疗效，利用CT等，因为CT是现代科技产物，若用中医理论指导诊疗，就不是西化。我们讲中医学的发展，不是要孤芳自赏，而是要遵守“中医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把西医学的知识、方法，有机地按照我们的思维模式和原则标准把它吸取过来。(曹延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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