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关系紧张积于忽微 等
医患关系紧张积于忽微
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如果不能正视就医过程中看似轻微的问题，由一人一事逐步蔓延扩展，累积叠加，小问题就可能上升为大摩擦，进而成为引发医患之间融阂对立，甚至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诚如“祸患常积于忽微”。
客观地说，患者就医，寄希望于专家摸清病原，对症治疗，以消除病痛，排解心头的阴云。而作为医生，面对患者过高的心理预期，即便是病员集中，人满为患，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与细致，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毕竟医生为患者服务是职业所在。如果医生不能在患者需要得到救助时给予及时有效的诊疗和救治，其生命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基于此，笔者认为，要着力解决医患关系问题，从医护角度来看，必须从教育激励与规范管理入手，优化医疗服务环境。
加强经常性职业道德教育。医院要让每一位医护人员理解并认可“实践治病救人，关乎事业发展”的共同使命，通过建立完善经常性医德医风教育制度，组织开展多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强化服务宗旨、服务理念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之在思想上认同，行动上落实，自觉在转变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从而整体提升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水平。同时，要从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主动性的要求出发，在利用好物质激励手段，如创新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满足职工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有效运用精神激励措施，突出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让员工在参与中自我激励，与医院共谋发展。在学习培训中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与岗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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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化业务工作流程。医院管理者要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为目标，建立适合现代医院发展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在全面实施岗位目标管理的前提下，突出业务服务流程的规范化建设。要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超越病人期望”作为服务流程优化与再造的导向，对病人从入院挂号、诊断治疗到出院结账的每一个诊疗服务环节，以非常醒目易懂的方式公开明示或全面告知，并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安排，前后有序衔接，让患者在充分知情明了的情况下，安心地接受治疗，避免就医过程中不应有的折腾。换言之，医院应以“一切方便患者就诊，一切为了病人满意”为原则，不断探索实践，建构规范、简明、实用的业务流程和服务体系，以医疗服务质量的全面改进与提高赢得群众的真正满意。 (朱凌志专栏(安徽省枞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事改革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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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界真知 ——宋儒亮专栏(广东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
研读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说明可以发现，医事领域的改革分属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改革的大局之内，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医事领域的改革既是一项经济改革，又是一个政治改革，还是一场社会改革。
既然医事领域的改革不是单一、单独、单个的改革。因此，看待医事领域改革就不能简单化，既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一个环节、一个视野观察，以防片面化、进而碎片化，又不能把它只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或者一个经济问题或者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若把“医事领域问题”只当作是一个“经济问题”，就会得出“医事领域改革”就是“钱”的问题。显然，这是不能正确回答、全面解答当下医改的。
医事领域的改革是复合性改革，是一种集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改革类型，需要方向性、效益性和公平性都能满足的改革。解读医事领域改革必须坚持综合性，放弃单一性思维。在目前熟知的种种解读之中，法律解读是唯一一类各方都可接受、也必须接受的底线类解读。从法律角度解读医事领域改革问题，更容易发现改革的实质，找到改革办法，也更容易促进改革目标实现，让各方接受，实现同世界的良性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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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针对《决定》，医事改革在三大建设领域有了五处医改的新提法，应当特别关注，并予以不同对待。
经济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强调“取消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在当下的中国具有特别丰富的现实意义，明确“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改革目标应当回归到医事民事领域，在此领域是强调各主体平等，不再分三六九等。
同时也表明：“行政级别”不再是一个独立符号、独立因素而存在，在不远的将来，将不应再作为一个实现或者体现医事民事利益的保护伞，也不应当作为一个可判断医方价值、能力大小、水平高低的指挥棒、风向标。以往因行政级别不同而在诸如药品购销、器械采购、学科论证等的超待遇、不平等等情况再不能沿袭、继续了。支持这样的论断成立并可持续的依据在于深化“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改革是希望它们都回归医事民事法律领域，要通过它们之间的主体资格平等竞争实现其价值、作用和意义，而这是没有也不应当有高低贵贱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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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医疗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这表明医疗作为一个服务领域而存在，既然是服务领域，要提升品质，最好的方式是要开放、要竞争，但这不会自然而然存在和形成，需要推动才能进展的。至少后续还引发以下变化：一是， “开放”是全面的。既要对内资，也要对外资开放，其中，提高社会资本办医比例是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二是，“开放”要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开放带来市场，培育市场要体现的是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批不批，要满足“市场而不是市长在医疗服务竞争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开放”是有序的，最关键的是要在规则而非其它指引的开放。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存在无序的可能，为此，需要规则。也即开放是“有序”的开放、“规则”指引的开放。“有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按法按规进行；“有序”最要防止的是出现“劣币驱良币”。
落实“医疗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最主要的是医事行政法律关系要能被遵守好、规范好和监督好，法治政府就是最好的体现形式。只要医事行政法律关系被严格执行，民商事法律关系就会被充分激活和利用，各类民事法律服务，比如医疗服务合同、医药购销合同等就会充分适用。以法律方式进行医疗服务工作将变成为一种让大家感到安全、温暖和乐用的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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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法治建设包括政府法治建设仍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加强药品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法治建设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根本途径，《决定》提出要进行法治中国建设，其中之一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调加强药品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决定》明确提出要“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加强食品药品基层执法力度，就是强化、扩大和提升医事行政法律力量。这对基层执法力量提出了更大的法律挑战。一是在理论上，更要求从执法理念、执法能力、水平上不断提高法治思维；二是在角色定位上更加清晰，执法工作要以法治和服务型食品药品基层机构为追求，比如不能“钓鱼执法”、不能搞“罚款经济”；三是在监管上，对行政相对人监管要采取法治方式运行。
由此意味着今后诸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将被更多地、更频繁地主动适用或者被动跟进，将以前所谓加强食品药品基层执法力度就是讲态度、表决心转为就是要强化、扩大和提升医事行政法律的执行能力和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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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强调整合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 从法律上说，是否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只是一省之事，法律已明确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主决定。实现规定已不容易，提升更是艰难。退是没有后路的，《决定》比《社会保险法》规定又有了提高，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表明建立全国统一而非各省自主决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上，城乡居民将不仅在覆盖面、层次、范围上实现了由省到国家的跨越，而且实现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和一体化，城乡居民公平性事项在扩大。国务院已有积极行动。在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最新进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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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跟进的是要强化政府投入，以制度保证有可持续资金支付和保障能力，这其中，要充分采用法治方式，比如通过医事宪法、行政法律关系的运用，采取人大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等方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以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服务型政府实现。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提出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取消以药补医和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允许医师多点执业。”这直接预示有如下可喜变化：
一是社区居民像英国等国家公民一样，有了基于双方沟通一致的约定，并以合同关系为纽带所建立起的属于自己的家庭医生；二是药物完全回归本身，不再充当“补”医之经济功能；三是医生终将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进行转变，同时，一个医生可同多个医院签约，依法自由执业将成为执业的新形态。
若这一切能有序进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更加管用，医事民事法律关系的运用将会更加频繁，与之相随的医事刑事、行政法律关系之重要性、紧迫性、应用性定随之骤然增大，公权力的有力监管将成为常态。如此以来,可期望凭借家庭医生合同，居民看病将更加方便、医生执业将更自主、医院管理将更靠法和医事改革成效将更为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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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领域的改革是复合性改革，是一种集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改革类型，需要方向性、效益性和公平性都能满足的改革
不求感谢,只求不苛责
医家之言 ——王琦专栏(河南省漯河市护士)
近日，广东卫视主持人王牧笛陪女友去打点滴，因为护士连打四针才找准血管，他发微博称“我也想拿刀砍人”。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现在的信息更新速度，或许他的微博和道歉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但王牧笛微博事件带给了我们更多关于医患关系的思考。
“医乃仁术，从者如履薄冰”，用这句话来形容医生的职业再合适不过。人体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仪器”，就算是最初级的扎针也会因为气温、疾病、血管等原因而出现意外，比如静脉窦的存在。但是，因为体制、金钱、教育等原因，现在的人们失去了对拯救自己生命、去除自身病痛的医生该有的敬意，往往对医生抱以最高的期望与最低的容忍。作为一名护士，笔者不得不说，医护不是神，不能做到事事完美，并且相信任何一个护士都不会希望被病人抱以鄙视的眼神和斥责，仅为了自己的成就感也会希望次次“一针见血”，就如同主持人会力求节目完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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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医护队伍中存在部分从业人员水平不高、不敬业、态度差的情况，但仅因为护士的技术水平不高就上升到“砍人”上，不是反向说明自己的水平和精神境界同样低级吗？如果对医护人员有不满可以通过投诉、要求道歉等方式来解决，理性的沟通得到的是双方的理解，同时也呈现个人智慧与人性闪光。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老年患者往往能够理解医护的过失，就算被多次扎针也不会过份表达愤怒，有时反而会安慰医护工作者：“没事，你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老人，医护往往会更加小心，惟恐令其不适。而年轻患者常常容忍力低，一点小事动辄打骂，少有换位思考。在笔者看来，善意是双方的，恶意同样会传染。心理学曾有过调查，愤怒、悲伤等情绪会影响周围的人，人们会根据对方语言中的情绪、分贝调整自己的音量。
或许，正是因为生离死别见得太多，让医护人员看起来有些冷漠，或许在医护眼中常见的事情，在医疗知识匮乏的患者眼中就是大事，而这时如果解释不到位就可能引发医患矛盾，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态度才能得到患者更多的理解。主持人公开叫骂砍人固然不理性，但仅因此让对方下课也同样不理性，只有双方更多的理解，医患双方才能走出“以暴制暴”的困境。
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我们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能听到医生在心底发出的呐喊：对待减轻自己病痛、拯救自己生命的医护人员，人们是否应该保留感恩之心？不求一句感谢，只求不再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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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如果不能正视就医过程中看似轻微的问题，由一人一事逐步蔓延扩展，累积叠加，小问题就可能上升为大摩擦，进而成为引发医患之间融阂对立，甚至矛盾激化的导火索，诚如“祸患常积于忽微”。
客观地说，患者就医，寄希望于专家摸清病原，对症治疗，以消除病痛，排解心头的阴云。而作为医生，面对患者过高的心理预期，即便是病员集中，人满为患，也应该保持足够的耐心与细致，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毕竟医生为患者服务是职业所在。如果医生不能在患者需要得到救助时给予及时有效的诊疗和救治，其生命健康就会受到影响，甚至直接面临生命危险。
基于此，笔者认为，要着力解决医患关系问题，从医护角度来看，必须从教育激励与规范管理入手，优化医疗服务环境。
加强经常性职业道德教育。医院要让每一位医护人员理解并认可“实践治病救人，关乎事业发展”的共同使命，通过建立完善经常性医德医风教育制度，组织开展多形式的主题教育活动，强化服务宗旨、服务理念和职业道德教育，使之在思想上认同，行动上落实，自觉在转变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上下功夫，从而整体提升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素质与水平。同时，要从有利于提高医护人员积极性、主动性的要求出发，在利用好物质激励手段，如创新个人收入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满足职工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有效运用精神激励措施，突出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和责任感，让员工在参与中自我激励，与医院共谋发展。在学习培训中不断提高政治理论素养与岗位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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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规范化业务工作流程。医院管理者要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为目标，建立适合现代医院发展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在全面实施岗位目标管理的前提下，突出业务服务流程的规范化建设。要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超越病人期望”作为服务流程优化与再造的导向，对病人从入院挂号、诊断治疗到出院结账的每一个诊疗服务环节，以非常醒目易懂的方式公开明示或全面告知，并尽可能做到科学合理安排，前后有序衔接，让患者在充分知情明了的情况下，安心地接受治疗，避免就医过程中不应有的折腾。换言之，医院应以“一切方便患者就诊，一切为了病人满意”为原则，不断探索实践，建构规范、简明、实用的业务流程和服务体系，以医疗服务质量的全面改进与提高赢得群众的真正满意。 (朱凌志专栏(安徽省枞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医事改革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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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界真知 ——宋儒亮专栏(广东省律师协会医疗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法治广东研究中心主任)
研读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的说明可以发现，医事领域的改革分属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改革的大局之内，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医事领域的改革既是一项经济改革，又是一个政治改革，还是一场社会改革。
既然医事领域的改革不是单一、单独、单个的改革。因此，看待医事领域改革就不能简单化，既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一个环节、一个视野观察，以防片面化、进而碎片化，又不能把它只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或者一个经济问题或者一个政治问题。比如，若把“医事领域问题”只当作是一个“经济问题”，就会得出“医事领域改革”就是“钱”的问题。显然，这是不能正确回答、全面解答当下医改的。
医事领域的改革是复合性改革，是一种集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改革类型，需要方向性、效益性和公平性都能满足的改革。解读医事领域改革必须坚持综合性，放弃单一性思维。在目前熟知的种种解读之中，法律解读是唯一一类各方都可接受、也必须接受的底线类解读。从法律角度解读医事领域改革问题，更容易发现改革的实质，找到改革办法，也更容易促进改革目标实现，让各方接受，实现同世界的良性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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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认识，针对《决定》，医事改革在三大建设领域有了五处医改的新提法，应当特别关注，并予以不同对待。
经济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强调“取消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决定》明确提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在当下的中国具有特别丰富的现实意义，明确“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改革目标应当回归到医事民事领域，在此领域是强调各主体平等，不再分三六九等。
同时也表明：“行政级别”不再是一个独立符号、独立因素而存在，在不远的将来，将不应再作为一个实现或者体现医事民事利益的保护伞，也不应当作为一个可判断医方价值、能力大小、水平高低的指挥棒、风向标。以往因行政级别不同而在诸如药品购销、器械采购、学科论证等的超待遇、不平等等情况再不能沿袭、继续了。支持这样的论断成立并可持续的依据在于深化“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改革是希望它们都回归医事民事法律领域，要通过它们之间的主体资格平等竞争实现其价值、作用和意义，而这是没有也不应当有高低贵贱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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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医疗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这表明医疗作为一个服务领域而存在，既然是服务领域，要提升品质，最好的方式是要开放、要竞争，但这不会自然而然存在和形成，需要推动才能进展的。至少后续还引发以下变化：一是， “开放”是全面的。既要对内资，也要对外资开放，其中，提高社会资本办医比例是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二是，“开放”要由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开放带来市场，培育市场要体现的是市场力量而不是行政批不批，要满足“市场而不是市长在医疗服务竞争市场中起决定性作用”；三是，“开放”是有序的，最关键的是要在规则而非其它指引的开放。有市场就有竞争，有竞争就存在无序的可能，为此，需要规则。也即开放是“有序”的开放、“规则”指引的开放。“有序”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按法按规进行；“有序”最要防止的是出现“劣币驱良币”。
落实“医疗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最主要的是医事行政法律关系要能被遵守好、规范好和监督好，法治政府就是最好的体现形式。只要医事行政法律关系被严格执行，民商事法律关系就会被充分激活和利用，各类民事法律服务，比如医疗服务合同、医药购销合同等就会充分适用。以法律方式进行医疗服务工作将变成为一种让大家感到安全、温暖和乐用的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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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法治建设包括政府法治建设仍是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强调加强药品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法治建设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和政治清明的根本途径，《决定》提出要进行法治中国建设，其中之一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强调加强药品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决定》明确提出要“减少行政执法层级，加强食品药品等重点领域基层执法力量”。加强食品药品基层执法力度，就是强化、扩大和提升医事行政法律力量。这对基层执法力量提出了更大的法律挑战。一是在理论上，更要求从执法理念、执法能力、水平上不断提高法治思维；二是在角色定位上更加清晰，执法工作要以法治和服务型食品药品基层机构为追求，比如不能“钓鱼执法”、不能搞“罚款经济”；三是在监管上，对行政相对人监管要采取法治方式运行。
由此意味着今后诸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将被更多地、更频繁地主动适用或者被动跟进，将以前所谓加强食品药品基层执法力度就是讲态度、表决心转为就是要强化、扩大和提升医事行政法律的执行能力和运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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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领域的新进展
强调整合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 从法律上说，是否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实施”只是一省之事，法律已明确授权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自主决定。实现规定已不容易，提升更是艰难。退是没有后路的，《决定》比《社会保险法》规定又有了提高，提出“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表明建立全国统一而非各省自主决定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问题上，城乡居民将不仅在覆盖面、层次、范围上实现了由省到国家的跨越，而且实现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并轨和一体化，城乡居民公平性事项在扩大。国务院已有积极行动。在2014年2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国务院决定“合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最新进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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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要跟进的是要强化政府投入，以制度保证有可持续资金支付和保障能力，这其中，要充分采用法治方式，比如通过医事宪法、行政法律关系的运用，采取人大监督、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等方式，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以法治政府建设推动服务型政府实现。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提出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取消以药补医和允许医师多点执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取消以药补医，理顺医药价格，建立科学补偿机制。允许医师多点执业。”这直接预示有如下可喜变化：
一是社区居民像英国等国家公民一样，有了基于双方沟通一致的约定，并以合同关系为纽带所建立起的属于自己的家庭医生；二是药物完全回归本身，不再充当“补”医之经济功能；三是医生终将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进行转变，同时，一个医生可同多个医院签约，依法自由执业将成为执业的新形态。
若这一切能有序进行，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将更加管用，医事民事法律关系的运用将会更加频繁，与之相随的医事刑事、行政法律关系之重要性、紧迫性、应用性定随之骤然增大，公权力的有力监管将成为常态。如此以来,可期望凭借家庭医生合同，居民看病将更加方便、医生执业将更自主、医院管理将更靠法和医事改革成效将更为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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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事领域的改革是复合性改革，是一种集政治性、经济性和社会性于一体的改革类型，需要方向性、效益性和公平性都能满足的改革
不求感谢,只求不苛责
医家之言 ——王琦专栏(河南省漯河市护士)
近日，广东卫视主持人王牧笛陪女友去打点滴，因为护士连打四针才找准血管，他发微博称“我也想拿刀砍人”。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以现在的信息更新速度，或许他的微博和道歉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但王牧笛微博事件带给了我们更多关于医患关系的思考。
“医乃仁术，从者如履薄冰”，用这句话来形容医生的职业再合适不过。人体是非常精密复杂的“仪器”，就算是最初级的扎针也会因为气温、疾病、血管等原因而出现意外，比如静脉窦的存在。但是，因为体制、金钱、教育等原因，现在的人们失去了对拯救自己生命、去除自身病痛的医生该有的敬意，往往对医生抱以最高的期望与最低的容忍。作为一名护士，笔者不得不说，医护不是神，不能做到事事完美，并且相信任何一个护士都不会希望被病人抱以鄙视的眼神和斥责，仅为了自己的成就感也会希望次次“一针见血”，就如同主持人会力求节目完美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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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在医护队伍中存在部分从业人员水平不高、不敬业、态度差的情况，但仅因为护士的技术水平不高就上升到“砍人”上，不是反向说明自己的水平和精神境界同样低级吗？如果对医护人员有不满可以通过投诉、要求道歉等方式来解决，理性的沟通得到的是双方的理解，同时也呈现个人智慧与人性闪光。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老年患者往往能够理解医护的过失，就算被多次扎针也不会过份表达愤怒，有时反而会安慰医护工作者：“没事，你也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老人，医护往往会更加小心，惟恐令其不适。而年轻患者常常容忍力低，一点小事动辄打骂，少有换位思考。在笔者看来，善意是双方的，恶意同样会传染。心理学曾有过调查，愤怒、悲伤等情绪会影响周围的人，人们会根据对方语言中的情绪、分贝调整自己的音量。
或许，正是因为生离死别见得太多，让医护人员看起来有些冷漠，或许在医护眼中常见的事情，在医疗知识匮乏的患者眼中就是大事，而这时如果解释不到位就可能引发医患矛盾，更好的服务、更好的态度才能得到患者更多的理解。主持人公开叫骂砍人固然不理性，但仅因此让对方下课也同样不理性，只有双方更多的理解，医患双方才能走出“以暴制暴”的困境。
马丁路德金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我们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我们希望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能听到医生在心底发出的呐喊：对待减轻自己病痛、拯救自己生命的医护人员，人们是否应该保留感恩之心？不求一句感谢，只求不再苛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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