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枝高竹独当风 ——痛悼吾师陆广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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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国医大师陆广莘于2014年9月13日在北京逝世。他以中西医汇通、超凡脱俗的学术观点、精湛的医术等屹立于中医界，为中医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他的离去是医学界的损失。谨以此版悼念。
一枝高竹独当风 --痛悼吾师陆广莘
国医大师陆广莘走了。在阴阳两隔的一刹那，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有了回音，他的手还是暖和的。这是一双写了《中医学之道》的手，我将永远记得。
我和陆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已经记不清了。1987年4月24日～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开始办公)还不到半年时间，科技部在北京国谊宾馆举行了“《2000年中医药学继承与发展》规划专家论证会”。这个会规格很高，宋健、钱学森、沈其震、张震寰、陈敏章、朱丽兰、邓南、田景福等都参加了(胡熙明因出国访问未参加)。在4月26日下午的大会上，陆广莘发了言。他说：“中医药学是研究健康的科学，是目标决定论，主体决定论，系统工程决定论，功能决定论。它的发展有四个指标，理论、临床、学术和技术。发展的标准是自主性的提高，复杂性的提高，实用性的提高。现在的问题是证从属于病。世界意义上的现代科学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世界科学也还没有。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不能前进。”(笔记大意)。散会后走出会场，我对他说：“你是个年青的老中医!”他说喜欢我这个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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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发表了《中医药学发展战略刍议》一文，文中提到“中医药学把人体分阴阳，把病证分寒热，把药性分温凉，用药性之偏纠正人体阴阳不平衡之偏”。陆老说：“不对!药入人体，不可能直接克病。正如针刺治疗痢疾，不是针尖把痢疾杆菌刺死了。它有一个调动机体应答的机制和过程。”我同意他的意见。1992年，我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分管医政工作，提出“把专科专病建设、中药剂型改革和中医急症工作作为学术发展的突破口”，并征求陆老等专家意见。陆老认为，“专科专病不是中医的思路，中医是讲整体论的”。我争辩说：“专科专病是医者的经验积累，是医生‘随俗为变’的结果。现在讲医疗市场，我是把苹果鲜红的一面朝向顾客。”陆老说：“结果呢？久而久之，就会把中医领偏了”。此后，我在谈中医专科专病建设的时候，总是强调必须有大内科的功底，必须有全面的证的概念。2007年1月，中国中医科学院纪念陆老行医60周年，我发表了“论陆广莘医学思想”的论文《一枝高竹独当风》。陆老常说：“我(的学术观点)是少数派。”后来我知道，他认为“独当风”说不上，说“一枝高竹”，他内心是得意的。2013年9月5日，我在中国中医药报发表了《在中西汇通中卓然自立——国医大师陆广莘医学思想的形成》一文。他很重视这篇文章，做了仔细披阅，还指出一处失误，认为文中谈到“病机十九条·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的时候，后面的评论表述得不够准确。应该是“‘病机十九条’关于‘夫百病之长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之论，过分强调了外因的作用，而忽视了人体自身的生命功能”。这个论点，与他一贯主张人体主体决定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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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期间，陆老最关心的问题是中医界如何应答习近平关于“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的论述。陆老不仅多次对我说过，也多次和他的学生李海玉、刘理想交待过，还对春节期间前来拜年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华中医药学会的朋友谈过。他认为中医界应该深入探讨，扩大影响，回答这个问题。
1990年代以来，陆老参与了“医学目的再审查”的世界性大讨论，不断展开对疾病医学的批判。今年病重住院期间，他再三跟我和他的家人说：“医药引领健康，医药发展健康，医药促进健康，医药服务健康，医药有益健康。”因为在他看来，当前的医药并不健康。他认为医改有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的医药体制改革，二是学术层面的医学自身改革。看病难，看病贵在很大程度上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的疾病医学的恶果。医学应该从疾病医学转变为健康医学。所以他常说：“医改医改，医还没改。”他希望随着医改的深入，医学模式有根本的改变。
陆老生于1927年，他是一个跨世纪的老人。从民国年代经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到历次政治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走过的路漫长而艰辛。从一个年轻有为的中医才俊，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5年西医，回过头来重操旧业，衷中参西。心知其意，不为所囿，茕茕乎卓然自立。他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清贫生活，刻苦学习，博闻强记，学贯中西。他住院治疗6个月又8天，言谈所及，只有一个主题：中医理论和中医事业。除了中医，还是中医。一个人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思无杂念、老而弥笃到这种程度，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3月8日住院的第4天，他对我说：“我心里比较平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一个人到世上走一遭，应该有所贡献。我离开，我无憾。”他在中医理论上的建树，“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气，谋生生之效”；并以现代语境作了表述，“生物医学要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疾病医学要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对抗医学要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化学层次物质构成的医学观要前进上升为生命层次自组调节的医学观。”这一种围绕生命的哲学观和医学观，国内还没有人说得比陆广莘更早、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更清晰。 (诸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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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教诲 永记心间
我们敬重的恩师陆广莘先生于2014年9月13日在北京去世，我们深感悲痛。陆老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谆谆教诲余音绕耳，可他却已永远离开了我们。回想起陆老生前对我们的教导、鼓励、期望、嘱托，我们感到责任颇重。直至生命最后时刻，陆老仍心念中医药学术发展，叮嘱我们不要心有旁骛，要勇于承担中医理论研究的重任，要自信、自立、自强。
中西医融会贯通
陆老1927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县颛桥镇(今上海市闵行区)。师从家乡老中医马书绅开始学习中医，先后师从上海陆渊雷，丹徒章次公，武进徐衡之。陆渊雷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章次公的“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徐衡之对西医学的“心知其意，不为所囿”的观点和思想，对陆老的学术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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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在上海颛桥联合诊所行医的陆老应考中央卫生部中医药研究人员学习班，录取后入北京大学医学院，系统学习了西医学。1957年，陆老毕业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从事中医科研、临床、教学工作。在北医近30年的工作中，他为医院创建了中医病房，扩大了中医在综合医院中的临床领域，设置了全国第一个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推动了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他制定了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在治疗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等方面，他坚持以中医思维方式进行诊治，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与西医生建立了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
上世纪70年代，他陆续发表“关于‘辨证论治’的辩证法问题”“论中医的诊疗思想”等理论思辨性很强的文章。1983年他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任副主任。为了加强中医理论研究，推动成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他为此组织开展了一些内部的学术活动，研讨中医的发展方向、什么是中医基础理论等，并先后发表相关论文，阐明中医药学科的一些基本问题，坚定了领导层和研究人员成立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决心。1985年4月，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被批准正式成立，陆老任副所长之职，主要负责科研任务。他提出中医研究、研究中医互补并进，旁开一寸、更上一层的科研选题思路，主持“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七五攻关课题，先后获多项部级成果奖。1987年，陆老作为中国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组成员被派赴坦桑尼亚。当时考虑中医治疗艾滋病并非要针对病毒，而是应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优势。因此，从国内选取了辨证论治水平较高的中医组成了专家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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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针对世界各国出现的程度不同的医疗危机，由美国哈斯廷斯中心发起，世界卫生组织(WHO)组织了一个有关《医学的目的再审查》的国际研究计划。陆老参加了此项计划的中国组研究活动,相继撰写论文，明确提出中医学的特色等。他的这些观点，在国际研究课题医学的目的研讨会中国组分会上得到一致首肯。
呕心沥血育新人
早在本世纪的第一年，广东省中医院尝试将名师带徒与院校教育相结合，鉴于陆老在北大人民医院参加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肝炎、肝硬变等的经历，他被邀请带徒谭志健、黄学阳等两名外科医生。2007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启动了第一批著名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研究工作，成立了“陆广莘老中医博士后工作站”，陆老被聘为传承博士后导师，我们先后成为陆老学术经验传承博士后。陆老不辞辛苦，诲人不倦，不以后生之愚而见弃，每逢我们询问都如丹溪翁“以道相告”，殷切期望之情常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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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陆老被评选为“国医大师”。对于此项荣誉，他认为更是一种责任，一种鞭策，身为国医大师，“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坚持每周一次门诊，并在各种场合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回应“百年医理之问”，阐明“中医如何影响世界”。陆老凝练的有关中医学术的本质——“循生生之道，助生生之气，用生生之具，谋生生之效”这句话已被大家熟知和认同。2013年12月，已87岁高龄的陆老仍不辞辛苦，在“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专题讲习班”上，以“对中医药传承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为题目进行讲座，再一次强调：“中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代的研究成果，都要为我所用，而不是用来改造自我。”
陆老为中医药事业那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斗精神，为中医理论建设那种“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学术自信，将永远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和力量。 (李海玉 刘理想 张卫 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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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界一位智者
与陆广莘老师相识的10年，是我学术视角得以极大提升的宝贵时段。10年来，有幸得到陆老的耳提面命、鞭策与激励，使自己对中医学术本质、乃至中医发展模式都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入认识，就如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这是我学术生涯中值得庆幸的一件事。
我敬仰的一位君子
陆老是当之无愧的君子，相信熟悉陆老的人都会有同感。他常教导我，做人“志向要高远”，如此就会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陆老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陆老在上世纪80年代主持的七五攻关课题“肝血风瘀”和“脾津痰湿”，曾先后获得部级成果一、二、三等奖。然而，在获奖名单中是没有“陆广莘”的。每每忆及此事，陆老都倍感欣慰——正由于陆老主动让出了获奖资格，这些奖项让其他多位研究者顺利地晋升了高一级职称。试想，有几人能像陆老这样，将如此的荣誉与利益拱手让人呢？由此也可看出陆老的“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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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老的君子作风随时随处都有反映。陆老与我的交谈，无不围绕学术，鲜有八卦、闲谈。陆老在谈话中即便涉及某个人，也是从学术提升的角度，善意地提出建议。多年来，从陆老那里学到一个谈话“技巧”：就是开口先怀善念，闲谈忌论他非，这将令我受用不尽。
我学中医的引领者
陆老中医临证近七十载，救济病患不计其数。尤为值得称道的是，陆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医者，还是中医理论研究者从事临床实践的引领者与推动者。几年前听我的另一位老师孔令诩研究员谈到，当年，是陆老提议设立基础所中医门诊部(现在的针灸医院)的，目的就在于让基础所的中医研究人员不脱离临床实践。谈到这个话题时，孔老师流露出了由衷的感恩之情。
陆老也时常问及我的出诊情况，并不时地指点一二。在他看来，中医理论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临床实践，否则研究就成无源之水。并常常教导我，要把中医学的“健康医学”理念贯彻到临床实践中，注重挖掘人体的内在卫生资源，把握中医“养生”的精髓，做一名“上医”而非“粗工”。由此我获益良多，感恩不尽。 (罗卫芳 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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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之灯永驻
2012年夏，刚踏出校门的我进入无锡市李同丰中医医院工作，因缘际会使我有幸拜于陆广莘老师门下。
陆老是我心中的启明星
初入医门的我因着各种原因极其自苦：苦于自身知识的匮乏、医技的粗陋，更苦于对行业的迷惘、对自身职业的怀疑。而当时与陆老的接触，恰如暗夜海上矗立的灯塔，给我温暖和依靠。陆老出门诊时对每一位患者都耐心地讲解、开导，尽最大可能帮他们减负，我们常因时间关系，也因为心疼他，不得不予以打断。所以不知有多少病人进入诊室第一句话就是“见到您，病就好了一大半了”，我想这是对医生的最高评价。陆老如一味“宽心丸”，给患者以生的希望和信心，使他们觉得这是可以托付生命的人。华佗《青囊秘录》曰：“善医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陆老的“宽容，包容，从容”身心理论予多人以启迪觉悟。那时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卫生”—“保卫生命”的含义，理解了“生”的辛苦和“医”的责任。随着我不断地接触到陆广莘老师等一批已过耄耋之年却仍在思考中医，并为中医的未来奔走的智者，他们已不再是灯塔，而是一颗启明星，照耀并指引着我前行。至此，我建立了对中医的信心，对整个行业的信心，对自身职业的认同、尊重和自豪感；并且我知道，这份坚定从此不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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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老为我打开一扇窗
陆老喜讲、善讲，随时随地。我有幸得陆老亲授学问，指点迷津：对于肝炎，陆老强调“减少给药”“减少营养”，与时下“增药对抗”的治疗方法相比，原来还可以选择“做减法”这样的生活智慧……这一切都源于陆老对我们身体调节能力的自信，相信自己也包括相信我们的身体，相信它的主观能动性，相信它趋利避害的能力，从而减轻我们对疾病的夸大和恐惧。因陆老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求学工作经历，使得他能做到中西医融会贯通，而又不为所囿;他时以西医解剖、病理、生理知识独辟蹊径的阐述中医气血津液等基础理论，既生动又深刻，常予人以启示;并高屋建瓴的以哲学视角去审视中医的过去，思考中医的未来。他常说，创新并非一定要闭门造车，也可以是既往知识融会贯通后的重新组合。这种敢于并善于打破常规，跳出圈子看问题的思维方式，为我的中医学视野打开了一扇窗户。
陆老虽从此医魂不在人间，但启明之灯将永驻。(陈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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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路
我常被人们询问“你治疗的思路是什么”？当我很有条理地讲了一大堆“辨证论治”的思路后，在听者赞许和掌声中，我突然觉得很迷茫。这些千百年来的东西，任何一个中医学生都会像背经文一样复述出来，难道这就是我的“思路”？可是，不是这些又会是什么呢？我很诧异、很纠结、很尴尬。终于有一天……
“陆广莘老师下午讲课”，当我来到教室时，教室已经被学子们坐满了，我只得自搬凳子，挤在门边，伸进一个耳朵听了。“你都听了20年了，还没听够？”是呀，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听不够呢？我望了一下讲台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陆广莘老师，突然明白了，我不仅是在听那些内容，我更是来修补、扩展我的“心路”。
1983年我从北京中医药大学毕业时带着一篇“重建人体模型的构想”的论文来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当时该所的新楼还未起用，我和陆老师桌子挨桌子地挤在一起。从此，我不仅天天可以听到陆老师讲“疾病与健康”“辨证与辨症”“中医研究与研究中医”等看似简单、思之深奥的理论，还跟着陆老师出门诊、下科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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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大学前就在医院工作，天天目睹的是一些程序化工作：治疗方案是以检查指标定论，如果患者只有自觉症状没有体征，我只能让他去做一些我认为应该有问题的检查，如果还是检查不出来，我也只能是“对症治疗”了。久而久之安眠药、抗过敏药、止痛药自然成了程序化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中医就不同了，即使同症也有众多异因，我感觉很神秘。可跟了陆老师后，这种“神秘”即刻化成了“焦虑”。因为他容不得只使用“中医术语”来解释，他必要用现代的语言和医学知识讲明病变机理。他要求我作到“要说就说明白，可以存疑，但不能存糊涂”。我不得不在深学中医的同时饿吞西医知识。
陆老师的诊室是“中医内科”，可视性太难了。我试着在他的诊室里开展可视性强的“皮肤科”。我自知这不仅是“鸠占鹊巢”又“不守师道”，且自身“思路”也不清晰，很难向陆老师公开此事。没想到不久的一天他问我：“你觉得就这么着干行吗？”“啊？”我吓了一跳。“你不想再进修进修？”“什么？您说什么？”我一时不知他在问我什么。他又说了一遍，我方定下神来。清楚地听到：“你选择皮肤科不错，皮肤是人体的界面，很有研究价值，你试试吧。希望你能在传统理论和现代理论之间旁开一寸去搞。”没过多久，我参加了“计算机整理名医朱仁康临床经验”课题组到广安门中医院皮肤科学习了一年。当时陆老师是如何费心安排我，至今我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反复对我念叨“人体心身相关的自稳态调节，是生命科学的尖端”。
教室中的一阵掌声，打断了我的遐想。望着他，不由地让我想到让·弗朗索瓦·米勒画的《播种者》。晨曦从播种者的侧面洒下来，飞鸟在空中盘旋，播种者挥动着雕塑般的臂膀，阔步在苍凉的麦田里，目无旁视地撒播着希望的种子。
陆老师缓步向我走来，我帮他穿上外衣，我俩默默地一起走着，“路”在心里扩展。 (魏雅川 中国中医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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