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也该有春天吗？ 等
红包也该有春天吗？
“5月1日起二级以上医院，医患双方要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发布这样一则在业内人士看来颇有争议性的通知，被认为“很可笑”——
“难道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言，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很可笑，更是对医生的一种污辱。
可在公众看来，医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途径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比如红包、药品回扣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以广州某中等三甲医院为例，中级以上医生2013年账面工资(政府提供)为4万多元，实际收入为19万元。而多出来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
作为来自患者的一项收入——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众多患者求医问诊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
, 百拇医药
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
39健康网曾对2万多网友进行了一项送红包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网友亲自给医生送过红包，求心安的心理成为主因。
调查显示，红包的种类有现金、名贵物品、高级化妆品、家乡特产、宴请吃饭等，而很多患者认为直接送现金更为实际，医生更喜欢。
送红包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希望医生手术认真些，让患者得到最佳疗效；希望医生态度好一些，不要给人脸色；床位紧张时，能够方便收住院；CT、核磁检查可以提前一些；得到医护更多细心的照顾；疾病治愈时，对医生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多数红包并不是随便就送的，不同科室红包的待遇不同：外科、产科手术以及一些类似的住院治疗科室是患者送红包的密集科室，而中医、康复科等治疗周期长、效果不明显的科室，患者较少送红包；影像科和大多数门诊，几乎没有红包“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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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价格也相差甚远。“深谙此道”的患者孙玲告诉记者，如果是要做手术、住院等比较危急的情况，红包自然会多，像一些主刀的医生、主任级别的医生红包的金额也是“全线飘红”，而对于其他低级别的小大夫或者患者本身病情不是很严重的，红包金额自然就会相应减少。
某二线城市会计师张英一直在家附近的A医院进行产检，听说A医院的产科不如市里的一家三甲B医院，所以她想在B医院产科进行生产。在熟人的“牵线搭桥”下，张英联系到产科主任，并顺利地入住产科，在生产之前给麻醉师、主刀医生和主任红包以表示感谢。
对于张英的做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医生王丽(化名)很不认可，“通过送红包来买方便、走捷径，其实是对医生、医院的侮辱和不尊重，而且对其他患者也不公平”。
“病人之所以送红包，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送红包必须带来可观的边际效用。患者只能把红包投到有明确医疗效果，或者能直接提升服务质量的医疗项目上。”职业投资人李军解释道，公立医院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政府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在很多医生看来不能体现其真实的医疗服务价值。如果市场上需大于供，价格又因为管制不能涨，那么“送红包”就是作为需求方的患者主动“加价”，恢复被管制扭曲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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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治病不看红包
其实，医生不会根据是否有红包、红包的多少来决定如何给患者治病。
“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在手术台上，患者被蒙上手术布以后，谁也不记得他是否给过红包。”已经年近80岁、至今仍站在手术台上的外科主刀医生李德(化名)告诉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不给红包、红包少就不好好看病。不给就留块纱布、不给手术切口就切得大一点的事情不会发生。”
“每位患者都是医生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治疗与呵护后，‘雕琢’成精品。”李德吐露心声，“每个病患都是对医生的挑战，成功地治疗一位患者，那种成就感不是红包所能给予的。”
今年政协会议记者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患者应该是怀着敬重之心去求医问药，所谓的敬重之心是应该对医生有一个尊重。而作为医生，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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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拿辛苦挣来、卖房子甚至借来的钱看病，如果医生收了他们的礼物和钱财，就是缺德。有人在手术前给医生钱，说为了‘买平安’，如果收了就是医生对自己人格的侮辱。”刘玉村曾拒绝一位病人给的红包，后来这位病人执意要表达感谢，拿自己家红薯做的粉条当礼物送给他，他才接受。“拿了这些，我从良心上说得过去，从道德规范上看，也没有问题。”
但有一个问题，刘玉村十分严肃地说，“收取医药代表的药品回扣，这是违法行为!我们行业不允许，国家法律法规也不允许!”有些医生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想方设法给患者过度用药，使得看病费用成倍增加。
此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收过红包，也收过回扣。“不过，我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卑鄙，有钱人看病，他愿意花钱；穷人看病，我会为他们省钱，我也会给困难的患者捐款。”
出路在于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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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医生普遍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不要与美国医生比，甚至连非洲医生都不如。一个博士毕业的医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在医院也就是普通职员，几十年后也未必有出头之日，2000元的工资和别的专业能比吗？”
“中国医生提供的服务是多么地廉价啊!”
“如果你觉得医生这行够黑、利润够丰厚那就让你的下一代去学医吧。”
……
这些都是国内医生叫苦喊冤的真实写照。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还不如裁缝、木匠挣得多。“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刘玉村揭秘，“怎么弥补收入不足？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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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明确表示，普通门诊十元左右的挂号费，根本体现不出医生诊断的真实价值，势必会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其实，在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也往往是药费、检查费占据很大比例，而医生的诊疗手术费却相当便宜，而这恰恰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
“怎么让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老百姓服务当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讲到一句话，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健全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刘玉村十分赞成。
血管外科专家张强也提出了建议，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的。届时，红包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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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送红包的经历
■莫笑鸾
“你赶紧回家一趟吧，妈妈脑袋里好像长个东西，现在正在医院呢。”接到姐姐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出差，努力地镇定情绪，处理好在西安的事情，火速赶到咸阳机场，改签了飞机票。
候机的时候，我又向姐姐详细地咨询了母亲的基本情况：头晕、颅内压高、恶性、神志清楚、核磁显示头部有边界清晰的占位病变。
“估计是个肿瘤，但愿是良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考虑到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我和家人决定将母亲安排到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以下简称301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毕竟在脑袋上开刀可不是小事儿。
那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仔细查阅了脑部肿瘤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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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约，第二天一早，家人开车从老家赶到301医院。
“医生上午有事情，下午2点左右，咱们再去吧!”同事帮忙联系的在医院工作的小罗在电话中告诉我。
整整一上午，家人坐在医院里面的走廊里。其间爸爸故意把我支到一旁，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并叮嘱我：一定要送给医生!
下午两点，小罗约我在外科楼前会合，并嘱咐我带齐资料，路上才得知，这次要找的医生叫陈晓雷。“先坐下，把资料拿出来，别担心。”陈晓雷大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仔细看着核磁片子，并时不时地询问母亲的基本情况。
“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脑膜瘤。”陈晓雷大夫先给我吃了一颗“安心丸”，并让我赶紧去办理住院手续，等待住院通知。
因深知在北京看病住院的困难程度，也真心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实在太辛苦，不忍心再给他们添麻烦，当然更多还是希望母亲早点摆脱病痛折磨，就在转身离开陈晓雷大夫办公室时，我快速地把厚厚的红包塞进了他的口袋。他虽极力地推搡，但无奈我“跑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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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终于送出去了，内心都好像有了底。”但其实我内心很清楚：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病人的时候，他都会尽全力去医治。不过，遇到自己母亲做手术，我还是不免落入俗套。
母亲住院一周之后，陈晓雷大夫通知我进行术前谈话，并耐心地讲解了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说心里话，当时我听得腿肚子有点哆嗦。
“陈大夫，我和家人都相信你。任何一种医疗行为，都会有风险。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您!”签字之后，我起身道谢。
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母亲从上午8点半推进手术室，直到晚上10点多才推出来。那种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心情，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的头部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鼻子、嘴里插着管子。陈晓雷大夫戴着口罩，推着手术床，略显疲惫。将母亲安排到神经外科的ICU后，陈晓雷大夫特意出来告诉我：手术一切都顺利，只是出血量有点大，保险起见，一定要安排家人在病房外面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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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我最怕的就是电话响起。因为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而事后我才知道，陈晓雷大夫也没有回家，他一直观察着母亲的情况。
“病人恢复很好，危险期已经度过，上午10点安排家人过来去做核磁。”第二天一早，陈晓雷大夫给我发来信息。看到信息那一刻，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母亲顺利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身体也一天一天地恢复。而陈晓雷大夫再忙，每天也会过来询问下情况。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向我核实母亲的姓名后，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你们手术前给陈大夫的红包，他怕你们心里有顾虑，就先收下了，转交到我们政治处。现在病人也做完手术了，给她买点营养品吧!”
母亲临出院前，家人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再去感谢下陈大夫。父亲特意去外面定做了一面锦旗，但因陈晓雷大夫工作忙，未能亲自送到他的手上，委托护士台转交。
或许，我们只是陈晓雷大夫在临床工作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患者，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家人。而反思自己这种送红包的行为，无疑亵渎了他的高尚医德。
其实，“陈晓雷们”并不需要红包，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每位患者和家人的信任、理解。你的一声谢谢，一个微笑，就是对他们的最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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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起二级以上医院，医患双方要签协议承诺不收不送红包。”前不久，国家卫计委发布这样一则在业内人士看来颇有争议性的通知，被认为“很可笑”——
“难道签了协议，就真的没人收红包了？”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直言，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很可笑，更是对医生的一种污辱。
可在公众看来，医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途径来获得大量的灰色收入，比如红包、药品回扣等。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以广州某中等三甲医院为例，中级以上医生2013年账面工资(政府提供)为4万多元，实际收入为19万元。而多出来的收入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患者。
作为来自患者的一项收入——红包，似乎已经成为众多患者求医问诊过程中的一种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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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该出手时就出手
39健康网曾对2万多网友进行了一项送红包调查，结果显示有六成网友亲自给医生送过红包，求心安的心理成为主因。
调查显示，红包的种类有现金、名贵物品、高级化妆品、家乡特产、宴请吃饭等，而很多患者认为直接送现金更为实际，医生更喜欢。
送红包的理由也“五花八门”：希望医生手术认真些，让患者得到最佳疗效；希望医生态度好一些，不要给人脸色；床位紧张时，能够方便收住院；CT、核磁检查可以提前一些；得到医护更多细心的照顾；疾病治愈时，对医生表示感谢……
记者了解到，多数红包并不是随便就送的，不同科室红包的待遇不同：外科、产科手术以及一些类似的住院治疗科室是患者送红包的密集科室，而中医、康复科等治疗周期长、效果不明显的科室，患者较少送红包；影像科和大多数门诊，几乎没有红包“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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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不同级别的医生，红包的价格也相差甚远。“深谙此道”的患者孙玲告诉记者，如果是要做手术、住院等比较危急的情况，红包自然会多，像一些主刀的医生、主任级别的医生红包的金额也是“全线飘红”，而对于其他低级别的小大夫或者患者本身病情不是很严重的，红包金额自然就会相应减少。
某二线城市会计师张英一直在家附近的A医院进行产检，听说A医院的产科不如市里的一家三甲B医院，所以她想在B医院产科进行生产。在熟人的“牵线搭桥”下，张英联系到产科主任，并顺利地入住产科，在生产之前给麻醉师、主刀医生和主任红包以表示感谢。
对于张英的做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医生王丽(化名)很不认可，“通过送红包来买方便、走捷径，其实是对医生、医院的侮辱和不尊重，而且对其他患者也不公平”。
“病人之所以送红包，是想把钱花在刀刃上，送红包必须带来可观的边际效用。患者只能把红包投到有明确医疗效果，或者能直接提升服务质量的医疗项目上。”职业投资人李军解释道，公立医院是受政府严格管制的市场。政府定的医疗服务价格，在很多医生看来不能体现其真实的医疗服务价值。如果市场上需大于供，价格又因为管制不能涨，那么“送红包”就是作为需求方的患者主动“加价”，恢复被管制扭曲的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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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治病不看红包
其实，医生不会根据是否有红包、红包的多少来决定如何给患者治病。
“每天要做两三台手术，在手术台上，患者被蒙上手术布以后，谁也不记得他是否给过红包。”已经年近80岁、至今仍站在手术台上的外科主刀医生李德(化名)告诉记者，“治病救人是医生的职责，医生不会因为不给红包、红包少就不好好看病。不给就留块纱布、不给手术切口就切得大一点的事情不会发生。”
“每位患者都是医生的‘作品’，经过精心的治疗与呵护后，‘雕琢’成精品。”李德吐露心声，“每个病患都是对医生的挑战，成功地治疗一位患者，那种成就感不是红包所能给予的。”
今年政协会议记者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院长刘玉村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患者应该是怀着敬重之心去求医问药，所谓的敬重之心是应该对医生有一个尊重。而作为医生，对病人要怀有仁爱之情，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救死扶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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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问题，刘玉村十分严肃地说，“收取医药代表的药品回扣，这是违法行为!我们行业不允许，国家法律法规也不允许!”有些医生为了收取药品回扣，想方设法给患者过度用药，使得看病费用成倍增加。
此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自己收过红包，也收过回扣。“不过，我不是像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卑鄙，有钱人看病，他愿意花钱；穷人看病，我会为他们省钱，我也会给困难的患者捐款。”
出路在于改“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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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医生普遍收入和付出不成比例，不要与美国医生比，甚至连非洲医生都不如。一个博士毕业的医学生，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吧，在医院也就是普通职员，几十年后也未必有出头之日，2000元的工资和别的专业能比吗？”
“中国医生提供的服务是多么地廉价啊!”
“如果你觉得医生这行够黑、利润够丰厚那就让你的下一代去学医吧。”
……
这些都是国内医生叫苦喊冤的真实写照。
现实情况也的确如此，外科大夫做一台手术还不如裁缝、木匠挣得多。“一台胃癌手术需要3个大夫、2个护士、2个麻醉师，但手术费一共只有几百块钱。”刘玉村揭秘，“怎么弥补收入不足？用一些耗材把价码加上去。如果我有良心，‘加码’就会有度；如果我素养不好，就往里面加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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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明确表示，普通门诊十元左右的挂号费，根本体现不出医生诊断的真实价值，势必会衍生出过度检查、药价虚高吃回扣以及红包等问题。
其实，在住院患者的花费中，也往往是药费、检查费占据很大比例，而医生的诊疗手术费却相当便宜，而这恰恰最能反映医生的专业水平和智慧。
“怎么让在公立医院工作的医生能够全身心投入到为老百姓服务当中，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专门讲到一句话，对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健全符合医务人员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刘玉村十分赞成。
血管外科专家张强也提出了建议，假如改变扭曲的医疗价格构成，允许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商业保险和机构设置，医生是可以凭自己的技术和服务口碑，获得职业尊严的。届时，红包自然会失去生存的土壤。 (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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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赶紧回家一趟吧，妈妈脑袋里好像长个东西，现在正在医院呢。”接到姐姐电话的时候，我正在西安出差，努力地镇定情绪，处理好在西安的事情，火速赶到咸阳机场，改签了飞机票。
候机的时候，我又向姐姐详细地咨询了母亲的基本情况：头晕、颅内压高、恶性、神志清楚、核磁显示头部有边界清晰的占位病变。
“估计是个肿瘤，但愿是良性。”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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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我仔细查阅了脑部肿瘤的相关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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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上午有事情，下午2点左右，咱们再去吧!”同事帮忙联系的在医院工作的小罗在电话中告诉我。
整整一上午，家人坐在医院里面的走廊里。其间爸爸故意把我支到一旁，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并叮嘱我：一定要送给医生!
下午两点，小罗约我在外科楼前会合，并嘱咐我带齐资料，路上才得知，这次要找的医生叫陈晓雷。“先坐下，把资料拿出来，别担心。”陈晓雷大夫似乎看出了我的紧张情绪，他仔细看着核磁片子，并时不时地询问母亲的基本情况。
“应该是一个良性的脑膜瘤。”陈晓雷大夫先给我吃了一颗“安心丸”，并让我赶紧去办理住院手续，等待住院通知。
因深知在北京看病住院的困难程度，也真心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实在太辛苦，不忍心再给他们添麻烦，当然更多还是希望母亲早点摆脱病痛折磨，就在转身离开陈晓雷大夫办公室时，我快速地把厚厚的红包塞进了他的口袋。他虽极力地推搡，但无奈我“跑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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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终于送出去了，内心都好像有了底。”但其实我内心很清楚：医生面对手术台上病人的时候，他都会尽全力去医治。不过，遇到自己母亲做手术，我还是不免落入俗套。
母亲住院一周之后，陈晓雷大夫通知我进行术前谈话，并耐心地讲解了手术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说心里话，当时我听得腿肚子有点哆嗦。
“陈大夫，我和家人都相信你。任何一种医疗行为，都会有风险。不管结果如何，我们都感谢您!”签字之后，我起身道谢。
手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母亲从上午8点半推进手术室，直到晚上10点多才推出来。那种在手术室外焦急等待的心情，直到现在我也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母亲的头部用纱布裹得严严实实，鼻子、嘴里插着管子。陈晓雷大夫戴着口罩，推着手术床，略显疲惫。将母亲安排到神经外科的ICU后，陈晓雷大夫特意出来告诉我：手术一切都顺利，只是出血量有点大，保险起见，一定要安排家人在病房外面守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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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我最怕的就是电话响起。因为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而事后我才知道，陈晓雷大夫也没有回家，他一直观察着母亲的情况。
“病人恢复很好，危险期已经度过，上午10点安排家人过来去做核磁。”第二天一早，陈晓雷大夫给我发来信息。看到信息那一刻，一家人提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母亲顺利从ICU转入普通病房，身体也一天一天地恢复。而陈晓雷大夫再忙，每天也会过来询问下情况。
有一天，病房里突然来了两个穿军装的人，向我核实母亲的姓名后，拿出一个信封。“这是你们手术前给陈大夫的红包，他怕你们心里有顾虑，就先收下了，转交到我们政治处。现在病人也做完手术了，给她买点营养品吧!”
母亲临出院前，家人觉得实在过意不去，说什么也要再去感谢下陈大夫。父亲特意去外面定做了一面锦旗，但因陈晓雷大夫工作忙，未能亲自送到他的手上，委托护士台转交。
或许，我们只是陈晓雷大夫在临床工作中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患者，但是他的行为却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和家人。而反思自己这种送红包的行为，无疑亵渎了他的高尚医德。
其实，“陈晓雷们”并不需要红包，他们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每位患者和家人的信任、理解。你的一声谢谢，一个微笑，就是对他们的最大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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