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新药去哪了？
前一段时间，埃博拉病毒肆虐非洲大陆，疫苗、抗生素等药物的研发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有资料显示，药企如今对研发治疗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不感兴趣，导致越来越少的新型抗生素面世。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疾控及预防中心(CDC)甚至发出警告：鉴于抗生素新药“难产”，抗药性细菌很可能引爆全球新一轮的大面积疫情。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几十年里无节制地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来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导致细菌耐药现象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数据显示，由于细菌抗药性增加，而且部分老药被淘汰或取代，截至2013年底，仍有效的现存抗生素只剩96只，较2000年少了17只。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抗生素工业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在此期间，各类抗生素新药接踵问世，抗生素生产企业也是赚得“瓢满盆溢”。在20世纪40年代末，继青霉素问世之后，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类)、灰黄霉素、利福霉素、林可霉素、红霉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大观霉素和后来迅速发展壮大的头孢菌素等抗生素产品先后上市。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厂商又相继开发上市了万古霉素及其衍生物——去甲基万古霉素(曾被誉为是对付耐药菌株的最后一道防线)和随后上市的碳青霉烯类(培南类半合成青霉素产品)与恶唑烷二酮类，抗生素产品从几个大类发展至十几个大类，产品多达上百只，仅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产品的数量即有20～30只之多。
但进入21世纪后，国际抗生素产业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西方预测的2010年全球抗生素市场总额将超过500亿美元的局面始终未出现，估计2013年国际抗生素市场总销售额约为390亿美元左右。
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超级细菌”(superbugs)的肆虐越来越严重，确实使临床医生感到束手无策。由于人类滥用抗生素，近年不断出现抗药性恶菌，包括近年肆虐美国，有“噩梦细菌”之称的耐碳青霉烯肠道杆菌(CRE)。研究发现，单在美国，每年便有接近2.3万人因感染抗药性细菌而死亡。然而，在2011年至2013年间，FDA仅审批了3只新的抗生素，频率是1940年代以来最低的。世卫组织也指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已再无全新种类的抗生素面世。
医学专家还认为，加剧细菌耐药现象的另一重要“推手”，是高速发展中的全球家禽饲养业和畜牧业滥用抗生素作为“动物生长促进剂”的结果。因为家禽或猪牛等大牲畜的排泄物中的耐药菌株会随这些动物粪便肥料一起进入土壤里，并随后进入蔬菜或粮食作物中，最终摆放在人们的餐桌上，故饲养业滥用抗生素也是造成目前细菌耐药现象泛滥的一大因素。这就是为何医院方面经常抱怨，刚上市不久的抗生素新药很快就效果不佳的主要缘由。
研发线枯竭
近年来，医药、生物制药业备受投资者追捧，资金源源不绝涌入，推动多只新药面世。2012年，美国FDA审批了37只新药，创15年来新高，表面上反映出药物研发的蓬勃，但在抗生素领域却显得萧条。
虽然临床医学界迫切需要新型抗生素来对付日益严重的耐药菌株感染疾病，但事实上，在过去10年里，世界抗生素产业却迟迟未能上市新药。虽然美国历史悠久的新药杂志《Drug Discovery》在2009年曾报道称，目前各制药公司大约有116只抗生素新药处于临床Ⅱ期或临床Ⅲ期试验阶段，但由于后期投入不足等诸多因素，迄今为止，只有很少几只抗生素新药上市。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MJ)指出：目前最令医生们头疼的是，由革兰氏阴性菌引发的感染性疾病无药可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国医院仍在使用喹诺酮类抗菌剂老药来治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换言之，自1987年喹诺酮类抗菌剂上市至今的近40年时间里，并无什么比“沙星类”抗菌剂更好的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药物问世。这也是对曾经盛极一时的世界抗生素产业界的一大讽刺。
同样，美国NEMJ杂志报道，面对市场上缺乏对付革兰氏阴性菌感染药物的困扰，医学界利用一些老的抗生素(如氨基糖苷类等)来治疗耐药菌株感染。NEMJ杂志介绍说，有医生曾利用上世纪50年代上市的老药——多粘菌素来治疗耐药菌株感染症已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不可思议的是，此药在上世纪60年代因其严重毒副作用曾被美国FDA禁止销售。
然而，很快临床又有报告说，多粘菌素也无法治疗某些严重耐药菌株感染。这些耐药菌株包括临床常见的耐碳青霉烯和耐恶唑烷二酮类等克雷伯氏菌和鲍曼氏不动杆菌等微生物。
由此可见，即使美国、欧洲日本那样拥有成熟发达医疗系统的国家，在耐药菌株感染性疾病面前也是束手无策。2002年，美国著名诺贝尔医学/生理学获奖者Joshua Lederberg博士曾作过一次关于抗生素耐药的报告，他在发言中指出：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较量过程中谁胜谁负还很难加以判断。也许这将成为21世纪的一场真正的较量。到底是人类还是微生物的基因发生了改变，谁也无法得出结论。Lederberg博士的话即使在12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有很强的前瞻性。
寻求利润最大化
有专家最近撰文指出：抗生素新药迟迟不能上市，主要原因还是与跨国制药公司不尽心尽力有关。因为从发病人数来看，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通常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经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大多生活条件艰苦及卫生状况十分恶劣)，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较低。而大公司开发新药的目标都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感染症治疗都是短期行为，抗生素等大众化药物便宜，服用时期通常也较短，药厂获利不多。尤其是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第三世界低收入患者，根本无法承受高价抗生素的，故抗生素的价格受到限制。相比之下，像心血管病和糖尿病等“富贵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开发这些高价药物对跨国制药公司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尽管美国FDA早在几年前即推出“抗生素等新药产品可进入审批快速通道”这一新政，但实际上，临床试验昂贵的费用还是让抗生素新药开发者退而远之。这也是目前国际市场上难觅抗生素新药的一大因素。
有专家概括了目前新药研发的趋势——药厂的研发目光主要盯着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化治疗，例如特定癌症，因为这些疗程费用昂贵，而且要长期进行，能为药厂争取较高利润。另一方面就是罕见疾病，虽然这个市场不大而利润较低，但因这类研究通常可获得政府资助，成本同样较低。
专家还表示，由于细菌的抗药特性，即使药厂研发出新抗生素，医院和医生也可能将新药作为最后的选择，到了真正危急时才使用，这大大限制了抗生素的盈利能力，从而导致药厂研发的积极性降低。“当前情况下，理性的药厂都不会愿意沾手研发新抗生素。” (■本报特约撰稿 徐铮奎)
与此同时，由于过去几十年里无节制地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来治疗各种感染性疾病，导致细菌耐药现象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数据显示，由于细菌抗药性增加，而且部分老药被淘汰或取代，截至2013年底，仍有效的现存抗生素只剩96只，较2000年少了17只。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在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抗生素工业曾有过一段辉煌历史。在此期间，各类抗生素新药接踵问世，抗生素生产企业也是赚得“瓢满盆溢”。在20世纪40年代末，继青霉素问世之后，链霉素、氯霉素、四环素(类)、灰黄霉素、利福霉素、林可霉素、红霉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大观霉素和后来迅速发展壮大的头孢菌素等抗生素产品先后上市。到20世纪90年代，西方厂商又相继开发上市了万古霉素及其衍生物——去甲基万古霉素(曾被誉为是对付耐药菌株的最后一道防线)和随后上市的碳青霉烯类(培南类半合成青霉素产品)与恶唑烷二酮类，抗生素产品从几个大类发展至十几个大类，产品多达上百只，仅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产品的数量即有20～30只之多。
但进入21世纪后，国际抗生素产业的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西方预测的2010年全球抗生素市场总额将超过500亿美元的局面始终未出现，估计2013年国际抗生素市场总销售额约为390亿美元左右。
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超级细菌”(superbugs)的肆虐越来越严重，确实使临床医生感到束手无策。由于人类滥用抗生素，近年不断出现抗药性恶菌，包括近年肆虐美国，有“噩梦细菌”之称的耐碳青霉烯肠道杆菌(CRE)。研究发现，单在美国，每年便有接近2.3万人因感染抗药性细菌而死亡。然而，在2011年至2013年间，FDA仅审批了3只新的抗生素，频率是1940年代以来最低的。世卫组织也指出，自1980年代后期以来，已再无全新种类的抗生素面世。
医学专家还认为，加剧细菌耐药现象的另一重要“推手”，是高速发展中的全球家禽饲养业和畜牧业滥用抗生素作为“动物生长促进剂”的结果。因为家禽或猪牛等大牲畜的排泄物中的耐药菌株会随这些动物粪便肥料一起进入土壤里，并随后进入蔬菜或粮食作物中，最终摆放在人们的餐桌上，故饲养业滥用抗生素也是造成目前细菌耐药现象泛滥的一大因素。这就是为何医院方面经常抱怨，刚上市不久的抗生素新药很快就效果不佳的主要缘由。
研发线枯竭
近年来，医药、生物制药业备受投资者追捧，资金源源不绝涌入，推动多只新药面世。2012年，美国FDA审批了37只新药，创15年来新高，表面上反映出药物研发的蓬勃，但在抗生素领域却显得萧条。
虽然临床医学界迫切需要新型抗生素来对付日益严重的耐药菌株感染疾病，但事实上，在过去10年里，世界抗生素产业却迟迟未能上市新药。虽然美国历史悠久的新药杂志《Drug Discovery》在2009年曾报道称，目前各制药公司大约有116只抗生素新药处于临床Ⅱ期或临床Ⅲ期试验阶段，但由于后期投入不足等诸多因素，迄今为止，只有很少几只抗生素新药上市。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MJ)指出：目前最令医生们头疼的是，由革兰氏阴性菌引发的感染性疾病无药可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各国医院仍在使用喹诺酮类抗菌剂老药来治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换言之，自1987年喹诺酮类抗菌剂上市至今的近40年时间里，并无什么比“沙星类”抗菌剂更好的抗革兰氏阴性菌感染药物问世。这也是对曾经盛极一时的世界抗生素产业界的一大讽刺。
同样，美国NEMJ杂志报道，面对市场上缺乏对付革兰氏阴性菌感染药物的困扰，医学界利用一些老的抗生素(如氨基糖苷类等)来治疗耐药菌株感染。NEMJ杂志介绍说，有医生曾利用上世纪50年代上市的老药——多粘菌素来治疗耐药菌株感染症已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而不可思议的是，此药在上世纪60年代因其严重毒副作用曾被美国FDA禁止销售。
然而，很快临床又有报告说，多粘菌素也无法治疗某些严重耐药菌株感染。这些耐药菌株包括临床常见的耐碳青霉烯和耐恶唑烷二酮类等克雷伯氏菌和鲍曼氏不动杆菌等微生物。
由此可见，即使美国、欧洲日本那样拥有成熟发达医疗系统的国家，在耐药菌株感染性疾病面前也是束手无策。2002年，美国著名诺贝尔医学/生理学获奖者Joshua Lederberg博士曾作过一次关于抗生素耐药的报告，他在发言中指出：人类与微生物之间的较量过程中谁胜谁负还很难加以判断。也许这将成为21世纪的一场真正的较量。到底是人类还是微生物的基因发生了改变，谁也无法得出结论。Lederberg博士的话即使在12年后的今天来看仍有很强的前瞻性。
寻求利润最大化
有专家最近撰文指出：抗生素新药迟迟不能上市，主要原因还是与跨国制药公司不尽心尽力有关。因为从发病人数来看，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通常是第三世界国家(尤其经济欠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大多生活条件艰苦及卫生状况十分恶劣)，而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较低。而大公司开发新药的目标都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更重要的是，感染症治疗都是短期行为，抗生素等大众化药物便宜，服用时期通常也较短，药厂获利不多。尤其是感染性疾病发病率最高的第三世界低收入患者，根本无法承受高价抗生素的，故抗生素的价格受到限制。相比之下，像心血管病和糖尿病等“富贵病”，患者需要终生服药，开发这些高价药物对跨国制药公司来说无疑更具吸引力。尽管美国FDA早在几年前即推出“抗生素等新药产品可进入审批快速通道”这一新政，但实际上，临床试验昂贵的费用还是让抗生素新药开发者退而远之。这也是目前国际市场上难觅抗生素新药的一大因素。
有专家概括了目前新药研发的趋势——药厂的研发目光主要盯着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化治疗，例如特定癌症，因为这些疗程费用昂贵，而且要长期进行，能为药厂争取较高利润。另一方面就是罕见疾病，虽然这个市场不大而利润较低，但因这类研究通常可获得政府资助，成本同样较低。
专家还表示，由于细菌的抗药特性，即使药厂研发出新抗生素，医院和医生也可能将新药作为最后的选择，到了真正危急时才使用，这大大限制了抗生素的盈利能力，从而导致药厂研发的积极性降低。“当前情况下，理性的药厂都不会愿意沾手研发新抗生素。” (■本报特约撰稿 徐铮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