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韩启德)》 全文及相关评论
近日在昆明举行的第16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作了题为《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的报告，他说，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坦言“谈了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但都有依据”。
原文： 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 2014年05月28日
我今天就两个医疗方面的问题谈我的一些思考。一是关于疾病危险控制因素的问题，二是关于疾病筛查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声明，我做的是科学报告仅限于学术。第二，科学鼓励大胆质疑，同时要求实证，我今天会谈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但是我都有一些依据，这些依据都有严肃的科学论文会注明。第三，这是我一家之言。第四，只提供一个侧面，不是全面。第五，时间所限，只能举例说明，点到为止。最后敬请媒体完整解读，切勿断章取义。
第一，针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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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我们说每一种病特别是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某些因素能够使群体里面这个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我们称之为它危险因素。如果在人群里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最典型的例子，通过研究，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危险因素，他们下力气控制着这三个危险因素，这三个危险因素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当然随着发展，他们把饮食健康习惯放在第一位，特别是低盐，特别把高血糖、肥胖等越来越多地作为危险因素。为了更加直接的理解，我以高血压为例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在2012年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组织的博士生年会上，有500多位博士生参加，我在会上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回答。
第一个问题，高血压是疾病吗？当时全场几乎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不是，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因为疾病不仅要有前面的条件，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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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全场多数人举起了手，也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另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实结论，通过大量的研究，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说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都举起了手。当把降低30%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样的含义？ 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 亦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你愿意终身服药吗？我说好，现在我给大家具体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要不要治疗？如果把降低30%心脑血管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拿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看，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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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位140/90mmHg合理吗？这是基本上世界这个病的标准，大家都遵守。那么危险因素的标准怎么来定？一个疾病怎么来定呢？我们理想的状况，如果诊断的指标随着他的身高、病情的严重度在一个拐点急剧增高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一点，是在一个缓慢的局限以后急剧升高，我们把标准定在这儿，还是定在那儿，差别不大。最糟糕的，如果一个疾病随着指标的增加是一条直线的上升，把治疗放在哪里呢？非常不幸的，高血压是直线的情况，也就是说，血压越高越不好，越低越好，但是越低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脑供血。因此，这个高血压的标准是定在这一端好，还是定在那一端好，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定在90mmHg呢？认为它比95、100好，但是不如85好。当然也有人说要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考虑一个平衡点放在90，是不是那样呢？有一个研究显示8000多例高血压患者经过4-5年降血压治疗，所谓轻度就是150以下和120左右，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的发病率、卒中发病率、心血管发病率都没有显著差别，说明这个标准如果定高10mmHg和现在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反过来治疗的人有9%发生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所以如果把高血压的治疗起点由现在140mmHg，包括90，放在100的话，可以减少1亿人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问题提到这里，大家可以再回忆，我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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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糖尿病前期标准的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标准是6.1mmol/L，美国将此标准改为5.6mmol/L。我国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过两个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前者仅用空腹血糖和糖负荷2小时血糖，而后者不仅采用了美国的空腹血糖标准，而且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结果推算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分别为占成年人的15.5%和50.1%。
骨质疏松，尤其女同志绝经以后都有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有一个研究，平均68岁骨密度低于-2.5，服用阿仑磷酸钠(Alendronat)治疗四年，治疗组骨质0.2%，对照组不服药的0.5%。就是说，由于服药下降了56%，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要看正常的不吃药的骨质里面是0.5%，降到0.2%，绝对的效果意味着每333位妇女连续服药四年是可以预防1例骨质疏松。反过来，332位妇女白吃了药，但是有产生房颤的风险高达1-0.4%。由于降低了诊断的阈值，对美国人得病的数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糖尿病的标准降低以后，糖尿病发生率增加了14%，血压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35%，血脂的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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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为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反而使健康受到损伤。这个问题是产生在我们所有研究都是给予概率的基础上，小概率要干预绝对效果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我是这个1%的人里面呢？还是99%里面的人呢？因此，你去不去干预要自己做决定或者医生帮助决定，怎么办？后面会讲到。
疾病的筛查。我就重点讲一下几种癌症筛查的情况。第一，前列腺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前列腺癌的抗原组织，前列腺癌有一种蛋白到血液里面是PSA，8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应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作为普查的指标。美国有一个研究，76000例病人，55-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是108个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欧洲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发现了在做PSA筛查四年的人，他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8.2%，不做的只有4.8%，不仅发病率不一样，死亡率由于做了PSA也下降了20%，这下降了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取决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前列腺癌死亡率本身只有每年千分之0.3到0.4，下降20%就是说两组之间实际死亡率只有千分之0.73，说明每筛查1409个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的差，每筛查1409个人，能够多查出49例病人，其中48个人是过度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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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甲状腺。甲状腺癌症现在包括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澳大利亚国家统计，2012年比1975年的病人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期甲状腺癌的死亡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抽烟的或者曾经抽过15年烟的人肺癌高危人群里面发现做CT检查和胸片检查相比，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如果放绝对的死亡率来看，和刚才的意义是类似的。
第三，加拿大做了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认为美国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接受一次乳房钼靶X线检查，来早期筛查乳腺癌是没有用的，因为做了八九万的人，检查和不检查各半，最初五年发现病例增加了27%，死亡率没有变化。有一部分人已经随访到25年，发现发病的检查检出率增加了3.8%，死亡人数也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查钼靶X线是可以查出更多的病人，但是对死不于死乳腺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表示强烈的质疑，因为美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表明，去筛查钼靶X线乳腺癌十年死亡率最多能够降低30%。即使如此，从绝对死亡率来看，人群死亡率只是从千分之3.3降到了千分之2.3，就是每年每筛查1000个人可以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1975年到2005年美国5种癌症诊断率和病死率，诊断率每一种癌都是大幅度的增高，但是死亡率1975年和2005年相比都没有显著差别。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确实癌症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只是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因此都治好了，所以死亡率不变。但是又无法解释同一个时期分量种，检查和不检查死亡不变。还有更多的证据，有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发生麻烦，但是是癌症病人。比如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别的原因死的，他去做切片，发现36%的人里面有甲状腺癌，如果把这个切得更薄，薄5倍，就有更多的癌症。死于40-50岁不是癌症的女性，去查她的乳腺组织，有40%的妇女是有乳腺癌的。更有甚者，死于非癌症的70岁的男子前列腺组织切片发现80%以上是有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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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些人如果平时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事找事情的话，一般80%的人会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有更好的证据，美国底特律做了550个人意外死亡的男性，统统把前列腺癌取出来做病理，发现一半以上的人有前列腺癌，当然随着年龄的不同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平时做体检，什么情况都没有，就是查，意外查出癌症，所以给了一个名字叫“Lncidentaloma”，肺脏做CT50%的人发现可疑，实际上10年风险只有1.8%，所以它不是致命癌症的机会96%。不吸烟的人当然发现的少，其他肾脏、肝脏、甲状腺都会有意外的查出癌症，但是这些癌症99%左右都不会有事。
所以，现在看来我认为癌症大概是有这么三类：一类肿瘤发生非常快，比如食管癌、乳腺癌，你去检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一旦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治疗也要死。还有一种是缓慢的进展，比如结肠癌、子宫颈癌，这种筛查效果好一些，因为你在早期症状出现以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可以查出来的。以前不认识的有相当多的癌症是处于停滞发展型，或者会发展慢的进展，进展到你生命的终结还没有成事，或者就不变，或者它就消失，就像我们得过肺结核和肝炎的人自己不发现而已。我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是不是做筛查，比较可惜的是像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黑色素瘤绝大部分是停滞发展型，但是它也有少数是进展期快期和渐进期，所以也害得我们都害怕，都得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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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做常规体验有意义吗？有一个荟萃研究，16项研究合在一起，18万人，结果发现做不做健康体检，但除去老龄人，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我估计疾病筛查一定还会继续扩大，还会越做越多，去筛选疾病无非是那么几个结果，一是检查出是正常的，那多去查查，那要查出来怀疑更要查，如果查出你有病，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诊断，就是治好了，把甲状腺癌切掉了，非常感谢医生，多亏了我早发现。如果真的发现一种疾病也要死的，如果发现了做手术，好了，是真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商量着办。但是有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件要做出合理的决策，来提高不管是危险因素，还是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一是我们加强研究，去寻找刻意性更高的疾病易感性的标记来缩小筛查范围和干预范围，有些人不太可能就别查了，有些我们把它更局限到高危的人群来查。二是多种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针对危险基数程度比较高的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比如10年死亡率30%，去干预降了30%的话，就有9个人可能受益在100个人里面。如果只有15%，只有4-5个人是受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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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高心血管疾病，它不仅取决于高血压，还取决于血脂、血糖、生活方式、年龄、性别、遗传学等等。我的建议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因素控制的话，应该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打分，来确定高危和低危人群，如果其他都很好，就是一个轻度高血压可以不做处理。三是采取更加安全、更低成本、更加有效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检查子宫颈癌，对育龄妇女做宫颈细胞图片效果很好，但是很便宜。对于有一些中国女性乳腺癌，其实做超声比X线更好。总的来说，要使用更好的干预。比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其实第一位的元素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第一位就是控制食盐的使用，所以我们要采取更经济、更有效的办法。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诊断标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能够花于医疗的钱不一样，因此标准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临床资源，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对每一种危险因素也好，对筛查也好，根据我们的临床研究，可以经过大数据的优势来开展临床研究。最后我们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医疗的费用如果说在比较小的解决基本医疗问题的时候，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其用在后期临床晚期病人，花很多钱，疗效是很差的。拿受益的人数来说，如果把钱用在后面这一块，受益的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可以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针对我刚才讲的疾病筛查和危险因素的控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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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摆正医疗的定位。刚才讲的是医疗问题，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的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
总之，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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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颠覆”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疾病认识的颠覆。“高血压是疾病吗？”此乃韩启德院士报告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首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公众的认知中，高血压百分之百是病，且发病率极高。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逾3.3亿人，每3个成人中就有1人患“病”。错了，韩院士认为高血压不是病，而是影响健康的一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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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药物依赖性的颠覆。现实中，许多人养成了无论大病小病看医生的习惯，似乎这是保健康的惟一途径。既然许多生理现象看似是“病”而并非病，那就无须服药，完全可以通过身体内部机能的调节及养生保健等自行修复。况且，医疗对健康的作用仅有8%，长期或过量服药可能会产生药物不良反应，同时还会增加经济负担。
三是对过于迷信医院诊断与治疗的颠覆。韩启德院士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此言极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把医疗看作是保健康的不二法门，这实乃误区。
韩启德院士“颠覆性意见”让人耳目一新，给人启迪多多。健康是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情绪、心理、养生、保健、锻炼、医疗、生活方式与习惯、生活条件、环境因素，等等，切莫把健康的“宝”全押在医疗上。健康伴随人的一生，许多人年轻时透支健康，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增多，将健康的投资用于末端医疗，这又是健康的一大误区。而更多的人过于青睐医院检查与治疗。如今过度体检、过度诊疗成常态，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源于医院经济利益作祟，同时也与患者迷信医疗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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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颠覆性意见”，告诉了我们健康的科学概念与知识，有助于增进公众的医学素养，很接地气，值得点赞。(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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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颠覆性意见”背后的真味
2014-05-26 13:40 南京日报
昨天，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年会上的一席话引发争议——“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此言一出，众网友大哗，有人问“这数据是哪儿来的？”还有人反驳“难道得了肺炎也不去治”？(5月25日中青报)
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去理解，读完全文就会明白，韩启德并非在否定医疗的作用，而是旨在说明，人不能只把健康完全交给医生。“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健康更多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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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所说的话，是针对这样一种现象：“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这种描述或许有夸张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认，如今许多人对医学存在过高的期许，甚至认为不管得了什么病，到医院交了钱、看了专家门诊，就一定得给治好，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没尽力。这种认识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传播甚广的名言，是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的墓志铭，也是他结合自己一生与疾病的斗争以及行医的经历，对临床医学的理解——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对此，韩启德在发言中用了一些数据，试图证明对于有些疾病，医疗干预的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医疗干预在解决基本医疗问题时效果非常好，而如果用在临床晚期病人身上，花很多钱但疗效很差。从这一角度理解他的话，显然不是怂恿大家“得了肺炎也不去治”，而是建议一方面对医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及早进行健康管理，别等到大病来袭才去求医问药。
健康管理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提出的概念，是指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帮助人从社会、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角度得到全面的健康维护和保障服务，利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在发达国家，健康管理计划是健康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已证明能有效地降低个人的患病风险，同时降低医疗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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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健康管理的公众认知度还不高，相应的专业机构也未普及。虽然很相信“养生”，但多数国人对如何“养生”，却十分模糊，也因此，才会有张悟本之类“神医”大行其道。而且，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我们对“食补”之外的因素也不够重视，所以年轻人加班成常态、生活不规律成常态，健身倒成了新鲜事。在这样的集体观念下，体育课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
正如韩启德说，他所提供的只是“一家之言”。或许我们也不必太过纠结于“8%”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揭示的现象，确实值得思考。(吴云青)
文章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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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大会特邀报告）的启发
, http://www.100md.com 作者：王文新 发布于：2014-06-19
看了韩启德院士的“颠覆性意见”启发如下：
1、“最后，摆正医疗的定位。刚才讲的是医疗问题，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的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引起美国人早逝的原因有百分之五十与个人的不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百分之二十与环境有关，百分之二十与遗传有关，只有百分之十与医疗服务系统有关”（黄建始《最大的回报健康投资》，2004年5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决定健康的重要因素是良好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不要过度的依靠医疗，当今医疗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医生更不是神。要健康长寿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健康行为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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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我们说每一种病特别是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某些因素能够使群体里面这个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我们称之为它危险因素。如果在人群里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最典型的例子，通过研究，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危险因素，他们下力气控制着这三个危险因素，这三个危险因素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当然随着发展，他们把饮食健康习惯放在第一位，特别是低盐，特别把高血糖、肥胖等越来越多地作为危险因素。”（《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美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0年。也就是说，现在美国人可以比1900年的美国人多活30年。您也许会认为这是美国先进发达的医学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其实不然，现在美国人能多活30年主要是预防的功劳。美国先进发达的医疗服务系统只延长了美国人5年的寿命。预防和公共卫生，也就是各方面促进健康，防止疾病，却让今天的美国人多活了25年！”（黄建始《最大的回报健康投资》，2004年5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要健康就要控制危险因素，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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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个问题，高血压是疾病吗？当时全场几乎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不是，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因为疾病不仅要有前面的条件，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什么是疾病？这个问题是全部病理学理论的核心，也是医学哲学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围绕建立和论证疾病概念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争论较大的问题：疾病的认识是纯粹客观中立的事实判断，还是由人的需求、期望决定，随不同的社会、文化而异的价值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某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功能能否被认为对于人是必要的或自然的，没有它们就可规定疾病状况，而无需参照特定社会的或个人的期望。”“我们参考一些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将疾病的概念归纳如下：疾病是人的机体在外界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和/或机体内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损害以及抗损害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机体的反应也可以针对致病因素本身。但有些疾病，抗损害和抗病因的反应可以都不明显。损害、反应以及其相互斗争，表现为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抗损害反应不明显的疾病，异常变化主要是损害的表现。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妨碍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可以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因而出现一定的症状、体征、社会行为异常特别是劳动能力的减弱或丧失。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疾病与健康的对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新概念’认为：健康应包括心理健康、生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因此，疾病不光是机体的因素了，还应包括心理上的。”“总之，疾病是机体在外界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和/或机体内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损害，以及抗损害的反应或是心理障碍与人格、人与社会不相适应所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统称为‘疾病’”。（湛佑祥等主编《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2011年10月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什么是疾病？对疾病的概念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但是疾病的概念应该包括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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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个问题，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全场多数人举起了手，也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另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实结论，通过大量的研究，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说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都举起了手。当把降低30％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样的含义？ 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 亦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你愿意终身服药吗？我说好，现在我给大家具体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要不要治疗？如果把降低30%心脑血管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拿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看，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对高血压危险因素的控制用降压药效率不高，还存在副作用。当前应该加强研究非药物方法控制血压或降低药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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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四个问题，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位140/90mmHg合理吗？这是基本上世界这个病的标准，大家都遵守。那么危险因素的标准怎么来定？一个疾病怎么来定呢？我们理想的状况，如果诊断的指标随着他的身高、病情的严重度在一个拐点急剧增高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一点，是在一个缓慢的局限以后急剧升高，我们把标准定在这儿，还是定在那儿，差别不大。最糟糕的，如果一个疾病随着指标的增加是一条直线的上升，把治疗放在哪里呢？非常不幸的，高血压是直线的情况，也就是说，血压越高越不好，越低越好，但是越低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脑供血。因此，这个高血压的标准是定在这一端好，还是定在那一端好，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定在90mmHg呢？认为它比95、100好，但是不如85好。当然也有人说要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考虑一个平衡点放在90，是不是那样呢？有一个研究显示8000多例高血压患者经过4-5年降血压治疗，所谓轻度就是150以下和120左右，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的发病率、卒中发病率、心血管发病率都没有显著差别，说明这个标准如果定高10mmHg和现在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反过来治疗的人有9%发生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所以如果把高血压的治疗起点由现在140mmHg，包括90，放在100的话，可以减少1亿人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问题提到这里，大家可以再回忆，我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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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糖尿病前期标准的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标准是6.1mmol/L，美国将此标准改为5.6mmol/L。我国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过两个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前者仅用空腹血糖和糖负荷2小时血糖，而后者不仅采用了美国的空腹血糖标准，而且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结果推算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分别为占成年人的15.5%和50.1%。
骨质疏松，尤其女同志绝经以后都有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有一个研究，平均68岁骨密度低于-2.5，服用阿仑磷酸钠（Alendronat）治疗四年，治疗组骨质0.2%，对照组不服药的0.5%。就是说，由于服药下降了56%，是非
常显著的。但是要看正常的不吃药的骨质里面是0.5%，降到0.2%，绝对的效果意味着每333位妇女连续服药四年是可以预防1例骨质疏松。反过来，332位妇女白吃了药，但是有产生房颤的风险高达1-0.4%。由于降低了诊断的阈值，对美国人得病的数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糖尿病的标准降低以后，糖尿病发生率增加了14%，血压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35%，血脂的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86%。”（《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应该制定我国高血压等疾病控制标准，或根据不同个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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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疾病的筛查。我就重点讲一下几种癌症筛查的情况。第一，前列腺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前列腺癌的抗原组织，前列腺癌有一种蛋白到血液里面是PSA，8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应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作为普查的指标。美国有一个研究，76000例病人，55-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是108个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欧洲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发现了在做PSA筛查四年的人，他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8.2%，不做的只有4.8%，不仅发病率不一样，死亡率由于做了PSA也下降了20%，这下降了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取决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前列腺癌死亡率本身只有每年千分之0.3到0.4，下降20%就是说两组之间实际死亡率只有千分之0.73，说明每筛查1409个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的差，每筛查1409个人，能够多查出49例病人，其中48个人是过度症状。” 第二个例子，甲状腺。甲状腺癌症现在包括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澳大利亚国家统计，2012年比1975年的病人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期甲状腺癌的死亡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抽烟的或者曾经抽过15年烟的人肺癌高危人群里面发现做CT检查和胸片检查相比，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如果放绝对的死亡率来看，和刚才的意义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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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拿大做了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认为美国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接受一次乳房钼靶X线检查，来早期筛查乳腺癌是没有用的，因为做了八九万的人，检查和不检查各半，最初五年发现病例增加了27%，死亡率没有变化。有一部分人已经随访到25年，发现发病的检查检出率增加了3.8%，死亡人数也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查钼靶X线是可以查出更多的病人，但是对死不于死乳腺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表示强烈的质疑，因为美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表明，去筛查钼靶X线乳腺癌十年死亡率最多能够降低30%。即使如此，从绝对死亡率来看，人群死亡率只是从千分之3.3降到了千分之2.3，就是每年每筛查1000个人可以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1975年到2005年美国5种癌症诊断率和病死率，诊断率每一种癌都是大幅度的增高，但是死亡率1975年和2005年相比都没有显著差别。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确实癌症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只是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因此都治好了，所以死亡率不变。但是又无法解释同一个时期分量种，检查和不检查死亡不变。还有更多的证据，有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发生麻烦，但是是癌症病人。比如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别的原因死的，他去做切片，发现36%的人里面有甲状腺癌，如果把这个切得更薄，薄5倍，就有更多的癌症。死于40-50岁不是癌症的女性，去查她的乳腺组织，有40%的妇女是有乳腺癌的。更有甚者，死于非癌症的70岁的男子前列腺组织切片发现80%以上是有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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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些人如果平时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事找事情的话，一般80%的人会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有更好的证据，美国底特律做了550个人意外死亡的男性，统统把前列腺癌取出来做病理，发现一半以上的人有前列腺癌，当然随着年龄的不同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平时做体检，什么情况都没有，就是查，意外查出癌症，所以给了一个名字叫“Lncidentaloma”，肺脏做CT50%的人发现可疑，实际上10年风险只有1.8%，所以它不是致命癌症的机会96%。不吸烟的人当然发现的少，其他肾脏、肝脏、甲状腺都会有意外的查出癌症，但是这些癌症99%左右都不会有事。
所以，现在看来我认为癌症大概是有这么三类：一类肿瘤发生非常快，比如食管癌、乳腺癌，你去检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一旦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治疗也要死。还有一种是缓慢的进展，比如结肠癌、子宫颈癌，这种筛查效果好一些，因为你在早期症状出现以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可以查出来的。以前不认识的有相当多的癌症是处于停滞发展型，或者会发展慢的进展，进展到你生命的终结还没有成事，或者就不变，或者它就消失，就像我们得过肺结核和肝炎的人自己不发现而已。我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是不是做筛查，比较可惜的是像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黑色素瘤绝大部分是停滞发展型，但是它也有少数是进展期快期和渐进期，所以也害得我们都害怕，都得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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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做常规体验有意义吗？有一个荟萃研究，16项研究合在一起，18万人，结果发现做不做健康体检，但除去老龄人，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我估计疾病筛查一定还会继续扩大，还会越做越多，去筛选疾病无非是那么几个结果，一是检查出是正常的，那多去查查，那要查出来怀疑更要查，如果查出你有病，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诊断，就是治好了，把甲状腺癌切掉了，非常感谢医生，多亏了我早发现。如果真的发现一种疾病也要死的，如果发现了做手术，好了，是真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商量着办。但是有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件要做出合理的决策，来提高不管是危险因素，还是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一是我们加强研究，去寻找刻意性更高的疾病易感性的标记来缩小筛查范围和干预范围，有些人不太可能就别查了，有些我们把它更局限到高危的人群来查。二是多种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针对危险基数程度比较高的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比如10年死亡率30%，去干预降了30%的话，就有9个人可能受益在100个人里面。如果只有15%，只有4-5个人是受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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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高心血管疾病，它不仅取决于高血压，还取决于血脂、血糖、生活方式、年龄、性别、遗传学等等。我的建议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因素控制的话，应该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打分，来确定高危和低危人群，如果其他都很好，就是一个轻度高血压可以不做处理。三是采取更加安全、更低成本、更加有效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检查子宫颈癌，对育龄妇女做宫颈细胞图片效果很好，但是很便宜。对于有一些中国女性乳腺癌，其实做超声比X线更好。总的来说，要使用更好的干预。比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其实第一位的元素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第一位就是控制食盐的使用，所以我们要采取更经济、更有效的办法。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诊断标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能够花于医疗的钱不一样，因此标准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临床资源，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对每一种危险因素也好，对筛查也好，根据我们的临床研究，可以经过大数据的优势来开展临床研究。最后我们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医疗的费用如果说在比较小的解决基本医疗问题的时候，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其用在后期临床晚期病人，花很多钱，疗效是很差的。拿受益的人数来说，如果把钱用在后面这一块，受益的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可以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针对我刚才讲的疾病筛查和危险因素的控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改变。（《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加强健康体检和疾病筛查的针对性，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疾病筛查、体检项目和具体内容，提高体检、疾病筛查效益，经济有效的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百拇医药
原文： 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 2014年05月28日
我今天就两个医疗方面的问题谈我的一些思考。一是关于疾病危险控制因素的问题，二是关于疾病筛查的问题。首先有一个声明，我做的是科学报告仅限于学术。第二，科学鼓励大胆质疑，同时要求实证，我今天会谈一些颠覆性的意见，但是我都有一些依据，这些依据都有严肃的科学论文会注明。第三，这是我一家之言。第四，只提供一个侧面，不是全面。第五，时间所限，只能举例说明，点到为止。最后敬请媒体完整解读，切勿断章取义。
第一，针对疾病危险因素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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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我们说每一种病特别是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某些因素能够使群体里面这个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我们称之为它危险因素。如果在人群里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最典型的例子，通过研究，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危险因素，他们下力气控制着这三个危险因素，这三个危险因素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当然随着发展，他们把饮食健康习惯放在第一位，特别是低盐，特别把高血糖、肥胖等越来越多地作为危险因素。为了更加直接的理解，我以高血压为例谈谈我的一些思考。
在2012年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组织的博士生年会上，有500多位博士生参加，我在会上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回答。
第一个问题，高血压是疾病吗？当时全场几乎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不是，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因为疾病不仅要有前面的条件，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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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全场多数人举起了手，也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另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实结论，通过大量的研究，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说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
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都举起了手。当把降低30%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样的含义？ 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 亦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你愿意终身服药吗？我说好，现在我给大家具体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要不要治疗？如果把降低30%心脑血管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拿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看，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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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问题，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位140/90mmHg合理吗？这是基本上世界这个病的标准，大家都遵守。那么危险因素的标准怎么来定？一个疾病怎么来定呢？我们理想的状况，如果诊断的指标随着他的身高、病情的严重度在一个拐点急剧增高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一点，是在一个缓慢的局限以后急剧升高，我们把标准定在这儿，还是定在那儿，差别不大。最糟糕的，如果一个疾病随着指标的增加是一条直线的上升，把治疗放在哪里呢？非常不幸的，高血压是直线的情况，也就是说，血压越高越不好，越低越好，但是越低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脑供血。因此，这个高血压的标准是定在这一端好，还是定在那一端好，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定在90mmHg呢？认为它比95、100好，但是不如85好。当然也有人说要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考虑一个平衡点放在90，是不是那样呢？有一个研究显示8000多例高血压患者经过4-5年降血压治疗，所谓轻度就是150以下和120左右，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的发病率、卒中发病率、心血管发病率都没有显著差别，说明这个标准如果定高10mmHg和现在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反过来治疗的人有9%发生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所以如果把高血压的治疗起点由现在140mmHg，包括90，放在100的话，可以减少1亿人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问题提到这里，大家可以再回忆，我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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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糖尿病前期标准的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标准是6.1mmol/L，美国将此标准改为5.6mmol/L。我国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过两个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前者仅用空腹血糖和糖负荷2小时血糖，而后者不仅采用了美国的空腹血糖标准，而且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结果推算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分别为占成年人的15.5%和50.1%。
骨质疏松，尤其女同志绝经以后都有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有一个研究，平均68岁骨密度低于-2.5，服用阿仑磷酸钠(Alendronat)治疗四年，治疗组骨质0.2%，对照组不服药的0.5%。就是说，由于服药下降了56%，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要看正常的不吃药的骨质里面是0.5%，降到0.2%，绝对的效果意味着每333位妇女连续服药四年是可以预防1例骨质疏松。反过来，332位妇女白吃了药，但是有产生房颤的风险高达1-0.4%。由于降低了诊断的阈值，对美国人得病的数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糖尿病的标准降低以后，糖尿病发生率增加了14%，血压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35%，血脂的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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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为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反而使健康受到损伤。这个问题是产生在我们所有研究都是给予概率的基础上，小概率要干预绝对效果是很小的。但是要落实到个人的话，谁也不能确定我是这个1%的人里面呢？还是99%里面的人呢？因此，你去不去干预要自己做决定或者医生帮助决定，怎么办？后面会讲到。
疾病的筛查。我就重点讲一下几种癌症筛查的情况。第一，前列腺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前列腺癌的抗原组织，前列腺癌有一种蛋白到血液里面是PSA，8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应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作为普查的指标。美国有一个研究，76000例病人，55-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是108个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欧洲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发现了在做PSA筛查四年的人，他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8.2%，不做的只有4.8%，不仅发病率不一样，死亡率由于做了PSA也下降了20%，这下降了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取决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前列腺癌死亡率本身只有每年千分之0.3到0.4，下降20%就是说两组之间实际死亡率只有千分之0.73，说明每筛查1409个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的差，每筛查1409个人，能够多查出49例病人，其中48个人是过度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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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甲状腺。甲状腺癌症现在包括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澳大利亚国家统计，2012年比1975年的病人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期甲状腺癌的死亡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抽烟的或者曾经抽过15年烟的人肺癌高危人群里面发现做CT检查和胸片检查相比，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如果放绝对的死亡率来看，和刚才的意义是类似的。
第三，加拿大做了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认为美国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接受一次乳房钼靶X线检查，来早期筛查乳腺癌是没有用的，因为做了八九万的人，检查和不检查各半，最初五年发现病例增加了27%，死亡率没有变化。有一部分人已经随访到25年，发现发病的检查检出率增加了3.8%，死亡人数也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查钼靶X线是可以查出更多的病人，但是对死不于死乳腺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表示强烈的质疑，因为美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表明，去筛查钼靶X线乳腺癌十年死亡率最多能够降低30%。即使如此，从绝对死亡率来看，人群死亡率只是从千分之3.3降到了千分之2.3，就是每年每筛查1000个人可以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1975年到2005年美国5种癌症诊断率和病死率，诊断率每一种癌都是大幅度的增高，但是死亡率1975年和2005年相比都没有显著差别。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确实癌症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只是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因此都治好了，所以死亡率不变。但是又无法解释同一个时期分量种，检查和不检查死亡不变。还有更多的证据，有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发生麻烦，但是是癌症病人。比如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别的原因死的，他去做切片，发现36%的人里面有甲状腺癌，如果把这个切得更薄，薄5倍，就有更多的癌症。死于40-50岁不是癌症的女性，去查她的乳腺组织，有40%的妇女是有乳腺癌的。更有甚者，死于非癌症的70岁的男子前列腺组织切片发现80%以上是有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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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些人如果平时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事找事情的话，一般80%的人会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有更好的证据，美国底特律做了550个人意外死亡的男性，统统把前列腺癌取出来做病理，发现一半以上的人有前列腺癌，当然随着年龄的不同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平时做体检，什么情况都没有，就是查，意外查出癌症，所以给了一个名字叫“Lncidentaloma”，肺脏做CT50%的人发现可疑，实际上10年风险只有1.8%，所以它不是致命癌症的机会96%。不吸烟的人当然发现的少，其他肾脏、肝脏、甲状腺都会有意外的查出癌症，但是这些癌症99%左右都不会有事。
所以，现在看来我认为癌症大概是有这么三类：一类肿瘤发生非常快，比如食管癌、乳腺癌，你去检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一旦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治疗也要死。还有一种是缓慢的进展，比如结肠癌、子宫颈癌，这种筛查效果好一些，因为你在早期症状出现以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可以查出来的。以前不认识的有相当多的癌症是处于停滞发展型，或者会发展慢的进展，进展到你生命的终结还没有成事，或者就不变，或者它就消失，就像我们得过肺结核和肝炎的人自己不发现而已。我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是不是做筛查，比较可惜的是像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黑色素瘤绝大部分是停滞发展型，但是它也有少数是进展期快期和渐进期，所以也害得我们都害怕，都得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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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做常规体验有意义吗？有一个荟萃研究，16项研究合在一起，18万人，结果发现做不做健康体检，但除去老龄人，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我估计疾病筛查一定还会继续扩大，还会越做越多，去筛选疾病无非是那么几个结果，一是检查出是正常的，那多去查查，那要查出来怀疑更要查，如果查出你有病，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诊断，就是治好了，把甲状腺癌切掉了，非常感谢医生，多亏了我早发现。如果真的发现一种疾病也要死的，如果发现了做手术，好了，是真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商量着办。但是有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件要做出合理的决策，来提高不管是危险因素，还是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一是我们加强研究，去寻找刻意性更高的疾病易感性的标记来缩小筛查范围和干预范围，有些人不太可能就别查了，有些我们把它更局限到高危的人群来查。二是多种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针对危险基数程度比较高的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比如10年死亡率30%，去干预降了30%的话，就有9个人可能受益在100个人里面。如果只有15%，只有4-5个人是受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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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高心血管疾病，它不仅取决于高血压，还取决于血脂、血糖、生活方式、年龄、性别、遗传学等等。我的建议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因素控制的话，应该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打分，来确定高危和低危人群，如果其他都很好，就是一个轻度高血压可以不做处理。三是采取更加安全、更低成本、更加有效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检查子宫颈癌，对育龄妇女做宫颈细胞图片效果很好，但是很便宜。对于有一些中国女性乳腺癌，其实做超声比X线更好。总的来说，要使用更好的干预。比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其实第一位的元素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第一位就是控制食盐的使用，所以我们要采取更经济、更有效的办法。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诊断标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能够花于医疗的钱不一样，因此标准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临床资源，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对每一种危险因素也好，对筛查也好，根据我们的临床研究，可以经过大数据的优势来开展临床研究。最后我们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医疗的费用如果说在比较小的解决基本医疗问题的时候，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其用在后期临床晚期病人，花很多钱，疗效是很差的。拿受益的人数来说，如果把钱用在后面这一块，受益的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可以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针对我刚才讲的疾病筛查和危险因素的控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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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摆正医疗的定位。刚才讲的是医疗问题，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的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
总之，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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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颠覆”些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疾病认识的颠覆。“高血压是疾病吗？”此乃韩启德院士报告中开宗明义提出的首个问题。在绝大多数公众的认知中，高血压百分之百是病，且发病率极高。数据显示，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逾3.3亿人，每3个成人中就有1人患“病”。错了，韩院士认为高血压不是病，而是影响健康的一种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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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对药物依赖性的颠覆。现实中，许多人养成了无论大病小病看医生的习惯，似乎这是保健康的惟一途径。既然许多生理现象看似是“病”而并非病，那就无须服药，完全可以通过身体内部机能的调节及养生保健等自行修复。况且，医疗对健康的作用仅有8%，长期或过量服药可能会产生药物不良反应，同时还会增加经济负担。
三是对过于迷信医院诊断与治疗的颠覆。韩启德院士报告中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此言极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把医疗看作是保健康的不二法门，这实乃误区。
韩启德院士“颠覆性意见”让人耳目一新，给人启迪多多。健康是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包括情绪、心理、养生、保健、锻炼、医疗、生活方式与习惯、生活条件、环境因素，等等，切莫把健康的“宝”全押在医疗上。健康伴随人的一生，许多人年轻时透支健康，随着年龄增长，疾病增多，将健康的投资用于末端医疗，这又是健康的一大误区。而更多的人过于青睐医院检查与治疗。如今过度体检、过度诊疗成常态，大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源于医院经济利益作祟，同时也与患者迷信医疗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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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院士“颠覆性意见”，告诉了我们健康的科学概念与知识，有助于增进公众的医学素养，很接地气，值得点赞。(尹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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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颠覆性意见”背后的真味
2014-05-26 13:40 南京日报
昨天，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中国科协年会上的一席话引发争议——“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此言一出，众网友大哗，有人问“这数据是哪儿来的？”还有人反驳“难道得了肺炎也不去治”？(5月25日中青报)
这句话不能断章取义地去理解，读完全文就会明白，韩启德并非在否定医疗的作用，而是旨在说明，人不能只把健康完全交给医生。“医疗对健康只起8%作用”，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健康更多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保障来决定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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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所说的话，是针对这样一种现象：“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作魔法”。这种描述或许有夸张的一面，但不得不承认，如今许多人对医学存在过高的期许，甚至认为不管得了什么病，到医院交了钱、看了专家门诊，就一定得给治好，如果治不好，就是医生没尽力。这种认识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这句传播甚广的名言，是美国一位名叫特鲁多的医生的墓志铭，也是他结合自己一生与疾病的斗争以及行医的经历，对临床医学的理解——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对此，韩启德在发言中用了一些数据，试图证明对于有些疾病，医疗干预的效果并不明显；另外，医疗干预在解决基本医疗问题时效果非常好，而如果用在临床晚期病人身上，花很多钱但疗效很差。从这一角度理解他的话，显然不是怂恿大家“得了肺炎也不去治”，而是建议一方面对医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一方面，及早进行健康管理，别等到大病来袭才去求医问药。
健康管理是20世纪50年代末在西方提出的概念，是指对个人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管理，调动个人及集体的积极性，帮助人从社会、心理、环境、营养、运动等多个角度得到全面的健康维护和保障服务，利用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大的健康效果。在发达国家，健康管理计划是健康医疗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已证明能有效地降低个人的患病风险，同时降低医疗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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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健康管理的公众认知度还不高，相应的专业机构也未普及。虽然很相信“养生”，但多数国人对如何“养生”，却十分模糊，也因此，才会有张悟本之类“神医”大行其道。而且，为了达到“健康”的目的，我们对“食补”之外的因素也不够重视，所以年轻人加班成常态、生活不规律成常态，健身倒成了新鲜事。在这样的集体观念下，体育课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青少年体质逐年下降。
正如韩启德说，他所提供的只是“一家之言”。或许我们也不必太过纠结于“8%”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揭示的现象，确实值得思考。(吴云青)
文章来源：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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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启德《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第十六届中国科协年会大会特邀报告）的启发
, http://www.100md.com 作者：王文新 发布于：2014-06-19
看了韩启德院士的“颠覆性意见”启发如下：
1、“最后，摆正医疗的定位。刚才讲的是医疗问题，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更多的是由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经费的保障来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更全面的看法。”“我们现在的医疗出了问题，不是因为它的衰落，而是因为它的昌盛，不是因为它没有作为，而是因为它不知何时为止。在宗教强盛，科学幼弱的时代，人们把魔法信为医学，在科学强盛、宗教衰弱的今天，人们把医学误当做魔法。”（《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引起美国人早逝的原因有百分之五十与个人的不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有关，百分之二十与环境有关，百分之二十与遗传有关，只有百分之十与医疗服务系统有关”（黄建始《最大的回报健康投资》，2004年5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决定健康的重要因素是良好健康行为和生活方式。不要过度的依靠医疗，当今医疗的能力是有限度的，医生更不是神。要健康长寿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健康行为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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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危险因素呢？我们说每一种病特别是慢性病都有一定的发病概率，如果说某些因素能够使群体里面这个病的发病概率提高，我们称之为它危险因素。如果在人群里把这个危险因素控制住了，这个疾病就会减少。最典型的例子，通过研究，上世纪后半期美国认为高血压、高血脂和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三大危险因素，他们下力气控制着这三个危险因素，这三个危险因素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控制以后，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有了明显的下降。当然随着发展，他们把饮食健康习惯放在第一位，特别是低盐，特别把高血糖、肥胖等越来越多地作为危险因素。”（《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美国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增加了30年。也就是说，现在美国人可以比1900年的美国人多活30年。您也许会认为这是美国先进发达的医学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其实不然，现在美国人能多活30年主要是预防的功劳。美国先进发达的医疗服务系统只延长了美国人5年的寿命。预防和公共卫生，也就是各方面促进健康，防止疾病，却让今天的美国人多活了25年！”（黄建始《最大的回报健康投资》，2004年5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要健康就要控制危险因素，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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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个问题，高血压是疾病吗？当时全场几乎人都举起了手，我说不是，疾病是指人体在一定条件下，由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有一定表现的病理过程。此时，人体正常生理过程遭到破坏，表现为对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降低、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丧失，并出现一系列临床症状。因为疾病不仅要有前面的条件，必须要有劳动能力受到限制或者丧失，并且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而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些，因此不是疾病，是危险因素。”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什么是疾病？这个问题是全部病理学理论的核心，也是医学哲学上颇有争议的问题。围绕建立和论证疾病概念的问题，学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争论较大的问题：疾病的认识是纯粹客观中立的事实判断，还是由人的需求、期望决定，随不同的社会、文化而异的价值判断？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某些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功能能否被认为对于人是必要的或自然的，没有它们就可规定疾病状况，而无需参照特定社会的或个人的期望。”“我们参考一些西方学者的某些观点，将疾病的概念归纳如下：疾病是人的机体在外界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和/或机体内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损害以及抗损害的反应。在某些情况下，机体的反应也可以针对致病因素本身。但有些疾病，抗损害和抗病因的反应可以都不明显。损害、反应以及其相互斗争，表现为一系列功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异常变化。抗损害反应不明显的疾病，异常变化主要是损害的表现。这些变化在不同程度上妨碍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可以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因而出现一定的症状、体征、社会行为异常特别是劳动能力的减弱或丧失。但是，我们还要考虑到疾病与健康的对应，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新概念’认为：健康应包括心理健康、生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健康。因此，疾病不光是机体的因素了，还应包括心理上的。”“总之，疾病是机体在外界环境中的致病因素和/或机体内部某些因素的作用下所发生的损害，以及抗损害的反应或是心理障碍与人格、人与社会不相适应所产生一系列的问题，统称为‘疾病’”。（湛佑祥等主编《阅读疗法理论与实践》2011年10月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出版）。什么是疾病？对疾病的概念学术界存在着争议，但是疾病的概念应该包括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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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个问题，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全场多数人举起了手，也有1/3的人没有举手，没举手的说既然不是疾病，我为什么要治疗呢？另外的人说，大家都知道高血压要治疗，而且是危险因素。我说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实结论，通过大量的研究，对高血压病人的降压治疗可以降低25%-30%的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这个作用很显著。这个讲完了以后，我说高血压需要治疗吗？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是需要治疗的。”“第三个问题，如果你自己得了高血压，你治疗吗？都举起了手。当把降低30％心血管事件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时，是什么样的含义？ 我国40岁以上高血压人群，10年心血管事件（心肌梗塞和脑卒中）发生率最高统计为15%左右。降低30%发生率，即降为10.5%。 亦就是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者服用降压药物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受益。还有可能存在药物副作用，加上服药的经济负担。你愿意终身服药吗？我说好，现在我给大家具体考虑一下，你一个人得了高血压要不要治疗？如果把降低30%心脑血管危险性的结论用到个体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拿我国40岁以上的高血压人群来看，10年心血管事件包括心肌梗塞、脑卒中发生率有不同的结果，最高15%，也就是100个高血压的病人在10年之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可能概率10%，降低30%，100个40岁以上高血压的人服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只有4-5个人是受益的，他们还可能存在药物的副作用，加上药物的经济负担，另外的90几个高血压病人非但没有用，还可能受到副作用。” （《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对高血压危险因素的控制用降压药效率不高，还存在副作用。当前应该加强研究非药物方法控制血压或降低药物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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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四个问题，高血压诊断标准定位140/90mmHg合理吗？这是基本上世界这个病的标准，大家都遵守。那么危险因素的标准怎么来定？一个疾病怎么来定呢？我们理想的状况，如果诊断的指标随着他的身高、病情的严重度在一个拐点急剧增高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就把这个标准定在这个拐点上。还有一个情况比较麻烦一点，是在一个缓慢的局限以后急剧升高，我们把标准定在这儿，还是定在那儿，差别不大。最糟糕的，如果一个疾病随着指标的增加是一条直线的上升，把治疗放在哪里呢？非常不幸的，高血压是直线的情况，也就是说，血压越高越不好，越低越好，但是越低是能够维持正常的脑供血。因此，这个高血压的标准是定在这一端好，还是定在那一端好，这是一个困惑的问题。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定在90mmHg呢？认为它比95、100好，但是不如85好。当然也有人说要加上药物的副作用，考虑一个平衡点放在90，是不是那样呢？有一个研究显示8000多例高血压患者经过4-5年降血压治疗，所谓轻度就是150以下和120左右，治疗组和不治疗组相比，总死亡率冠心病的发病率、卒中发病率、心血管发病率都没有显著差别，说明这个标准如果定高10mmHg和现在定的标准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反过来治疗的人有9%发生药物的副作用，而不得不终止治疗。所以如果把高血压的治疗起点由现在140mmHg，包括90，放在100的话，可以减少1亿人服用降压药。高血压的问题提到这里，大家可以再回忆，我再举一些其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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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糖尿病前期标准的确定，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诊断糖尿病前期的空腹血糖标准是6.1mmol/L，美国将此标准改为5.6mmol/L。我国2008年和2010年分别进行过两个大规模流行病学研究，前者仅用空腹血糖和糖负荷2小时血糖，而后者不仅采用了美国的空腹血糖标准，而且增加了糖化血红蛋白指标，结果推算出我国糖尿病前期人群分别为占成年人的15.5%和50.1%。
骨质疏松，尤其女同志绝经以后都有可能引起骨质疏松，有一个研究，平均68岁骨密度低于-2.5，服用阿仑磷酸钠（Alendronat）治疗四年，治疗组骨质0.2%，对照组不服药的0.5%。就是说，由于服药下降了56%，是非
常显著的。但是要看正常的不吃药的骨质里面是0.5%，降到0.2%，绝对的效果意味着每333位妇女连续服药四年是可以预防1例骨质疏松。反过来，332位妇女白吃了药，但是有产生房颤的风险高达1-0.4%。由于降低了诊断的阈值，对美国人得病的数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糖尿病的标准降低以后，糖尿病发生率增加了14%，血压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35%，血脂的标准降低了以后增加了86%。”（《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应该制定我国高血压等疾病控制标准，或根据不同个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控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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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疾病的筛查。我就重点讲一下几种癌症筛查的情况。第一，前列腺癌。美国人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指标，就是前列腺癌的抗原组织，前列腺癌有一种蛋白到血液里面是PSA，80年代中期以后广泛的应用，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包括日本都作为普查的指标。美国有一个研究，76000例病人，55-74岁的男性，一半人每年测一次PSA，一半人不做检查，结果怎么样呢？筛查组发现前列腺癌每1万人是108个人，对照组只有97人，前者增加了12%，也就是说PSA筛查以后发现的病人增加了。但是13年以后这两组检查和不检查，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没有任何差别。欧洲做了一个研究有一些差别，就是说发现了在做PSA筛查四年的人，他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8.2%，不做的只有4.8%，不仅发病率不一样，死亡率由于做了PSA也下降了20%，这下降了2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取决于前列腺癌的死亡率，前列腺癌死亡率本身只有每年千分之0.3到0.4，下降20%就是说两组之间实际死亡率只有千分之0.73，说明每筛查1409个人，才能减少1例死亡。而根据发病率的差，每筛查1409个人，能够多查出49例病人，其中48个人是过度症状。” 第二个例子，甲状腺。甲状腺癌症现在包括我们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澳大利亚国家统计，2012年比1975年的病人增加了3倍，但是同时期甲状腺癌的死亡率没有明显的差别。再来看肺癌，美国做了45万人的研究，做各种筛查办法和不筛查比较，发现每年做X胸片和不筛查差别，每年做两次以上高频度的X胸片检查，肺癌死亡率反而增高。如果做胸片再加做痰细胞检查和单独胸片检查比较，死亡率似乎降低，但是没有显著性差别。只有一种情况，就是针对抽烟的或者曾经抽过15年烟的人肺癌高危人群里面发现做CT检查和胸片检查相比，肺癌的死亡率下降了20%。如果放绝对的死亡率来看，和刚才的意义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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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拿大做了一个研究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上，认为美国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每年要接受一次乳房钼靶X线检查，来早期筛查乳腺癌是没有用的，因为做了八九万的人，检查和不检查各半，最初五年发现病例增加了27%，死亡率没有变化。有一部分人已经随访到25年，发现发病的检查检出率增加了3.8%，死亡人数也是没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查钼靶X线是可以查出更多的病人，但是对死不于死乳腺癌是没有意义的。当然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表示强烈的质疑，因为美国、瑞典和其他国家都有研究表明，去筛查钼靶X线乳腺癌十年死亡率最多能够降低30%。即使如此，从绝对死亡率来看，人群死亡率只是从千分之3.3降到了千分之2.3，就是每年每筛查1000个人可以减少1个人死于乳腺癌。1975年到2005年美国5种癌症诊断率和病死率，诊断率每一种癌都是大幅度的增高，但是死亡率1975年和2005年相比都没有显著差别。这里有一种可能，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确实癌症的发生率是增加的，只是因为早发现、早治疗，因此都治好了，所以死亡率不变。但是又无法解释同一个时期分量种，检查和不检查死亡不变。还有更多的证据，有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发生麻烦，但是是癌症病人。比如死于非甲状腺癌的病人，别的原因死的，他去做切片，发现36%的人里面有甲状腺癌，如果把这个切得更薄，薄5倍，就有更多的癌症。死于40-50岁不是癌症的女性，去查她的乳腺组织，有40%的妇女是有乳腺癌的。更有甚者，死于非癌症的70岁的男子前列腺组织切片发现80%以上是有前列腺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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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些人如果平时什么事都没有，没有事找事情的话，一般80%的人会发现前列腺癌的。这有更好的证据，美国底特律做了550个人意外死亡的男性，统统把前列腺癌取出来做病理，发现一半以上的人有前列腺癌，当然随着年龄的不同比例会越来越高。我们平时做体检，什么情况都没有，就是查，意外查出癌症，所以给了一个名字叫“Lncidentaloma”，肺脏做CT50%的人发现可疑，实际上10年风险只有1.8%，所以它不是致命癌症的机会96%。不吸烟的人当然发现的少，其他肾脏、肝脏、甲状腺都会有意外的查出癌症，但是这些癌症99%左右都不会有事。
所以，现在看来我认为癌症大概是有这么三类：一类肿瘤发生非常快，比如食管癌、乳腺癌，你去检查是没有用的，为什么？一旦发现已经来不及了，治疗也要死。还有一种是缓慢的进展，比如结肠癌、子宫颈癌，这种筛查效果好一些，因为你在早期症状出现以前还有相当一段时间是可以查出来的。以前不认识的有相当多的癌症是处于停滞发展型，或者会发展慢的进展，进展到你生命的终结还没有成事，或者就不变，或者它就消失，就像我们得过肺结核和肝炎的人自己不发现而已。我们可能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决定是不是做筛查，比较可惜的是像前列腺癌、乳腺癌、甲状腺癌、肺癌、黑色素瘤绝大部分是停滞发展型，但是它也有少数是进展期快期和渐进期，所以也害得我们都害怕，都得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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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进一步，做常规体验有意义吗？有一个荟萃研究，16项研究合在一起，18万人，结果发现做不做健康体检，但除去老龄人，对死亡率并没有影响。我估计疾病筛查一定还会继续扩大，还会越做越多，去筛选疾病无非是那么几个结果，一是检查出是正常的，那多去查查，那要查出来怀疑更要查，如果查出你有病，两种情况，一种是过度诊断，就是治好了，把甲状腺癌切掉了，非常感谢医生，多亏了我早发现。如果真的发现一种疾病也要死的，如果发现了做手术，好了，是真有帮助的。所以所有的人，不管做出什么检查结果都会鼓励他进一步去检查，再加上现在的医患关系，更要查了。 怎么办呢？我也没有办法，大家商量着办。但是有一个原则，针对低概率事件要做出合理的决策，来提高不管是危险因素，还是筛查干预措施的效率。一是我们加强研究，去寻找刻意性更高的疾病易感性的标记来缩小筛查范围和干预范围，有些人不太可能就别查了，有些我们把它更局限到高危的人群来查。二是多种危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主要针对危险基数程度比较高的人群采取干预措施。比如10年死亡率30%，去干预降了30%的话，就有9个人可能受益在100个人里面。如果只有15%，只有4-5个人是受干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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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高心血管疾病，它不仅取决于高血压，还取决于血脂、血糖、生活方式、年龄、性别、遗传学等等。我的建议是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因素控制的话，应该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打分，来确定高危和低危人群，如果其他都很好，就是一个轻度高血压可以不做处理。三是采取更加安全、更低成本、更加有效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干预方式。比如我们以前检查子宫颈癌，对育龄妇女做宫颈细胞图片效果很好，但是很便宜。对于有一些中国女性乳腺癌，其实做超声比X线更好。总的来说，要使用更好的干预。比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其实第一位的元素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的第一位就是控制食盐的使用，所以我们要采取更经济、更有效的办法。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诊断标准，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每一个国家能够花于医疗的钱不一样，因此标准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国家有非常好的临床资源，我们有13亿人口，我们对每一种危险因素也好，对筛查也好，根据我们的临床研究，可以经过大数据的优势来开展临床研究。最后我们要解决观念上的问题，医疗的费用如果说在比较小的解决基本医疗问题的时候，疗效是非常好的。如果其用在后期临床晚期病人，花很多钱，疗效是很差的。拿受益的人数来说，如果把钱用在后面这一块，受益的人数只有这么一点点，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基本的医疗上，获益的人数就可以有那么多。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钱用到最合理的地方去，针对我刚才讲的疾病筛查和危险因素的控制，我认为我们必须要有大的改变。（《对疾病危险因素控制和疾病筛查的思考》）加强健康体检和疾病筛查的针对性，根据不同年龄、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疾病筛查、体检项目和具体内容，提高体检、疾病筛查效益，经济有效的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