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剂学发展简史
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过世世代代、日积月累的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药物知识。随着有意识地利用药物，自然涉及到药物的选择、配合和调剂，因而产生了方剂。可见，方剂是中药应用的基本形式。
早期的方剂，多数是单方，或仅由二、三味药组成，十分简单。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组成复方加以利用，可以增强作用，提高疗效，并减轻不良反应和毒性，无疑是古代医药学发展过程中的巨大进步。
《周礼》中已有关于和药、和齐的记载，还有“疡医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劀杀之齐”;“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醤、八珍之齐”等内容。史记中还提到：“战国时扁鹊治虢太子之暴厥，曾用八減之齐”。上述所称的齐，即后世之“剂”，显然是指和合、调配不同的药物组成方剂加以应用。西汉初年，淳于意的《诊籍》中，提到“火之汤”等四个方剂，惜于年代浸远，其具体组成药物已无从考究。1977年，在安徽阜阳出土汉初残简130余片，名曰《万物》，其中有用商陆、羊头治臌胀，理石、茱萸治劳损，这是迄今通过考古获得的最早的复方文献资料。由此不难看出，方剂的产生，其上限年代，已无法确定。复方的出现，最迟在春秋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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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和竹、木简，其中有《五十二病方》、《养生方》、《杂疗方》、《杂禁方》等方剂专书。尤其《五十二病方》卷帙大，内容多，而且保存较好。该书成书于战国晚期，原书未见书名，整理者依据其内容分五十二题而定此名，堪称是现存最古老的方书。全书共有医方283个，涉及临床各科病证一百余种。诸方用药242种，有不少品种不为《神农本草经》所收载。药方的用法，既有内服，也有外用，内服有丸、有汤、有饮、有散，但除丸剂之外，只有制备方法，而无剂型名称，外用有敷、有浴、有蒸、有熨。此外，还有炮制和用量方面的若干要求和规定。书中用乌喙散寒止痛，石韦、葵子利水，燔髮灰止血等，至今仍有较高的实用价值。该帛书的出土，又充分说明了至迟在战国晚期，方剂在临床的运用已初具规模。
秦代和两汉时期，方剂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一是初步总结了治则和治法，并提出了对组方的基本结构要求，从而初步奠定了方剂学的理论基础。其二是总结了一批行之有效的著名方剂。
方剂学的基础理论，主要集中反映于《黄帝内经》的七篇大论之中，而此七篇大论多是东汉以后的作品，故将其归属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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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则和治法方面，《黄帝内经》较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谨调阴阳，以平为期”，“治病必求于本”，“治求其属”以及整体治疗、标本缓急、三因制宜等有关治则的理论。书中总结的大量治法内容无一不是后世立法组方的准绳。
在制方的基本结构方面，《黄帝内经》提出了“君、臣、佐、使”的组方理论，并对君药、臣药、佐使药的含义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提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为使”。
《黄帝内经》虽是专门阐述中医基本理论的经典之书，但仍载有生铁落饮、乌贼胃丸、左角髮酒、兰草汤、半夏秫米汤、乌膏方、寒痹熨法方等13首方剂。所附数目虽少，但剂型并不单一，给药途径也有特色，所用药物，对炮制、制剂、用法的要求十分讲究。其中，半夏秫米汤等方颇有效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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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方剂专书亦十分可观，仅《汉书·艺文志》所载，就有“经方十一家”，共二百七十四卷之多，但俱已亡佚。现存世者，如居延汉简方，是1930年在甘肃汉代张掖居延郡尉遗址中发现的木简，其中一片记有“伤寒四物，乌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治百病方》为1972年在甘肃武威旱滩坡出土的文物，简文中有方剂36首，其主治病证涉及内、外、妇、五官诸科，内科有伤寒、七伤、痹证、伏梁、久泄、肠澼、痉等;五官科有目痛、喉痹、嗌痛、齿痛、耳聋等。各方中用药共达100种之多，其剂型有汤、丸、膏、散、醴。这些汉简医方，充分反映出当时方剂的运用水平已相当可观。
方剂是临床用药经验的结晶，东汉时期，临床医学更加进步，以《神农本草经》为代表的本草学也积累了重要的药学成果，方剂的质量也随之提高，其主要反映于临床著作《伤寒杂病论》之中。汉末，由于疫病肆虐，张仲景出于拯夭救枉之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并以《内经》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独到经验，完成了当代最高临床水平的巨著――《伤寒杂病论》。此书经晋·王叔和及宋·林亿等先后整理编辑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使之得以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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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的《伤寒论》载方113首，《金匮要略》载方245首，不计两书并见的重复方，计有323个方剂。这些方剂，大多有理有法，组方谨严，选药精当，药味不多，主次分明，变化巧妙，深为古今中外之医家所折服，如麻黄汤、麻杏石甘汤、四逆汤、茵陈蒿汤、桂枝汤、五苓散、大承气汤、白虎汤、当归芍药散等一大批方剂，经久不衰，至今常用。古今大量著名方剂，都是以这些方剂为基础，化裁而成;或是效法仲景，依据理法而选药组成。所以，《伤寒杂病论》历来被推崇为“方书之祖”。在制剂方面仲景方亦发明良多，其桂屑着舌下方、蜜煎导、阴中坐药蛇床子散、大建中汤之水煎去滓后纳入饴糖、大乌头煎之取煎液入蜜再煎，实为后世舌下含化剂、肛门栓剂及阴道栓剂和糖浆剂的肇始。对剂型的选择，如十枣汤中因甘遂、大戟、芫花的逐水成分为非水溶性之物，而以之为散，用枣汤吞服。麻子仁丸因作润肠缓下之用，且主药麻子仁富含脂肪油，故用蜜丸剂。治蓄血重证，病势急而其人发狂者，用抵当汤急治之;其轻证，易以抵当丸缓治之。都是因证、因药而灵活决定剂型的典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鼎峙，政权频繁更替，战乱不息，社会动荡，药材的生产、运输、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临床制方选药，多注重实用，略于理论探讨，提倡用药简捷。当时临床医学逐步向专科分化，与之相应的专科用方也得以蒐集成册，如龚庆宣的《刘涓子鬼遗方》，便是现存最早的外科专用方书。又因这一时期服石成风，为金石所误，以致中毒者，也极为普遍。所以，还出现了五石散等一批服石之方及皇甫谧《论寒石散方》等书;为救治服石中毒，又有若干解毒药方，如释道和《寒食散对疗》、《小品方》卷9专论石发病的治疗方剂等，亦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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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百多年间，出现了一大批方书，可惜大多已经失传，目前保存较好，且影响较大者，仅有《肘后备急方》、《小品方》和《刘涓子鬼遗方》三种。
《肘后备急方》(又称《肘后卒救方》)，为东晋著名医家葛洪所撰。葛洪学识渊博，著述丰富，但其医方之书，大多亡佚。《肘后救卒方》系从《金匮药方》一百卷中摘录三卷而成。其目的是便于随身携带，此乃“肘后”的由来。该书后由陶弘景增补，题名《华阳隐居补阙肘后百一方》，再经金人杨用道将《证类本草》部分药方附于其中，名曰《附广肘后方》，成为明清以来各种版本的祖本。葛氏所集之方，力求“单行径易，约而有验;篱陌之间，顾眄皆药;众急之病，无不毕备;家有此方，可不用医”。又出于“救卒”，其所收方剂，多以治疗中风、昏厥、溺水、外伤、中毒等突发急症为主。该书共收单方510首，复方494首，论述文字不繁，十分简要，载录之药方及用法，又为葛氏“皆已试而后录之”，如用青蒿一握取汁服，以治疟疾，为现代青蒿素的研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后世葱豉汤、黄连解毒汤等，实为此书首见。所以，简、便、廉、效是《肘后救卒方》的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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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之所撰《小品方》，对《伤寒杂病论》以来的经验方进行了系统整理，在隋唐时期与仲景之书齐名。宋·高保衡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说：“臣尝读唐令，见其制，为医者皆习张仲景《伤寒》、陈延之《小品》”，孙兆在《校正唐王焘先生外台秘要方序》中也称：“古之如张仲景、《集验》、《小品》，最为名家”，由此足见该书盛名之大概。原书约亡于残唐至宋初之战乱，但不少本草和方书存其佚文，1985年日本发现其残卷。今人汤万春先生从中外文献中广收《小品方》之佚文，共得资料880余条，另加注文770余条，辑成《小品方辑录笺注》一册，于1990年出版。从现有内容可知，原书有述有作，涉及临床各科，理、法、方、药俱论，亦重点收录简、便、廉、效之方。陈氏清楚认识到“伤寒与天行温疫为异气”所感，其病因不同，方药各异。前者多用麻、桂之辛温，后者多用葛根、大青、白薇、黄连、黄芩之辛凉和清热解毒。其疗“伤寒及温病……内瘀有蓄血者”之芍药地黄汤，即日后之犀角地黄汤，首开温热病解毒、凉血、化瘀之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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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涓子鬼遗方》原为晋人刘涓子初辑，后经南齐龚庆宣整理而成，主要收录和论述金疮、痈疽、疥癣、汤火伤等外科方剂，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外科的用药成就，为后世疮痈清热解毒消肿、托毒透脓、补虚敛疮生肌等治法确立了基础，为现存最早的外科用方专书。
隋唐两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国内各民族的亲密交往和中外各国间的广泛交流，加之唐王朝对医药的重视，方剂学又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唐代，除朝廷参与或组织编纂方书以外，还曾命令各郡县将《广济方》书于大板上，立在乡村要道之旁，以应行人急时之需。由于这些举措的推动，促进了方书的编纂和方剂知识的普及传播。
这一时期，方书大量涌现，大部头巨著相继问世，其方书数量之多，卷帙之巨，都是空前的。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方书256种，4510卷，其中《四海类聚方》一书，达2600卷。唐代，除《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外，仅《宋以前医籍考》不完全统计，当时的经验方就有138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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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医方和少数民族验方的收录，以及采用外来药制方，也很受唐人重视，如乞力伽丸、耆婆丸、阿迦佗丸、蛮夷酒、匈奴露宿丸等，充分反映出方剂学善于吸收各民族医药之长的优良传统。
隋唐方书虽多，同样是绝大多数早佚。现存的《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则基本上代表了唐代方剂学的真实水平。
《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是唐代医药大家孙思邈的力作。《千金要方》共30卷，132门，载方5300余首。《千金翼方》亦为30卷，载方2200余首，用以羽翼前书。二书虽以方书为名，实则是综合医学巨著，仅就《千金要方》之方剂部分而言，既有“经文古方”，又有“俗说单方”;既全面总结前人经验，又不乏作者创新之剂。该书在以病症类方的同时，又以脏腑为目，给脏腑辨证以巨大的影响。在安排各类方剂次序时，首列“妇人方”三卷，后又设“少小婴孺方”一卷，表现出作者对妇幼疾病防治特别重视。治疗无子，方分男女之殊，极有见地。对温病的治疗，孙氏更加注意对清热解毒药的应用。其治失血，多用犀角、地黄、侧柏、蒲黄、黄芩、阿胶、大黄;驱肠虫多用雷丸、芜荑、狼牙、贯众;疗消渴多用枸杞、瓜篓根、麦冬、知母、黄芪、人参、人乳。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其选择药物也非常准确。尤其是对于虚损，每将补虚药与羊肉、鹿肉、牛髓、兔肝、羊肝、猪肚、胡桃、荞麦、胡麻油等同用。并专辑“食治”一卷，强调“能用食平疴、释情遗疾者，可谓良工”。食疗之学、药膳之方，由于本篇的承上启下，得以发扬光大。书中还收录了若干保健、美容方剂，为后世补虚弱、抗衰老、保健美，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方剂和经验。此外，其中的温胆汤、独活寄生汤、苇茎汤、孔圣枕中丹、紫雪丹等，影响深远，至今仍常用。《外台秘要》是继孙氏二书之后，唐代又一部大规模的方书和临床医学著作。作者王焘曾因持节邺(今河南临章县一带)郡诸军事兼太刺史，当时又称此官职为“外台”，故所辑之书称为《外台秘要》。全书计40卷，1104门，收方6800余首。本书的特点是整理并保存了一大批唐代及其以前的医方，如《小品方》、《刘涓子鬼遗方》、《范汪方》、《深师方》、《崔氏方》、《集验方》、《广济方》、《近效方》……。清人徐大椿称首王氏“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汇萃成书，而历代之方于焉大备……唐以前方赖此以存，其功亦不可泯”。至今该书仍是研究这些资料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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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中央集权的宋代封建王朝，结束了五代以来的分裂混战局面。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振兴，使科学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方剂学也得到了相应的进步，北宋一些帝王偏好医药，对方剂也较为关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就留心方药，研习医术，并亲自收集验方一千多首。立国之初，即发布“访求医书诏”，这种全国性的征集医药资料和药物普查，并由政府整理和刊行，在北宋期间不止一次，直到宋王室南迁之前仍在进行。宋太宗、宋徽宗等人也亲自为方书撰写过序言或总论。当时一批文化素养较高的儒臣积极参与医药，也促进了宋代方书的繁盛。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集贤院设立校正医书局，成为我国最早的国家医书编撰出版机构，再加上雕版印刷术的推广使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医药方书的刻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宋代成为本草和方书校刊汇纂的重要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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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官修的、集大成的《普救方》、《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等。又有众多各具特色的个人著述，如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张锐《鸡峰普济方》、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严用和《济生方》、王兖《博济方》、苏东坡及沈括《苏沈良方》、史堪《史载方》、刘信甫《活人百证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方》，以及《旅舍备要方》等120余种。
北宋医家唐慎微的《证类本草》，亦收录有单方3000余个，首开本草附列医方的先例，同样留下许多验方的贵重资料。
北宋政府官办药局“惠民和剂局”的建立，使大量成方制剂的生产规范化，标志着我国制剂和成药销售、管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其所藏医方经校订编纂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堪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政府组织编制的成药典。
金元的战争，给方剂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许多临床医家仍潜心于医方的研究和总结，只是除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之外，方剂学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临床医学著作之中。其他医方专书还有：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张从正《经验方》、《秘录奇方》、杨用道《附广肘后方》、朱丹溪《局方发挥》、许国祯《御药院方》、王幼孙《简便方》、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孙允贤《医方集成》、李仲南《永类钤方》、陈子靖《医方大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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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理论影响下，开始了医方义理的探讨。金人成无已之《伤寒明理论》系统阐述了张仲景《伤寒论》常用方20首的组方原理及方、药间的关系，开方论之先河，拓展了方剂学的学术领域。
宋金元时期的医家，还留下了不少新颖而灵验的方剂，如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导赤散、泻白散，刘完素《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的防风通圣散、双解散，王好古《此事难知》引张元素的九味羌活汤，李东垣《脾胃论》的补中益气汤、清暑益气汤，《东垣试效方》的普济消毒饮，朱丹溪《丹溪心法》的左金丸、大补阴丸、二妙散等。
方剂学和本草学的发展，一直也是相辅相成的。明代不仅本草学大盛，方剂学同样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方书，既有搜罗广博，规模宏大的官修巨制，出现了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方剂大全《普济方》，又有集约的袖珍良方;有的以收集前人用方为主旨，有的则以记录时下验方和个人心得为侧重;有的着意于释方训义，出现了第一部方论专著吴昆的《医方考》;有的立足于追溯诸方的衍化源流，如施沛的《祖剂》。整个方剂之学，不仅在于方书卷帙之浩繁，方剂数目之巨大，而且论方质量提高，理、法、方、药日臻成熟，并更加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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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临床医学著述中，也有丰富的方剂学内容。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其收方之广，向为医界所称道。张介宾《景岳全书》，尤其是其中“新方八略”等部分所创制的方剂，对后世影响极大。此外，吴又可《温疫论》，虞抟《医学正传》，龚廷贤《万病回春》，秦景明《症因脉治》，绮石《理虚元鉴》，薛己《外科发挥》，陈实功《外科正宗》，武之望《济阴纲目》等，均对方剂学有其各自的特殊贡献，留下了许多传世的新方。如王肯堂的芍药散、四神丸，薛己的八珍汤，洪九有的天王补心丹，韩懋的三子养亲汤，吴又可的达原饮，陈实功的透脓散、消风散、玉真散，虞抟的九仙散，缪希雍的竹叶柳蒡汤等等，至今仍很常用。
这一时期本草书中的附方，也蔚然可观。仅《本草纲目》一书，就有简便而灵验的单方11000多首。这些内容，不但是方剂学的组成部分，而且加强了方和药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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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一代，未能留下鸿篇巨制的方书，但方剂学仍有若干特色和成就。
首先，清代的方书，无意求其赅备，而趋向于由博返约。博采众家良方的实用性医方，便于诵读和记忆的入门方歌大量出现，并深受医药生徒和临床医生欢迎，盛行不衰，有的至今仍广为流传，使方剂知识进一步普及。各种验方、单方辑本亦不断增多，成为清代方书的一大特点。其中虽不乏质量平平之作，而数量却多达300余种。
其次，清人继《医方考》之后，将制方理论、方义分析、配伍关系的研究大大向前推进，成绩裴然。除《医方集解》等实用类方书潜心于这些阐发外，尤其是医经学派对仲景方的推崇和钻研，直接促进了方剂释义的深入和实用化。如柯韵伯《伤寒论翼》所附“制方大法”，通过对《伤寒论》方的辨证、立法和制方的讨论;徐灵胎《医学源流论》中关于方剂的六篇论文对方剂理论的发挥，都可谓新见迭出，至今仍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这一时期的众多本草，不再满足于药后简单的收载附方，而是将方融于论药之中，加以分析比较，从而改变了方药分镳的不良状况。黄元御的《长沙药解》、《玉楸药解》及周岩的《本草思辨录》等，名虽论药，实多解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清人阐释方义已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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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随着明末清初中药功效项目的确立，功效与主治含义的廓清，以及治法理论的发展，清代方书的书写格式亦出现了先言功效，后列主治以相对应的变化。方书的分类，也引入了按功效分类和按治法分类的方法。现代方剂学的雏形，于此出现。
此外，清代大量的医学全书、丛书、类书和临床著作中，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四库全书》、《医宗金鉴》、《温病条辨》、《医学心悟》等，有的在保存方剂文献资料方面，功不可没，如前述之《普济方》有赖《四库全书》转引而幸存。有的在发展方剂理论，创制新方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如温病学派的辛凉解表、清营凉血、息风潜阳、解毒开窍等治法，以及银翘散、清营汤、止嗽散、补阳还五汤、通窍活血汤、阳和汤等，无一不是近现代方剂学发展的源泉。
清代的实用性方书主要有《医方集解》和《成方切用》。
《医方集解》，清初汪昂著。作者出于诸家方书但言某方治某病，“未尝发明受病之因，及病在某经某络……亦未尝发明药之气味功能，入某经某络，所以能治某病之故”的现状，为使方书不致徒设，选择“古方三百有奇，附方之数过之”，“先评受病之由，次解用药之意，又博采硕论名言，分别宜用宜忌”，详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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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收录之方，组成不繁，凡“药过二十味以上者，概不选录”。大多切于实用，疗效肯定。各类正方在前，功用相似的附方罗列其后，主次分明，沿革清楚，加减有法，便于触类旁通。诸方以补养、发表、涌吐、攻里、祛风、祛寒、清暑、利湿、润燥、泻火等功效为主，分为21剂。独辟蹊径，以治法、病因并结合专科用方，首开综合分类方剂的先例。汪氏论方，其证候、病源、脉候、脏腑经络、药性、治法，无不毕备，折衷取约，文字通俗流畅，为入门便读方书的佳作，流传极广。其后，吴仪洛兼取《医方集解》和《医方考》二书之长，予以删繁补要，收方1000余首，仍按汪氏分类法为主，列为24门，辑成《成方切用》，同样广为流传。
此外，还有陈修园《时方歌括》、《时方妙用》、《伤寒类方歌括》、《金匮方歌括》，张秉成《成方便读》等。清代还出现了一大批方论性专著，如罗东逸《古今名医方论》、王子接《绛雪园古方选注》、费伯雄《医方论》、吴谦等《删补名医方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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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方剂学更加迅速的发展。40年来，对一大批古代的重要方书，如《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和剂局方》、《圣济总录》、《普济方》等等，进行了校刊出版、影印或辑复，为古方和方剂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重新编辑的古今医方、验方、方书辞典及其他方剂工具书大量涌现;其中，尤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具有代表性。此书分11个分册，共1800万字，收录历代方剂96592首，汇集了古今方剂学研究的成果，内容浩瀚，考订严谨，填补了自明初《普济方》问世以来缺少大型方书的空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医药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医药院校不同层次使用的方剂教材、教学参考书，更是不断更新;同时，有关治则、治法及组方原理、配伍规律和复方效用的研究，既有文献的整理，临床的观察，又有大量现代实验研究。方剂理论更加深入，方剂应用更加扩大。中药制剂学的分化，中成药在生产工艺、剂型改进，药效、药理、毒理、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新的产品不断研制成功，剂型不断改进和更新，设备、技术和检测手段更加先进，疗效可靠而安全的法定处方、协定处方不断增加。随着中医学的全面发展，方剂学的独特优势将会进一步得到发挥，并对人类的健康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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