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勾结操控药企中标 等
官商勾结操控药企中标
事涉11个职能部门，1名厅级4名处级干部涉案，案发前都是医药监管领域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日前，湖南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召开全省药品监管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分析会，首次披露了湖南医药监管领域腐败“窝案”案件详情。
案件暴露的医药监管领域权力过度集中、处罚制度不健全、执法规范化建设滞后、集中采购招投标配套制度缺失等问题发人深省。
官商勾结
相关部门接受药企请托
2010年以来，湖南省纪委和检察系统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0件2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4人，涉及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湖南省物价局等11个单位和部门。
, http://www.100md.com “窝案”主角系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其涉嫌在食品药品监管局任职期间，利用分管稽查总队、市场监管处工作，及兼任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成员的职务便利，先后接受12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请托，在药品监督管理和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管理中为请托人谋利，非法收受贿赂50笔共计82万元。
其他4名涉案人员阳军、肖谷成、唐凌、梁建宁，案发前分别位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处长、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省药检所副所长等职位。“在同一领域案件如此频发，且被查处的对象基本是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这在全国医药监管领域‘绝无仅有’”。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饶力明说。
参与侦办的检察官说，被查处的人员几乎覆盖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因为“大权在握且利益关联”，他们涉嫌相互勾结，“全程”满足药企请托需求。
这些人涉嫌犯案的“操作手法”如下：当有企业希望得到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方面关照时，梁建宁将有关提高药品质量层次的虚假证明资料增补进标书当中，使企业获取评标加分优势。肖谷成则利用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长的优势，将药品价格采集信息指导价等信息提前透露给请托人。同时，刘桂生涉嫌利用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和“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成员”身份，通过利用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管处长兼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联络员阳军给相关人员“打招呼”，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唐凌则与之应和，使得请托企业药品顺利中标挂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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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寻租
相关制度缺失
记者发现，湖南医药监管领域系列案件中刘桂生案发并非偶然，致罪原因除人生价值观念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差外，还包括法制观念淡薄，侥幸心理作祟。而权力过度集中、相关制度缺失，则为腐败留下了太多权力寻租空间。
在制度层面，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存在轮岗制度不健全，权力过于集中；处罚决定相关制度不健全；药品质量公告制度落实缺乏统一审核、专人监管相关配套要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滞后，执法质量考评机制缺失等疏漏。
据刘桂生供述，在对查处药企的案件处罚决定酝酿和执行中，作为分管领导，自己有“准末位发言”权和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集中和监管考评缺失，使得“自己分管范围内，习惯擅自做主”。
“此外，湖南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存在申诉案受理和标书管理不规范、药品质量层次评定和药品投标报价指导价定价的工作方法和流程缺失，申、投诉案件处理办法和流程未制定等制度空白，使得这一过程没有监督。”案件侦办检察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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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监督
合理分权、限权
湖南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胡海鹰表示，从刘桂生案可看出来，有些事情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因为制度被规避、被空置甚至变异，导致腐败滋生。
“防范医药监管领域职务犯罪，须靠科学的制度设计。”省检察院在对这起系列案件的检察建议中提出，在健全公务员长效教育机制，抓好干部队伍教育、建设同时，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强化刚性监督，从根本上阻止犯罪客观条件的形成。
饶力明认为，对重要岗位干部首先要完善轮岗制度，实行合理的分权、限权；建立与行政处罚决定配套的诸如“主办人负责制”、“合议会负责制”等机制；要充分发挥法规处等部门对相关制度、决策、措施的审核把关作用和纠错机能。同时要严格落实定期公告药品抽查检验结果，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各流程细节，引入畅通多方监督管道。
, 百拇医药
(据新华社)
用“两只手”托起廉价药
新闻背景：近日，一种叫甲巯咪唑的药，让成千上万甲亢患者焦心。因为价格太便宜，厂商停止生产，导致南京、济南、西安等多地缺药。
廉价药的消失，可说是制药售药者与医药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而不仅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改变简单的“低价政策”，这样的博弈还会不断进行下去，反而背离了调低药价的初衷。说到底，对于患者，无论是“药价高”还是“药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廉价药背后的两难，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医疗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应该如何划分二者各自的领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场激活，管理者权限应该止于何处？这都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与更精确的末端治理。以廉价药为例，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考虑定厂、定价、定量生产，对药企和医院进行补偿，保证公众不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陷入用药的危机；另一方面，对药品需要适度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中间行政审批环节成本，让生产者有利可图，以市场的力量，刺激更多药厂加入到生产行列中来。既有公益性的廉价国家药物，也有社会生产的国产药品，还有进口药物，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中，让药品供应充足、价格合理。
, 百拇医药
由此可见，解决廉价药消失问题的思路应是，既不迷信行政之手，也不轻视市场力量，政府和市场两手齐发力。唯有这样，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也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人民日报》
医药分开无法“一招鲜” 专家建议补短板
如果医药分开仅仅取消药品加成，只能解决医院加成获得收益的问题，但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医生开方提成、拿回扣的问题，由于没有真正筑起药品大处方利益驱动的防火墙，医药分开的改革效果被削弱——
政策无法“一招鲜”
, 百拇医药 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按计划，到2015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推行医药分开。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试点城市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负责人认为，2015年全面推行的时间过于仓促，各地启动医药分开改革政策不能只用一种模式，时间上也难以“一刀切”。
他们建议，在公立医院运转得到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负担的长效补偿机制保证、药品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挤压药价流通水分、医务工作者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允许各地充分自主试验，探索出真正符合各地情况的医药分开模式，以此撬动整个公立医院改革。
政策无法“一招鲜”
记者在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时了解到，由于种种担心、顾虑，有些城市尚未下决心开展改革；有的城市改革进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涌现出许多新的看法和意见。
一些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公立医院院长等担心，改革这一机制，将涉及医疗行业的方方面面，推行“医药分开”阻力很大、困难很多，舆论敏感，担心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 百拇医药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等专家表示，医药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应该用“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比如有的地方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党政负责人靠前指挥，亲自抓医改，医改推进速度就快。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医疗机构需明确医改的价值取向，形成改革共识。
当前，医药分开虽取得一些进展，但目前患者对医药分开措施的感受还不深刻，而且在医改推行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部分城市卫生行政部门及专家学者表示，全面推行医药分开，是历史必然趋势，但时间却不宜“一刀切”。他们希望给试点城市更多探索和积累经验的时间，然后再考虑分地区分层次逐步推行。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陕西省宝鸡市医改办主任万正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肖平等建议：一、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医药分开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适用条件进行总结评估，便于以后推广，但我国各地差异很大，难以全国“一刀切”地推进某一种模式，应当允许多种模式存在；二、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重点选择试点城市和医院，在政府的推动与扶持下由点及面逐步推行；三、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则应在各级医院全面推开医药分开，以避免部分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形成价格洼地致就诊人数激增的现象。
, 百拇医药
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医务人员普遍反映，最近几年，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美誉度出现较大程度弱化，部分医生对职业的满意度下降，造成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肖平等提出，加强对“以药养医生”现状的全面治理，同时提高医生收入使之合法化、阳光化。政府需要创造条件让医生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生活。今后医改方案设计应让医生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体面收入。
陕西宝鸡、湖北鄂州等多地卫生行政部门、医院院长建议，把现在药品流通采购、过度医疗环节虚高的费用挤出来，直接补偿给医生作为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对医生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如果在提高医生待遇的情况下医生仍然拿回扣，必须严格查处。
目前，国家财政投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全国平均不足10%。各地“医药分开”难题大同小异，核心是“差钱”。一些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各地医改中政府已将乡镇一级人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而村卫生室的财政补偿问题仍悬而未决，此时推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财政压力巨大。
, 百拇医药
鄂州市卫生局长麻琦表示，上规模的医院每年都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药品利润，所有的医院加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中央财政无法承担、地方政府更无法承担。”
万正斌、麻琦等认为，要进一步推进医药分开，首先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把政府给公立医院的六大基本投入固定下来，该是政府投入的要足额确保。多位医院院长、专家等建议，采取分级承担原则，中央、省、市和县级财政分别按一定比例，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补偿金，保障公立医院健康运行和发展。
源头治理亟待加强
记者采访了解到，医药分开虽让患者药费微降，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仍然存在，仍然有许多药商代表活跃在医院，一个十几元的药，经过层层加价，最后卖到患者手中时翻了三四倍。
如果医药分开仅仅取消药品加成，只能解决医院加成赚钱的问题，但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医生开方提成、拿回扣的问题，由于没有真正筑起药品大处方利益驱动的防火墙，医药分开的改革效果被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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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基础性价格调研和摸底工作，改变情况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建议，可抽调专家人员组建专家库，采取随机抽样组成调研组的方式避免专家被“买通”。对于价格高昂的外国进口药可学我国台湾地区的办法。要外商提供在全球10个或20个国家平均的价格，再根据我国购买能力进行些微的调整。这样得到的外商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与其他国家的价格差异大得离谱。
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董事长闫希军等建议，国家应扶持原研药的生产，给予高科技含量的药品自主定价的权力。药品定价不应只考虑生产制造成本定价，应充分考虑到原材料上涨、科研投入等费用，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同时，借鉴国际巨头制药企业创新药物自主定价的机制。
专家认为，我国的药品价格机制呈现“倒挂”状态，即生产成本占20%，流通成本却高达80%。这是造成药品高价低质的主要原因，也是临床回扣不绝、药物滥用的根源。
因此，专家建议，借鉴国外药品流通经验，药品流通模式由分级销售层层加价向现代化物流模式转变。在确保药品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医药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营销方式，实现药品流通高效率、高效益和低成本的运行。 (《经济参考报》记者 杨一苗 李亚红 廖君 鲍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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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涉11个职能部门，1名厅级4名处级干部涉案，案发前都是医药监管领域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日前，湖南省纪委和省检察院联合召开全省药品监管领域预防职务犯罪分析会，首次披露了湖南医药监管领域腐败“窝案”案件详情。
案件暴露的医药监管领域权力过度集中、处罚制度不健全、执法规范化建设滞后、集中采购招投标配套制度缺失等问题发人深省。
官商勾结
相关部门接受药企请托
2010年以来，湖南省纪委和检察系统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0件26人，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4人，涉及湖南省卫生厅、湖南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湖南省物价局等11个单位和部门。
, http://www.100md.com “窝案”主角系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副局长刘桂生。其涉嫌在食品药品监管局任职期间，利用分管稽查总队、市场监管处工作，及兼任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成员的职务便利，先后接受12家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请托，在药品监督管理和参与药品集中采购管理中为请托人谋利，非法收受贿赂50笔共计82万元。
其他4名涉案人员阳军、肖谷成、唐凌、梁建宁，案发前分别位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管处处长、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处长、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省药检所副所长等职位。“在同一领域案件如此频发，且被查处的对象基本是关键岗位的关键人物，这在全国医药监管领域‘绝无仅有’”。省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处长饶力明说。
参与侦办的检察官说，被查处的人员几乎覆盖药品从生产到流通领域各个环节，因为“大权在握且利益关联”，他们涉嫌相互勾结，“全程”满足药企请托需求。
这些人涉嫌犯案的“操作手法”如下：当有企业希望得到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方面关照时，梁建宁将有关提高药品质量层次的虚假证明资料增补进标书当中，使企业获取评标加分优势。肖谷成则利用省物价局药品价格处长的优势，将药品价格采集信息指导价等信息提前透露给请托人。同时，刘桂生涉嫌利用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和“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成员”身份，通过利用省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安全监管处长兼省药品集中采购联席会议联络员阳军给相关人员“打招呼”，省卫生厅药品集中采购中心副主任唐凌则与之应和，使得请托企业药品顺利中标挂网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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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寻租
相关制度缺失
记者发现，湖南医药监管领域系列案件中刘桂生案发并非偶然，致罪原因除人生价值观念扭曲，廉洁自律意识差外，还包括法制观念淡薄，侥幸心理作祟。而权力过度集中、相关制度缺失，则为腐败留下了太多权力寻租空间。
在制度层面，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存在轮岗制度不健全，权力过于集中；处罚决定相关制度不健全；药品质量公告制度落实缺乏统一审核、专人监管相关配套要求；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滞后，执法质量考评机制缺失等疏漏。
据刘桂生供述，在对查处药企的案件处罚决定酝酿和执行中，作为分管领导，自己有“准末位发言”权和执法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权力集中和监管考评缺失，使得“自己分管范围内，习惯擅自做主”。
“此外，湖南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存在申诉案受理和标书管理不规范、药品质量层次评定和药品投标报价指导价定价的工作方法和流程缺失，申、投诉案件处理办法和流程未制定等制度空白，使得这一过程没有监督。”案件侦办检察官说。
, http://www.100md.com
刚性监督
合理分权、限权
湖南省预防腐败局副局长胡海鹰表示，从刘桂生案可看出来，有些事情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因为制度被规避、被空置甚至变异，导致腐败滋生。
“防范医药监管领域职务犯罪，须靠科学的制度设计。”省检察院在对这起系列案件的检察建议中提出，在健全公务员长效教育机制，抓好干部队伍教育、建设同时，要从制度层面入手，强化刚性监督，从根本上阻止犯罪客观条件的形成。
饶力明认为，对重要岗位干部首先要完善轮岗制度，实行合理的分权、限权；建立与行政处罚决定配套的诸如“主办人负责制”、“合议会负责制”等机制；要充分发挥法规处等部门对相关制度、决策、措施的审核把关作用和纠错机能。同时要严格落实定期公告药品抽查检验结果，完善药品集中采购招投标各流程细节，引入畅通多方监督管道。
, 百拇医药
(据新华社)
用“两只手”托起廉价药
新闻背景：近日，一种叫甲巯咪唑的药，让成千上万甲亢患者焦心。因为价格太便宜，厂商停止生产，导致南京、济南、西安等多地缺药。
廉价药的消失，可说是制药售药者与医药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而不仅是孰是孰非的价值判断。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如果不能改变简单的“低价政策”，这样的博弈还会不断进行下去，反而背离了调低药价的初衷。说到底，对于患者，无论是“药价高”还是“药品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
在某种程度上，廉价药背后的两难，也是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普遍困局。医疗既有公益性，也有市场性，应该如何划分二者各自的领域？既需要政府托底，又需要市场激活，管理者权限应该止于何处？这都需要更合理的顶层设计与更精确的末端治理。以廉价药为例，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可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和保护措施，考虑定厂、定价、定量生产，对药企和医院进行补偿，保证公众不至于因为“市场失灵”而陷入用药的危机；另一方面，对药品需要适度放开价格管制，降低中间行政审批环节成本，让生产者有利可图，以市场的力量，刺激更多药厂加入到生产行列中来。既有公益性的廉价国家药物，也有社会生产的国产药品，还有进口药物，相互补充相互竞争相互促进，才能在正常的市场状态中，让药品供应充足、价格合理。
, 百拇医药
由此可见，解决廉价药消失问题的思路应是，既不迷信行政之手，也不轻视市场力量，政府和市场两手齐发力。唯有这样，才能解决药价高、药品缺的问题，也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人民日报》
医药分开无法“一招鲜” 专家建议补短板
如果医药分开仅仅取消药品加成，只能解决医院加成获得收益的问题，但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医生开方提成、拿回扣的问题，由于没有真正筑起药品大处方利益驱动的防火墙，医药分开的改革效果被削弱——
政策无法“一招鲜”
, 百拇医药 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按计划，到2015年，我国公立医院将全面推行医药分开。记者采访了解到，部分试点城市卫生行政部门及医院负责人认为，2015年全面推行的时间过于仓促，各地启动医药分开改革政策不能只用一种模式，时间上也难以“一刀切”。
他们建议，在公立医院运转得到中央、省、市三级财政负担的长效补偿机制保证、药品定价机制进一步完善挤压药价流通水分、医务工作者真正实现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允许各地充分自主试验，探索出真正符合各地情况的医药分开模式，以此撬动整个公立医院改革。
政策无法“一招鲜”
记者在17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调研时了解到，由于种种担心、顾虑，有些城市尚未下决心开展改革；有的城市改革进程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涌现出许多新的看法和意见。
一些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公立医院院长等担心，改革这一机制，将涉及医疗行业的方方面面，推行“医药分开”阻力很大、困难很多，舆论敏感，担心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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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等专家表示，医药分开是公立医院改革的重中之重，我国应该用“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医改”。比如有的地方提出，医疗卫生工作不仅是一项业务工作，更是一项政治责任，党政负责人靠前指挥，亲自抓医改，医改推进速度就快。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医疗机构需明确医改的价值取向，形成改革共识。
当前，医药分开虽取得一些进展，但目前患者对医药分开措施的感受还不深刻，而且在医改推行的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问题。部分城市卫生行政部门及专家学者表示，全面推行医药分开，是历史必然趋势，但时间却不宜“一刀切”。他们希望给试点城市更多探索和积累经验的时间，然后再考虑分地区分层次逐步推行。
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钟东波、陕西省宝鸡市医改办主任万正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肖平等建议：一、卫生行政部门要对医药分开不同模式的利弊得失、适用条件进行总结评估，便于以后推广，但我国各地差异很大，难以全国“一刀切”地推进某一种模式，应当允许多种模式存在；二、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可以重点选择试点城市和医院，在政府的推动与扶持下由点及面逐步推行；三、在经济条件较好地区则应在各级医院全面推开医药分开，以避免部分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形成价格洼地致就诊人数激增的现象。
, 百拇医药
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记者采访了解到，基层医务人员普遍反映，最近几年，医生的职业吸引力和社会美誉度出现较大程度弱化，部分医生对职业的满意度下降，造成医生对医改持消极观望情绪。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和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副院长肖平等提出，加强对“以药养医生”现状的全面治理，同时提高医生收入使之合法化、阳光化。政府需要创造条件让医生有尊严体面的工作生活。今后医改方案设计应让医生有较高社会地位和体面收入。
陕西宝鸡、湖北鄂州等多地卫生行政部门、医院院长建议，把现在药品流通采购、过度医疗环节虚高的费用挤出来，直接补偿给医生作为福利待遇。同时也要对医生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如果在提高医生待遇的情况下医生仍然拿回扣，必须严格查处。
目前，国家财政投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重，全国平均不足10%。各地“医药分开”难题大同小异，核心是“差钱”。一些地方官员表示，目前各地医改中政府已将乡镇一级人员工资纳入财政预算，而村卫生室的财政补偿问题仍悬而未决，此时推进公立医院“医药分开”，财政压力巨大。
, 百拇医药
鄂州市卫生局长麻琦表示，上规模的医院每年都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药品利润，所有的医院加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中央财政无法承担、地方政府更无法承担。”
万正斌、麻琦等认为，要进一步推进医药分开，首先就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把政府给公立医院的六大基本投入固定下来，该是政府投入的要足额确保。多位医院院长、专家等建议，采取分级承担原则，中央、省、市和县级财政分别按一定比例，落实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补偿金，保障公立医院健康运行和发展。
源头治理亟待加强
记者采访了解到，医药分开虽让患者药费微降，但药价虚高的问题仍然存在，仍然有许多药商代表活跃在医院，一个十几元的药，经过层层加价，最后卖到患者手中时翻了三四倍。
如果医药分开仅仅取消药品加成，只能解决医院加成赚钱的问题，但没有从机制上解决医生开方提成、拿回扣的问题，由于没有真正筑起药品大处方利益驱动的防火墙，医药分开的改革效果被削弱。
, http://www.100md.com
专家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做好基础性价格调研和摸底工作，改变情况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建议，可抽调专家人员组建专家库，采取随机抽样组成调研组的方式避免专家被“买通”。对于价格高昂的外国进口药可学我国台湾地区的办法。要外商提供在全球10个或20个国家平均的价格，再根据我国购买能力进行些微的调整。这样得到的外商产品的价格就不会像现在一样与其他国家的价格差异大得离谱。
天津天士力制药集团董事长闫希军等建议，国家应扶持原研药的生产，给予高科技含量的药品自主定价的权力。药品定价不应只考虑生产制造成本定价，应充分考虑到原材料上涨、科研投入等费用，给予企业合理的利润空间。同时，借鉴国际巨头制药企业创新药物自主定价的机制。
专家认为，我国的药品价格机制呈现“倒挂”状态，即生产成本占20%，流通成本却高达80%。这是造成药品高价低质的主要原因，也是临床回扣不绝、药物滥用的根源。
因此，专家建议，借鉴国外药品流通经验，药品流通模式由分级销售层层加价向现代化物流模式转变。在确保药品安全的前提下，发展医药电子商务、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营销方式，实现药品流通高效率、高效益和低成本的运行。 (《经济参考报》记者 杨一苗 李亚红 廖君 鲍晓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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