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少逸：走世医文化传承之路
历代名医之所以成才，普遍具有医学(狭义)、医术和医道三个层次的知识结构。他们从“三坟之学”“三圣之道”到“三世之书”“三世之医”，走的是一条世医文化传承之路。由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药学的深刻影响，也说明医学巨匠知识结构中“文是基础医是楼”之“文”的重要性。
山东莱阳复健医院理事长柳少逸通过对古今名医知识结构和成才之路的研究，证明了中医药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据中医药学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丰富中医药实践并代代相传。在他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一生中，对走世医文化传承之路有深刻体会和独特见解。
寻规律：经典传世源远流长
什么是世医文化？柳少逸介绍，先说什么是世医。这里所说的世医不是祖孙三代的医学传承，而是通晓“三世之书”的医生，又称“三世之医”。
要知道“三世之书”，必须了解“三坟之学”和“三圣之道”。《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称为“三坟”，又称“三典”。“三坟之学”名曰“三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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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唐·孔颖达注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决》。明·宋濂尝云：“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脉决》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
“三世之书”揭示自古形成中医药学的三大知识结构：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到总结成《黄帝针灸》(即《针经》或《灵枢》)，从黄帝与岐伯讨论脏腑经脉的传说到总结成《素女脉诀》(即《素问》)，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总结成《神农本草经》。“三世之书”成为先秦医家必备的医学知识结构。
世医文化是以古代经典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来指导临床实践，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一种文化。以四大经典《黄帝内经》为例，它之所以流传至今，说明其乃医理之总汇，证治之极则。此经典确立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故后世有“医家之宗”之誉。
, 百拇医药 随后，伊尹根据《神农本草经》的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古医经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撰书《伤寒杂病论》。方药知识则取法于伊尹《汤液经法》，从而说明了药物学、方剂学的产生，源远流长。
仲景还据《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总结成为六经辨证，严密地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热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被后世称为“医圣”。特别是“扶阳气”、“存阴液”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核心，是以驱邪与扶正两大法门来实施的。因此，只有结合临床实践，参以现代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多方位的综合研究，才能继往开来，拓展《伤寒杂病论》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体系和辩证法思想。
对此，元·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有“昔有圣人，垂好生之德，著《本草》、作《内经》，仲景而行之以立方，号群方之祖。后之学者，以仲景之心为心，庶得制方之旨”的盛誉。
, http://www.100md.com 由此可见，从《黄帝内经》等古医籍的传世，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及后世医籍的形成，是沿着一条有序的世医传承规律和模式而进行的，而世医的中医学知识结构和内容，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根本所在。
创模式：经方闪耀辨证思想
中医治病，必须有药方。《潜夫论》云：“凡治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此方者，药方也。清·吴谦《医宗金鉴》尚有“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于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执其方，是执方而昧法也”的记载。柳少逸强调，“方因法立，法就方施”，乃仲景临证组方之内涵，从而印证了方剂学是阐明治法与方剂基本知识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的基础学科。
清·宝辉《医医小草》尝云：“方有膏丹丸散煎饮汤渍之名，各有取义。膏取其润，丹取其灵，丸取其缓，散取其急，煎取其下达，饮取其中和，汤取其味，以荡涤邪气，渍取其气，以留连病所。”仲景立方定法，开古今之医门先河，变化无穷。如《伤寒杂病论》中有众多剂型、服药法和服药时间，仍当尊之，不可率意弃之。是故，《伤寒论》113方，“药方也”；论中397法，乃“则也”、“道也”。临证所用，当“参用所病之源以为其制耳。”
, 百拇医药
单药单方到复方的发展，是药物治疗学上的一个飞跃。方剂是在辨证的基础上，按组方原则，选择切合病情的药物，定出适当的分量，制成一定的剂型，配伍而成。它的组成，不是药量的堆彻，也不是同类药物的罗列及同类药的相加，而是以主、辅、佐、使相辅相成而成。故“所谓方者，谓支配方法度也；所谓剂者，谓兼定其分量标准也。”此组方用药之示人规矩。
《伤寒杂病论》诸方为何被誉为“古今方书之祖”？柳少逸解释，自己曾对五版教材中医方剂学作了粗略统计：入选方剂共422首，来源于101部古医籍。《伤寒杂病论》有50首，《金匮要略》有38首，合计仲景方共88首，约占该教材方剂总数的3/10，从中亦可见《伤寒杂病论》之方在现代中医方剂学中的地位。
蔡陆仙《中国医药汇海》云：“经方者，即古圣发明。有法则，有定例，为治疗之规矩准绳，可作后人通常应用，而不能越出其范围，足堪师取之方也。”故“以古方为规矩，合今病而变通”，验于临床，此“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谓也。此乃执古方治今病之难也。彰显了“读仲景之书，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非厚古薄今之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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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执古方不能治今病，读医经不如多临证”之世风日下；“不谙经方奥蕴，徒创新说一博虚名”之陋习盛行。柳少逸呼吁，重视世医知识结构的研究和强调中医学的有序传承，或许对解决当前中医“乏人”、“乏术”局面有所裨益。
重传承：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如何传承世医文化？柳少逸的观点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是他的从医体会，也是历代名医大家成才之经验，为学研岐黄之术者奉为圭臬。
柳少逸认为，“书宜多读，谓博览群书”。清·程芝田在《医学心传·读书先要根》中说：“根柢者何？即《灵枢》《素问》《神农本草》《难经》《金匮》，仲景《伤寒论》是也。”柢，树木之根，医学之根柢即今天所讲的四大经典之根基。
他回忆，自己习医之初，其父吉忱公即以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之训导之。一部《伤寒论》，书中397条，113方，每日必须背诵一遍，从不间断。直到熟背如流后，父亲方授课说难，让自己在说理间感悟其辨证论治大法。其后又让读其他一些经典，意在运用经方时，能深究其奥蕴，明仲景立方之旨。父亲重视对四大经典的学习，成为自己一生学以致用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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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学研医学经典不是“厚古薄今”，历代先贤尚有真知卓识。清·刘奎谓“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故今天学习经方，旨在弘扬古代医学精华，临证通变，提高临床疗效。这是当代医家的重要使命。
涉山必历层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古人经典之旨，要读后人之说，即“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之谓也。因此，医者临证或崇尚经方，或博及时方，均须读仲景之书而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潜心钻研，广验于临床，力求立方各有其旨，用方必求其药。也正如清·吴仪洛所云：“夫医家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故而或经方、或时方的应用，均重在辨证明理。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柳少逸认为，多读古今医家之诊籍、医案，可见其辨证之缜密，理法方药之精当，有触类旁通、举一返三之法门。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两种治疗法则，临证以“识异同”作为辨证思维手段，使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阅读医案、诊籍、病历，可洞见该病的辨证施治之轨迹，可示人以规矩准绳。
“承接岐黄薪火，传承中医衣钵。”柳少逸说，古代有“医之道最微，微则不能不深究；医之方最广，广则不能不小心”之论。这也是他强调世医应具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医学术有序传承的现实意义。, 百拇医药(周 颖)
山东莱阳复健医院理事长柳少逸通过对古今名医知识结构和成才之路的研究，证明了中医药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根据中医药学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丰富中医药实践并代代相传。在他从事中医药事业的一生中，对走世医文化传承之路有深刻体会和独特见解。
寻规律：经典传世源远流长
什么是世医文化？柳少逸介绍，先说什么是世医。这里所说的世医不是祖孙三代的医学传承，而是通晓“三世之书”的医生，又称“三世之医”。
要知道“三世之书”，必须了解“三坟之学”和“三圣之道”。《易经》《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称为“三坟”，又称“三典”。“三坟之学”名曰“三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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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唐·孔颖达注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决》。明·宋濂尝云：“古之医师，必通三世之书。”《脉决》所以察证，《本草》所以辨药，《针灸》所以祛疾，非是三者不可以言医。”
“三世之书”揭示自古形成中医药学的三大知识结构：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到总结成《黄帝针灸》(即《针经》或《灵枢》)，从黄帝与岐伯讨论脏腑经脉的传说到总结成《素女脉诀》(即《素问》)，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到总结成《神农本草经》。“三世之书”成为先秦医家必备的医学知识结构。
世医文化是以古代经典确立了中医药学理论体系，以辨证论治来指导临床实践，世世代代传承下去的一种文化。以四大经典《黄帝内经》为例，它之所以流传至今，说明其乃医理之总汇，证治之极则。此经典确立了中医药学的理论体系，为中国数千年来的医学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故后世有“医家之宗”之誉。
, 百拇医药 随后，伊尹根据《神农本草经》的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张仲景在《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等古医经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和自己的临床实践而撰书《伤寒杂病论》。方药知识则取法于伊尹《汤液经法》，从而说明了药物学、方剂学的产生，源远流长。
仲景还据《素问·热论》的六经分证，创造性地把外感疾病错综复杂的证候总结成为六经辨证，严密地将理、法、方、药一线贯穿，有效地指导着外感热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被后世称为“医圣”。特别是“扶阳气”、“存阴液”是《伤寒论》六经辨证的核心，是以驱邪与扶正两大法门来实施的。因此，只有结合临床实践，参以现代研究成果，进行多学科、多方位的综合研究，才能继往开来，拓展《伤寒杂病论》博大精深的辨证论治体系和辩证法思想。
对此，元·罗天益在《卫生宝鉴》中有“昔有圣人，垂好生之德，著《本草》、作《内经》，仲景而行之以立方，号群方之祖。后之学者，以仲景之心为心，庶得制方之旨”的盛誉。
, http://www.100md.com 由此可见，从《黄帝内经》等古医籍的传世，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及后世医籍的形成，是沿着一条有序的世医传承规律和模式而进行的，而世医的中医学知识结构和内容，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根本所在。
创模式：经方闪耀辨证思想
中医治病，必须有药方。《潜夫论》云：“凡治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此方者，药方也。清·吴谦《医宗金鉴》尚有“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于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执其方，是执方而昧法也”的记载。柳少逸强调，“方因法立，法就方施”，乃仲景临证组方之内涵，从而印证了方剂学是阐明治法与方剂基本知识以及临床应用规律的基础学科。
清·宝辉《医医小草》尝云：“方有膏丹丸散煎饮汤渍之名，各有取义。膏取其润，丹取其灵，丸取其缓，散取其急，煎取其下达，饮取其中和，汤取其味，以荡涤邪气，渍取其气，以留连病所。”仲景立方定法，开古今之医门先河，变化无穷。如《伤寒杂病论》中有众多剂型、服药法和服药时间，仍当尊之，不可率意弃之。是故，《伤寒论》113方，“药方也”；论中397法，乃“则也”、“道也”。临证所用，当“参用所病之源以为其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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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药单方到复方的发展，是药物治疗学上的一个飞跃。方剂是在辨证的基础上，按组方原则，选择切合病情的药物，定出适当的分量，制成一定的剂型，配伍而成。它的组成，不是药量的堆彻，也不是同类药物的罗列及同类药的相加，而是以主、辅、佐、使相辅相成而成。故“所谓方者，谓支配方法度也；所谓剂者，谓兼定其分量标准也。”此组方用药之示人规矩。
《伤寒杂病论》诸方为何被誉为“古今方书之祖”？柳少逸解释，自己曾对五版教材中医方剂学作了粗略统计：入选方剂共422首，来源于101部古医籍。《伤寒杂病论》有50首，《金匮要略》有38首，合计仲景方共88首，约占该教材方剂总数的3/10，从中亦可见《伤寒杂病论》之方在现代中医方剂学中的地位。
蔡陆仙《中国医药汇海》云：“经方者，即古圣发明。有法则，有定例，为治疗之规矩准绳，可作后人通常应用，而不能越出其范围，足堪师取之方也。”故“以古方为规矩，合今病而变通”，验于临床，此“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之谓也。此乃执古方治今病之难也。彰显了“读仲景之书，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非厚古薄今之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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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执古方不能治今病，读医经不如多临证”之世风日下；“不谙经方奥蕴，徒创新说一博虚名”之陋习盛行。柳少逸呼吁，重视世医知识结构的研究和强调中医学的有序传承，或许对解决当前中医“乏人”、“乏术”局面有所裨益。
重传承：勤求古训博采众方
如何传承世医文化？柳少逸的观点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这是他的从医体会，也是历代名医大家成才之经验，为学研岐黄之术者奉为圭臬。
柳少逸认为，“书宜多读，谓博览群书”。清·程芝田在《医学心传·读书先要根》中说：“根柢者何？即《灵枢》《素问》《神农本草》《难经》《金匮》，仲景《伤寒论》是也。”柢，树木之根，医学之根柢即今天所讲的四大经典之根基。
他回忆，自己习医之初，其父吉忱公即以清·黄元御“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草》”之训导之。一部《伤寒论》，书中397条，113方，每日必须背诵一遍，从不间断。直到熟背如流后，父亲方授课说难，让自己在说理间感悟其辨证论治大法。其后又让读其他一些经典，意在运用经方时，能深究其奥蕴，明仲景立方之旨。父亲重视对四大经典的学习，成为自己一生学以致用之根基。
, http://www.100md.com
当然，学研医学经典不是“厚古薄今”，历代先贤尚有真知卓识。清·刘奎谓“无岐黄而根底不植，无仲景而法方不立，无诸名家而千病万端药证不备”。故今天学习经方，旨在弘扬古代医学精华，临证通变，提高临床疗效。这是当代医家的重要使命。
涉山必历层磴，登屋必藉高梯。欲明古人经典之旨，要读后人之说，即“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之谓也。因此，医者临证或崇尚经方，或博及时方，均须读仲景之书而察其理，辨后世之方而明其用，潜心钻研，广验于临床，力求立方各有其旨，用方必求其药。也正如清·吴仪洛所云：“夫医家之要，莫先于明理，其次则在辨证，其次则在用药。理不明，证于何辨，证不辨，药于何用？”故而或经方、或时方的应用，均重在辨证明理。
“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柳少逸认为，多读古今医家之诊籍、医案，可见其辨证之缜密，理法方药之精当，有触类旁通、举一返三之法门。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是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的两种治疗法则，临证以“识异同”作为辨证思维手段，使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治疗目的。阅读医案、诊籍、病历，可洞见该病的辨证施治之轨迹，可示人以规矩准绳。
“承接岐黄薪火，传承中医衣钵。”柳少逸说，古代有“医之道最微，微则不能不深究；医之方最广，广则不能不小心”之论。这也是他强调世医应具有的知识结构以及中医学术有序传承的现实意义。, 百拇医药(周 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