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医改要避免概念误区
深化医改要避免
深化医改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需要重点把关、严谨推进的中心工作。医改是世界性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医改是关系到每个人幸福安康的制度安排，情况复杂；其次，医改涉及巨大的资源配置，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用于医疗服务的平均比重高达10%，是绝对的产业大户；最后，医疗服务还有其若干特征，主要包括需求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及政府干预。
就政府干预而言，引发人们争论的有三大问题。其一，干预什么？是全面干预，还是有其侧重？其二，如果真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存在，政府干预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吗？其三，对选择性大的个人医疗服务，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哪个更有效？从过去几年我国的医改实践看，筹资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服务制度安排方面，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方面，进展甚微，困惑重重。究其根源，还是与政府、市场的定位不清、概念混乱不无关系。对其进行归纳分析，对我国今后的医改不无裨益。
医疗服务主次矛盾认识不清
, 百拇医药
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医疗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因此医改的重点是如何开放市场，解放生产力。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供不应求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首先，根据经济学常识，无论什么市场，如果一样东西既贵又难(如“看病贵，看病难”)，且长期如此，只有一种解释：存在垄断。否则，如果存在经济利润，为什么没有新增投资进来分享呢？事实上，我国医疗市场的进入壁垒众所周知，主要包括庞大的公立医院的行业垄断及长期低效的行政审批等准入障碍。两者都是行政垄断所致，而非过度市场化惹的祸。
从供需的决定因素分析，也可得到一致的判断。先看我国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其决定因素基本是以市场力量为主，这包括了疾病谱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病转型、医疗技术进步、居民收入增长及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等，这些都是长期助推医疗服务需求增长的市场力量。反观医疗服务供应体系，其决定因素基本都是行政力量为主，这几乎涵盖了从医疗机构准入到医务人员配置的各个方面：一是各地的医疗机构准入还深陷在行政主导的区域卫生规划里；二是240万医务人员目前仍是机构人——固化到医院的执业关系，以及附属在机构上的各种权利、机会、福利待遇，绑架了本可以发挥更大、更好作用的广大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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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定价有违价格机制核心功能
价格机制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然而，仅靠政府有关部门就能把扭曲的医药价格体系重新准确定位吗？不能，因为行政定价本身就有违价格机制的核心功能：传递信息，提供激励。
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告诫，市场经济之所以胜过计划经济，是因为价格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发挥着无与伦比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中包括两大功能：其一，为供需双方提供趋向供需均衡的市场信息；其二，灵活的价格机制也为参与市场活动的供需双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激励，使市场信息具有使用价值——利用得当受益，利用不当受损。显而易见，价格机制的功能就在于其反映市场供需缺口的上下变动性。因此，行政定价能否定准是一个问题，定价本身更是伪命题，否则就无法理解价格机制调整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也有人说，一般市场可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有些市场因比较特殊而应例外，其中包括医疗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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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市场尽管有很多特点，但毕竟仍是一个服务市场。从供方看，它没有特殊到不遵从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和成本约束；从需方看，服务价格越高，医疗负担越大，自然抑制需求，反之亦然。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怎么看都无法得出市场机制在医疗领域完全失灵的判断。因此，要谨防“特殊论”的误导，否则就无法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解放医疗生产力，致使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矛盾难以解决。
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并不对立
在医疗服务市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和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该对立，其相容性可以通过各就各位而得以统一。即市场主导服务供应，政府负责保驾护航、基础兜底。
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阐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具有不可或缺的三大主导作用：第一，建立国家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第二，建立司法制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负责社会所需、市场力量暂无能力提供的服务，比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医改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力量主要提供多元、有选择的个性化医疗服务，政府负责监管、信息共享，并兜底保障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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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现代医院体系
现代医院体系应该集中在急诊、住院服务上，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尤其是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服务，应该通过优质资源下基层社区，转变目前医院导向的就医模式。
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显示，最有效的就医模式是急诊、住院集中在医院，大量门诊消化在基层社区诊所。流行病学理论表明，平均每百人在一年中只有七八个人要住院，而80%的疾病需要门诊服务，主要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的长期护理，西方国家因此形成了根植于社区的家庭医生服务市场，主要是各种民营的普通和专科诊所。
反观今天我国的就医模式，大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是百姓就医不理性吗？不是，如果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医院，人们不去大医院才是不理性!因此，要破中国就医模式难题，关键在于破除大医院的行政干预体系，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指出，要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管理，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并鼓励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如果认真落实这些政策，相信中国就医模式的合理改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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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应尽早转型升级
我国医改的目的短期来说是病有所医，从长计议应是全民健康。我国医改应该尽早转型升级，转变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迈向以全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服务体系。
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为52万亿元，2020年预计超过80万亿元。参照世界中上收入国家的比例，再考虑全民医保、疾病转型及收入增长等因素，我国2020年经济总量用于医疗卫生方面预计为8万亿元左右，而现在是2.5万亿元上下。因此，目前医改有两条可选路径：一是继续目前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那么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的8万亿元将花在打针吃药、住院、手术等医疗服务上；二是推进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的健康服务体系转型，那么8万亿元的相当部分可以用于促进健康的新兴健康产品和服务市场。两条路径的本质区别是，前者以人们的疾病、生命为代价，降低人们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福祉；后者则服务于人们的健康生活，促进人们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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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鼓舞的是，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为我国医改迈向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南。从范围看，大健康服务业旨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前移、后延：前移部分以促进健康的新兴产品和服务市场为主，后延部分以康复、护理及健康养老服务市场为主。
从国家发展视角看，《意见》提出的发展中国健康服务业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布局和社会发展蓝图，如能认真践行，相信至少在四大方面将产生积极影响和竞争优势——有利于提高医疗体系的服务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医患关系；有利于改善与健康相关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百拇医药(刘国恩)
深化医改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间内需要重点把关、严谨推进的中心工作。医改是世界性难题，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医改是关系到每个人幸福安康的制度安排，情况复杂；其次，医改涉及巨大的资源配置，发达国家经济总量用于医疗服务的平均比重高达10%，是绝对的产业大户；最后，医疗服务还有其若干特征，主要包括需求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及政府干预。
就政府干预而言，引发人们争论的有三大问题。其一，干预什么？是全面干预，还是有其侧重？其二，如果真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存在，政府干预就一定是更好的选择吗？其三，对选择性大的个人医疗服务，市场机制与行政干预哪个更有效？从过去几年我国的医改实践看，筹资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服务制度安排方面，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方面，进展甚微，困惑重重。究其根源，还是与政府、市场的定位不清、概念混乱不无关系。对其进行归纳分析，对我国今后的医改不无裨益。
医疗服务主次矛盾认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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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角度看，我国医疗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供不应求，因此医改的重点是如何开放市场，解放生产力。
我国医疗服务市场供不应求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首先，根据经济学常识，无论什么市场，如果一样东西既贵又难(如“看病贵，看病难”)，且长期如此，只有一种解释：存在垄断。否则，如果存在经济利润，为什么没有新增投资进来分享呢？事实上，我国医疗市场的进入壁垒众所周知，主要包括庞大的公立医院的行业垄断及长期低效的行政审批等准入障碍。两者都是行政垄断所致，而非过度市场化惹的祸。
从供需的决定因素分析，也可得到一致的判断。先看我国医疗服务需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其决定因素基本是以市场力量为主，这包括了疾病谱由传染性疾病向慢性病转型、医疗技术进步、居民收入增长及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等，这些都是长期助推医疗服务需求增长的市场力量。反观医疗服务供应体系，其决定因素基本都是行政力量为主，这几乎涵盖了从医疗机构准入到医务人员配置的各个方面：一是各地的医疗机构准入还深陷在行政主导的区域卫生规划里；二是240万医务人员目前仍是机构人——固化到医院的执业关系，以及附属在机构上的各种权利、机会、福利待遇，绑架了本可以发挥更大、更好作用的广大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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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定价有违价格机制核心功能
价格机制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然而，仅靠政府有关部门就能把扭曲的医药价格体系重新准确定位吗？不能，因为行政定价本身就有违价格机制的核心功能：传递信息，提供激励。
货币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告诫，市场经济之所以胜过计划经济，是因为价格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发挥着无与伦比的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其中包括两大功能：其一，为供需双方提供趋向供需均衡的市场信息；其二，灵活的价格机制也为参与市场活动的供需双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激励，使市场信息具有使用价值——利用得当受益，利用不当受损。显而易见，价格机制的功能就在于其反映市场供需缺口的上下变动性。因此，行政定价能否定准是一个问题，定价本身更是伪命题，否则就无法理解价格机制调整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也有人说，一般市场可以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有些市场因比较特殊而应例外，其中包括医疗服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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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市场尽管有很多特点，但毕竟仍是一个服务市场。从供方看，它没有特殊到不遵从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和成本约束；从需方看，服务价格越高，医疗负担越大，自然抑制需求，反之亦然。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怎么看都无法得出市场机制在医疗领域完全失灵的判断。因此，要谨防“特殊论”的误导，否则就无法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和解放医疗生产力，致使医疗服务供不应求的矛盾难以解决。
政府主导与市场配置并不对立
在医疗服务市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和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该对立，其相容性可以通过各就各位而得以统一。即市场主导服务供应，政府负责保驾护航、基础兜底。
市场经济理论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阐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具有不可或缺的三大主导作用：第一，建立国家军队，维护国家安全；第二，建立司法制度，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负责社会所需、市场力量暂无能力提供的服务，比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医改的指导思想是，社会力量主要提供多元、有选择的个性化医疗服务，政府负责监管、信息共享，并兜底保障面向全民的基本医疗服务。
, 百拇医药
建立现代医院体系
现代医院体系应该集中在急诊、住院服务上，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尤其是针对常见病、多发病的门诊服务，应该通过优质资源下基层社区，转变目前医院导向的就医模式。
绝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显示，最有效的就医模式是急诊、住院集中在医院，大量门诊消化在基层社区诊所。流行病学理论表明，平均每百人在一年中只有七八个人要住院，而80%的疾病需要门诊服务，主要针对常见病、多发病及慢性病的长期护理，西方国家因此形成了根植于社区的家庭医生服务市场，主要是各种民营的普通和专科诊所。
反观今天我国的就医模式，大医院门庭若市，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是百姓就医不理性吗？不是，如果优质资源高度集中在大医院，人们不去大医院才是不理性!因此，要破中国就医模式难题，关键在于破除大医院的行政干预体系，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特别指出，要逐步取消医院的行政级别管理，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并鼓励参与公立医院改制重组，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如果认真落实这些政策，相信中国就医模式的合理改变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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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应尽早转型升级
我国医改的目的短期来说是病有所医，从长计议应是全民健康。我国医改应该尽早转型升级，转变以疾病治疗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迈向以全民健康为中心的健康服务体系。
2012年我国经济总量为52万亿元，2020年预计超过80万亿元。参照世界中上收入国家的比例，再考虑全民医保、疾病转型及收入增长等因素，我国2020年经济总量用于医疗卫生方面预计为8万亿元左右，而现在是2.5万亿元上下。因此，目前医改有两条可选路径：一是继续目前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那么可以肯定的是，2020年的8万亿元将花在打针吃药、住院、手术等医疗服务上；二是推进以疾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体系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的健康服务体系转型，那么8万亿元的相当部分可以用于促进健康的新兴健康产品和服务市场。两条路径的本质区别是，前者以人们的疾病、生命为代价，降低人们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福祉；后者则服务于人们的健康生活，促进人们的生命价值和社会福利。
, http://www.100md.com
令人鼓舞的是，2013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为我国医改迈向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南。从范围看，大健康服务业旨在医疗服务市场的前移、后延：前移部分以促进健康的新兴产品和服务市场为主，后延部分以康复、护理及健康养老服务市场为主。
从国家发展视角看，《意见》提出的发展中国健康服务业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布局和社会发展蓝图，如能认真践行，相信至少在四大方面将产生积极影响和竞争优势——有利于提高医疗体系的服务效率；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与医患关系；有利于改善与健康相关的生态环境；有利于助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百拇医药(刘国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