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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中医:抗争图存 自强发展
http://www.100md.com 2015年5月15日 中国中医药报
     “百年中医史研究”是中国中医科学院重点项目,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旨在梳理1912~2011年中医发展的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挥历史的借鉴、资政、育人的作用,为现实服务,为发展中医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提供史学支撑。今将该研究的一部分——民国时期中医发展史撮要刊出,以飨读者

    民国中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医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运休戚相关,与当局中医政策密切相关;对于外来文化,一定要根据国情,予以借鉴,但不可照搬;科学有阶段性,不能等同于终极真理;中医、西医自成体系,各有优势,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西医不能作为判定中医的标准;中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发展中医,要遵循自身规律,发挥特色优势。

    西学东渐 医学二元分中西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到1911年,晚清政府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危局,迫使有识之士睁开眼睛看世界,试图师夷长技以制夷。清末西方文化学术日益东渐,并冲击着旧有的制度。但清政府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废科举兴学堂、预备立宪等一系列改良努力都未能成功,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彻底葬送了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

    在晚清时期传入的近代西医学,渐渐产生了不少的影响。西医解剖、生理等知识,颇令国人耳目一新,一些“全体学”(解剖学)著作“远近翕然称之,购者不惮重价”(《王韬日记》)。西医外科手术、公共卫生防疫等方面的长处,开始为政府和社会所认识和采纳。西医医院、学校、报刊、杂志等在中国相继出现,出国学习西医的国人增多,早期以外国医学传教士为主体、后来中国人比重逐渐增加的西医医护队伍不断壮大,并成立相应的学术团体和职业团体。这在客观上形成了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局面。

    民国初期,由于政治上的守旧思想仍然强大,不时出现复辟等闹剧。知识界急于尽快推进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启蒙,遂发起了“新文化运动”。运动所倡导的“赛先生”即“科学”,成为一种时代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成为“不科学”的标靶,受到猛烈抨击。与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医,深受其影响,被划入“不科学”的行列。例如“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1915年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敬告青年》檄文,其中就批评中医说:“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

    在时代大潮下,许多知识界名人都借批评中医来显示其对科学的崇尚。典型如清末维新运动领导人梁启超,他在1926年因患血尿不愈,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术后症状如故,许多人指出西医手术轻率错误,梁启超本人却发表公开信为西医辩护说:“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而白话文的推动者胡适在1935年为《人与医学》中译本作序,称与近代西方医学相比,“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并且发出“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的感慨。新文学的创始人之一鲁迅早年因父亲得病经中医治疗无效,曾发出“中医不过是有意无意的骗子”的议论。

    这些近代知识文化界名人的言论,并不意味他们本人完全否定中医。像梁启超、胡适都曾请中医治疗疾病,鲁迅也对《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有所研究。包括西医学校毕业、自称“平生不服中药”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孙中山,在晚年病危时也接受了中医治疗。但他们的公开态度,出于倡导新文化的需要,都毫不犹豫地站在自称为“科学医”的西医这边。

    传统中医向来有着精诚为怀、汲取新知的传统,晚清时期一批医家勇于学习西方医学知识,并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太医院也开始尝试在医学教育中纳入西医内容。但由于学科体系不同和认识论存在差异,中西医汇通在当时还未能取得明显成果。

    以上情形,正是民国时期中医命途多舛的大背景。的确,近代的西方科技蓬勃发展,“科学”似乎无往而不利,成为西方文明强盛的动力。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强势扩张下,“科学”的西医几乎在每一个所到之处轻易地压倒原有的传统医学。各国还没有两种医学并存的先例,日本在明治维新时甚至是主动地取缔汉医改用西医。所以,当民国开始移植建立在西医基础上的卫生行政体系时,一些人士也认为中西医不能并存,乘社会革命之势提出“医学革命”主张,并试图借用行政力量取缔中医。

    民国时期的中医,时刻蒙着遭遇废止命运的阴影,唯有在受到种种限制的条件下,坚强地抗争图存、自强发展。 (郑洪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学院)

    自强发展 中医自有立脚点

    

    恽铁樵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后,我国原有学科开始脱离传统模式,向西方科学文明融会,大多数传统学科或被外来科学所取代,或被肢解成新式学科中的构件。只有中医药学,虽然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压,甚至险遭取缔,但总体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学术风貌,可谓一枝独秀。这得益于民国时期中医药界的抗争图存和自强发展。

    余云岫早在1916年就著书《灵素商兑》,用西医解剖、生理、病理学作为标准,对《内经》开展全面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试图使建立在《黄帝内经》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大厦土崩瓦解。

    在时势的紧逼下,为了生存,中医界进行多种探索,改良、革新、科学化,其中“中医科学化”成为一时潮流。陆渊雷认为中医确有实效,但科学毕竟是真理。主张以西医学为参照,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陆氏主持起草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指出:“国医原来病名向来不科学……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之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能异于西医即不能合于科学”。还有谭次仲、谢仲墨等也主张中医科学化,视科学为真理,用西医作为标准。

    面对严峻挑战,中医界有识之士从学理、医理上进行反驳、抗争。恽铁樵《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明确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五行最受当时科学人士的抨击。而恽铁樵独具慧眼,指出“《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本源本于天之四时”(《群经见智录》),认为五行是四时的代名词,不过是用来演说四时之变化,从方法论上阐释了中医朴素辨证认知思维,回击了对中医的责难。

    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指出《内经》的“最高理论为阴阳五行、生长收藏与调节……自以辩证法为最正确之途径”,认为《内经》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

    陆士谔认为“凡是一种学术,必有其根据地,必有其立脚点”(《士谔医话》)。时逸人认为中医的特长在于“运用虚实寒热等为辨证之方针,选用历代相传之经验良方,尤注意于人体自然之机能,以及风土气候之变迁,方药之配合加减等”(《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辨证论治为中医立脚点已跃然纸上。

    民国时期,虽然有过一些迎合“科学”的探索,但是恽铁樵、杨则民、陆士谔、时逸人等医家坚持中医自有立脚点,积极维护基于《黄帝内经》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医家非常重视传统学术的继承,如《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等首部中医药辞典问世;《三三医书》《中国医学大成》等大型丛书编辑;《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医案佳作编撰。同时在继承基础上不乏创新提高,在诊治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诊断方面,祝味菊继承明代张景岳“两纲六变”之说,明确提出“八纲”,并指出它具有“执简御繁”的重要作用。伤寒温病方面,黄竹斋《伤寒论集注》集伤寒之大成,更有恽铁樵《伤寒论研究》、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余无言《伤寒论新义》、祝味菊《伤寒质难》等多部伤寒新作;何廉臣《重订通俗伤寒论》等,主张寒温融合。临床各科,名家辈出,如治温病有丁甘仁,针灸有承淡安,一指禅推拿有丁凤山。学术思想,传承有序,如治中风张山雷,上承张伯龙,下及张锡纯。这些大师名家踏着时代的节拍,或继承传统,或融会新知,有力地推动中医临床的发展。正是这些前辈的积极作为,自强进取,才奏响了民国中医发展的主旋律。 (朱建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抗争图存 中医教育成焦点

    

    1929年赴京请愿团。后排左起:张梅庵、张赞臣、蒋文芳、岑志良。前排左起:陈存仁、谢利恒。

    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和日本明治维新废除汉医成功的影响下,政府限制中医,甚至听任废止中医,致使中医教育被摒弃于官方学制之外。中医教育合法化直接影响中医执业的合法化,成为中医界图存与发展的命脉所在,为此中医药界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抗争。

    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未将中医列入“医药学教育规程”,这就是史上著名的“漏列中医”事件。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首先提出抗议,并在一年内联合19个省市的中医药同仁,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掀开近代史上中医抗争的第一幕。迫于舆论压力,教育部、国务院复文:无意废弃中医,准许中医学校开办。随后,上海、浙江中医专门学校(1917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24年)等相继成立,但中医加入学制却被“暂从缓议”,中医学校只能在内务部而不是在教育部立案,因而中医并未真正加入学制。学制外中医学校毕业生,不能获得合法的执业资格。

    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即近代中医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同时余氏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送呈教育部,要求“明令禁其传习,废其学校”。此案一经公布,全国舆论哗然,各地中医药团体及报社、商会纷纷致电南京政府,表示强烈反对。随后成立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推选代表赴京请愿。3月,代表们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代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等请愿。最终迫使“废止中医案”未予实行。

    1930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226次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关于设立中央国医馆的提案。中央国医馆成立,中医存废斗争一度有所缓和,但国民政府教育当局对中医教育的限制仍然存在。1929年8月,教育部第949号部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教育部、卫生部主张将中医学校改为学社、传习所,不列入学制。

    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焦易堂等53位中委提出“责成教育部明令制定中医教学规程编入教育学制系统以便兴办学校而符法令案”获会议通过。经多方努力,重庆政府教育部于1938年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1939年5月公布五年全日制《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时数分配表》,中医界抗争数十年的中医教育合法化取得了初步成果。1943年9月公布的《医师法》,明确将“在中医学校修习医学,并经实习成绩优良,得有毕业证书者”作为中医通过“检核”的条件之一。据统计,经过中医师检核委员会议认证,前后共有60所中医院校颁发的毕业证书获准通过检核。

    但好景不长。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同年6月,南京政府卫生署命令各地卫生局,规定中医不得再称医师,公然否定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1947年11月,上海不准各中医学校毕业生参加中医特种考试,使中医教育再受重创。

    中医教育是关系到中医药学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而成为存废双方历次斗争的焦点。民国时期,中医药界在抗争的同时,借鉴西医学教育,兴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不断改进自身,为发展中医教育进行了艰苦的探索。 (袁冰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融会新知 与时俱进有创新

    

    上海国医学院首门景。

    民国时期,面对西医严峻冲击和挑战的中医药界,虽然由于社会及自身诸多方面的原因,在寻求自我更新发展的道路上障碍重重,有关中西医对比、争论等思潮迭起,但在清醒地认识到中西医学之间的区别和差距后,融会西医新知与时俱进,并时有创新,成为这一时期中医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的中医学,在学科建设、基础理论、临床诊疗、中药学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医学的内容。

    在学科建设方面,中医参照近代自然科学的分类方法,对中医学科的设置和中医教材的编写采纳一些相关的西医内容。1933年,中央国医馆公布《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把中医学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大类,并且初步确立了这两大学科下属各门科目的内涵与外延。教材编写逐步系统化:何廉臣、史铁生主张仿照欧美先进国家治科学之法编写教材;1928、1929年曾两次召开全国教材编辑委员会会议,各地涌现的中医教材讲义有172种之多。

    民国早期中医对西医解剖学知识的融会,不可否认,有将中西医对待脏腑观念强行比附对应情况的存在,但应指出的是,有一些医家如恽铁樵等,已经认识到了中西医脏腑实质的不同。在对待西医解剖学说的问题上,采取了一种比较明智的态度,吸取之,可以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中医的脏腑学说;但并不强行将其融合,任其两者共存。对于西医的生理、病理学说,这一时期的许多医家都主张将其吸收到中医学中来。

    民国时期,中医临床诊断、治疗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但对一些重大疫病的病名、病因病机、诊断等的认识上,中医在坚持中医自身理论的同时,仍会适当地融合西说,时有创新。如一些重大疫病,早期多据症状命名,如鼠疫又被称为痒子症、耗子症、核症、核瘟等,民国中医接受西说后,将其细化为腺性鼠疫、败血性鼠疫、肺鼠疫。神州医药会组织全国医家展开痉瘟、伏瘟、疫痉、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急头风等病名的讨论。1932年,严苍山在《疫痉家庭自疗集》扉页上写“脑膜炎”,适合当时民众的需要,中西医病名相对应,有坚持,有融合。

    在病因病机方面,随着对西医细菌等病因学说接触的增多,一些医家开始尝试用这些西医知识来认识、解释各种疫病。譬如认识到鼠疫是由鼠疫杆菌经蚤类或鼠疫病人飞沫等途径传染;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通过被此菌污染的饮食物及霍乱病人的吐泻物等进行快速传播等。部分医家还将中西医的病因学说进行比较,在用中医病因病机学说分析疫病的同时,适当地参合一些西医知识,有助于对疫病的诊治。

    民国时期的部分中医,接受部分西医诊断学知识,引用实验室诊断方法鉴别诊断疾病;将一些西医诊断器械如探喉镜、体温计、听诊器、脉压计、压舌板、X线摄片技术等,引入到诊断实践中来,在一定意义上提高了中医诊断的客观性。

    西医治疗细菌感染,在磺胺药和青霉素发明前,并无优势;发明之后,又受社会、经济等诸多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优势难以发挥,因此民国中医仍然有较多的优势。即使如此,部分中医仍然能够主动融会新知,并进行一些可贵的探索。譬如时逸人、陆渊雷、施今墨等参考西医相关知识,对一些重大疫病的病因病机、诊断的认识渐趋清晰,在治疗模式上,开始初步尝试将中医辨证论治与西医辨病治疗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如张锡纯石膏加阿斯匹林汤,中西药物联用;在时疫医院里,采用中西医两法,使用盐水静脉注射治疗霍乱;中医李建颐还发明二一解毒注射液,用于临床鼠疫的治疗。

    这一时期,一些中医还撷取西医部分药理学内容,对中药的研究也开始转向药物成分的提取、分析。当时已有医家认识到不能单纯依靠化学分析方法来确认中药疗效,这种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简言之,在国家内忧外患、疫病流行以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和融合的环境中,民国中医融会新知,与时俱进,始终是中国社会防治疾病的中坚力量。 (吴文清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