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总医院改制遇阻 凤凰医疗供应链盈利模式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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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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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医疗集团架构图
图片来源：凤凰医疗集团官网
张亮 北京报道
对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制而言，人的问题可以说是整个改制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最近凤凰医疗对煤炭总医院的改制就遇到了难题。
2015年1月6日，凤凰医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凰医疗”)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将与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安监总局”)及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信托”)订立一份不具约束力的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同时设立合营公司——安康医疗产业投资(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康医疗”)。凤凰医疗、安监总局和中信信托分别拥有35%、40%、25%的股权。
然而此次公立医院改制在三方合作之初，便已经遇到了不小阻力。自1月7日以后，《中国经营报》记者在天涯论坛、武汉论坛等社区网站上见到一篇署名为“那些只言片语”的作者写下来的《记王明晓“独裁”“专制”“霸权”下的煤炭总医院》。不仅如此，微信朋友圈中也出现了煤炭总医院近百位医院职工反对凤凰医疗集团并购的照片。
记者致电煤炭总医院，有数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近期确实有医院员工聚集起来反对凤凰医疗“并购”的事实。记者最终从煤炭总医院新闻宣传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是，目前的改制方案国家安监总局仍在审批当中，在最终的合同正式签约之前，任何文件都不具备法律效应。
以综合医院服务、医院管理服务和供应链服务为主要盈利来源的凤凰医疗，此前改制一系列中小医院并未遇到太大阻力，此次遇到煤炭总医院带来的阻力或为其扩张之路蒙上一层阴影。
供应链盈利模式隐忧
“供应链模式在一些级别较低的医院尚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是对于煤炭总医院这样的三级医院则很难说。”
无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设备硬件方面，或者是诊疗规模就医人数上，煤炭总医院都要优于凤凰医疗改制过的5家医院。
资料显示，煤炭总医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是一家提供医疗、教学、科研、预防治疗服务的三级综合医院，拥有编制病床515张，开放病床509张，重点科室主要包括创伤外科、呼吸内科、心脏中心、肿瘤内科、中医科及放射科。石龙医院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隶属于安监总局职业卫生研究所，是一家提供科研、医疗、职业病防治与医疗教学服务的一级综合医院，拥有编制床位380张，开放床位450张。
此外，煤炭总医院现有职工988人，其中高级职称211人，博士74人，硕士138人。而且煤炭总医院是国家安监总局的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矿难事故医疗救援的中坚力量。
从1993年正式开诊至今，煤炭总医院已有22年的经营历史。而早在1987年，原国家计委就凤凰医疗称此次改制煤炭总医院主要的目的便是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安康医疗与煤炭总医院及石龙医院合作共建框架协议主要包括：安康医疗将对煤炭总医院及石龙医院承担全部资本投入义务；三者将签署独立运营管理协议，协议将说明有关安康医疗提供医院管理服务及收取管理费用的相关条款；安康医疗将向煤炭总医院提供经营资产，并收取资产占用使用费；安康医疗将对煤炭总医院现有设施进行改造扩建，两年内将运营病床增至700张；安康医疗将在3年内建立煤炭总医院新分院，拟提供800张运营病床。
安监总局作为中国国务院直属的行政机构，其对安康医疗的40%股权资金将透过煤炭总医院及煤炭总医院资产值的90%进行注资。中信信托对安康医疗的注资同凤凰医疗一样，将以现金形式进行注资。
公告称，安康医疗董事会将由7名成员组成，其中2名由凤凰医疗提名，3名由安监总局提名，2名由中信信托提名，董事会主席将由安监总局提名，副主席由中信信托提名，总经理由凤凰医疗提名。
然而，来自医院员工的阻力却是凤凰医疗及安监总局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难题。鼎臣医药咨询负责人史立臣告诉记者，2013年华润医疗在洽谈收购高州医院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也来自于中高层干部与医生的反对。由于高州医院在经营上的成功，该院医生的待遇在整个广东省的医疗界都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高州本地，医院医生的待遇与社会地位甚至高于当地公务员。
后来高州医院爆出的“回扣门”事件成为了华润医疗收购失败的加速器，史立臣告诉记者，此次凤凰医疗改制煤炭总医院，如果不先解决人事问题，即便是安监总局强力推动也难改。
大医博爱总裁陈向军告诉记者，改制公立医院有灰色空间，有些利益妥协不能拿到明面上来说，凤凰医疗作为上市公司，对投资者有信息准确及时披露的要求，因此凤凰医疗必须在公告中注明详细的预案，这些预案中又不能触及灰色地带。此前A股的上市公司在进行公立医院改制时首先会委托一些专门负责医院投资的PE基金先期进入医院解决人事问题，等到医院没有反对的声音之后，才会将其注入到上市公司。凤凰医疗此次急于扩张导致其未来可能面临改制失败的风险加大。
此外，对于煤炭总医院改制反对方所表述的“几家医院都已出现大规模医护工作人员离职情况”，记者从一位因改制而从京煤医院离职的医生处获悉，京煤医院医生的流失率很大，此外与往年比大夫收入下降，医院对大夫的培养力度也下降了。不过该说法未得到凤凰医疗及京煤医院的证实。
煤炭总医院部分员工的反对理由，直接指向了凤凰医疗的改制模式，并将矛头对准了此次改制过程中的关键人物——院长王明晓。
反对改制的职工给出的理由是：京煤总医院，北京健宫医院等都被凤凰医疗集团“收购”，分别经其医疗运行模式“投资-运营-移交”逐步将几家医院变成“私立医院”。改制后的医院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医院各科室被设置指标，一切以创收为主。凤凰医疗的运营模式，及对于患者的方式方法已经严重违背了医护人员的医疗道德底线。因此，几家医院已出现大规模医护工作人员离职情况。
此外，职工还表示，煤炭总医院隶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是国家三级综合性非盈利医院，地处三环内黄金地段，2014年收入7.88亿元，现有银行存款2亿多。而在此次协议中煤炭总医院估值过低。
职工还认为，在整个协议签署前，煤炭总医院院长王明晓存在着严重违规、暗箱操作的行为。签署协议前没有经职工代表大会同意，擅自与凤凰集团签署意向书，“改制”后的医院由现即将退休的王明晓出任董事兼院长，由已经退休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王德学副局长出任董事长。
此外，改制中国有资产流失的质疑也是反对方阻止改制的理由：改制后的股份制医院在医管公司注册10亿元，煤炭总医院占40%，也就是说除去银行存款2亿元，煤炭总医院的出资部分仅值2亿元。
针对上述质疑声音，记者致电煤炭总医院，希望采访王明晓，不过该医院宣传处工作人员表示王明晓在外出差无法接受采访，此外目前改制方案还在上级主管单位的审理期，煤炭总医院在改制方案还未被批准之前，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对于上述反对改制方对凤凰医疗改制模式的指责，记者致电凤凰医疗，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根据凤凰医疗官方网站上投资者关系的推荐材料一栏里，有凤凰医疗所参与改制医院的历年运营数据对比。
不过记者对比数据发现，这两年京煤总医院、健宫医院、燕化医院、门头沟医院、门头沟区中医院的门诊就医人数不断减少，而住院就医人数整体不断增加，五家医院的次均住院费用自2010年至2013年年底，除门头沟区中医院略有下降之外，其他四家医院略有增加。而次均门诊费则略有增加。
此外，据了解，凤凰医疗此次对煤炭总医院的改制并不涉及到煤炭总医院的产权所有权，凤凰医疗表示，安康医疗合建初期，将对安监总局下属的煤炭总医院和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石龙医院(简称“石龙医院”)实施资产改制，并以公私合营关系下的“重组-运营-移交”(PPP-ROT)模式与煤炭总医院及石龙医院进行合作共建，并不涉及到国有资产转让等交易。
记者从一位因改制而从京煤医院离职的医生处获悉，京煤医院医生的流失率很大，此外与往年比大夫收入下降，医院对大夫的培养力度也下降了。
以药养医难题未解
凤凰医疗的运营模式，及对于患者的方式方法已经严重违背了医护人员的医疗道德底线。因此，几家医院已出现大规模医护工作人员离职情况。
院方职工反对
凤凰医疗的盈利来源有三块：“综合医院服务”“医院管理服务”和“供应链”。“综合医院服务”是指其收购的医院，比如北京建宫医院。这一块的收益，2007年占总营收的73%，如今为51%。2013年上半年，综合医院服务毛利率为17.2%。
然而从净利润角度来说，供应链则是凤凰医疗利润来源的大头。2013年的数据显示，供应链业务的毛利率为19.2%，凤凰医疗77%的净利来自供应链业务。
所谓“供应链”业务的具体操作模式，是指集团向供应商购买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医用耗材，然后卖给集团旗下医院及诊所。旗下的医院和诊所，多为凤凰医疗所托管的公立医院，如燕化医院集团、京煤医院集团、门头沟区医院以及门头沟区中医院等。
凤凰医疗向包括这几家在内的旗下医院出售药品器械，实现集团的“供应链”收入；向这几家医院提供管理服务，实现“医院管理服务”收入。通过托管，凤凰医疗集团实现了这两块收入的持续盈利。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供应链模式的弊端在于，改制企业有可能为了提高自己的利润，虽然采购需经过卫计委主导的各省级招标机构，但其可以选择利润更丰厚的药品。
一位常去门头沟区医院看病的居民告诉记者，区医院经过凤凰医疗的改制之后，服务态度和质量明显提高不少，也减少了排队等候的时间，但她总觉得自己看病的药效大不如前，有一次她带着医生给开的药去301医院向对口大夫进行咨询，被告知该药品由于疗效不足在301医院基本上是不用的。
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凤凰医疗，对方表示凤凰医疗采购的药品都是经过国家统一药品招标的，质量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此外，对方还表示，凤凰医疗现在之所以还是以供应链营收为主，主要是由于目前处于跟公立医院合作初期医院管理服务收费较低，未来会逐步提高医院管理服务收入，降低供应链收入的比重。
陈向军认为，依靠供应链盈利本身不是公立医院改制的初衷，然而在国内以药养医以及公立医院保持公益性质的情况下，供应链盈利成为了凤凰医疗等大多数医管企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商业模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国家未来可能会持续降低直至取消药品价格加成，而公立医院的非营利性质又让改制企业无法获得因服务管理提高所带来的实际利润，未来商业资本与公立医院非营利性质的矛盾会进一步拉大。
史立臣分析说，由于国家给公立医院采购原研药品或疗效较好的首仿药品有一定补贴，公立医院会优先采购疗效好价格高的药品，而民营医院由于补贴少甚至没有补贴，只能降低采购标准。四川有一家制药厂，依靠降低药品主要成分的含量，降低药价的方式通过药品招标，这家药企通过了GMP，药品抽检批次也合格，但疗效不够。这是我国药品监管中造成的疏漏，医疗机构采购这类低价药品并不违规。
“供应链模式在一些级别较低的医院尚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但是对于煤炭总医院这样的三级医院则很难说，煤炭总医院最具有盈利性的药事服务(如挂号、诊断、开放等)是最为盈利的，而这一权利基本上掌握在医院大夫手中，因此凤凰医疗此前的供应链模式能否与这些大夫的药方权进行对接还是个问题。”史立臣补充说。
面对供应链模式的风险，一位投资者更是直言不讳地分析说，凤凰医疗这种模式的真正风险，在于国家政策是否会对供应链端开刀，供应链是否应当和医院管理权脱钩？如果最终脱钩，这将会对整个盈利模式产生根本性冲击。第二大风险就是来自集团本身，凤凰医疗要想持续扩大盈利规模，就必须继续“投资-运营-移交”模式扩张医疗网络，不断与新的公立医院合作，这里就涉及到集团本身在网络持续扩张下是否能保持高效的运营管理能力。
“简单点说，医改发展的大方向是降药价提服务，怎么把服务的收益体现出来才符合大方向。因此赚药价利差这种供应链模式未来肯定也是会被改掉的。”这位投资者分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