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湘潭产妇死亡事件让医患尊严尽失
被砸烂的手术室、冰冷的产妇尸体、号啕大哭的家属，都被摄像机揽入镜中。之后，视频配以耸人听闻的标题，遍洒网络，民粹主义充斥。而几乎同时，医界的愤怒之火也被点燃，所有的医护微信圈里都充满着压抑而悲愤的情绪。质疑、争吵、责骂，一切来的都是那么迅速而熟悉。
混乱之下，医方，患方，媒体，警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医者：小鸡快跑与愤怒小鸟 前些年，代表医院出面调处重大纠纷，一旦遇上患方情绪激动地喊打喊杀时，我都会很麻利地从纠纷调解室里跳窗而逃。因为，谁都知道：被打了白打。后来我不跳了，因为我们专门装修了逃生通道。
我坚信，湘潭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绝不是擅离职守，他们是逃命啊。要知道，这些年已有多起医生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
有不少“专家”和网友说，医生可以逃命，但他们在逃之前应该向家属交代解释云云。对于此类“马后炮”，我只能报以“呵呵”。现在，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很清楚，面对危险，有时暂时的逃避不失为有效对策。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都没有意识到，面对负面情绪，也要学会自我“逃离”。我敢说，今天不少医务人员“每刷一次手机，就是一屏血泪”。医务界的悲愤情绪，一次次被负面事件调动起来。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医护人员的微信关注对象大部分是同行，每一次负面事件之后所有同行都拼命宣泄负面情绪，这无疑会对大家的心理造成“二次打击”。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患方：特发性民粹病毒感染者 很多医务人员在网上发帖，谴责事件中的患方，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我不赞成此类做法。
若说到医患困局中的“苦大仇深”，我想，大部分同行都比不上我们这些战斗在医患纠纷一线的医务管理人员。平日讲课时，我经常笑着如数家珍般地展示手上留下的年轮一般的伤疤，台下的同行们会大笑并同情地看着我。但，我不记恨任何一个“医闹”家属。他们都是病人，被我称为“特发性民粹病毒感染”病人。
造成“病毒感染”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哀伤。视频里家属撕心裂肺地哭喊，那种哀伤是真切的。医者能够、也需要理解这种情绪。
而造成“病毒感染”的另外一些因素则颇具时代特色。如果用专业术语去说就是，人性恶基因在无序时期的奔放表达。分析近年来恶性伤医事件中的罪犯或嫌疑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慢性病程、经济拮据、家庭失和、缺乏信仰。
媒体：不是医患纠纷的祸首 媒体成为此次事件中医界反击的最主要目标。据我观察，现如今，每10个医护人员里，至少有5～6个一旦提到媒体便咬牙切齿。这种行业间对立已经波及下一代。在上海某大学讲座时，在场的新闻学院学生向我诉苦，说医学院的同学很仇视他们，双方经常“网上交锋”。这让我深感忧虑。
如果说，当下医界有着悲催的遭遇，那么，我想公正地说一句，中国的新闻界在百年的发展史中，其悲催的遭遇远超医界，且持续至今。从清朝到当下的大量史料来看，医患纠纷的负面报道非常普遍，但绝没有引发恶性事件。
媒体不是医患纠纷的罪魁祸首。如果说，现在媒体在医患纠纷报道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和严重的伤医恶性事件一样，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但绝不是因。
其实，要感谢媒体。正因为他们的报道，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医患发展的轨迹。
警察：无奈“打酱油” 在这次产妇死亡事件中，本该出现在现场的强力部门“隐形”了。他们确有他们的难处。
曾有一家医院在某次纠纷中，遭受到了威胁式冲击：有家属身上捆着燃烧瓶冲击医务部门。这个肇事家属被保安依法扭送到派出所。该院负责人前往交涉，要求依法严肃处理。警方则表示“为难”。正在这时，派出所大厅传来异响，值班警察应声“倒地”。原来，患方抬来了自己80多岁的老爷子冲击派出所。老爷子倚老卖老，“所向披靡”。因为害怕被讹诈，警察采取了“一碰就先倒”的神奇战术。看着迅速倒地的警察，这位负责人深感怜悯和悲哀。
出路：尝试宽恕 点滴努力 前几天与一位北方的教授朋友聊天，听他介绍，他曾向国外同行讲述中国式医患纠纷。对方认为他是在瞎说，“根本不可能”。他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医患纠纷的文章，投给某著名国际医学杂志。因为此杂志曾发表过多篇中国医患纠纷方面的文章，所以杂志编辑见多识广，倒也没有表示“惊诧”。不过，他们还是拒了这篇文章。在回函中，编辑悲观地写道：“您认为，我们若再多发一篇此类文章，对贵国的医患纠纷能有啥帮助吗？”
尽管如此，我从未悲观过。我的解药是宽恕。对于时代之恶，唯有宽恕，才能救自己，否则太痛苦易生病，如果患癌更得不偿失。
单是宽恕还不行，更需要行动——点点滴滴地努力。在今天，同道的微信里并不是只有愤怒，还有很多理性的法律建议、专业的医学科普、真诚的反思。这都是我们的努力。每一次负面伤医事件后，我都会去医学院给医学生们讲座、打气，这也是我的努力。每个人都这么努力去做，正能量会越来越强大，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 杨 震)
混乱之下，医方，患方，媒体，警察……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医者：小鸡快跑与愤怒小鸟 前些年，代表医院出面调处重大纠纷，一旦遇上患方情绪激动地喊打喊杀时，我都会很麻利地从纠纷调解室里跳窗而逃。因为，谁都知道：被打了白打。后来我不跳了，因为我们专门装修了逃生通道。
我坚信，湘潭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绝不是擅离职守，他们是逃命啊。要知道，这些年已有多起医生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
有不少“专家”和网友说，医生可以逃命，但他们在逃之前应该向家属交代解释云云。对于此类“马后炮”，我只能报以“呵呵”。现在，大部分医护人员都很清楚，面对危险，有时暂时的逃避不失为有效对策。
当前最大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医护人员都没有意识到，面对负面情绪，也要学会自我“逃离”。我敢说，今天不少医务人员“每刷一次手机，就是一屏血泪”。医务界的悲愤情绪，一次次被负面事件调动起来。这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医护人员的微信关注对象大部分是同行，每一次负面事件之后所有同行都拼命宣泄负面情绪，这无疑会对大家的心理造成“二次打击”。这样下去真的不行!
患方：特发性民粹病毒感染者 很多医务人员在网上发帖，谴责事件中的患方，其中不乏言辞激烈者。我不赞成此类做法。
若说到医患困局中的“苦大仇深”，我想，大部分同行都比不上我们这些战斗在医患纠纷一线的医务管理人员。平日讲课时，我经常笑着如数家珍般地展示手上留下的年轮一般的伤疤，台下的同行们会大笑并同情地看着我。但，我不记恨任何一个“医闹”家属。他们都是病人，被我称为“特发性民粹病毒感染”病人。
造成“病毒感染”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哀伤。视频里家属撕心裂肺地哭喊，那种哀伤是真切的。医者能够、也需要理解这种情绪。
而造成“病毒感染”的另外一些因素则颇具时代特色。如果用专业术语去说就是，人性恶基因在无序时期的奔放表达。分析近年来恶性伤医事件中的罪犯或嫌疑人，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慢性病程、经济拮据、家庭失和、缺乏信仰。
媒体：不是医患纠纷的祸首 媒体成为此次事件中医界反击的最主要目标。据我观察，现如今，每10个医护人员里，至少有5～6个一旦提到媒体便咬牙切齿。这种行业间对立已经波及下一代。在上海某大学讲座时，在场的新闻学院学生向我诉苦，说医学院的同学很仇视他们，双方经常“网上交锋”。这让我深感忧虑。
如果说，当下医界有着悲催的遭遇，那么，我想公正地说一句，中国的新闻界在百年的发展史中，其悲催的遭遇远超医界，且持续至今。从清朝到当下的大量史料来看，医患纠纷的负面报道非常普遍，但绝没有引发恶性事件。
媒体不是医患纠纷的罪魁祸首。如果说，现在媒体在医患纠纷报道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我觉得，这和严重的伤医恶性事件一样，是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但绝不是因。
其实，要感谢媒体。正因为他们的报道，才在历史长河中留下医患发展的轨迹。
警察：无奈“打酱油” 在这次产妇死亡事件中，本该出现在现场的强力部门“隐形”了。他们确有他们的难处。
曾有一家医院在某次纠纷中，遭受到了威胁式冲击：有家属身上捆着燃烧瓶冲击医务部门。这个肇事家属被保安依法扭送到派出所。该院负责人前往交涉，要求依法严肃处理。警方则表示“为难”。正在这时，派出所大厅传来异响，值班警察应声“倒地”。原来，患方抬来了自己80多岁的老爷子冲击派出所。老爷子倚老卖老，“所向披靡”。因为害怕被讹诈，警察采取了“一碰就先倒”的神奇战术。看着迅速倒地的警察，这位负责人深感怜悯和悲哀。
出路：尝试宽恕 点滴努力 前几天与一位北方的教授朋友聊天，听他介绍，他曾向国外同行讲述中国式医患纠纷。对方认为他是在瞎说，“根本不可能”。他又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医患纠纷的文章，投给某著名国际医学杂志。因为此杂志曾发表过多篇中国医患纠纷方面的文章，所以杂志编辑见多识广，倒也没有表示“惊诧”。不过，他们还是拒了这篇文章。在回函中，编辑悲观地写道：“您认为，我们若再多发一篇此类文章，对贵国的医患纠纷能有啥帮助吗？”
尽管如此，我从未悲观过。我的解药是宽恕。对于时代之恶，唯有宽恕，才能救自己，否则太痛苦易生病，如果患癌更得不偿失。
单是宽恕还不行，更需要行动——点点滴滴地努力。在今天，同道的微信里并不是只有愤怒，还有很多理性的法律建议、专业的医学科普、真诚的反思。这都是我们的努力。每一次负面伤医事件后，我都会去医学院给医学生们讲座、打气，这也是我的努力。每个人都这么努力去做，正能量会越来越强大，最终将占据主导地位。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副主任医师 杨 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